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赫琳等：我国老年人语言能力问题及语言服务路径研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语情 Author 赫琳 王安琪
老年人语言服务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议题，我国老年人在国家通用语言、现代语言技术、外语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重视语言能力的年龄群体差异。要增强老年人普通话意识，实行分层级按需推广的精确推普；语言技术产品开发要贴合老年人普通话和外语能力的实际，细化开发模式，建立老年人分级阅读体系；要丰富老年人外语学习的方式，注重开发老年人外语培训产品，开发老年人语言资源。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除了养老服务方面的需求，“老年人还有经济保障、精神保障、参与社会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多方面的需求”。新时期“积极老龄化”目标下，要通过语言服务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丰富生活的内涵，服务要“提智”，“提智”先“提语”，认识老年人的语言能力问题是关键。除语言习得外，语言衰老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端，探究老年人语言能力问题，不仅可促进老年人融人社会，还有助于认识人类语言规律和自身发展命运，精准服务老年群体。
目前，我国学者已认识到老年人的认知老化与语言老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些高校以交叉学科为依托，着手进行老年人语言失蚀相关研究，如同济大学的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推进老年语言学研究＠等。特殊群体语言能力研究近年也涌现出一批成果，如聋生语言能力的评价研究和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研究＠等。老年人群体也有也其特殊性，但是我国语言能力研究主要针对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教育的语文教学和外语教学，对我国老年人群体的语言能力关注不足。国民语言能力的提升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涵盖不同人群的语言能力水平，满足多样化的语言生活需求。人的一生从生命初期到老年晚期，机能、学力、经历、认知各不同，任何一项语言服务、语言需求和语言能力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群体年龄差异。本文旨在从老年人的语言能力人手，探讨老年人的语言需求和服务路径问题。
一、语言服务与国民语言能力
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语言的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语言能力问题会产生语言需求，刺激语言服务产生新的增长点，语言服务反过来又可通过满足语言需求来促进语言能力的提升。语言服务应以人为本，从语言接受者角度看，老年人存在语言障碍、语言能力退化，他们的语言消费与语言需求较为特殊，应对此有特殊关照。但是我国目前“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还存在着不足……需要进行更多观察、研究与建设”。发掘老年人语言需求，要从我国老年人语言能力问题着手突破。
我国学者对什么是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包括哪些内容有较多的论述。胡明扬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需要通过听、说、读、写的实践来掌握和提高”。李宇明指出，“公民语言能力首先是自然语言能力”，“同时也要考虑语种能力和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在学习、社交中能恰如其分地运用语言，能够掌握语言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帮助语言表达，才可称为真正具有某种语言能力。魏晖认为国民语言能力是“国民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沟通的能力，是一种多语能力，包括母语（方言）能力，国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外语能力”。姚喜双认为国民语言能力是一个由若干子能力构成的立体能力体系，国民应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也是核心能力，是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能力，此外还包括“语种能力”“现代语言技术能力”“行业语言应用能力”。应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在国民语言能力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现代语言技术能力和外语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我国老年人语言能力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划分老年人的标准为：60-70岁为年青的老年人，75岁以上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依我国的标准，初老的年龄略有提前，49-59为中老年人，60以上称为老年人。
一些老年人会出现说话唠叨、视力模糊、听觉下降、反应变慢等现象，这是身体机能老化引起的语言衰退，是老年人群体与青少年和中年人群体的一大不同。“近十年来，西方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研究老年人语言衰老现象：一是从语言学范畴内部对语言衰老现象进行描写与归纳；二是从语言学范畴外部考察，运用神经、心理、认知等多个学科原理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老年人语言衰老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其认知能力的变化”。
人的一生，语言能力和年龄并不一直呈正相关．人在步人老年后，就会面临第三阶段——语言能力衰退期。“70岁很可能是语言流利表述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拐点”。在老年期不同阶段，语言衰退的程度各不相同。认知老化、身体机能下降，学习效率就会降低，语言能力便提升缓慢，我们认为，自然的语言衰退是老年人各项语言能力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各项语言需求的要点。
（一）老年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问题
目前尚未有针对老年普通话能力的大范围调查，综合各地区普通话推广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尽管人们普通话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各年龄段并不均衡，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弱于青壮年人群，“推普”在老年人群体的成效也弱于其他群体。
