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金书怀:门门功课100分却无缘升读高中
作者自述
本文作者
金书怀,男,河北邯郸人,初中毕业后辍学,当过农民,民办教师。1977年考上中专学校,毕业两年后被选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从事文字工作多年,淡泊半生,职位未再升迁。年近花甲,初心未变。曾在报刊散发过一点小说、剧本和杂文,近来初学摄影,偶尔也写几个字。看到“新三届”,勾起77级无限情感,也来说说过去的故事。
原题
那年十六岁
一个77级中专生在1975年
蜿蜒的滏阳河,从旧城营村南拐了个弯,一路向北。我们队的地,就在河西的堤下。干活累了,就从高粱地里钻出来,上到那条古老的大堤上乘凉。河堤上,除了酸枣丛和大柳树,还有些方方正正的土牛。偶尔有木船驶过,看船工攥着长长的篙,深深插入水底,咚咚咚从船头走到船尾,然后收篙,回到船头,周而复始。船便在这撑篙的汉子身下顺流而下。也有的时候,起风了,便扯起“撑篷子”,扬帆而去。
看不见船了,就又回到遮天蔽日的高粱地,重复着一天的劳作。
那年,我不满十六岁。
十六岁应该是个多梦的年纪,也许我也不例外。不过,印象不深了。2017年“六一”的前一天,散步到诗经湿地公园,看到那片薰衣草,顺手敲了几行字在微信上,大概,是想起小时候的梦了吧。
那年
听说是小孩子的节日
却没有红领巾
娘做的布鞋
磨出了两个洞
镰刀下的蓬蒿
扎不疼脚跟的厚茧
眯眼望着太阳
做了一个梦
是
紫色的
……
回忆总是支离破碎的。“镰刀下的蓬蒿”,其实是9岁那年的事了。由于小学连续跳了两级,赶上特殊年代升高小。那是1968年,父亲是“走资派”,升学名单上自然没有我的名字。于是,在宣布升学名单之后,就一个人搬上自家的杌凳,默默地从西街小学走出门,穿过吴家过道走回家。
第二天,就拿起了镰刀,和一群不上学的小伙伴们就伴儿,割草拾柴火。那年,同样辍学的大哥到队里挣工分,一家子的烧柴问题就由我挑了起来。秋后,爷爷用木杈帮我堆起了一个大大的柴草垛,捋着白胡子哈哈笑着说,看俺孙子中用了!
整整一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西街小学,老师指派下年级的同学,又来动员上学了。一开始嫌没面子,不去,经不住三番五次来动员,就又背起了书包。其时,已经不分初小高小,跟班乱用了几年山东的或其它省份的“试用教材”,也分不清都读了几年级。到了1972年春天,顺利考上了初中。
尽管后来外面又兴起了反潮流、交白卷,但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中学,门门功课100分的我,还是得到了老师的偏爱。入学就当了班长,学校初建团组织,第一个入团,被选为首任团支书……
不过好景不长,两年青葱转瞬即过,初中毕业那年,让谁升高中是由大队“贫管会”决定(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我和我的家人自以为不需要低下头去求告那个说了算的人。结果,“贫管会”确定的14个升学名单中没有我。
经过公社校区和中学领导以我是“全公社尖子生”的理由,与“贫管会”争吵得面红耳赤(那天夜里我去学校,在门外偶然听到他们在办公室争论),才拿到了15张升学登记表。领导让我帮全校拟升学对象填了表,并带着15个升学登记去大队盖章,到了开学时,发下的入学通知书仍是14份……我再一次辍学了。
那年春节过后,十六岁的我成了一个农民。
第三生产队,二百来口人,五百多亩地。祥叔是队长,双叔是副队长,巧姐是保管。而我,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全公社第一名成绩跌落到辍学回家,在忐忑中虚心学习各种农活,每个庄稼汉都是我虔诚求知的老师,脏活累活和小伙伴们抢着干。
大概过了一个月,赶上每年一次的评工分,竟然被评为8分……那些二三十岁的大青年才评9分,10分是庄稼活全把式的专属。不久,被选为生产队会计(由于年纪小,人称“小会计”)。这意味着,我被乡亲们正式接纳了。
会计这个角色,使得我有机会接触大部分农事活动。下地时,队长副队长各带一班人马,有时候会计也会带一班。和我一块的伙伴,多数是8分的准劳力,“活儿不全”的半大小伙子和女社员,他们戏谑地称呼我为“8分长”。
盐碱窝的旱地,各种农活都有套路,比如说间苗,高粱讲究的是“大刨窑”,一锄一个坑,只留下一颗高粱苗,这样就会很长时间不长草。谷子则讲究“浅刮斜锄”,三棵一墩。“谷锄三遍吃好米”,这三遍随着根系的生长,一次比一次下锄深。锄地时不管有草没草,一锄紧排一锄,“锄地不留白,荒草没处来”。
五月割麦子,老把式会别(去声)把,一口气不直腰两把一个麦个子,我们就不行了,四五把才能捆一个。五月和秋收季节,我更多的是在场上,碾磙打场。
扬场是个技术活儿,全把式是“两张锨”(能从两头换手使木锨),半成手是“一张锨”。我技术不行,只能干一些如用扫帚“漫场”之类的辅助性活儿。“漫场”讲究的是不管有没有杂物,每扬一锨都要过一遍扫帚。“籽落一条线,扫帚过一遍”,这样扬出的粮食才干净。
