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邹锡明：只念过小学的我，一举考上重点大学

原题

只念过小学的我

一举考上了重点大学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路过温州市邮电局门口，从报刊栏上看到，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心里顿时百味杂陈。

那一年我23岁，已经当了8年工人，有5年正式工龄。

上大学，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最大理想。虽然，我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与母亲文化程度都不高，但从小我就喜欢上学读书，梦想着上完初中、高中，有一天能够去考大学。

可“文化大革命”打碎了这一切想法。“破四旧”一开始，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小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在家待了两三年后，父亲见我闲着无事，就安排我去街道工场做工。1970年学校开始复课，我很想去上学。父亲没有同意，认为搞不好将来要“上山下乡”。我感到无奈和失望，但在做工同时，仍然坚持看书的爱好。

在乏味的生活里，唯有书本给予我心灵以慰籍，帮助我了解外面的世界。为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我不遗余力地借书、看书，查字典，摘抄，记日记，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随着视野的扩大，对自己的生活境况越来越不满，渴望着有一天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1972年，我顶替母亲进了市鞋厂，曾经想争取参军入伍，但没有成功，也曾想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上大学，但厂里根本没有名额。现在，高考虽然恢复了，但被“文革”耽误的时光不能复返，以我的现有的学历与水平，能参加高考吗？

虽然如此，我的内心还是燃起了希望。我开始了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自学之中。每天上班，都带着语文、数学课书，有空就掏出来看，下班一回家就开始做题，经常学到深夜。

就在我埋头自学时，家里出了件大事。当年11月，我父亲因长时间咳嗽不止，去市第二医院就诊，被医生诊断怀疑患了肺癌，建议去上海复查。我和母亲陪送父亲去上海复查。12月，当许多年轻人走进高考考场时，我正陪同父亲在上海几个大医院奔忙。经上海多个医院诊断，确认父亲患了肺癌。回到家乡，父亲病情逐渐加重，直至卧床不起，没过多久不幸去世。家庭遭遇此重大变故，一段时间里，我无暇自学，无心顾及1978年高考。

在家庭生活渐渐趋于平静后，我重新开始自学。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我想去夜校上学。可是找了几个夜校，发现那里的教学水准都很低。9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同学来家里，说他要参加市六中高考文科复习班复习，准备争取明年考大学。他是我小学同学，后来上了初中与高中，这次高考仅差几分没有考上。

我想，高考复习班教学水平应该比较高，到那里肯定能学到一些知识。于是我跟着他去市六中报了名。他由于参加过当年高考，可免试入班。而我需要参加入学测试，考语文、地理和历史三门课。这是我离开小学十几年后，第一次走进中学的考场，那种感觉很是奇妙。

考完出来，我觉得这三门课基础知识部分考得都还可以，但200字的命题作文没写好，以为录取希望不大，心情有些懊恼。过了几天，我去市六中教导处门口，却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而且成绩还较好，这让我有点喜出望外。

高考复习班开学了。我分在乙班，晚上上课。从那天起，我好像开始了一场马拉松赛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市六中复习班上课。经过几个星期的学习，发现语文、历史、地理三科学习难度不大，但数学、英语两科，与其他同学差一大截。班里大多数同学，或上过高中，或参加过高考。复习班上课内容，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属于复习范畴，但对只上过小学的我来说，许多知识，实际上都要从头学起，我必须下大功夫往前赶。虽然业余学习十分辛苦，但我乐在其中。

十年的失学与对读书的渴望，在我身上积蓄了很大的潜能。复习班的学习给了我极大乐趣，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向往、有了追求。那段时间，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甘露。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我在各门功课都取得较大进步。通过几次考试，我认为自己学习能力是强的，特别是有很强的记忆力。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成绩不比别人差，如果数学加把劲，是可以参加高考拼搏一下的。

这时，高考复习班通知，到第19周，全市将进行应届生、历届生统考，成绩不好将被淘汰。为了闯过这一关，争取明年继续参加学习，争取参加高考，我对自己的各门功课成绩进行了评估，决定放弃英语学习，把有限的时间，集中用于其他四门课上，学习效果明显提高，在统考中考得比较顺利。

1979年春节刚过，我来到市六中，在公布的高考文科复习班录取名单上，看到全班原先100多名学生，现只剩下70名。我的名字列在转白班学生的名单里。我去教导处去问老师，为什么把我分到白班，我白天要上班，怎么好呢？那老师说，成绩较好的，转白班；读不读，你自己安排。听老师说我的成绩好，我自然很高兴，但要改在白天上课，每周22节课，厂里工作怎么办？如果不去上课，又太可惜了！在复习班一个学期时，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有了很大进步，继续下去，可以参加高考，向理想发起冲击。为了将来，我要继续复习，我要考大学，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了白天能够参加复习，我让厂里把我调到了新车间，在那里我申请全部上夜班。从那时到高考几个月里，我简直是玩命地学习，每天都是午夜零点上班，早晨五六点钟下班，睡几个小时后开始学习，上完复习班，稍稍休息又得上夜班。虽然非常辛苦，但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

