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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韩贤强：外婆不在了，外公再也无心恋战

韩贤强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韩贤强，高三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在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

原题

外公外婆: 渐行渐远的身影

作者：韩贤强

外公的父亲是兄妹两人，家境贫寒，没有给他留下什么遗产。外公有一哥一姐，也没有给他多少物质上的帮助。外公这个地主，是他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外公白手起家，用了他几乎一生的努力，积聚了大量财富，创造了他的人生境界，最终，也因此而过早地离了世。

外公吴寿徵，1890~1955年，享年65岁。外婆胡盖姑，比外公小一岁，享年60岁。外公是母亲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在性格、品德和才能，甚至在长相、脾气上，对后代都影响深远，至今，在子孙们的身上，还能看到外公的影子。

昆德拉在《不朽》一书中有一段话，大意如下：如果不朽就是被人记住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不杇”，但是，不朽分为“大不朽”和“小不朽”。也就是说，大不朽，就是当一个人去世之后，很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记得他，他的名字，他的作为，产生对他的崇敬或憎恶之情；小不朽，就是当一个人去世之后，只有少数人，其中大部分还与其有血缘关系，隔了两、三代，至多，在第四代人的记忆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外公的父母亲，就是小不朽的人。其实，我们也都是些小不朽的人，别看现在活龙活现，很快就会在人世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外公、外婆有三个子女，也就是我的舅舅吴企文，姨娘吴锦云，母亲吴美云。

我的外公，我的外婆

西塞罗说：“一个不懂得自己出生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对于家族历史知道得越多，就越有控制自己人生的意识。如果往上数五代，还有什么印象？想到这里，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慌……

吴姓是石柜村的大姓，几十户人家，供奉着一座吴家祠堂，吴家祠堂建在石柜村对面，一河相隔，祠堂背靠一座山势平缓的山坡，山坡上常有兔子出没。

小时候，我进过吴家祠堂。祠堂门前有两面大石鼓，高大的厅堂，十分宽敞，分为前后两进，高大的柱子，要两三个人才能抱得过来，柱子上的大红油漆已斑驳脱落，留下隐隐约约的点点红色，两边厢板上的精致雕饰，已完全模糊，显露出木纹，堂号、对联，祖宗画像与牌位、家谱，早已不知所踪。

祠堂里一块巨大石头上隐约可见“不孝不悌，不肖子孙”几个字，石头上有个圆洞，是用来拴铁链子的，算得上是实施家规的一种刑具。巨石，无声无息地卧在杂草丛中。祠堂主建筑的两边是两个巷道，地面、巷道壁，全部是由大块方整的石头铺砌，还是能想得见当年祠堂的气派，但我看到的已是一座败落不堪的建筑。

昔日祭祀吴家祖先，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大事，商议族内重大事务，惩治不孝子孙的场景，已经无法想像。母亲说，家族凡有大事，必须入祠堂议事。进入祠堂的先后、在祠堂里有无座位，或站或坐的位置，由辈份决定，与贫富无关。外公的父亲是“裔”字辈，外公是“寿”字辈，母亲是“跃”字辈。裔字往上，跃字往下，辈份是怎么排列的，就不知道了。

外公的父亲身体不太好，做不得重体力活，靠外公的母亲帮人家缝缝补补，艰难度日。后来，儿子从上海寄回来钱，盘了点货，在溪头街面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生活才逐渐有了些起色，但是，除吃穿不愁外，也再无其它积蓄。外公的父亲是那个时代无数个最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中的一个普通人。外公的父亲谨小慎微，小富即安，生活能够维持，便不再多操闲心，爱喝点小酒，爱赌个小钱，对生活十分知足。

那时，农村的烟，主要是水烟和旱烟，纸烟十分罕见。水烟袋非贫困人家能够享用。用两尺多长的竹根，打通关节，翘起的根部，包个铜烟窝，便成了旱烟杆，长期使用，形成包浆，泛着黄褐色的光泽。旱烟杆上吊个小布袋，装烟丝。将烟窝里塞满烟丝，将三六表，一种黄色易燃的草纸，裁成一尺长、两寸宽的条子，再卷起来，捻紧，就成了一根引火的纸媒子，称作“纸捻”或“纸媒”。“纸捻”点燃之后无明火，尖着嘴，对着纸媒子“噗”地一吹，暗火便成了明火，就可以用它点燃烟窝子里的烟。外公的父亲喜抽一口旱烟，常常躺在店屋里的藤椅上，惬意地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一吸，烟丝在长烟杆的烟窝里一闪，一吸，又一闪，……时光，就在这叭嗒叭嗒的声响中、一闪一闪的亮光中，无声无息地流淌。

外公的母亲是石柜村的一户贫穷人家女子，善良、胆小、勤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那是个不安稳的年代，溪头都一带，闹长毛，当地人都将太平天国的留长头发的士兵称着“长毛”，地方上常有冒充长毛的强盗出没。一天夜里，来了一帮人，抢溪头街上的大商铺，顺手牵羊地砸开了外公父亲的店门，店中财物，被卷走了大半。外公的母亲吓破了胆，一病倒下，便卧床不起，不久去世。去世时，母亲尚未出世。