2008年，青海省农村普通话应用状况调查分析得出，61岁以上的人员，听说流畅的人数比例最低，不能听、不能说的人数比例最高。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0年曾经在南方方言区、官话区和少数民族语言代表地区江苏、河北、广西三省区考察普通话的掌握情况，并与2000年调查结果比较。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员在家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从小最先会说普通话的比例、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比青少年和中年人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显示60-69岁人群的比例为58.1％，70岁以上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只有48.5％，表明老年人能使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低于中青年人。根据以上抽样调查数据可知，目前我国老年人总体对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掌握水平和使用能力较低。《人民日报》2014年曾报道，我国约有4亿人口不能用普通话交流。这些群体大多分布在农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老年人为主。此外，一些老年人相对封闭的语言观念也阻滞普通话能力的发展。过去因为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些老年人的语言观念和语言意识相对落后，在一些民族地区和强势方言区，“受‘语言忠诚’等民族意识影响，汉族人受家乡观念的影响”，不接受也不肯学普通话。
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是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老年人普通话的基本提升需求。普通话听说能力弱的老年人，识字率低，获取信息的能力弱，长此以往，缺乏基本沟通能力，形成了“无法交流一不愿交流一沟通能力低下一更不愿交流”的不良循环。普通话能力低下将会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尊严。
（二）老年人现代语言技术能力问题
掌握一定的现代语言技术能力，才能更好地享受信息化发展的成果，国民语言技术的应用能力大体由语言技术交际能力、语言技术通识能力和信息采集与管理能力组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国民的现代语言技术能力应是以计算机或者智能手机中各种产品为工具，实现数字阅读、话语交流、拓展视野，信息获取的能力。我国老年人对数字工具的拥有和使用率，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而言偏低，目前呈现逐年缓步增加的趋势。
语言科技资源分配不均，数字设备技术知识匮乏，识字率低、获取信息能力弱，都使我国老年人整体现代语言技术能力较弱。以使用互联网为例，“最近四次的中国互联网信息调査数据显示，我国中老年群体成为网民增长的主要来源”，我国老年人现代语言技术能力、需求总体上呈逐年提升的趋势。但是，老年人占有语言资源远少于青壮年，“不擅于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如网络、手机短信、电子书刊，并且接受新生事物较慢的老龄群体处于弱势状态”。
与青少年和中年人相比，老年人因特殊的生理、心理和经历，让他们在发展语言技术能力时面对不小的挑战。导致老年人“科技恐惧”的原因有：教育水平差距大；视力体力衰退；数字阅读硬件设备不完善，数字设备功能繁杂；新型阅读素材主要面向中青年群体，对老年人的吸引力不大，独立自主性不强，接受新事物的冲击需要时间，科技产品不够贴合老年人的语言特点和语言需求。
另外，老年人语言技术能力高低、需求大小与地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关，科技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主要依托大城市，农村地区老年人相对而言接触较少。经济实力强，学历高的老年人更乐于尝试现代语言技术，而文化水平低，经济实力弱的老年人面对科技产品仍然有恐惧和抵触心态。
（三）老年人外语能力问题
近十年来的单双语者对比和语言训练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持续的双语经验还能形成认知优势，帮助抵制由老化导致的负面认知影响”。我国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身学外语的浪潮，但目前针对我国老年人外语能力和需求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老年人学习外语的需求和青年学生有很大不同，老年人学习外语主要出于打发退休时光、与孙辈交流、跟上社会、出国旅游或探亲等目的，注重外语的听说能力。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外语能力整体上存在语种不够丰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英语是我国老年外语学习者首选且数量最庞大的语言，小语种课程开设时间晚，普及程度不及英语。据２００９年《中国特色老年大学教育现代化》课题组对全国近７０所老年大学主要课程设置情况的调查，“外语类课程，除英语外，一些学校还开设了俄、日、韩等小语种专业课程”。目前我国老年大学多分布在城市，学习外语的方式有面授、网课等。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老年人学习外语的动力不足，师资、硬件、课时等条件很有限。总体上老年人外语能力呈现“城强乡弱”的局面。
三、老年人语言服务路径
提高老年人语言能力，满足老年人语言需求是老年人语言服务的重要目标。老年人“随年龄增高其精神生活的重点从现实的外界逐渐转移到内在的精神活动中，受到别人尊重会成为他们的最大安慰”，融人社会、参与社会是收获尊重与满足的较好途径。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服务老年人语言需求，要着重提升老年人国家通用语、现代语言技术能力、外语能力，注重开发老年人的语言与人力资源，实现“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为”双贏。
（一）老年人国家通用语能力提升服务
提升老年人的国家通用语能力是老年人语言服务最基本的一环。建议开展更多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关于老年人语言能力的调查和研究，将提升老年人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将提升普通话能力纳人积极老龄化工作目标。
针对我国老年人普通话能力整体弱于其他年龄段、城乡发展不均的问题，首先要开展调研“摸清底数”，获得我国老年人普通话使用情况、分布差异的整体数据。其次，精确推普需要按需推广、开展培训，如边远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要注重培训日常交际口语，提升听说能力。在推广普通话时，需要向他们耐心解释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年人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心理生理状态、方言和普通话水平实行分层教学，这是因为大多数老年人没有或很少在学校受过普通话教学训练，加上方言的负迁移、异体字、非常用词语的影响，学习普通话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最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普通话推广活动并鼓励老年人参加，带动社区、家庭来共同提升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
