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中美博弈与美苏世仇——选自《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新秩序的重塑》

Original 2018-03-06 理查德•哈斯 一瓣

作者简介

理查德•哈斯，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已达14年，是美国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在政界，哈斯曾就任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特别助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和前国务卿克林·鲍威尔的主要顾问。他还曾是代表美国的阿富汗前景斡旋者和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美国特使。曾荣获美国国务院杰出荣誉奖、总统公民勋章、蒂珀雷里国际和平奖等殊荣。在学界，哈斯的职务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会员，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公共政策课程。哈斯拥有牛津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是13部著作的作者，其中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获得“《金融时报》2013年政治类好书”。

编者按

特朗普是个搅局者。在国内，先是想撕毁奥巴马医改方案，其后又是推出全面减税方案；国际上，他正在推翻又美国自身一手构成的全球化3.0体系，首先是退出奥巴马发起设立的TPP和TTIP。消极刚出的时候，国内认为是利好，但实际上特朗普想的是私人订制，而不是WTO的复制品；其次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最新的3月1号通过的提高进口钢与铝的关税；对于中国的政策更是咄咄逼人，终止中美经济对话，开展“双反调查”等，而且行动的时机也颇具讽刺意味。

修昔底德曾说，既成大国与新崛起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是国际事务的自然方式。不得不承认，中国崛起正是特朗普寻求重构世界秩序的主要因素。所以，在特朗普眼中，中国或许也是个搅局者。

正文

在过去 300 年间，决定历史的主因是当时主要强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和分歧往往会导致冲突，有时达到一定规模，所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其他所有事件。这一特点在20 世纪表现得很明显，这是由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决定的。冷战之所以能够保持“冷”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核遏制的稳定效应。

同样，大国政治使得冷战后的1/4个世纪较平稳地发展。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和印度等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虽然远远达不到和谐的程度，但是按照历史标准衡量，属于很好的范畴。这25 年里，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发生过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事实上，甚至很难指出一个可能引发重大冲突（不是武装事件）的情况。这些特点以及其他方面使得这几十年不同于近现代（即1648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然而，本书的书名很明确：我们正处于一个失序的时代。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造成历史问题的主要根源已经通过大多数措施消除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考察大国关系，还需要考虑全球和区域的驱动力量。首先，我们聚焦于为什么大国之间的关系优于历史上的模式。一个因素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非常明显，任何国家想在军事上直接挑战它都是困难和不明智的。另一个因素是虽然其他国家常常不同意美国的某些政策，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行动计划威胁到它们的切身利益。所有这些凸显出一个相关因素，即如今各个国家都更加关注自己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是对外征服。内部发展不仅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也需要能够促进发展的经济关系。相互依赖成为抵制冲突的壁垒，因为一个国家的命运、经济和其他方面都与此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而相关的另一个国家的这些方面也与之直接相关。

这一时期，强权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好，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是市场导向的民主体制，而且各国与各区域互相结盟。印度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关注主要是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政府保持对其人口和领土的控制，同时逐渐发展变化。中国特别注重经济发展，俄罗斯则搭上了石油价格上升的东风。然而，当涉及美国和中国或美国和俄罗斯，又或当事关这三者和它们的一个或多个邻国时，大国关系又变得非常复杂。更重要的是，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已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态势，尤其是美俄关系，其次是美中关系。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种紧张态势是昙花一现，还是走向恶化的前奏？最终是否会退回接近历史最糟糕时的关系？

中美关系

在所有国际关系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美国是当今时代的主导力量，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美国首要地位的最大挑战。确实，这是最难处理的关系。历史上许多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都是从摩擦开始升级到冲突的，这充分说明很难以和平的方式适应权力平衡以及双方关系的变化。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2500 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了崛起的古雅典与霸权一方且疑心重重的斯巴达之间的较量，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些主要研究权力、不可避免地争夺绝对和相对权力份额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或许已经做过预测：美中关系恶化将不可避免。