外公的母亲去世后，外公的父亲买了个大户人家的丫环，续了小，取名翠莲，年龄比他的儿媳我的外婆还要小。翠莲整日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溪头街上杂货店里住，并不与外公及家人往来，井水不犯河水，与外公一家人相安无事地各过各的日子。

外公的父亲与翠莲生活了两年，就一病不起，病渐重，抽烟都无味了，茶饭不进，眼看不行了，连忙用躺椅扎了个单架，请了两个脚夫，从溪头街上店里一路小跑，抬回石柜村老屋里。当时的风俗，病重的人得赶快回家，不能死在外面。

没过两天，外公的父亲去世，去世时，母亲五岁。翠莲打理不了溪头街上的小杂货店，只有关门歇业。店里的各种货物，全部搬回石柜村。外公又进了不少货，在石柜村河边一条石板路旁，盖了一幢房，门面、卧室、灶间、院落齐全，门前还搭了个凉棚，新开了一家大杂货店。

外公的父亲去世后，那位年轻的小寡妇翠莲，常到老屋里来闹，要分家产。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红戴绿的妖娆女人，大脚片子一走一歪，急匆匆地往老屋里赶。外公家的人见状，唯恐躲之不急，大门“轰”地一声关上，插上门闩，抵上门杠。翠莲跑到大门边，敲不开门，又哭又喊，屋子里的人都屏住气，一点动静都没有。

院子太深，行人太少，无人围观。翠莲敲不开门，无奈、无趣，又一路狂奔到溪头街上，撕破衣服、抓破脸，搞得满脸是血，一屁股坐在地上，披头散发、捶胸跺脚、呼天唤地、嚎啕大哭：“儿子打娘了！儿子打娘了！”翠莲在溪头街上住了两年多，走家串户，磕嗑瓜子，抽抽旱烟，东家长、西家短，没有不熟悉的人。此时，溪头街上的人，都围拢过来了，里三层、外三层地看热闹，一些唯恐天下不乱者，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叽喳喳地议论开来，形成对外公的无形压力。

外婆生母早亡，随后妈生活，虽说是后妈，与亲妈毫无差别，母女俩关系十分融洽。血缘作为一种自然的力量，并不是保持良好家庭关系的唯一纽带，名分及这个名分内在的道德规范，也能成就很多美好和谐的家庭关系。外婆出嫁后，还常带着子女回娘家张家宕探望晚母。只要是外婆回来了，晚母总是要从屋梁上取下已经发红的腌制的猪腿子，割一大块肉，裁成薄片，放在蒸笼里蒸，香气四溢。红得发亮的瘦肉，白得呈乳状的肥肉，几近透明，看一眼，都让人馋。

午饭后，返家途中，路过一片小松林，林子里长满了蘑菇。蘑菇生长在不同的地方，颜色各异，有些蘑菇颜色十分艳丽诱人，但有巨毒，蘑菇毒死人，在农村也时有发生。山里人有经验，蘑菇能不能吃，看反面，有齿，无毒，可食用。可食用的蘑菇，生长在不同地方，味道相差也很大。松树林里的蘑菇，灰褐色、肉厚，味道尤其鲜美。下雨打雷的时候，松树林里的蘑菇，纷纷从地下钻出来，一天一个样地长大，所以，人们叫它雷打菌。母亲和外婆总要采些雷打菌带回来，蘑菇熬豆腐，味道鲜美极了。这段童年记忆，至今，母亲还回味无穷，津津乐道。

外婆娘家一位桂姓姑娘，与外婆同龄，是外婆的闺蜜。外婆出嫁后，仍然相互走动，关系密切，腊月里，桂姑娘都在外公家帮工，做各种各样的饼子，熬糖，做豆腐，泡豆腐，炸圆子等，外婆也参与其中。黄豆制成豆腐，用水桶浸着，一块块拿出来放在案板上，沥水，用刀切成一寸、两寸、三寸不同大小的方块，放在油锅里泡，泡成金黄色，放在竹扁子里备用。这时，泡豆腐的桂姑娘会喊一声：“盖姑娘，快来吃泡豆腐！”桂姑娘会用一只大碗，夹一大块刚泡过的金黄色的热气腾腾的豆腐，加一汤匙辣椒酱，一拌，外脆内嫩，又香又辣。泡豆腐放至三四月份，逐渐腐烂，加上一些荠菜，小火慢慢熬，又是一个美味的家乡菜！桂姑娘没有子女，外婆就将小女儿，即我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娘。

