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特木热夫：退学中专，追逐心中的大学梦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特木热夫，男，蒙古族，1955年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973年元月内蒙古师大附中高中毕业，12月到伊盟杭锦旗牧区插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到西安交通大学动力一系锅炉专业学习；1982年元月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劳动局锅炉处工作；1988年元月自愿下到小企业工作；1989年7月起自办小企业，自行设计、制造、安装无压锅炉。2015年退休。钻研小型锅炉多年，著有《锅炉实践》一书。
原题
1977年高考前后
宿舍同学1982年6月摄于西安交大。右3作者
“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闲散了一年半后，分配到师大附中，在混乱中不上课，一本《语录》在手，“一句顶一万句”，到1969 年初中毕业了。
还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呢，我已经成了“不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升学考试，不许上高中，也不予分配工作，出路是到下一届去“插班”，当时只感到屈辱。
1970年，第二次初中毕业，仍然没有考试，我的班主任钦格利老师找到校革委会，大力推荐我上高中，终于得到了上高中的机会，太艰难了。
这两年的高中，有一种在长期压抑下突然喷发的感觉，除了刻苦之外，心无旁骛，所学的知识，记忆深刻。高中时，我担任了两年的学习委员兼物理课代表。
有很长时间家里就我一个人，父母亲从1968年初开始已不在家了，长期被“隔离审查”、被批斗，1970年去唐山“学习班”，学习班结束被留下“继续审查”，审查结束被下放到和林县土城公社“协助工作”；姐姐和哥哥都上山下乡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其他家人都被“注销”了。
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了。既不能上大学，也没有工作，惶惶不可终日。有“小道消息”说可能要恢复高考，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还在自学文化课。
只要考试，就有机会，但是当年夏天发生了著名的“张铁生白卷事件”，高考被彻底否定了。
像在黑暗中摸索，遥远的前方还有一点亮光指引着，那就是上大学。
10月，通过了严格考试和面试，进入师范学校语文班，培训一年后将分配到各中学当老师，当时有说法是我们没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今后不能上大学，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们分明是高中毕业生的佼佼者，一个班里仅录取了两名，为什么反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为了实现上大学的理想，我在年底退学了。
下乡当知青，先是农村，后来又去了牧区，想得到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牧区是伊盟杭锦旗哈劳柴登公社三大队，在旗所在地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牧区缺少劳动力，比较欢迎知青；牧民们普遍待人热情、心地善良，对知青很好。
1976年，下乡满两年了，有了被推荐的资格。那年的招生工作被拖得很晚，11月才开始；全公社三个指标，比我有门路的人很多，等这些人走光了，我也早超过上大学的年龄了。被“推荐”上大学的幻想，在现实中破灭了。
高中同学已经有五个上了大学，收到来信说：“我的列车已经到达大学，你的列车何时启程？”
我没有回信，因为我的老牛破车还在沙窝子里艰难爬行，丝毫没有登上列车的希望。
内心的苦恼外表是看不出的，越具备上大学的能力就越苦恼，每天劳动之余就是和一群知青嘻嘻哈哈，好像很快乐。
上大学的人欢天喜地地走了，我被提拔到乌兰小队去当会计，享受的待遇有：一匹坐骑（是毛驴，带鞍蹬笼头），每年补贴80个工。这是对我劳动能力的肯定。一旦被推荐，这是优势。
1977年来到了，我骑着一头毛驴，游走在各家牧民之间，统计羊数，帮着挖井。打墙、搭羊圈等等。那个年代牧民生活之艰苦困苦，难以叙述，蓬窗瓦灶，家徒四壁；和几百年前相比没有什么进步；当然农民也同样苦不堪言（我在农村也生活过）。
行进在半荒漠的丘陵里，红日蓝天白云黄沙绿草，突然想起一句古诗：“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原来古人也曾为自己的命运感叹，我问自己，会甘心一辈子当牧民吗？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
6月全公社水利工程大会战，人山人海；我带自己生产队的十几个社员参加，每天汗流浃背，浑身是土。一直干到10月。这个耗费几万工日、几十万元资金的水利工程因为没有科学的设计而彻底失败了，成了工程失败纪念碑。
我们不用再干了，休息几天，这时收到家书，父亲说今年招生肯定要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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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消息很闭塞，对此消息有怀疑，考试完了还会凭“门路”吧？考试可能是个说法，而“高考”则有严格、公平的定义，甚至有一点“神圣”的意味。
白天复习功课干扰太多，只好在夜深人静时点上蜡烛看书、做习题。两年的高中没有什么课本，但笔记做的很详细，有解题方法、归纳、总结，还有自编的“顺口溜”。
我不能脱离劳动回家复习，因为历年都有基层推荐这一条。身为小队会计，必须在年底前统计出各家的劳动工分和羊的头数，牧民还等着分红呢！
考试前三天，大队的拖拉机送我和七八个知青去旗里，一路上大家说笑不停，天气很冷，遇到流沙漫路的地段，大家都跳下去推车，活动一下冻僵的手脚，直到天黑，才算到了旗里。
考试那天早上，我惊奇地发现考场外站着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在认真执勤，监考老师是从乌审旗调来的，异地监考，防止作弊；检查准考证很仔细，感觉不太一样，像是真的考试。
进入考场后半个小时，监堂老师说可以离场了，呼啦啦走了一多半，啊！不能这么快吧？后来才知道，很多人一道题也答不上来，干坐了半个小时！
我看了看，教室里只剩下五六个考生，老师也不用担心了，几个人相距甚远。
物理和化学是一张考卷，而物理是我的强项。考试结束后，监考的一位女老师对我说，你的物理题全答对了。
考试全部结束后，回到大队，约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而这个电话要步行10公里到最近的白音公社去打。通话后，父亲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太好。父亲鼓励我复习明年再考，我却说找一下关系就行。
1978年元旦后，回家过春节，突然有一天父亲单位的同事跑来报告喜讯，重点大学先行，这是我们院里第一份录取通知书。院里都是多年的老邻居，纷纷来家里问讯，父母亲好像突然年轻了十岁，难以掩饰喜悦的心情。
1978年3月份，我坐在久违的教室里，屈指算来，离开教室整五年了。
感慨人生，五年前我就应该坐在教室里，怨恨自己早生了五年吗？可“老三届”的同学被耽误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人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又该怎么说呢？
今天看来，高考可能不是选拔人才的唯一办法，但高考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公开，这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的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
多年后得知了1977年国家发生的事情，我应该感谢邓小平当年力主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们乃至国家的命运。
1977年，记忆犹新，永远不会忘记！
2018.5.22于呼和浩特市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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