在这一悲观主义观点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中关系的黏合剂也消失了。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导了两国关系解冻并建交，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对手，这足以让两国跨越过去的敌对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是在促使双方走到一起的因素消失之后，什么样的替代物才能让美中合作延续下去？

然而，美中关系在冷战之后仍然出乎意料地良好，双方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取代了之前对苏联的共同关注。进出口商品贸易从 1990 年的 200 亿美元增加到 25年后的近 6 000 亿美元。投资金额也从可以忽略不计增加到非常可观。同时，外交互动不断增加并扩大范围，高层首脑会晤和政府官员频繁交流，使得双方能够全面地讨论双边、区域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

双方之间还有更广泛的一致性。中国曾一度需要时间来发展国民经济，而且要快速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稳定和安全。只有在区域安全的环境背景下，与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才能实现这种增长。这些因素为中国确定了一个根本性原则：保持克制并发展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促进更多的贸易增长和技术转让。

美国也有很多理由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核心同样是经济：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中产阶级快速增长，这一市场确实是个很大的蛋糕。随着时间推移，美中两国之间的进出口不平衡使得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这一现实实际上把两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华盛顿方面最不希望中国停止购买或者开始减持（后者更糟糕）美国债券，这可能会迫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率和放慢本不需要减速的经济发展。中国方面最不愿意看到其持有的可观的美元资产贬值，更重要的是，中国要进入富裕的美国市场，获得美国的投资。中国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就业。这需要能够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它是代表性市场，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 1/4），且数量不断增加，并利用美国的技术和投资，提高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扩大生产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没有大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基于美国的国家事务和外交政策？美国的态度和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在自己国境内的所为、其国内性质？这一因素是否比其他所有因素更重要？

美国 1973 年在北京开设联络处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有一年多（从1974 年年底到 1975 年年底）担任事实上的美国驻华大使。布什非常倚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极力维持双方关系中的核心部分。当两国意见不同时，美国政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维护两国之间的核心关系，并保持对话。

美国国内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有人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丧失了原则，但其实这就是现实政治。这是正确的选择，这样做有多重理由。首先，美国有许多利益与中国相关，根本无法因为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内部事务而承受两国关系波动的后果。其次，如果美国施加更加激烈的谴责和制裁政策，不一定能实现让中国赋予其人民更多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目标，反而会隔离中国，可能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将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持国家完整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与中国有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台湾问题。对此，美国再次选择了可以称为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政策。中国台湾问题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可以回溯到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美国与“中华民国”（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领导）是长期盟友，在“二战”期间双方一起对抗日本。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年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击败了国民党，国民党溃逃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年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和周围的几个岛屿。他们都声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都坚定地主张只有一个中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拒绝承认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或大陆（或“红色”）的中国政府，这与冷战期间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核心政策一致。美国评估各相关事宜的权重时，意识形态往往高于民族主义及其他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一切在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改变。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将中苏之间不断加剧的对峙视为与中国合作、共同遏制苏联的良机。于是，接着发生了“乒乓外交”和与中国领导人的秘密磋商；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然而，中国台湾的命运问题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坚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永远不可以独立。美国方面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声明称由中国人自己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美方还表示，其“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地区撤出所有部队和基地，并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减缓”，逐步减少驻军。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内容都写入了 1972年早春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签署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中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随后的几十年里以及更多的公报中，双方努力兑现承诺，或者做出巧妙处理。1978 年，美国和中国政府同意从 1979 年1 月1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美国终止了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和安全条约，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彼此互设办事处（代替正式的大使馆），并承诺美国随时向台湾地区提供“必需数量的国防物资和帮助，使台湾地区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还承诺，当台湾地区受到威胁时，美国会采取适当行动。这种表态虽然模棱两可，但确实向中国大陆发出了信号。］