晚年的桂姑娘，一人居住在下马坑，种植了一小片茶山，沿山种了各种蔬菜和南瓜、冬瓜。若干年后，母亲常带我们去看望这位“桂奶奶”，我们称她“家婆”。“家婆”眉清目秀，干净利索，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头发梳得光光溜溜，见我们去，总要到园子里摘些菜，梁上下块肉，窝里掏个蛋，给我们炒几个可口的菜，边吃还还不停地叙叨，当年她和盖姑娘如何如何地要好，亲如姐妹。桂姑娘家境贫苦，年轻时常在外婆家帮工，尤其是腊月，整个月几乎就都住在外婆家。桂姑娘和外婆名为主仆，实为闺蜜，关系融洽得很，还认了干亲。

外公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外公最小，是老三。

溪头村、黄田村都有徽商的习俗和传统，男儿，十三四岁就要跟随父辈或兄长外出学习做生意，站店当学徒。石柜村受其影响，村子里相当一部分“裔”字辈和“寿”字辈的吴家子弟，都在外面闯荡，其中一部分在上海做生意，赚了钱，寄回家，买田买地，购置房产。因此，石柜村里相当一部分人家，都很富裕。石柜村是个富人、穷人各占半边天下的大村子。外公后来居上，成了富裕的那一半人家里面的代表人物。

外公十四岁那年，随哥哥到上海学徒。生意场上，比拼的是胸襟、眼界，比拼的是智商、情商，比拼的是精力、体力。由于外公的好学、悟性和勤勉，五年之后就另立门户，成了个上海滩上有作为的年轻掌柜。店面从小做到大，还招聘了伙计，日积月累，赚了钱，省吃俭用，积蓄全部寄回老家，买田买地。在外公商业业绩辉煌的背后，有一位坚强、坚定、坚持的妻子，她就是我的外婆。

外婆胡盖姑，独生女，张家宕人，出生在一个中等富裕家庭。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珍贵的外婆的黑白照片：外婆当时年龄在三十多岁，穿一件黑色大襟褂子，皮肤白皙，头发一根一根地往后梳，净光，而且发亮，宽额头，抿着嘴，不苟言笑，严肃端庄，一对直视着你的大眼睛，聪慧妩媚，闪烁着正直、善良之光，令人难忘。

外公常年在上海做生意，六七年才返乡一次，回家过年，住不了几天就要返回沪上。我的舅舅、姨娘和母亲，年龄都相差七岁，生日都是在正月里。外婆长年累月生活在窗迎冷月、灯摇残照的闺怨之中。但是，外婆不可能整日里凄苦哀怨地生活，別看她是个小脚，个头也不高，外婆可是那个年代里少有的胸怀大略、运筹帷幄、当机立断、精明强干的女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他们的家，正在爬坡，她无暇呻吟叹息，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要孝敬长辈、抚养子女，她还要帮助丈夫创立家业。外公从上海寄回的钱，外婆舍不得多花一分，一双小脚，三个孩子，牵着、抱着、背着，起早贪黑，凡事亲历亲为，从不假手于人。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省下的钱，购置家产，买田买地。在石柜村田畈里，买了几百亩良田；在七里坑、桃岭大山里，买了几千亩茶山、林山；还购置了一座功能齐全的大宅院，即老屋里。

历史总是在偶然性中慢慢展开。外公原本想将三个孩子带到上海求学，无奈外公的母亲舍不得孩子，外面的世界，总让人有些恐慌不安。外公就一直奔波于石柜村与上海之间，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外公变卖了上海的产业，从上海回到石柜村，顺理成章地从一个纯粹的商人，变成了地主兼商人。外公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人到中年已创下一份不菲的家业，成为石柜村的大户人家，成为溪头都一带小有名气的社会名流，同时，也为若干年后发生的土改故事，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往事，总是要在一定的空间里行进的，没有了老屋里，和与之相伴随的老屋里的故事，便没有了依托，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往事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

石柜村里有两个大宅院落群，坐落于穿村而过的溪水的两边，按照建成年代先后，分别叫“新屋里”和“老屋里”。老屋里大片住宅，分为若干宅院，其中较大的宅院有两套，其中的一套，是外公购置后，整修、扩建的，家里人也还称之为“老屋里”。

外公家老屋里的最外围是五亩肥沃的良田，自种一些香稻、黑米之类的稀有谷类，留着自用。良田边一口大水井，井台是一大块整石。用绳索在井中提水，井边留下道道凹槽，光洁而明亮，标志着它经历过的苍桑岁月。经过水井是一个凉亭，风雨无虑，有石凳石桌木围栏，可以歇脚。亭子拾级而下，进入一个大院子。院子用垒起来的石块做围墙，齐胸高，猪、鸡都进不去。

院子里是大片的菜地，四季各有绿油油、黄灿灿、红艳艳的应时瓜菜，全家食用有余。经过院子是一个用水泥做的平坦的地面，是用来晒稻谷用的。收租子收来的稻谷有时是湿漉漉的，还含有不少水分，要好几个大太阳才能将稻谷晒干，然后入库。夏秋之季多雷雨，刚刚还是太阳当头，天边传来隆隆雷声，天暗了下来，一会，乌云夹着豆大的雨点泼下来，听得见雨点打在地面上的叭叭声，“下雨了！下雨了！”人们大呼小叫地忙着抢收稻谷，收到一半，阳光又从乌云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稻谷还担在农人的肩上，农夫望着天，傻站着，也不知道是该往哪里去。

