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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张阿妹:1966年,我参与的抄家“破四旧”

张阿妹 新三界 2021-04-25

  作者简历

 张阿妹,1952年生人。“文革”开始时在人大附中初一读书。1969年到延安专区宜川县插队,1973年在西安当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1985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9年赴美读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联合国发展署顾问。现为美国一家信息公司高级分析师。


原题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




    作者张阿妹



1966年的8月是疯狂的8月。在“砸烂旧世界”和“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北京红卫兵涌向北京的四面八方,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轰轰烈烈的抄家破四旧运动。

那一年我14岁,是人大附中老初一的学生,也是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分子。我没有参加人大附中的老兵组织——红卫兵,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太凶了。

我亲眼所见,我的两名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在参加红卫兵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她们俩原来都很单纯、活泼、开朗,但忽然有一天,这些十四五岁小女孩的单纯活泼开朗都不见了。我看见的是,她们对着我们的班主任,凶狠地挥动着带铜头的皮带。

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穿西装,梳背头,总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时不过才二十几岁。那一天,我的这两位红卫兵朋友,一边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老师,一边让其他的红卫兵按着老师,愣是用推子把老师的锃光瓦亮的大背头,剃成了阴阳头,前后不过用了几十秒。她们把这样的暴力称之为“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剥削阶级思想宣战”。

看到班主任在一群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面前,低着头,弯着腰,脸上红一块紫一块,嘴里还不停地吐着诅咒自己的词儿,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的目瞪口呆是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但我记得我很快就坚定了下来,并且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精神力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我决定不参加红卫兵,我参加了“红旗”。像红卫兵一样,“红旗”也是人大附中红五类的组织,但因对校长和老师的态度比较温和,红卫兵叫它“保皇派”。

不管是革命派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红旗”,他们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都绝不含糊。那年的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红卫兵小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和“红旗”都把这奉为绝对的圣旨。

8月的某一天,我和十几名“红旗”的兄弟姐妹,一起乘车到东单东总布胡同参加抄家“破四旧”。为什么去这条胡同,后来我才知道,在旧说“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北京,东总布胡同及其附近,住着许多最该被“破四旧”的才子佳人、封建遗老遗少、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分子。

到了胡同口,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个坏分子名单。胡同居委会的一位中年大妈,还特意用手指着斜对面,告诉我们,那家住着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叫胡传奎。当时我们都惊叫了一声“胡传魁?”那时江青主持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主要人物胡传魁,早就深入全国人民之心了。

“对,他也叫胡传奎,但有一个字不一样。”然后,她很神秘地低声说,小心了,里边已经有好几拨红卫兵了。

有好几拨红卫兵了?我们带着好奇心和生怕被落下的急切,跨入了路北一座有两个雄伟的大狮子看门、挂着两个硕大的铜环的深宅大院。果不其然,里面已经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扎着皮带,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学生红卫兵。

这个深宅大院真是深不可测,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我们目力所及,到处狼藉。衣服、瓷器、书籍及各种生活用品,散乱在各处。显然,我们来晚了。

“胡传奎在哪里?”记得我们“红旗”中一位年龄稍长一点儿的同学问道。

“在里院”,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答。


我们赶忙奔往里院。在里院的院中央,站着一男一女,男的很胖,个头不高,秃顶,大约50来岁,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记得好像是“反动学术权威胡传奎”。女的微胖,胸前也挂着一块牌子,写的好像是“反动婆子”。这就是这个大院的主人——胡传奎夫妇。

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胡传奎夫妇不知在似火的骄阳下,站了多久。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红卫兵向我们介绍说,每来一拨红卫兵,他们就要挨一次揍,每次挨揍时,红卫兵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们都会回答道“哎,哎”。

毫无例外,我们人大附中的保皇派组织“红旗”,也有人揍了他们,用的是他们腰里扎着的皮带。但我知道,我这次的革命立场跟上次看见班主任被揍已经截然不同了。

至于胡传奎夫妇怎样反动,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也不知道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什么。我们只知道,这样的反动权威家里,可能收藏有金条,也可能有电台。当我们发现从胡夫妇嘴里掏不出金条和电台的下落,我们就分散在院子的各个角落,像其他红卫兵一样,挖墙凿洞,掘地三尺,试图找出隐藏金条和电台的蛛丝马迹。

我们找到的是整箱的饼干,成盒的蜡烛,成捆的书,还有成打的衣服,但没有金条,也没有电台。

我们累了,胡传奎夫妇也累了。我们喝水,到外边买东西吃。可是胡氏二人既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他们仍然站在院子当中,仍然顶着骄阳,仍然挂着牌子,仍然挨着新来的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的鞭打,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哎,哎”。

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恻隐之心,我只记得,我看得麻木了,听得麻木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入夜,我们像其他红卫兵一样,就地和衣而睡。那一夜,这个院子套院子的深宅大院,到底住有多少红卫兵?可能有十多拨,也可能有七八拨,每一拨至少有五六人。深更半夜,还不时地有新来的红卫兵闯入,新来的和原来的红卫兵又不时地发生争吵,而胡传奎夫妇的“哎,哎”声,仍然不绝于耳。

后来,“哎,哎”声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弱,我似睡非睡。到了后半夜,一切都好像安静了下来。忽然,一阵尖厉刺耳的声音传入耳中,我猛地醒来。只见半边天烧得通红,浓烟掠过,夹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和“红旗”的战友们,急忙跳起,循着尖厉的声音找去。

我们跨出那扇厚重的大门,发现整个东总布胡同已经塞满了救火车,救火员正向斜对面的一家院子喷水。二人高的火苗子就是从那里蹿出来的,火势越烧越旺,旺得根本无法进人。

当火势被控制以后,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胡传奎夫妇半夜被另一拨新来的红卫兵带到斜对面那家院子,那也是胡氏夫妇的家产。他们在那儿被几拨新来的红卫兵轮番鞭打,可能是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家里的衣服和书籍堆在自己身上,点火烧了。

他们自焚?我不知道这位红卫兵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只是当火势熄灭以后,我和几个人趁着消防员没注意,一溜烟地窜进了那个宅院的大门。一进大门,我就看见正厅堆着山一样烧焦的垃圾,一些未烧尽的衣服和书籍的边角,隐约可见。其中有两块黑乎乎的东西。年龄稍大一点儿的同学指着那两堆烧得黑乎乎的东西说,那可能就是胡传奎夫妇。

怎么会呢?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现在怎么变成两段只有半米长的焦黑木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人。

后来经确认,胡传奎夫妇是被烧死了。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死于没完没了的鞭打,也可能是死于最后还残存的一点儿做人的尊严。如今,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上,竟然找不到一点儿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又被迫离开这个世界的任何痕迹,呜呼!

今天谨作此文,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1年6月10日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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