和之前情况一样，中国大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成了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之间冲突内容（如果不相互矛盾）的管理工作。在现实中，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极力避免对现状做出重大变化：大陆没有采用武力来实现统一，因为使用武力可能会触发美国的干预，并造成对大陆经济的重创；台湾地区没有单方面宣布独立，因为这可能会触发大陆以武力应对，引发对台湾经济的严重破坏，而台湾地区非常依赖与大陆的贸易。总之，威慑和经济相互依赖似乎都发挥了作用。其结果是，问题得到充分处理，整体上没有影响美国和中国落实有利于双方的国际关系。在外交政策中，宁可不解决核心问题或有时被称为最终地位问题，也不能尝试推出其中一方或多方一定不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这可能引发危险的回应。

前文提到，经济是美中相互依存的源头，使双方关系更加坚实，但也成为两国之间经常性的摩擦源。商品贸易不平衡引发美国国内相当大的不满。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中国代替了此前的日本，成为贸易不平衡的典型代表，夺走了美国国内的工作机会。我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人为地将其货币汇率保持在低水平，以降低其出口成本（并增加吸引力）提高进口成本（从而减少需求）。而且，中国还存在大量补贴一些产业、工资低、不重视环境等问题。

在区域问题上，美中同样出现了合作与分歧并存的现象。在1990 年美国反对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努力中，中国多持支持态度，这归因于其对主权的看法以及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同样，中国赞同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的行动，因为中国也关注恐怖主义问题，希望看到阿富汗（与中国接壤）稳定。但是在20 世纪 90 年代的科索沃战争中，中国大多持反对意见，这符合其广义的主权观。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但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接受美国非刻意而为的解释。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区域政策中有一个特别令人沮丧的方面，即朝鲜。中国不满于朝鲜的核计划，双方关系僵持，这在双边关系中并非独一无二。但中国不愿意充分使用它对朝鲜经济的影响力，包括允许来自或发往朝鲜的货物途径中国。显然，中国担心，太多的压力会触发朝鲜的不稳定，可能造成难民危机，或者更严重地可能导致朝鲜在使用常规武装部队、核武器方面做出孤注一掷的举动。结果，美中两国能经常在针对朝鲜的联合国决议和制裁方面一拍即合，却无法制定出能够真正让朝鲜消除核武器、进行根本性改革或彻底消亡的政策。

在其他问题上，美中之间同样是共识和异议并存。在美国2003年决定攻打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毫无根据。中国支持 2011 年对利比亚的援助，认为这属于有限的人道主义干预，但是当事态发展到政权变更时，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批评意见。在遏制伊朗的核野心问题上，中国也更加支持而不是反对制裁。中国还承诺从 2030 年起采取一系列步骤来减少碳排放（后文将详细讨论）。

近年来，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有多重原因。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更加果断，包括单方面宣布一个大型“防空识别区”，重申领海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美中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长期有利于中国，美国许多人认为至少部分不平衡是不公平交易条款的结果。还有一些观察家担心，中国将推行偏向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以抵消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而造成对政府和执政党支持降低的影响。

中国方面有自己的诉求单。中国官员经常表示，美国的出口法规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美国技术，令人失望；美国对台军事支持违背了对中国的承诺；美国批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因为其他采取类似行为的国家（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并没有被美国官员点名批评；在东海争端中，美国与日本持同一立场。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努力阻碍中国上升为区域和全球性强国。一件相对较小的事件就佐证了这一点。2013 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顾名思义，亚投行将汇聚国际资金，为亚洲地区的重大交通、能源、电信和其他项目提供资金。中国承诺将提供大多数启动资金。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抵制这一提议，担心它会削弱其他机构的工作（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因为这些机构从环境保护到限制腐败，都一直坚持更高的标准。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另一个动因是希望借此阻止中国的这一倡议，不让中国在区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进而游说友邦和盟国不要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结果很惨：包括英国、韩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密友和盟国在内的50 多个国家都选择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如果亚投行满足了一些条件，美国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选择加入？这十分令人费解。在这件事上华盛顿方面失去了影响力，显得力不从心，而且许多中国人由此相信，美国的确想遏制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