进宅邸要经过一个不长的可以避雨的巷子，巷子右侧是鸡场和猪圈。

鸡场和猪圈能保证一大家子人肉蛋自给。院子向阳的一边，用石块和木料搭建了一排鸡舍，一只公鸡带着二三十只母鸡在院子里遛达，稻谷和玉米是它们的主食。十几只鸭子也混在其中抢食。外公家一年要养四五头肥猪，猪食就是以米糠杂粮和泔水为主，再辅之以猪草。一头猪要养一到两年，一对年的猪能长到近两百斤，两对年，大的能到三百斤朝上。外公家每年都要杀几头大肥猪。杀完猪，割下一大块肉，烧上一大锅，将左邻右舍请来吃“杀猪汤”，各家各户还会得到一块猪血，上面放一块猪油，就算是“同享”了。

再往前，就是宅第的大门。大门木质，外镶铁边，上面钉着两个圆形铜门环，门框由三条整块石头构成，门两边各有一面石鼓。进大门后，是一个不大的厅堂，厅堂和大门之间隔着一个大天井。厅堂里靠墙摆放着一张大条桌，大条桌下面放一张八仙桌，两张太师椅，一边一张。长条桌上，一边是一台座钟，另一边是一尊花瓶，寓意终生太平。墙上是祖宗像，逢年过节，一家人在这里烧香拜祖，外公也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

厅堂两面开门，绕到后面就是下堂屋和上堂屋。

下堂屋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厢房，穿过下堂屋进入上堂屋。下堂屋和上堂屋之间有个大天井隔着。下雨时，雨水顺着瓦槽子流下来，滴滴嗒嗒地落在天井里的一只大缸里，寓意于聚财，实用于灭火。天井的瓦楞子里，长满了青草，偶尔也开放着几朵艳丽的小花。上堂屋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厢房，前面两个厢房和后面两个厢房间有一个细长的天井，将左右各两个厢房，分为前进和后进。前、后进两个厢房的门相对而开，各有窗户朝向天井。

上堂房的四个厢房都是复式的，每个厢房都有一个楼梯通往楼上的一间房，上下两间，木窗都有精美雕花。姨娘未出嫁前就常在她住的厢房上的绣楼里绣花。上堂屋四个厢房，外公外婆住在前进左厢房，舅舅住在前进右厢房，姨娘住在后进左厢房，母亲住在后进右厢房。

母亲住的厢房，一扇窗户朝向天井，还有一扇窗户朝向一个花园。打开朝向花园的窗户，园中景色，尽收眼底：几株古树，配以石桌、石凳，显得古色古香。满园子的石榴树、枇杷树、枣树和柿子树，几只大缸里栽种着荷花，牡丹花、鸡冠花、月季花，一丛丛点缀在花园各处，花卉、果树相映成趣，四季飘香。

一条弯弯曲曲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绕来绕去，送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开金黄色花的蔷薇，爬满围墙，五至九月，蔷薇花盛开，在夕阳的照耀下，那就是一堵闪烁着金黄色光芒的墙。端午枇杷，中秋石榴。枇杷是一年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一串串成熟的枇杷，像黄色玉雕，撕开皮，饱含汁水的鲜肉就突了出来。将熟透了的碗口大的石榴，密封在坛子里，过年的时候，打开坛子，石榴都裂开了嘴，鲜红色的石榴籽儿晶莹剔透，甜得像蜜。

穿过上堂屋，是厨房兼餐厅。

民以食为天，幸福的道路弯弯曲曲，一直从肠子走到胃，灶台，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家庭的灶台，不仅是个做饭烧水的地方，还体现这个人家的治家理念和信仰。

外公家的灶台特别大，有大锅腔、中锅腔、小锅腔，大、中、小锅腔，各有其用：小锅炒菜，中锅煮饭，逢年过节蒸饼子，泡豆腐，炒花生、瓜子、栗子，大锅就能发挥它的能耐了。大灶台上还埋了两个盛水的铜罐，利用灶台的余热，罐子里终日都有热水。各个灶门口各悬着一个钩子，上面挂一个大瓦水壶或铜水壶，利用灶腔里飘出来的火苖，加热大水壶里的水。这种设计，使充分利用热量，达到极致。

腊月二十八，灶台上贴着“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的对联，大、中、小锅腔里点上蜡烛，送灶老爷上天述职，汇报人间疾苦。一整天之后，灶腔才可重新生火。

外公家一日三餐，早上吃干饭，要干活，不吃饱不行；中午泡点锅巴、发米，打个点，不能耽搁干活的时间；晩上是正餐，酒菜齐备，犒劳犒劳辛苦了一天的自己，也是辛勤劳作的最终目的。正餐的神圣感还体现在一定的仪式上。