在学校复习班里，与同学们在一起，听老师讲课，做笔记，参加测试，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我的思想就会奔放起来，心情就会开朗起来。与同学们的交流非常愉快。我们几位成绩较好的同学交谈时，谈得很融洽。我对学习的信心越来越强，虽然从自学到复习时间并不长，可语文、历史、地理三门课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名列全班前茅。

到了1979年4月中旬，传来消息：今年高等院校招生名额要减少；重点大学英语要全部计分；高考时间定于7月6日；考入高校的学生，可能不再带薪。如果在此前，这些消息对我可能会有影响，但此时我已经成了“过河的卒子”，必须不顾一切往前冲了，一切在高考上见分晓！

那段时间，我忙得四脚朝天。每天既要上班，又是上课，有一点儿空，就看资料、做作业，还要补数学。恨不得把每分钟都拉长了使用。高考的日子渐渐逼近，许多方面都必须迎头赶上。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成绩，经过反复权衡，我制定了高考前的复习计划：在语文上，着重加强文言文和命题作文的练习；在历史上，列出重点事件，概括出关键词，写到“时间树”上，做到看见关键词，就能写出重点内容；在地理上，加强看图练习，熟记各种形状；在政治上，刚学完，要抓紧开始复习，背诵各种名词；在数学上，主动放弃几何的学习，集中时间做代数题的练习。

5月12日，市招生办公室大门口贴出了关于1979年高考的通知。其中规定，考生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1954年9月1日后出生），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二十八周岁。另外，省招生办负责人答记者问说，今年考上大学，不再带薪，有5年以上工龄的，国家发给职工助学金。

前两年，为了广开才路，高考招生对象的年龄放宽到三十周岁。现在等于一下子减少了五岁。按此规定，这样一来，许多同学都被排除在考生范围外了，而我也已经超过一般考生的年龄，必须“学习成绩优秀”，“经单位证明”，才可报考。就我来讲，无论如何，都是要报考的。按照学校要求，成绩好的可在学校报名，其余均回单位报名。我属于文科班成绩好30多人之一，就在市六中报了名。

6月初，我参加了高考复习班期终模拟考，除数学外，各科成绩均列全班前茅。7月2日，我从市六中领到了准考证：编号为1650934，市一中37考场。复习了半年多时间，终于要接受真正的考验了！母亲看到我忐忑不安的样子，笑着对我说：要考状元了，看你能考出个什么名堂？

1979年高考准考证（考试日程表）

7月7日上午考语文。早晨，我提早20分钟就到达市一中。市一中坐落在九山湖边，校园四周，湖水环绕，环境优美。跨过青石桥，就看见教学大楼前草坪上，已站满了考生。不一会儿，铃声响起，我随着其他考生，走向教学大楼，争先恐后往考场奔去。

我所在的37考场，在靠西北那个教室，进入考场，按照报考号，找到我的考桌，发现运气不大好，这座位在教室靠南墙中间，远离北边的窗户，即使窗外吹进一点风，也吹不到我这里，所以特别闷热，刚坐下来，已经汗流浃背。

当时，我顾不得这些，就想从课桌里抽出试卷。但监考老师提醒，大家先不要拿试卷，必须等到考试铃声响起才可以拿。接着，他宣布考场规则。另一位监考老师，逐个核对考生的准考证。

考场规则刚念完，铃声就响起来了。我赶紧把试卷取出来，放在桌上，发现试卷真不少，共有6张。按照监考老师的要求，我在试卷密封线右上角，写上自己的报考号，再在左上角写上自己的姓名，然后进入紧张的考试。我先把试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感觉难度似乎并不大，因此试题做得比较顺手。

最后作文部分，与前两年不同，要求利用所提供的材料，用第三人称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这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复习中从未练习过。不过对于我来说，难度并不大，稍作思索，按照原文的顺序，改变人称，一路写下来，就成了。做完后，还有时间，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一番。结束了三个小时的考试，将试卷交给监考老师，走出考场，感觉外面空气是那么清爽。