总体而言，冷战结束后 20 多年里的美中关系难以被准确描述或归类。在许多方面，双方仍在寻找一个合理的合作基础来取代1991 年前两国关系中联合抗苏的共同需求。中国方面提出，现在中美关系是大国关系的一个新模式，但两国政府整体上还滞留在总则阶段，很多工作的空白还没能够填上。10 而南海争端、中日紧张势态以及台湾问题都加剧了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使这一脆弱的关系上升到危机程度。

尽管如此，美中关系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稳定。这非常值得一提，因为战略背景已经发生变化，两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也在改变，中国的绝对和相对力量在增长。两国关系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以及中国历届政府的主导下一直维持得相当不错。根据历史规律，或许曾预测双方会有更多摩擦，一场新冷战可能会成为现实，但是这绝非不可避免。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保护美国利益，甚至扩大美中合作范围，正是本书下一部分讨论的主题。

美苏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存在问题。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是冷战的失败方，其东欧成员纷纷脱离，然后又经历了自身内部解体。俄罗斯占据苏联人口的一半、土地面积的3/4，承袭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以及庞大的核武器库。但是，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超级大国。现实中，俄罗斯的实力大为减弱，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其人口在20 年间不断下降，由于酗酒、吸毒、犯罪和薄弱的公共卫生系统，男性的预期寿命只有 60 岁左右。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失败不仅令其颜面尽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后不得不于 1989 年 2 月撤军。当时，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刚就任美国总统，整体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现实的俄罗斯与很多俄罗斯人对自己和国家的认知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但是，美国对俄罗斯的问题和没落也负有责任。美国没有尽己所能帮助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从控制型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渡到以民主和市场为导向的体制，而一些美国人提供的“帮助”最终反而成为负担。此外，美国官方没有给予俄罗斯所寻求的尊重。例如，对于军备控制，美国本可以通过一项动议把它列为优先事项，但是美国选择降低其重要性（当时俄罗斯看起来还具有分庭抗礼的实力）。

然而，更重大的影响是扩大北约的决定。这一政策由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克林顿政府执行，并由各继任政府延续。事实证明，这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政策之一。“北约将继续存在，还可能扩大”的说法并非一个定论。历史上，在一个战略背景下出现一个联盟（北约对应当时可预见到的冷战）来完成一个战略使命（阻止并在必要时防御苏联、华约国家侵略欧洲），一旦情境改变、使命过时，联盟很少继续保留。问题是北约是否能够而且应该保留——或者说，它成功的缘由是否也将成为它失败的原因？

北约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新的、已经发生巨变的战略背景下继续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承接了一些新使命，其中一项是“条约区外”，即北约将成为传统条约区以外地区（很多属于欧洲大陆，但少部分不是）的干预力量，包括巴尔干、阿富汗和中东部分地区。北约还成为联合与巩固新获得自由的国家（德国是新统一而非新解放）的机构。1999 年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加入北约，部分原因是希望北约提供保护，帮助它们抵御俄罗斯可能的卷土重来，免受其一贯的欺压。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北约的发展进程日渐不安。首先，在科索沃战争危机中，俄罗斯和北约是对立方，正是北约为空袭塞尔维亚提供了政治支持和军事手段，对此，俄罗斯（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原因同情塞尔维亚）持反对意见，并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北约行动。其次，俄罗斯的许多邻国纷纷加入了北约这一令莫斯科方面长期疑虑的联盟，仅在2004 年，就有 7 个国家（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成为北约成员国，同时有关会谈的启动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加入北约，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普京以及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北约的这种扩大不符合在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时德国和美国政府所给予的承诺。可以预见，美国官员会否认曾经做出的承诺。在国际关系中，混合信号和模棱两可虽然常常有助于达成协议，但其代价是：沿途也播下了争端和敌意的种子。