掌灯时分，长工收了工，洗了澡，到餐厅用餐。一家人，包括长工，围坐一张八仙桌，坐位是固定的，有讲究，坐什么位置，既反映老尊幼卑、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也反映这个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在外公心目中的地位。

外公外婆坐在朝向大门的上首，外公左、外婆右，桌子左边，上首是舅舅、下首是长工，桌子右边，上首是姨娘、下首是母亲。这个座位排序，是外公家多年的传统。

若干年后，每当我见到昔日外公家的长工，母亲仍旧叫我“喊舅舅”。长工，就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此外，家中还有个丫环，伺候大家吃饭，外公、外婆和舅舅的饭吃完了，丫环要帮着添饭，长工、姨娘和母亲，吃完自己盛饭。饭毕，丫环收拾碗筷，她是不能和大家一同吃饭的，只能等大家吃过了，在灶间吃。丫环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低的。

石柜村的本地人，特别是吴姓本家，只要不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吃喝嫖赌，不管你家中有没有田地，是帮工，还是做买卖，经过多年经营，加之本家之间的互相帮助，一般都能够做到吃穿不愁，日子都能过得去。如果有了积蓄，可以买田买地，田和地都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对田地的拥有，从三五亩到上百亩，呈现出一个梯度，也就是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拥有多少土地，成为哪一个层次的人或家庭，虽然也会有坑蒙拐骗、强取豪夺，那只能是极个别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随便就可以发生，每个社会都会有它的游戏规则，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并非地主占有了土地，其他人便无立锥之地。

在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最可靠的家当，买地，就是兴家，卖地就是败家。有了土地，再善于经营，家道会逐步殷实，生活会逐步富裕。石柜村的贫困人家，一般都是外来户，或是无家可归，到处游荡的混子；或是遇灾荒，一路要饭过来，在此暂时居住的。

外公家的长工叶有财，就是个外来者。叶有财，来路不明，都三十多了，仍然是条光根，居无定所。石柜村旁边，有个榨油坊，油坊女老板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一脸麻子，叶有财与她两厢情愿，姘居多年，在外打工赚两个钱，也就进了油坊女老板的腰包。

王家岗上一户人家，一个高大胖女人不满她矮小的驼背丈夫，整日里吵嘴打架，叶有财见缝插针，和这个妇人也有一腿，女人后来生有一子，也不知是谁的种。似乎是早有预谋，胖女人和驼背丈夫离了婚，带着儿子嫁给了叶有财。从此，叶有财就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经人介绍，叶有财成为外公家的长工，干些晒稻谷之类的体力活，也兼种老屋前的五亩田。叶有财与东家大少爷，也就是我的舅舅，年龄相仿，关系融洽，打得火热，干了不少荒唐事，那是后话。

丫环出身贫苦，在她十三岁那年，是外公花了十块大洋买来的，取了个讨兆的名字：发妮，希望她有个好的前程。发妮帮助外婆做家务，都是手边活，谈不上辛苦不辛苦。几年下来，发妮从一个黄毛丫头，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石柜村的后生小子，常上山耙毛草须，也就是将松树落下的松针收集起来，烧灶时，用来引火的。

发妮喜欢干这个活，少男少女、三五成群，能到山上野地里去疯。男女授受不亲，外面已有风言风语，外婆怕发妮出事，十六岁那年，外婆为发妮找了个人家，给她做了几身新衣服，赔了点简单的嫁妆，一顶两人抬的小轿，嫁了出去。从此，外公家再也没有用过丫环。

厨房的后面有一条宽过道，通向粮仓。粮仓很大，空旷而通风。地面也高出半尺，下面夯实了一层石灰渣子，既可防潮，也可防虫，粮仓四周地面渐低。稻谷推得很高，周围用隔板建成仓房，要踩着梯子爬上去，顶上面还用芦苇席子围着。

老屋门前的石板路，一直通往村边的一条大河，河边有外公开的一家商店，店里的一部分货物，是外公的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经过外公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商店对面一条大河，临河一条大道，大道东往溪头街，西通西阳镇，商店门前一个大凉棚，跨在大道上，棚内临河边一条长木凳，有靠背，晒不着太阳，淋不到雨，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在这里歇脚，村里人闲来无事，也喜欢聚在这里聊天，形成石柜村一个热闹地点，这里的人气旺，是石柜村唯一的好市口。

商店经营日用百货、烟酒糖盐，是石柜村唯一一家商店。进店门，右边是个柜台，近一人高，要昂着头和店主说话。柜台内，地板垫得很高，老板要探出半个身子，问顾客：“买点什么？”这种高低较大的落差，造成顾客与店主心理上的差异。左边是个厢房，来个客人，可以喝茶聊天。从柜台内往里走，一间灶屋兼餐厅，再往后，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卧室。柜台内，另有一扇门通向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两畦菜地，一个粪缸。一个小小的店屋，功能完善齐全，体现循环经济的功能。