（二）老年人现代语言技术能力提升服务
提升老年人现代语言技术能力，首先要加强老年人的应用技术能力调查，区分能力层次，聚焦语言技术能力重点，提升数宇阅读、话语交流、拓展视野、信息获取、精神娱乐的服务。
其次，为老年人灵活的提供语言技术培训服务，帮助老年人减轻对科技产品的隔膜感和恐惧感，使其能够驾驭信息化的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成果。老年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心理距离更近。各级图书馆、老年大学、社区、街道可组织老年人科技产品互帮互学培训小组，也可以发动已退休、学有余力的高知识、高技能老年人来普及打字、上网、聊天软件、智能手机、其他科技产品的技术知识。
再次，语言智能技术产品研发，由上至下都需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科技关怀和语言关怀，产品的功能需要更多考虑老年人机能和语言的实际情况，还要贴合老年人的普通话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外语能力实际，例如，针对老年人方言口音重的特点开发方言语音识别技术，针对老年人视力衰退的问题在电子产品中设置“放大镜”功能，针对老年人没有系统学习汉语输人法的特点普及数码设备的手写输人检索功能等。
根据老年人城乡需求差异和文化水平差异，细化数字阅读产品的开发模式。老年读者自身的阅读水平受语言能力、认知水平、生理条件、兴趣爱好、阅读动机等因素影响。影响老年人阅读水平的因素主要是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可以借鉴市面上的儿童分级阅读体系，建立老年人分级阅读体系，开发老年人分级阅读的产品。
总之，老年人的信息素质和信息接受能力提升服务既需要老年大学、街道、社区的课程普及，也需要家庭成员（子辈与孙辈）的日常参与。
（三）老年人外语能力提升服务
“如今，外语已经发展嬗变为公民素质，目的已不全在于学习，还在于办理各种实务，在不同文化间穿行”。首先，要梳理老年人学习英语的需求，着重培养老年人的基本听说能力，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增开其他小语种培训课程。其次，丰富老年人外语学习的方式，过去的教学重书面能力而轻口头表达能力，很多老年人羞于开口说外语，因此，外语培训教师要以耐心鼓励为主，帮助他们克服开口说话的恐惧，提高他们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性。
此外，老年人外语教育的办学培训方式需要转变，要将外语学习的课堂从老年大学延伸到社区，联通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资源，比如邀请外语专业青年学生志愿者来授课，或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普通高校的网络课程向老年人开放，利用媒体技术，突破课堂的时空局限，或者吸纳老年人进人高校参加外语继续教育培训。
语言培训行业可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外语培训产品。我国语言培训行业的产品主要包括留学语言培训、升学和升值类培训、商务语言培训、少儿语言培训等，老年人语言培训的产品比较稀缺，各语言培训机构可推出老年外语培训课程或推出在线老年外语教育培训课程产品。
（四）开发老年人语言资源
当前网络空间中控制着话语权的是掌握新媒体语言和技术的青年一代。“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不仅要让老年人获得语言资源，体现关怀，还应转换思路开发老年人的语言资源。
要认识到广大老年群体当中蕴含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知识、经验和技能，鼓励老年劳动者在退休后再就业，身份“转型”，从语言服务的“接受者”的角色转变施予者”的角色，参与提升社区的语言活力的服务活动，促进语言认同和语言传播。这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保持机能、锻炼身心、融人社会，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积极举措。
可以组织身体健康，有普通话或外语能力优势的老年人到老年大学或者社区课堂提供语言教学培训、语言康复等服务。“健康的老年人作为老年义工，对照顾老年人有很多的优势，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语言，懂得老年人的心理，如加以培训，健康老年人就能发挥很大作用”，鼓励、聘用退休教师或离退休教师到社区或者老年大学的课堂授课，在“授人以渔”的同时实现“老有所为”。在一些方言区，社区和老年大学可以组织活动和课堂宣讲当地方言以及历史文化故事，帮助不会说方言的随迁老人提升对新城市的熟悉感和归属感。
四、余论
本文所讨论的老年人是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老年人，至于特殊老年群体（如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斯氏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老年人）的语言研究，如何减缓他们语言衰退磨蚀速度，还须借助语言学、医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共同研发，提供支撑。老年人在早期、中期、晚期的身体机能情况各不同，衰老程度和语言能力水平密切相关，还须根据老年人的不同生理阶段，细化制定不同层级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服务提升方案。城乡老年人的语言能力差异、语言需求差异同样值得深人调研，制定具有可行性的语言服务方案。
总之，“积极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思维，提升我国老年人的语言能力问题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服务我国老年人语言需求非一日之功，还需语言文字工作者和老龄事业工作者共同努力，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有效应对老龄化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构建理想老龄社会。
参考文献
[1]赫琳 2018《语言扶贫有助于永久脱贫》，《中国教育报》，5月31日。
[2]方小兵 2018《从家庭语言规划到社区语言规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3]穆光宗 2002《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的老龄化的基本框架》，《人口研究》，第6期。
来源：赫琳 王安琪，我国老年人语言能力问題及语言服务路径研究，《语言产业研究》2019年第1期
本文转自中国语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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