美国或西方世界并没有就北约扩大是否明智的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方认为，北约稳定了原先苏联众多的卫星国与共和国，并阻拦了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家的军事干预，这两个国家均非北约成员。另一些人基本上赞同丘吉尔关于得胜方应宽容的说法，认为北约扩大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必定会导致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认为北约不必扩大的另一层原因是，扩大北约的许多积极效果可以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实现。这一计划是 1994 年为促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合作而确定的协议。俄罗斯也是此计划的成员国，但是“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纲领下的承诺达不到北约联盟的核心承诺。在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价值。

历史学家会在未来数十年内辩论北约扩大是否正确，现在无法知道如果北约没有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会更好；也无法知道如果北约没有扩大，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是否会恶化。即使事后回看历史，也无法做到100% 的正确决策。

我个人倾向于进一步夯实“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或者更彻底一些的方案是，将俄罗斯纳入北约，这样俄罗斯会融入欧洲（我在 2001 年至 2003 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时，曾梳理这些线索并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但是，这份文件和我当时的许多其他建议一样，不知所终）。当谈论历史时，总会有“如果……会怎样？”的发问，这同样适用于让俄罗斯融入北约的考虑。北约扩大有一个后果很明确：确实进一步疏离了俄罗斯。

美国与俄罗斯在 2008 年格鲁吉亚问题上出现了一次明确的危机。格鲁吉亚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 年独立，和俄罗斯之间的摩擦持续了约 20 年，中心问题是格鲁吉亚境内两个民族和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想独立建国。俄罗斯支持其诉求，并进行间接干预（提供资金、武器以及一些报告中提到的少量部队），并在 2008 年夏季直接动用大量部队来进行干预。战斗很短暂，但是停火之后俄罗斯并未从格鲁吉亚彻底撤军。这一问题没有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相反，俄罗斯承认这两个格鲁吉亚的地区独立，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意见相左。直到今天，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仍有驻军。

然而，美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与普京和俄罗斯最大的分歧还不是格鲁吉亚，而是出现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乌克兰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 年成为独立国家，独立后和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彼此的关系。俄罗斯对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密关系感到不安，尤其是这可能影响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如果乌克兰与欧盟关系更密切，将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铺平道路。2013 年年底，矛盾达到白热化：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否决了与欧盟的贸易协议，支持与莫斯科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数十万抗议者走上基辅街头，接着发生了暴力冲突并不断升级，到2014 年 2 月底，亚努科维奇被赶出了总统府。

这些都让普京难以接受：投资高昂的索契冬奥会正在进行，而全世界却关注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一切。另一种可能是，普京难以接受这一发生在邻国的暴民驱逐专制领导人事件。不管是什么原因，接下来立即发生了克里米亚冲突。克里米亚位于乌克兰境内，以俄罗斯族人口居多（事实上，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部分，到 1954 年才划归乌克兰共和国）。冲突迅速升级，当地的俄罗斯族人在俄罗斯生产（大概也由俄罗斯供应）的武器装备下控制了这一区域。几周内，在绝大多数为俄罗斯族的公民投票后，克里米亚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反应是，因为公投区域大多被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控制，所以这次全民投票是一个骗局，并对俄罗斯实行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但却没有采用军事干预。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还不是北约成员，而且在邻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试图动武捍卫一个弱国的领土，其难度和风险都很大。