土地改革的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摧朽拉枯，势不可挡。

土改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叶有财、石金生这些外姓人。石柜村吴姓本家，在一个村子里朝夕相处，供奉着一个祠堂里的共同祖先，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联系，七大姑、八大姨的相互称呼，遵循着吴家共同的家训和族规，相互间虽有贫富差异，经济上的往来，还是遵循公平交易，借债还钱，平日里，谁有个难处，也少不了帮衬一下，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千百年来，血缘、亲情、传统，维系着吴家族人间的和谐关系，怎么一下子就翻了脸，都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了呢？

石柜村吴姓本家，一般都撕不破这张脸皮，抹不下这个情面，下不了这样的狠手，所以，大多数是观望派。当然，也有个别吴姓人，如吴跃干——他原本是吴家买来的一个要饭的孩子——也想借机闹事，从中得点好处，充当了土改的积极分子。

土改时，那可不仅仅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那么简单的事，外公购置的老屋连同花园，分给了长工叶有财，家具作为浮财，全部分光。准备给舅舅结婚的一套新家具，搬到了农会主任石金生家里。外婆曾对母亲说过，最后，只给外公一家人留下了七斤米。七斤米怎么活？全靠七里坑、桃岭山里外公过去的佃农们接济，外公一家才得以苟延残喘。

没多久，老屋里花园里的果树被叶有财全部砍掉，改建猪场，因管理不善，猪发瘟，无力回天，猪场废弃，一座花园只剩残墙断壁，成了一片瓦砾地。花园是老屋里的缩影，老屋里是整个石柜村的缩影。从此，人间再无老屋里，人间再无石柜村。几十年过去，经过数次运动的冲击，老屋里的房子拆的拆、倒的倒，在残墙断壁中，几间靠在一起相互支撑着的房子里还住着人家。老屋里，只活在人们的记忆中；石柜村，成了我的一个梦幻中的老家。

仅仅靠这些片断，就能使渐行渐远的外公、外婆的身影清晰起来吗？即便不能，除此，也別无他法。要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片断，也将在记忆中流逝，这些片断，便越发显得珍贵起来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好像并没有什么故事，只有一些片断，一些印象深刻、挥之不去的片断。

外公中等身材、微胖，大眼睛、双眼皮，炯炯有神。小时出天花，脸上留下几点麻子，也可能是因为他懂经营、善聚财，乡里人将外公类比“陶朱公”范蠡，当面都称他陶老爷，背后却叫他陶麻子。外公是一个勤奋好学、忠厚守信、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的人，性格豪爽，甚至有点暴躁。

我有一张外公晚年的照片，头戴一顶黑色的毛线帽，身穿一件黑色棉袄，身子已经不能挺得很直，有点歪了。略有笑意，又似笑非笑，眼睛里透出仁慈、宽容，无奈、疲倦，倔犟、不甘的复杂眼神，和我的那个青年时期的外公，登着一双圆宝口的布鞋，在上海的弄堂里疾走如飞，和我的那个壮年时期的外公，穿着一件长袍，端坐在商店大堂里的太师椅上，与顾客侃侃而谈……，都已经相去甚远了。

有顾客来店里买宣纸，张开一看，发现纸角上有一道裂缝，顾客指着裂纹，轻声说：“陶老爷，这里。”外公接过宣纸，看都不看，就将一大张宣纸撕得粉碎，揉成一团，往地上一丢，又重新拿一张宣纸，递过去。此时，就是再发现更大的裂缝，顾客也不敢再吱声了，转身，悄悄地溜出了店门。

外公喜酒不喜烟，偶尔打个麻将，赢了钱，哈哈大笑，笑声像滚动的雷声，桌椅都随之震动，爽朗的笑声，传出去老远老远；输了钱，喝闷酒，一瓶子酒下肚，酒瓶子往地上一摔，便蒙头大睡。这时，家里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也都不愿搭理他。

石柜村吴姓本家有事，外公都会慷慨解囊，出手相救。大花、小花兄弟俩要抽一个去当壮丁。大花、小花的父亲是吴姓本家人，务农，家境贫寒，其妻在外公家打短工，每天从大水井里往厨房水缸里挑水。两个儿子，哪个儿子老吴都舍不得让他去当兵，无奈之下，求救于外公。外公用十块大洋买了个壮丁交给他。

那天，老吴用绳子捆住壮丁的双手，牵着绳头，老吴在前，壮丁在后，悠悠地往溪头都乡公所去，准备交人顶差。进了溪头街，老吴坐进一家茶馆小憩，得意了，要了两盏小菜，一壶老酒，喝起来，一壶酒见底，人有点晕乎乎的了，趴在桌子上打起了鼾。壮丁见状，松开手上绳索，怀揣十块大洋，溜之大吉。老吴一觉醒来，板凳上只剩下一根绳索，壮丁不见了，老吴欲哭无泪。