考生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议论，有的高兴，有的沮丧。我想，既然考过了，就别再去想它，赶紧回家吃饭，抓紧把复习中归纳的历史科目要点看了一遍。下午考历史时发现，许多内容还真考到了，答起题来，也比较顺利。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由于复习中主动放弃了几何部分，考试中我只做了代数部分的试题。下午考地理，这是我掌握得比较好的科目，答起题来，比较轻松。考虑到天气炎热，两位监考老师不停地把湿毛巾送到考生手中，每位考生用毛巾擦拭汗水，从心里感到一阵清凉，纷纷致以感激的眼光。

对我来说，第三天的考试难度最大。上午考政治，感觉做得不理想，因为学得时间太短，许多概念一知半解。下午考英语，因为完全没有学过，我只在选择题部分，胡乱打了几个勾。

三天的高考结束了，我感觉如释重负，心里想，反正考过了，成绩好不好，已由不得自己，就耐心等待结果吧。那几个晚上，复习班参加高考的同学就聚到一起，回顾复习班的往事，交流高考时的表现，估计自己的高考成绩，猜测今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听到各种说法，有的说今年高考难度不大，分数线比去年高；有的说，今年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普遍考得不好，分数线要降低。说得大家心里都没底。高考成绩揭晓的时刻越来越近，每名考生心情越来越紧张。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两种命运的转折点！

8月5日下午，我正在厂里车间干活，复习班一位同学跑来通知，我已经获得今年高考体检、政审资格。我喜出望外，赶紧跟着他去市六中看成绩。

在教导处考生登记表上，我看到标有我的准考证号和姓名那一行上的分数时，惊喜地呆住了：我的总分达到了370分！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要不是有许多同学在场，我真地会高兴地蹦起来。在大家敬佩的眼光注视下，我抄下了自己的高考成绩：语文82分，历史83.5分，地理88.5分，数学49分（这太意外了，因为整个复习阶段，我的数学考试最高只得过20多分），政治67分。

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我回到家里，把这特大喜讯告诉了母亲和妹妹、弟弟，家人无不被这意外的消息所惊喜，一致赞成我去读大学。母亲说，你的前途要紧，不要顾恋家里，将来的日子长着呢！

第二天，我到市六中，听取校长有关填报志愿、体检和政审等事项的要求。校长说，今年浙江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300分，填报全国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330分；高考文科复习班考得不错，30人参加考试，20多人过录取分数线，其中有两人超过了重点分数线。

由于全省只有浙江大学是重点大学，而浙江大学没有文科，也就是说，我只能报读外省市的重点大学。到底报哪所大学呢？在我周围亲戚朋友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没人能给我以建议。通过厂里的师兄，专程找到他的哥哥、市六中的叶老师家里，请他给我参谋。

叶老师经过分析，建议我填报“上海师范大学”，即原来的华东师范大学，或者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他认为，根据我的高考成绩、年龄和家庭情况，第一志愿最好报华东师大，因为华东师大是全国最好的两所师范大学之一，历来就有“北有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南有华师大”之说；我的年龄已超过25周岁，师范大学招生名额多，录取把握性大，师范生可免学费，还可享受助学金；华东师大在上海，从温州到上海，路途近，交通方便，路费会节省一些；当然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也可报，但相比之下，华东师大更适合我。

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入学留念

听了他一番这么专业的话，我自然深信不疑。特别是他说的师范生待遇和上海交通方便，最能打动我。父亲去世后，作为家中老大，我本来应当担负家庭重任，可我却要上大学去。虽然我工作多年了，但今年上大学不再带工资，虽说会有助学金，够维持我的学习生活吗？如果还要家里支持，这怎么行呢？所以第一志愿我就报了华东师范大学，起码保证不需要家里负担。

大学确定后，专业志愿，我毫不犹豫都填报了中文系。如果不是那么爱好文学，看过那么多的书，凭我的家庭条件、生活环境、上学经历，我是不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

很快，我考上重点大学的消息，就在厂里和亲戚朋友传开了，很多人都为之震惊，纷纷前来祝贺。有的人还问我，你初中和高中都没上过，一直在厂里上班，怎么一下子就考上大学了？

8月26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在我盼望等待中，“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这一天终于送达了。在离开小学13年，当了10年工人后，我在1979年高考中一举考上了重点大学！

从此，我的命运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走上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1983年7月大学毕业，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在中办10年，我有八年在秘书局工作，在中南海里度过，参加过中央许多重要会议与活动。

1993年6月，我调到了中央编办，参与了党和国家多次机构改革的具体工作，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直到2014年7月退休。

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难忘的1979年高考！

1992年10月12日参加十四大

（作者注：这篇回忆文章，以“最不浪漫的追梦者”的笔名，于2017年6月7日发表在《凤凰读书~有故事的人》“恢复高考四十年”征文栏目。此次作了部分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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