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国民语言能力”的一孔之见

关于“国家－国民语言能力”的一孔之见

李葆嘉

南京师范大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从汉字改革（汉字简化、汉语拼音）到现行汉字标准化（四定），再从语言文字规范化（推行规范字、推广普通话）到推进语文现代化（中文信息处理、教材汉字统计、文本编辑格式化等），再从关注社会语言生活（新词新语、语保工作、语情分析等）到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展示、传播、交流、合作），其观念在一步步更新。

一、国家－国民语言能力的四化

“国家语言能力”是其“国民语言能力”的综合，因此可称为“国家－国民语言能力”。国民语言能力可以理解为：语言认知力、语言生成力、语言表达力、语言效能力。前三种力的研究很多，而语言效能或语效的研究很少。

2010年，李葆嘉提出话语行为分析理论，其环节包括：语旨－语模－语构－语境－语情－语用－语效。在话语行为能力中，语效是最终环节或行为目的。语效可分为主观“预期语效”和客观“引发语效”。只有预期语效和引发语效基本一致，话语行为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我们思考国家－国民语言能力时，务必重视语言效能力。关于“话语行为效能范畴系统及其分析方法”，详见李尧著《幼儿话语行为效能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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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对语言能力有所思。此为出席2020年11月26日座谈所草拟的发言稿，当时略说十分钟。

1. 语言能力的科技化

世纪之交，李葆嘉提出“语言科技新思维”，“语言科技”的外延表现为“语言工程科技”（人－机对话）、“语言教育科技”（人－人对话）、“语言研究科技”（人－本[文本]对话）。2001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实施语言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

2000~2001年，李葆嘉在南师大文学院创建语言科学及技术系及其“汉语言”专业（语言信息处理方向）期间，在《语言科技系十年建设发展规划书（2001~2010）》《增设汉语言专业申报材料》《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的新思维》等文件和论文中阐明了文理工贯通、跨院系整合、跨学科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思想及其模式，制定了全新的课程体系和执行方案（包括实验室建设）。自2001年语言科技系成立以来，迄今已毕业本科生14届，以及一批批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不是美国希拉姆学院（2017年10月），而是中国南京师范大学（2001年6月）才是“新文科”教育的摇篮。（冯敏萱《新文科教育的倡导者和先行者》，“比特人文”，2020年10月2日）

2. 语言能力的示范化

我素来主张切实可行的“语言文字示范化”，具有语言良知的“精粹语文”应该成为民众仿效的典范。一个国家的“典型语言能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界、科学界、行政（司法、外交）界、传媒界、教育界这些领域的“典型个体语言能力”中。在国际语境中，体现国家语言能力的典型个体语言能力（比如外交），应当具有庄严性、委婉性、切实性，避免猥琐性、泼口性、空洞性。

话语行为的核心是话语表达结构，务必建立切合汉语特性的话语结构分析理论和范畴系统。

关于“话语结构范畴系统及其匹配框架与分析方法”，详见邱雪玫著《汉语话说结构句法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这一范畴系统与分析方法，可以用来考察舆情、商情等。

3. 语言能力的培育化

国家语言能力提升或增强的基础是面向全社会成员的个体语言能力培养，个体语言能力培养的关键阶段是幼儿时期和青少年时期。

依据幼儿语言能力成长论，李葆嘉主持研制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汉语幼儿（2~6岁）日常会话跟踪语料库”（2005~2015）。关于幼儿常用词汇语义系统的成长，详见李葆嘉、王彤等著《幼儿（2~6 岁）语言的成长：常用词汇语义系统建构》（2021年出版）。《幼儿（2~6岁）语言的成长：常用语义语法和义网建构》《幼儿（2~6岁）语言的成长：常用话语行为和话语结构》尚在研究中。这些研究的旨趣，就在于为幼儿（2~6岁）语言成长提供参照系统。关于青少年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李葆嘉（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审订人员）、孙道功等建有“中小学语文教材深度语义分析库”（2009~2013），可供参考。

个体语言能力的成长是终身的。尽管6岁个体的日常语言系统已经成熟，尽管18岁个体的社会语言系统已趋于成熟，尽管22岁个体的文学语言系统也应已趋于成熟，但是个体语言能力仍然处于有待提升状态——可能是一辈子的成长。