第二天，只得又把大花送到了乡公所，当了国军。事有蹊跷，队伍开拔不出两日，只打了一仗，便投了诚，摇身一变成了共军。几年后，大花转业到地方，带了老婆和三个孩子荣归故里。不久，县里下来一个指标，要调大花到县里当干部，大花眷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不愿意到县城里当干部，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民兵营长李坚强见状，便取而代之，进了城，这叫做“上街头不要，下街头抢到飞跑”。

之后，逢年过节，李坚强都会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上两只钢笔，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半新大头皮鞋，面带笑容，在石柜村里慢慢地转悠。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响，逢人都要打个招呼，满脸堆笑地掏出纸烟，请人抽，得意地接受大家的恭维。此时，李坚强最想碰见的就是大花，而大花却是躲着他，最不想碰见他。

外公的商店经营日用百货，毛巾、胶鞋……各种规格，一应俱全。但是，一家人，包括外公自己，用的毛巾都是粗土布质地的“高粱布”，洗起来刺手刺脸，越洗越硬，和柔软的绵纱毛巾，不可同日而语。

母亲上小学时，每逢下雨天，同学们大多穿胶鞋，乌黑发亮、柔软舒适、轻便美观。母亲穿的雨鞋有些古怪：用桐油将棕贴牢，做成鞋帮，用木板浸透桐油做成鞋底，再打上几个铁鞋钉，不透水，坚固又防滑，每年还要上一次桐油，经久耐穿，越穿越沉。只是走起路来，咯噔咯嗒作响，人未到，声音先到。雨天，放学排队，母亲一双脚，总是轻提轻放，唯恐发出大的声响来，引人耻笑。母亲的童年没有穿过胶鞋，雨天都是穿着这双沉重的棕木鞋。

外公店里买的酒是散装的，那个年代瓶装酒还很少见。酒装在一个大坛子里，坛子口用一个大砂袋压着，酒气不会溢出。用竹子做成的一两、二两、半斤的酒端子，在酒坛子里打酒，遵循“快打酒、慢打油”的规则。酒端子往酒坛子里一沉，端子里满是酒花泡味，立即提起酒端子，酒往插在瓶口上的漏斗里一倒，马上又将酒端子放回到一个缽子上。酒端子里剩余的酒，滴嗒滴嗒地往下滴，滴在放酒端子旳缽子里。几天下来，缽子里的酒，也很可观，自饮有余。打酒时，如果酒端子稍事停顿，酒花泡沫破灭，顾客就会发现酒端子没有装满酒，所以要快。

打油就是另外一码子事了，油稠，会“堆”在端子里，要慢，让堆着的油慢慢淌到油缸里，不然，商家就亏大了。怎么样？没这点子聪明劲，经不了商吧？

除了商店，外公主要还经营着他的水田和山场。午季之后，陶老爷常常要顶着烈日，坐一顶轿子出门，到田间视察水稻长势。遇到不好的年景，佃农说：“陶老爷，今年旱，怕收成不好。”外公二话不说：“今年租子不用交了。”

外公与七里坑、桃岭佃农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茶季前后，外公也要到山里转转，看看茶叶的长势，估计一下一年的收成，也顺带了解一下佃户们有什么难处。佃农们看东家来了，都十分热情，争相邀请陶老爷去家里吃午饭、吃晚饭，留宿。用咸猪腿子炖蘑菇、冬笋烧肉、酸缸豆炒腌红辣椒等山里菜招待，外公也十分欢喜。两杯酒下肚，租子会减掉不少。

茶季过后，七里坑、桃岭佃农要将制好的茶，卖到溪头都茶行，回头也正好是中午饭点，都会到陶老爷家“打个点”，不管是几个，还是十几二十几个人，外公都会拎出一个大茶壶，搬出锅巴、发米，煮一锅咸鸭蛋、咸鸡蛋，炒一大碗咸菜招待，有时也会蒸一大碗咸货：咸鸡、咸鸭、咸肉。佃农们吃饱、喝足，抽袋烟，横七竖八地躺在老屋里的下堂屋厢房里，“吃头猪，也不如打个呼”，躲过了正午的太阳，再往山里赶。

世事轮回，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土改时，外公被罚到七里坑、桃岭劳动改造，扛杉木，一根二三尺围的杉木，有近两百斤重，对一个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近六十岁老人，哪里能受得了？都是七里坑、桃岭当年外公的佃农，出手相助，才完成了扛杉木的任务。文革后期，母亲到七里坑、桃岭上工，帮人做衣服，受到山里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山里人与外公的情谊，延续到母亲身上。凡见到过去外公的佃农，母亲都会对我们说：“叫舅舅”。我的舅舅还真是不少呢！

一天傍晚，天刚黑，外公家里闯进一伙跨枪的，这帮人，可不比揭瓦打洞的土匪，他们个个身手不凡、动作矫健，不破门窗、翻墙而入，没有一点声响，人就都站到了天井里。没有理睬人，这帮人径直往后面厨房跑去。舅舅不在家，屋里除了老人，就是女人。外公、外婆、姨娘、母亲、事妮舅母吓得慌作一团，外公领着一家子人跑到屋后山上竹林里躲藏，惊恐地瞪眼看着家中的动静。

