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例外的女性
然而，桑塔格的个人经历并不能归入解放运动的社会变革话语，尽管她全身心地支持着它。主要原因在于，桑塔格自1960 年代参与政治活动之后，已逐渐从改革社会的志向中抽离，转而找到了一条稳固的个人主义途径。而这种关注点很难与女权主义的社会推动方向相一致。关于这个话题桑塔格表达的非常明确，她是从女性自身而不是在社会中重新思考女性的角色：“恐惧、一种毫无底气的自信、不安全感和无能为力……全方位地激发我们自己的能量。这些因素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影响着我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方式。”桑塔格在《自由职业每周新闻》（SoHo Weekly News）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讲述。在另一个采访中，她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批判性思考，她说，女性过于害怕表达她们的愤怒，而愤怒对于男人来说却是一种正常的积极行为。
她在私下谈话中常常表达得更为直率，有时也带着对女权运动的某种自鸣得意，而作出这样的评论经常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例外的女性”。女权主义，桑塔格说，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而它的内心却只涉及了某种“平庸”。拥有二流和经常是三流智识的男性占据着权力的中心，而这对于普通天赋的女性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女权主义——她的朋友斯蒂芬·科赫回忆起桑塔格曾说过——是一场为拥有普通天赋的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她们也有权利占据这样的位置。但是人们不要忘记，已经有超过150 年，受过一流教育的女性在西欧和美国有机会进入科学、艺术、传媒和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域。乔治·艾略特、西蒙娜·德·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和居里夫人就是这样的例子，桑塔格如是说，当然还有她自己。
需要补充的是，桑塔格是用衡量男性的同样标准来衡量这些女性的。这成为她写作生涯最出色的一篇文章的核心论点，虽然并未明言。那些年，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美国又一次名声大噪。她的两部政治宣传影片——一部是有关1934 年纳粹党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另一部是关于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在许多电影节上放映，1974 年科罗拉多州的特柳赖德电影节（Telluride Film Festival）邀请里芬施塔尔以嘉宾的身份参加；女权主义艺术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在1973 年纽约电影节的海报上兴奋地预告了“莱妮”的到来；此外，她还参加了1974 年的芝加哥女权主义电影节。当时在讨论后人们达成共识，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十分有效地呈现了纳粹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第三帝国时期精神的产物，它让位给了里芬施塔尔电影中的美、古典结构和完美技艺，看起来尤显僵化。桑塔格在她1965 年的散文《论风格》（On Style）中也持相同的立场。尽管她当时已经明确表明，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在她眼中纯粹是纳粹的政治宣传，但她还是在这些电影中看到了别的东西，它们使政治宣传退到幕后，让法西斯的内容缩小成仅是的形式角色。依据桑塔格的观点，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属于“杰作”，因为它们“展现了精神、优雅和感官的复杂动态”，超越了“政治宣传甚至报道的范畴”。桑塔格关于里芬施塔尔的散文《迷人的法西斯》（Fascinating Fascism ，1974）似乎可以理解为这个论题的详细注脚，同时又对它进行了完善和修订。她此次的提问不再针对里芬施塔尔迷人的美学风格，而是里芬施塔尔的电影为何能产生如此的魅力。她的答案是：里芬施塔尔的风格本身就充满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每一分每一秒，并透过使人意乱情迷的美好画面使观影者无意识地笼罩在权力和优越性的施虐—受虐意识形态中。这篇散文发表在1975 年2 月的《纽约书评》上，使这期杂志成为它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直到文章发表的最后一刻，罗伯特·希尔维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还与桑塔格在电话中对文稿进行润色修改和毛校确认。他们心里明白，这是桑塔格写过的最好的散文。
1973 年，里芬施塔尔在极大的关注下出版了一本关于苏丹原住民努巴人（Nuba）的大开本摄影集，照片皆以铜版照相纸印刷。从这本名为《努巴——另一个星球上的人类》的摄影集出发，桑塔格将里芬施塔尔令人不知该如何对待的恢复声誉的行为形容为电影摄影领域的天才选择。当社会支持这种发展时，桑塔格发现了一种新的、不断增强的对美的概念的崇拜。桑塔格批评了里芬施塔尔的照片和摄影集的前言，针对的是它们对身体强度、氏族忠诚和集体狂欢式屈从的过度吹嘘。桑塔格认为，里芬施塔尔同样也将这些风格元素运用到了她宏大的纪录影片当中，并进一步指出，在作批判性“阅读”时，这些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元素不能被忽略。里芬施塔尔将它们翻译成了关于渴望、吸引力和外在完美的浪漫主义理想，由此每个观影者都能直观地理解；现在，这种理想也以其他符号形式再次出现在流行文化里，比如以色情手册的形式，它使得纳粹军装崇拜以施虐—受虐的游戏方式重新复苏。
据说里芬施塔尔在女权主义圈子中获得了称赞，桑塔格也在她的散文中对这种赞赏作出了评论，这遭到了著名诗人和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反驳。在写给《纽约书评》的一封读者来信中，里奇纠正道，女权主义运动全体不赞成这种观点，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更多是将里芬施塔尔批判为一个“拥有男性自我认同的成功女性”。此外，里奇直接要求桑塔格也要明确表明她对女权主义的立场。对桑塔格而言，艾德丽安·里奇的信不啻一种挑战。她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予以回击，信中迸发出冷血的字句，特别当话题涉及拥有男性化认同的女性时。桑塔格指责里奇是“1960 年代幼稚的左派”， 总是使用颇具煽动性的修辞。更有甚者：女权主义运动线性的意识形态化和智识上的平庸化对于桑塔格来说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
桑塔格的这封读者来信同她的里芬施塔尔散文一样引发了骚动。她的好友理查德·霍华德在总结两位女士的争论时说道：“苏珊拿艾德丽安擦干了地板。”纳丁·戈迪默回忆，她同事兼好友的批判女权主义立场对文学的讨论非常重要。在1975 年的一次采访中，桑塔格描述道，她希望能有女性军团与父权传统作抗争，但是她还说：“女权主义者们倾向于永远保留这些关于等级制度、理论和智识的庸俗特征。那些在1960 年代被斥责为布尔乔亚的、抑制的和精英主义的东西，现在却被视为男权主义而被重新挖掘出来。这种二手的交战状态……意味着要向不成熟的艺术和思想屈服，也意味着鼓励一种真正抑制的道德主义。”
正如她的朋友史蒂夫·瓦瑟曼讲述，在某种程度上，桑塔格的内心一辈子都保留着一种激进的东西，她“从未丧失每天早上打开报纸并感到愤怒的能力”。 然而，桑塔格的里芬施塔尔事件标志着她与1960 年代以及1970 年代初的激进运动的最后道别。她一生都没有追寻某种党派路线或者服从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于桑塔格而言，1960 年代在1975 这一年才真正走向终点，伴随这种终结，桑塔格又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创造自己。
摘自索·恩图书《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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