4. 语言能力的康复化

个体语言能力康复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针对先天缺陷（器官障、智障、语障）的语言能力康复；一类是针对后天受损（遭遇受损、语言磨蚀、老年语言能力退化）的语言能力康复。

1993~1998年，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办三届“聋儿早期康复方向”大专班（来自各地的聋儿康复教师），李葆嘉承担该专业的语言学课程。南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倪传斌在博士后期间的选题是《语言“磨蚀”的相关因素研究》（2004~2006，联系导师李葆嘉）。南京医科大学语言康复治疗系主任林枫教授的博士论文是《面向言语治疗的汉语词汇语义表征分析研究》 （2012~ 2015，导师李葆嘉）。南师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位点导师梁丹丹招收“语言习得、发展与障碍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主持“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发展与障碍研究中心”（2018）。

5. 关注语言能力的负面表现

此外，是否应当考虑“语言能力的负面表现”？是否需要防止语言能力极其行为的虚幻化、刻板化、盲从化和粗俗化？此类研究专题是否可列入发展规划？务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与国家或国民语言能力休戚相关。

二、如何理解国家或国民语言能力

最近，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关彦庆教授采访我，撰成《原创学术理论叩问：方式、目标和实践——著名语言学家李葆嘉教授访谈录》（2020年11月1日）。以下是采访中的最后两个问题。

1.问原创性知识的学术意义

关彦庆：“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由美国学者在1993年首先提出，因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11年这个概念引入我国，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是丰富的，外延是广阔的。我们认为，您在语言学上的开疆拓土探索、在人才培养上的创新实践，表面上看，是在进行语言学研究和实施教学改革，而实质上，这些成就的意义不只是语言理论、教学理论的创新，更是原创性知识的探索。这种原创性知识就是知识产权，就是话语权，这就是国家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您一直致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您是否可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葆嘉：1993 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中心学者布莱希特（Richard. D. Brecht）和沃尔顿（A. Ronald Walton）在《针对较不常教语言的国家策略规划》（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3; Research Article, Vol 532, Issue 1, 1994）中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这一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应对较不通用语言需求的教学能力”。当时强调的是满足国家需求的特定语言教学能力，后来逐步延伸到与国家事务、国家安全等有关的领域。根据我的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语言能力”应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包括若干语域的语言能力：外交语言能力、传媒语言能力、行政语言能力、商贸语言能力、科技语言能力、学术语言能力、教育语言能力等。“语域语言能力”可具体化为这一语域说话者的个体语言能力，由此可划分出该语域的——典型语言能力（引导者、示范者、有影响力者）和非典型语言能力（一般个体）。因此，所谓“国家语言能力”的展示，也就体现为这些语域中的典型语能的合力。由此观之，如果某个科学人或学人确实拥有原创知识，那么也就可能拥有该领域或专题的话语权或感召力，自然也就成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一种体现。这种原创知识如果能够传播于国际，也就拥有了相应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语言学界（此处不涉及海外中国语言学家）在国际语言学界几乎没有基于原创理论方法的话语表达，这与长期以来的“拿来就用”“跟着转”“接轨”“中西结合”等现象有关。

 “国家语言能力”的整体提升，最终要落实到“个体语言能力”的培养。我们做过“汉语2~6岁幼儿语言能力跟踪研究”（2005~2015），这是在家庭和幼儿园状态下的语言能力成长。“个体语言能力”的进一步培养，要依靠小学和中学，乃至大学教育。学校教育的任务，就语言能力而言，就是把“个体日常语言能力”上升到“个体文学语言能力”（符合理性、富有文采、语义隽永、简明畅达）。我们创办语言科技系、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为了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最高目标是希望能够培养从事“人工语能”研究的人才。依据“面向科技、面向社会、面向应用”，从教育层面上，就是建立一个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并寄希望于这些人才中的杰出者，有可能进行原创性探索。如果目标实现，自然属于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在语言科技领域拥有一定话语权。实际上，我们培养的学生多保送到清华、北大等，或者到欧美，或者到香港高校继续深造。就业的大多数学生，其信息处理能力与传统文科生明显不同。只有多所高校都采纳语言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规模化培养才有望杰出者脱颖而出。