不稳定并不局限于克里米亚。俄罗斯的装备和士兵（不穿正式军服，以掩盖其国籍）也进入了乌克兰东部。乌克兰与俄罗斯接壤，有相当数量（但还不是多数）的俄罗斯族人。事实上，早在 2014年 3 月，普京出台了一个安全原则，实质上宣告俄罗斯有权代表俄罗斯族人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进行干预。乌克兰政府军和由俄罗斯支持的地方民兵之间一直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小规模战斗，直到 2015 年年初，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签署了停火和政治协议，即《明斯克协议》，但这一协议根本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双方都指责另一方不遵守协议中的一个或多个条款规定。15 其实这一切与乌克兰重要性之外的很多原因有关。乌克兰只是一个约有 4 500 万人口的小国，但在这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明显地影响了世人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认知。俄罗斯向欧洲重新引入了军事维度——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一维度已经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了。这一做法破坏了军事力量不应用于改变边界的准则的全球共识，俄罗斯为其行为付出了并不高昂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却因为改变国际规则而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的魄力不仅仅表现在其周边地区。从 2015年开始，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其企图可能是表明其采取果断行动的意愿和能力，或者保持叙利亚军事设施的正常运转，又或者出于其他目的。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人们希望俄罗斯的干预是有限的，且目标明确、行动短暂，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希望落空了。俄罗斯大量使用空中力量，但不是针对恐怖分子，而是针对许多由美国或其合作伙伴支持的反对巴沙尔政府的团体。俄罗斯的意图似乎也不是为了防止巴沙尔政权崩溃，只是在没有规划并实施政治过渡方案前，先保持巴沙尔政权在位，它并没有安抚或从政治上转变叙利亚的企图或动机。

美俄关系（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经过 20 多年的演变日益紧张。富有意味的是，2016 年 2 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说，世界正在滑向一场新冷战。令局势更加紧张的是，和许多人所希望的相违背，俄罗斯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以民主和市场为导向的合作伙伴。相反，它是一个不自由的专制的政治实体。普京享有巨大的权力，毫不夸张地说，他所受到的来自体制和同僚的制约远远低于此前的苏联领导人。普京已经在俄罗斯实行“无制度约束”，并引入了一定程度的人治，这很令人担忧。

俄罗斯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因此其经济发展与能源价格息息相关。2015 年石油价格崩盘，俄罗斯经济也随之下滑。问题是：普京是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减轻制裁），甚至引入一些改革，还是会转向更加抵制对抗的外交政策，充分挖掘民族主义的价值，以转移对国内多重问题的压力？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讨论应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各种方案。

其他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例如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而中国和日本或俄罗斯和欧洲（在“区域现实”这一章侧重讨论区域发展）之间，虽然有很多摩擦，但仍属于有序范畴。关键点在于，按照历史标准看，大国之间的关系相对良好，或者至少不太坏。这虽然突破了大国内外冲突的历史模式，却没有带来一个有序的世界。大国之间没有冲突与大国相互合作，这两者存在根本的差别。或者，回到本书的主题，权力均衡（被核威慑和非核威慑加强）和经济相互依赖等防护机制避免了直接冲突，但是仍然缺乏对合法性比较一致的定义，以及如何将其运用于更好地应对全球或区域挑战。这意味着，对于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的解释已经超出大国直接竞争动力学的范畴，答案在别处。本书下一章将梳理出当今混乱的根源。

一瓣已与中信、格致等出版社达成合作，会不定期向读者推送我自己读过的好书中的精彩章节。

其他原创文章：

1. 数字货币：5000年后，回到起点——从密西西比泡沫看比特币泡沫，从互联网泡沫看区块链泡沫

2. 一瓣 | 年度书单：关于货币、银行与经济周期的30本经典之作

3. 【一瓣·书评】| 莫言“世间已无明斯基”——兼评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4.【一瓣·书评】| GDP百年史：观念演变，人类发展与理论创新——评科伊尔《极简GDP史》

5. 书评 | 金融危机10周年：“行动的勇气” ——评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下）

……

经典书目章节节选：

1. 一瓣 | 从黄金到纸币：美国货币体系演化史（1781-2010）——选自《美国货币体系》

2. 罗德里克 | 批判与反批判：经济学和经济学者的限度——选自《经济学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