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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实|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专题对话三“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


编者按


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专题对话三“专题对话三: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部分的精彩发言摘要。



专题对话三

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

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



第三场专题对话——“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陈淑梅教授主持。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认为,发挥全球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共同努力对于抗疫很重要。全球需在五个方面加强合作:第一,金融危机后建立的有效机制要在抗疫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第三,国际社会要避免对生产医药和国际安全担忧的过度反应;第四,需在新兴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制定统一标准;第五,要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进行完善和修改。总之,当前疫情冲击下国际经济合作必不可少,这既是抗疫的重要方面,也是保持全球经济稳步上升和恢复的手段。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认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合作及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出现5点新变化,即全球价值链萎缩、本土化加强、区域化加强、数字化转型以及大国在战略博弈中有意识的战略切割。这些变化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后疫情时代仍将持续。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在疫情期间仍在不断加速,为全球稳定带来挑战。美国、欧洲、中国等全球最重要经济体均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大砝码。如何在未来加强合作、推动数字治理,将是国际社会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最后,余南平教授对未来国际趋势做出总体判断,认为与全球强力国家拥有全产业链的1940年代不同,世界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将不会轻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全球力量正不断向东移动,21世纪后半叶世界将迎来亚洲时代的真正到来。最后,当前区域化趋势较全球化趋势更为强劲,全球主要经济体能否加强合作将决定全球化能否进一步推进。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张昕副教授指出,首先,新冠疫情已成为全球共同危机,并对全球化提出挑战。疫情的暴发加大了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变化,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急速收缩。其次,全球化本身具有鲜明的多维性和多样性,而新冠疫情为全球化提供了更为复杂多样的关系网络。单一维度的全球化已经受到内部的自我反击,而多维度的全球化或将形成多个嵌套式或平行的全球化图景。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重塑过程中探究不同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前景,并为其提供政策制度支持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DIINSIDER联合创始人李博伦从政策和基层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缅甸的发展合作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加大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工作,积极参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各类合作和投资项目。但与此同时,许多大型项目却往往遭遇来自国际政治及当地传统利益相关者两方面的阻碍。对此,李博伦分享了其从中国利益出发所观察到的两种应对挑战的方法。一是吸引包括非盈利机构和媒体代理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以进行更多元化的社区互动,二是采取“Storytelling”的方式进行海外交流。



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系Tomoo Kikuchi教授表示,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出现了几个趋势。第一,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供应链的分配向东南亚转移;第二,在数字经济方面,中美之间正开展技术战,日本则有所落后,韩国也将在5G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零碳排放,日本计划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并发展氢能源。关于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Tomoo Kikuchi指出,第一,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拜登将会减缓中美贸易摩擦,但美国回到CPTPP的可能性很低;RCEP将会生效;CPTPP成员国可能会扩大,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自由数据流通和国企改革会很困难。第二,在数字经济方面,中美技术战仍然会持续。第三,气候变化是最有潜力和合作可能性的领域。总之,这一地区将会更加融合,而不是更加分裂。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Timofei Bordachev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疫情下国际经济政治特点及俄罗斯的态度展开。从经济角度看,新冠疫情对俄罗斯经济冲击较弱,因为其除能源领域外对世界贸易依赖性较低。基于此特点,俄罗斯对国际经济的关注常以自我需求为导向,且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从政治角度看,国际经济关系主要受到全球力量平衡变化的影响,同时又会激发大国间的政治斗争。除此以外,疫情期间中国以鼓励本土生产及消费发展为长期目标,俄罗斯远东地区也逐渐消除其农业对中国劳动力的依赖,这些都证明新冠疫情推动了区域化进程以及劳动力及生产的本土化进程。Bordachev教授最后指出,目前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仍是承诺多于行动。但基于对美国新一届政府不会采取较为激进行为的判断,他仍对中国及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持有乐观态度。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Alexander Libman教授发表了如下观点:首先,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第二,受疫情影响,多个国家自顾不暇,对于国际问题的参与程度降低。第三,自下而上的国际连接和自上而下的治理环境会面临疫情带来的两大挑战,即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一方面,疫情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而内部的不断增加的不平等促使民众更加倾向于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各国政府在国际秩序中表现地更为保守。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执行不力、信息不透明使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最后,Libman教授指出,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势必将对国际合作和经济市场产生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


在自由讨论环节,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内容涉及油价下跌与俄罗斯经济形势、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不同地区田野调查运作方式的差异、在各地开展“Storytelling”的效果及影响机制等。


来源

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

发言整理|欧亚版

统稿|杨子桐

排版|瞿晶磊

审核|李舒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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