2.问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

关彦庆：最后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语言教学、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应用四个领域，它们都指向当前的一个热词“国家语言能力”，决定这些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语言政策。换句话说，国家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密切相关，我们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葆嘉：国家语言政策和国家语言能力之间存在制约关系，而国家语言政策与政府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解密切相关，政府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解与所咨询专家的研究及其境界密切相关。因此，所咨询专家的研究，应当是冷静而深刻的，其见解应当富有前瞻性和预后性。在此想提及一件遗憾的事。2005年，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此举措与“国家语言能力”的展示关系重大），其后蓬勃发展。然而，当时我就说了令人愕然的话。第一，有没有利玛窦？即派遣者是否具有献身于中国语言文化与所赴国语言文化交流合作的“鞠躬尽瘁”精神？作为文化使者，派遣者要传播和交流的是中国语言文化精神，而非别的。同时，作为文化学者，派遣者有必要对所在国的语言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就像历史上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传播西方语言文化，但是更注重研习汉语，杰出者成为中国通或汉学家。第二，采用民间组织方式是否更适宜？凡语言文化传播或交流合作，皆难免有“文化渗透”之嫌，因此务必小心翼翼，其运作方式要羚羊挂角、如盐入水。第三，采用渐进方式是否更适宜？一拥而上即运动式，难以持久。我们不清楚，当时的咨询专家是如何议定这一系列问题的。总之，对于如此巨大的语言文化工程（国家语言能力展示工程），需要有一批跨学科专家进行冷静而深刻的思考。最关键的是，要预见到出台某项“国家语言政策”会引发的主要效应（正面的和负面的），以便未雨绸缪——前瞻性和预后性。

国家语言能力，对外是国际展示，对内是国民语言能力培养。多年来，已经有人反复提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母语语文能力不过关。多年前，我曾经考察和思考过，其原因之一，在于胡适们提出的所谓“白话文运动”的负面效应。胡适们读过多年古书（胡适5岁启蒙，进家塾受过9年教育，打下一定古文基础。1904年进上海梅溪学堂，1905年进澄衷学堂）——古文中包含着汉语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底蕴、人格修养和思想境界——他们自己的白话文自然能写好。现在的学生阅读的古文太少太少，没有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素养，怎么可能写出适宜通顺的白话文？多年前，我就提出，小学语文教育全部读古文（中学才学白话文），作为写古白话、诗词和文言。不是按照通行大学古代文选的编排方式（从先秦到明清），而是根据学习心理学的循序渐进，从明清向上推进，最后才阅读先秦。有了中国古典文学基础，有了理性思维和思想境界，语言能力自然增强。通过传承，学生或国民的语言能力增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增强才有扎实基础。

三、关于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

1. 当代三大科技与当代语言学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科技进入新的飞跃时期，先后出现计算机科学（1950）、分子生物学（1953）、现代脑科学（1987）。现代科技促进了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计算机科技孕育了计算语言学（1962）、现代脑科学提升了神经语言学（1957）、现代生物学推进了生物语言学（1950）和演化语言学（1996）、分子人类学与亲缘语言学相互参证，由此呈现当代语言学和当代科技的互动。21世纪被认为是生命科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当代语言学的交叉性、实验性、高科技性和精密化趋势，促使语言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语言科技”。此为21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李葆嘉《当代三大科技与当代语言学：促进及互动》，2018年7月20日，新疆大学；2019年10月29日，澳门理工学院）。

2. 人工语能与语言学智库

作为广义概念，迄今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体能（肢体活动）、人工技能（行业技术）、人工算能（阿尔法狗经过几百万次的训练，职业棋手不可能如此）、人工感能（图像、人脸、音质识别）、人工战能（无人机、无人枪炮等），而与“人工语能”的距离尚远。所谓人工语能，也就是人类语言能力的计算机模拟。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机译工具、文－语互转、日常人机会话等，还不是高级的人工语能（根据指令自动搜集资料、自动写作、自动演讲等）。

在南京师大语言科技研究所主办的“第二次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科技文库》研讨会”开幕式上（2013年6月16日），陆俭明先生致辞，呼吁“集语言学界之力建‘语言和语言学智库’”。