收获之后就是分配,大到小麦谷子高粱豆儿,小到蔓菁萝卜玉米秸,都要分到社员手中。谁家该分多少,就靠我手中的一张算盘了。
想起了人称“算术大王”的邢老师,在教授代数几何的间隙,为我们补习了被遗弃的小学珠算。不仅上进退除背的滚瓜烂熟,大小称换算的“斤称流”(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张口就来。那个时候没有计算器,面对百十号社员提着布袋排队分东西,没有这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最繁琐的还有按工分和人口各占一定比例分配,三七或二八,当场算准报出数目,过秤人员循声交付。一笔有误,就会发生纠纷。民间心算高手云集,会计算盘响,大家心头想。所幸一直到年终决算,没出现一笔差错。
无忧无虑的年代,日子过得如流水。或许是受古典小说影响,队上每个人都有绰号,和东吴大都督姓名谐音的叫“都督”,爱讲老理儿的叫“孔孟”,说话慢半拍的叫“馍馍”,还有些绰号来历不明,不过大家公认本人也认可,所以称呼上就很江湖。
麦场和牲口棚离得不远,饲养员“呵喽”哥自幼染病,说话不太连贯。某一天,有人说他唱戏听不出毛病,便撺掇他,果真,一段字正腔圆的武安落子“吕蒙正赶斋”,还用了假嗓,令人惊叹。
秋雨连绵时,是聚会闲扯的天假。那天正在邻居家听古书,来了几个带着“宝盒”(赌具)的。“和尚”叔闷声不响走出那家,我跟着出来,他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脚不踏是非之地”。顿悟,这句话影响了我半辈子。
于是就看书,看所有能看到的书。看浩然,看李英儒,看李晓明,看欧阳山,看丁玲,看周立波,看红楼西游三国水浒,看施公包公七侠五义,看今古传奇三言两拍,看恩格斯的私有制起源和列宁的唯批,甚至还找到半本线装石头记,看金圣叹的小字批注……
感兴趣的故事书看完了,就找出父亲半箱子1950年代的干部文化读本,其中一套《语文学习》杂志让我翻了无数遍。后来又找出大姐和二姐的高中数理化课本和大学教材,似懂非懂生吞活剥。一个懵懂的初中生在理论力学和微积分的世界中晃荡,现在想想也是很可笑的。
干活时间长了,就有了偷巧的经历。初冬小麦浇冻水,夜间看畦子,后半夜是那种透骨的冷。如果运气不好,垄沟跑水弄两脚泥,一会儿鞋袜就会变成冰坨子。浇地一般是两个人,一个在井口或河泵那头,一个在麦田这头。我一般在麦田这头看垄沟改畦子。漫漫长夜无人说话,困乏会随时袭来。这时候,就会在改好畦子口后,远远退居到畦子的另一头,把铁锨铲到地上,躺在地头睡大觉。
水过来了,就会把铁锨泡倒,正好把自己砸醒,然后寻找下一个畦埝和下一次睡梦。夜班是有加工分的。一年三百六十天,除去阴天下雨,我投了三百多个实工(出工数乘以0.8),应该有一部分就是加班的工分吧。
口号很多,其中一个叫做“冬闲不闲”。有时候是“长葛式”深翻土地,有时候是造台田、条田,或者把村东的不毛之地挖成一条条的深沟,名曰治碱沟。
那年的冬天是挖河,就是现在成为环城水系一部分的崔青总干渠或称引河的那条人工河。我们队的工地在王青闸附近,驻地是西于口。其实我们挣8分的半大孩子,本来是不用上河的,那年情况特殊,由于下游不让拓宽河道,在争纷空空档抢工期,后备队也被拉上了前线。
接到通知已是深夜,背起行李走了八九里来到驻地,民房早已住满,和一个伙伴找了个门洞,睡到天亮时接上了班。由于工段和人员调整,这一上就是一昼夜连轴转。
白天兴高采烈和邻队的互相竞赛倒也热闹,到了晚上热情减退,后半夜两腿发软,眼皮打架,推着车只想睡着。只是不能停,汗溻透的衣服,停下来就湿冷彻骨。幸好拂晓时接班的人员从老家赶来,母亲托人捎来了小棉袄。那份温暖,无以言表。
是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扛着农具从中学西边路过,走到半截墙头倒塌的地方,下意识地驻足向校园内打望,和正在院子里踱步的逄老师四目相对。老师邀我进去坐坐,我感觉到那一瞬十分复杂的表情和语气:“怎么这种打扮了?”彼时我的尊容是剃过的光头,头发还没长起来,箍着白底红道的羊肚子毛巾。看到他曾经的得意门生这般打扮,可能感觉很怪异吧。沉默良久,嘱咐我记得读书。
到了年底,突然有一天傍晚,邻居小孩捎话让我去学校。老师见到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去公社和吕老师见个面,他有事要给你说!匆匆赶到公社(其实是公社校区),校区负责人吕老师也是一句话:回你的学校教书吧,可能让你教主科,担任初一班主任。
回家的路上,泪流满面……
(教书两年后参加了77级中专招生考试,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考取了某省属重点中专。侥幸上过高中的哥哥同年考上了某医科大学。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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