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实｜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圆桌头脑风暴 “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编者按

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部分的精彩发言摘要。

圆桌头脑风暴

“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12月13日上午，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顺利举行，会议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指出了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四大不确定性。第一，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治理方式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运转模式。第二，网络政治催生了不同于19和20世纪的民粹主义形态，许多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受到民粹主义的严重影响。第三，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最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尚属未知，中国坚定崛起、美国决心遏制的基本战略方向导致的矛盾难以调和，而中俄、中欧关系以及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国的关系都将受到中美关系的巨大影响。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认为，美国日益兴起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给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有统一领导、统一指导思想的国家，能够且理应继续坚守道德高地、捍卫理性主义。童世骏教授援引罗素1922年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的判断并提出了如何做到强而不霸的“中国的罗素问题”，指出应该从如下四个角度——即关注中国发展蕴含的道德意义，中国发展做出的国际贡献，中国发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以及中国发展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来讲好中国故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唐世平分析了影响2030年世界格局的四大主要趋势。从世界贫富差距的角度来看，经过疫情和技术进步后，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从民粹主义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会时常兴起和回潮，但不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潮。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中美差距缩小的速度会有所放缓，而印度追赶中国的速度会加快，俄罗斯等依赖传统能源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第四个趋势与中美关系有关，唐世平教授认为未来10年的中美竞争会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竞争还会持续；第二，技术竞争会愈发激烈；第三，两国的竞争会转变为点对点的遏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宏图教授指出，历史研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为把握世界的发展趋势提供长时段的考察。历史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互缠绕的，确定性中孕育着不确定性，失序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次秩序的到来。李宏图教授从欧洲历史切入，指出以18世纪为重要节点，欧洲最先构建了现代社会和全球秩序的基础。但这套模式在19世纪到达顶峰的时候，自由的过度张扬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已十分尖锐，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等均是解决该问题的尝试。从1914年到一战后的70年，欧洲国家进入到相对平等的状态。而80年代高科技的发展导致新的不平等出现，使欧洲进入新的临界点，并推动了西方民粹主义的发展。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在自由的旗帜下必须要解决平等的问题，要解决人民的问题，解决民族的问题。也就是要致力于人民权利的实现。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教授认为，未来几年对于全世界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价值观的问题会显得更为重要。十年之内世界将出现意识形态回潮，关于价值观的争论会重新返回历史舞台。在此趋势下，软实力不再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软弱无力，人们应该更新观念，进一步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我国也应该加速推进软实力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就中非发展合作发表主旨演讲，对于非洲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可能图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未来30年，如果西方减少干涉，且非洲内部能实现有效治理，加上中非之间，南南之间合作的加强，非洲将取得良好发展，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如部分条件缺失则可能导致部分非洲国家获得良好发展、大部分国家保持贫困，甚至整个非洲进一步沉沦、失去最后发展机遇的局面。目前非洲国家正经历第二次觉醒和解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巨大优越性的中国道路将为非洲提供启发。我们应积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研究，并推进非洲中国学的发展，通过构建话语共同体和概念共同体，推动中非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并最终促成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兼职教授刘亚伟认为，今后十年，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洲等国都将面临各式挑战。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民粹主义兴起等将使得整个世界混乱不堪。刘亚伟教授强调，未来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有三：第一，美国陷入深度危机，国际社会缺乏有效领导；第二，中国面临的挑战或不比美国轻松；第三，中美需要修复双边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繁荣发展。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张景全教授从海洋政治学的视角提出了“泛海洋时代”的概念。过去海洋时代的特征是对抗，泛海洋时代的特征则是竞争与合作并存。这一概念的学理意义在于跳出了先前“海陆对抗”这一纯粹的竞争性假设，将陆权和海权国家均纳入理论体系当中，从而突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认知体系，并可以为把握后疫情时代的趋势提供启发。另一方面，张景全教授强调对安全主体的扩展，提出了安全观念的群落性思维。人文社科的主流假设是以个体思维为逻辑起点的，群落性思维则主张把行为主体假设为群落，而非个体。任何群落的安全受到威胁，其他群落的安全也难保障。与此同时，群落思维可以把海洋生命、海洋非生命都纳入考虑体系，实现从物质缺位到物质复位的逻辑转换。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更应当突破个体安全的思维方式，进入群落安全的思维层次。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首先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历数了16-20世纪各自30年代的世界格局，指出各个世纪的30年代都是世界局势剧烈变化的时期。接着，他分析了当今不确定世界中的6点“确定的不确定性”：第一，全球发展(AI时代到来、信息化、人类智识水平提高）与退化（气候变化、能源供给能力退化）的不确定性正在加速推进。第二，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竞争与合作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第三，全球欠发达地区的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对全球构成重大冲击的决定性力量。第四，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影响世界确定性的关键变量。第五点就是大国偶像，特别是稳定、平稳发展的中国，也是全球确定性的重要变量。第六，在疫情时代，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也是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变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副教授分析了民粹主义上升和中美关系走势这两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来源，认为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是民众对现实极度不满，又无法找到改变现状的有效手段。政治家利用煽动性语言以动员不满的群众，为自身政治目的服务。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高速发展，例如政府通过向企业免费提供土地、水、电、劳动力等方式促进招商引资。然而，人为压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速度和规模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中国带来了企业负债水平上升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等问题，并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为扭转中美关系的消极走势，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完善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郦菁副教授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波兰尼时刻”——双向运动不断加深，市场化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加剧，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今社会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行类比。当时文明制度崩溃、国际贸易体系变革，引发各国纷纷开展诸如罗斯福新政等拯救运动。如今，新冠疫情危机暴发后，国际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各种意义上的逆全球化运动加速、原有国际秩序面临崩溃、美股数次熔断、种族冲突加剧、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各国将如何开展新的社会保护运动值得我们深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认为，以十年为时间段的预测不易把握，因为决定世界形态的诸多要素是惰性因素，而它们在十年维度上基本固定不变。可能会以反复和修正形式变化的因素是科技、资本和思想。科技因素可能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或处于稳定状态。尽管现在限制资本扩张又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口号，但资本投入仍是基本脉络。就技术要素而言，世界正处于互联网红利耗尽阶段，无人知晓新技术何时落地。思想因素上，已知民粹主义思潮必然会上升，却难以判断这是长期还是短期趋势。以上三个因素都处在动荡变革中，这时预测十年后的世界往往会失败。尽管2030年是一个“薛定谔的世界”，但类似的讨论仍有价值，有助于我们把握可以预见的未来。

在自由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重点就技术领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发表评论，指出未来10年人类会形成技术领域的群体性突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发展趋势会改变我们既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颠覆既有经济学给出的所有逻辑，特别是无人化生产作为无人生产要素以后，将突破工业时代经济学给出的假定。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吴永年教授基于对印度的深入研究，就印度的疫情防控、水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预测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于深入研究和知识积累可预测的，一是难以提前预见的事物，只有暴露出来以后才能被认识，新冠疫情就属于后一种。吴永年教授强调，预测工作应深入区域国别的文化领域，基于在地知识的长期积累，简单的政策分析难以解答许多重大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晋继勇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等专家学者随后加入讨论，就欧洲政治精英的心态问题、欧洲的再民族国家化问题、中西方文明和制度交流问题等做了进一步研讨。

出处

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