我们有必要开始考虑建设“语言和语言学智库”。这种智库不是一所或某几所高校或研究单位所能建起来的，需集聚我国整个语言学界之力。问题是要有人来思考，来筹划。衷心希望南京师范大学能在这方面起到领头的作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陆先生提出这一宏大蓝图，后学即思考并草拟方案。当时正逢颁布《南师大“211工程”四期建设总体设计暨启动方案》（2013年5月），我们团队填报 “语言科技创新的开放合作平台建设”，将“语言学智库工程”列为四个子课题之一（预算200万元）。

对语言学智库（网站）的建设目标、创新之处、研究内容、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一）建设目标。建立首个语言学智库（当时网络上检索不到这一术语），以便为语言规划与决策提供依据和思想，为各行各业（民情、舆情、商情、刑侦、教育等）遇到的语言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提供技术支撑。（二）创新之处。将语言和语言学知识、语言学家信息和思想集成化；开发语言和语言学知识挖掘技术；解决语言和语言学问题的人机对话和人工智能应对模型。（二）研究内容。子库1语言学问题库，尽可能搜集和设想各种语言问题，梳理重大问题。子库2语言学及相关学科论著库，搜集语言学各分支和专门领域以及交叉领域的论著，以提供解决相应语言和语言学问题的方案。子库3语言学家及相关学科专家库，搜集其研究专长、思想观点等信息，以提供解决语言和语言学思想观点及专门人才信息。子库4语言样本库，搜集典型化的样本，以提供解决相应问题的实例及其途径。（三）关键问题：1. 如何确定语言和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发现重大问题；2. 如何建构智库框架或人机对话模型；3. 如何选择进入智库的资料；4. 如何设计适合智库功能的软件、操作及维护系统。

关于技术路线、进展计划、主要困难也有初步设想。（一）技术路线。第一步，确定智库框架；第二步，确定收录材料的原则和方法；第三步，研制各个子库；第四步，整合各个子库，检测解决语言学问题的能力。（二）进展计划。2013年，进行总体设计，组织专家论证，邀约协同单位参与；2014年，研制子库1、子库2；2015年，研制子库3；2016年，研制子库4；2017 年，整合子库，建立网站，检测、调试并改进。（三）主要困难。资料搜集只是精细的力气活，主要困难是存在哪些语言学问题，以及如何从智库中寻找解决方案（知识挖掘、知识连接、知识梳理）。基本对策是，首先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常见的语言学问题，或根据各种需求设计一系列问题并给出解决途径。然后设计相应软件，从智库中挖掘相关知识。

遗憾的是，“211工程”就此结束，2015年我又面临退休，陆先生提出的宏大蓝图，后学未能组织实施。近几年流行的是所谓“大数据”或自以为能胜任的“人工智能中心”（一窝蜂，新设若干徒有其名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而 “语言学智库”迄今无人问津（百度等搜不到“语言学智库”这一术语）。

可检索到的是：2013年7月16日赵世举教授在教育部“贯彻落实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精神，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座谈会”上呼吁建设国家语言智库（《努力建设国家级语言智库》，《中国教育报》2013年8月21日）。赵世举教授应邀出席南京师大“第二次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科技文库》研讨会”（2013年6月16日），陆俭明先生在开幕式上呼吁“集语言学界之力建‘语言和语言学智库’”。此后，赵世举教授又发表《关于国家语言智库体系建设的构想》（《语言科学》2014年第1期）。2015年11月3日，31所高校、23个科研机构共同成立“中国语言智库联盟”并发表《中国语言智库联盟倡议》。语言智库联盟的成立可以集聚高端智库人才，培养高水平智库研究成果，凝聚智库建设资源，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家知名度的高端智库，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家话语权。（《科技日报》报道，2015-11-09）

相比而言，李葆嘉构思的“语言学智库”立足于智能－工具性（问题+资源库+相应软件+答案），而并非一个资源共享的联盟组织。

3. 西洋汉语文法学与汉语国际教育

   从2000年以来，李葆嘉研究西洋汉语文法学史（搜集西班牙、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原著60余种），发表《西洋汉语文法学三百年鸟瞰》（初稿见于《中国转型语法学》，2008；《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本专题基于60多种西洋汉语文法论著的检录，揭示近代西洋学者研习汉语历程中的轨迹。总体而论，17世纪的多明我学派是基于“拉丁语眼光”的汉语文法学，或拉丁文法的比附研究；18世纪的罗曼学派是基于“西方文法框架＋汉语虚字和语义句法”的汉语文法学，或中西方法结合研究；19世纪的日尔曼学派是基于“语言类型学视野”的汉语文法学，或理论和方法创新的研究。据此审视三百年西洋汉语文法学的来龙去脉，可为进一步探讨世界文化交流史、世界语言学史、西方人研习汉语史及汉语国际教育提供路引。

此外，编写中国传统语言学术语外文对译，需要了解早期西方学者（西方汉语文法学史、西方中国音韵学史、西方汉语亲缘关系研究史）使用的术语，合适的可以移用。

4. 语言文字博物馆

语言类博物馆，全世界仅有60多所。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单位开始建设“语言博物馆”（2009年11月，在河南安阳建成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2016年7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提出将在此基础上建设语言文化博物馆；2017年，黄德宽教授建议新建国家语言博物馆；2019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博物馆建成开馆；2020年1月16日 ，汪涵呼吁在湖南筹建中国语言博物馆）。2020 年春，北京外国语大学筹建“语言博物馆”，李葆嘉已经参与讨论过几次。希望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和支持，博物馆并非展览馆，要以实物为主。要把语言博物馆建成——语言知识及能力培育基地、语言研究交流中心、国际语言文化交流和合作机构。

5. 国际语言学话语权

在某种程度上，流行多年的生成、功能语法等已成为语言学发展的阻力。国内一些学者，习惯于借来外国理论，填进汉语语料，把以往的问题再演绎一遍；或习惯于东摘西录外国译文，然后加上个人体会，组装成专著出版，而不愿意认真翻译一部语言学名著。只要如此，也就不可能有原创理论方法，而没有原创理论方法，也就不可能拥有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多年来，我们坚持“做别人不做的、别人认为不能做的、别人想不到做的”，进行一系列原创性探索，此处列出五项。

（1）建立切合汉语特性和具有普遍价值的语义语法学理论，以面向汉语分析及其信息处理。（李葆嘉鞥2003，2007）

（2）用中国传统方法研治西方学术史，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史（比较语言学史、语义学史、现代语言学史）。（李葆嘉等2010~2020）

（3）对西方语言学名著进行批判性翻译。（李葆嘉等2012~2020）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名著、语义学名著。

（4）梳理西方汉语文法学史、汉语古音学史、汉语亲缘关系学史。（李葆嘉2000~2020）17世纪多明我学派基于“拉丁语眼光”；18世纪罗曼学派基于“西方文法框架＋汉语虚字和语义句法”；19世纪日尔曼学派基于“语言类型学视野”。要编撰对外汉语教材，要建立合适的汉语语法体系，就有必要借鉴西方汉语文法学研究。我们的一些新观点、新提法，可能早见于西洋汉语文法学。再如，汉语拼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辅助作用是有效的。但是，据西方学者研习汉语三百年的情况，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西方人学习汉语及其方言主要利用汉语罗马字，而18世纪的法国学者却认为，要真正掌握中国语言文化必须学习汉字和汉语书面语。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般的口语学习掌握汉语拼音即可，但高层次的语言文化学习务必掌握汉字及其书面语。

（5）梳理中国传统语言学对西方学者的影响。（李葆嘉2010~2020）大体而言，西方学者研究汉语文法，早期（17世纪）多采用张自烈（1597－1673）《正字通》（刻于康熙十年即1671），为研习汉字之参考（尤其是部首）。中期（18世纪）多借鉴虚词专书，如刘淇（康熙年间人）《助词辩略》（刻于康熙五十年即1711）等，为分析句法－句义之管钥。晚期（19世纪）多参照樊腾凤（1601－1664）《五方元音》（刻于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希尧《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刊于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等，因为从19世纪中期西方人所习汉语官话的语音，已从南京官话转向北京官话（对华北地区的方言也极其关注）。

对中国学者而言，要取得国际学界的原创性话语权，任重而道远！

关于“国家－国民语言能力”的一孔之见

编辑 | 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