天色渐明，那帮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背了几个大包袱，离去。外公一家子人，躲在屋后的竹林里，一夜未合眼，对家中的情景看得分明，眼见着家里没有大的动静了，外公一大家子人，从山上回到家中。家中财物竟然毫发无损，连饭碗茶碟都没有打碎一个，外公晾在天井里的一件蝴蝶牌咖啡色名贵毛线衣，还在晨风中摇摆。只是可以吃的东西，包括厨房米缸里的米，屋梁上挂着咸鱼、咸肉，被一扫而光。外公说，是新四军。当时，溪头街上是国民党的天下，新四军在山里活动频繁，石柜村一带是国共拉锯的地方。

外公怕此事再度发生，当日，外公带着全家，带着事妮舅母，投奔宣城大户堂妹家。这次旅行，本来是一次避难，也恰逢宣城水阳江的渔季，外公居然还不失时机地附带做了一笔鱼生意，毕竟，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啊，真是动乱中不失英雄本色！

聚财有如针挑土，外公在上海经商多年，聚财不菲。回乡之后，田地山场的租子，加上商店的利润，收入也不菲。但是，外公的生活却很十分简朴。如此之多的财物，到哪里去了？当时没有人知道。

土改，老屋里分给了长工叶有财。几年后，老屋被毁，最后被拆除的是上堂屋。別以为拆屋子就是什么坏事，当地人传，拆屋子可让叶有财真的“有”了“财”，从屋子的夹墙里，拆出了几个大金元宝及各种金饰、银元！叶有财“有财”了，但是，没听说他将财宝捐献给国家，也没听说他创办了什么企业。真是散财有如水推沙，吃喝嫖赌，财物很快散尽。那怕就是再来一次土改划成分，叶有财还是当不上地主，地主还真不是送的、捡的，当个地主，也不易呢！这件事，倒也解开了一个谜：外公的钱，究竟藏在哪里。

我上初中时，舅舅对我说，河沿店屋的墙里，也可能藏有财物，在哪里？不知道。我马上要念高中了，急需用钱，冥冥之中，外公能助我一把吗？记得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太阳快沉到山那边去了，店屋后院卧室的墙上只剩下最后一抹阳光。舅舅仔细地看着那一面墙上的每一块砖，我用半截砖，轻轻敲打着墙上的每一块砖。

突然，我感觉有一块砖，发出的回声，有些异样，显得空，一阵惊喜，我说：“就这里”。舅舅闻声过来，拆掉几块砖，我伸手进去一摸，感觉是个布包，有些沉，拖出来，舅舅双手接住，放在地上。一个蓝布包，包了几层，最外面的布，已经破碎，布包里面有金镯、金钗、金簪，和一些我不认识的金饰，以及上百块银元。舅舅高兴极了！这包东西被我找到，可见外公与我有缘，舅舅连连说：“天意啊！天意啊！”这一包财物，分成四份：舅舅、姨娘、母亲和我各一份，我的一份归母亲掌管。

这笔财物，一部分帮助我们渡过了后来最无助、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另一部分，在文革抄家中，落入他人之手。几十年过去，姨娘九十多岁高龄了，曾送给我一块银元，我还能从银元上感觉得到外公的体温。

一个人的认识和作为，永远也跳不出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阅历对他的限制。外公是见过世面的人，家中也不缺钱，但是，在孩子的教育上缺乏眼光。外公的三个孩子，只有母亲进过洋学堂，舅舅和姨娘只读过私塾，更谈不上外出求学了。这是外公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虽然，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度，1935年民国明令取缔私塾，兴建新型学堂，但学堂数量有限，私塾仍名亡实存。直到解放前，虽然溪头街上有一座洋学堂，石柜村里还是有一家私塾。

舅舅念了几年私塾，被送到郎桥河镇一位老中医那里学徒，没两年，老中医去世，外公帮舅舅开了一家药店，再过两年，药店倒闭，舅舅终究未能修成正果。姨娘念了几年私塾，初通文字，便寻了黄田朱家大户人家，嫁了，拉开了她一生婚姻悲剧的大幕。母亲十分想读书，也能读得进去，可是，外公并不把母亲读书的事放在心上。

每逢开学，母亲都要到外公的账房里，向外公要钱。外公背对着她，只顾自己敲算盘，嫌母亲讲得烦了，回过头，摘下眼睛，从眼镜框上面看着他的女儿，问：“妹里家，读那么多书，干吗？”母亲并不回答外公，直接打开外公的钱柜子拿钱，外公也不阻拦。就这样，虽然外公不同意，母亲还是一直在念书，读到初中，因嫁人而辍学。

解放战争时期，石柜村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拉锯区，大山里面，共产党占着，溪头街上，国民党占着。当地流传着，叶挺骑着高头大马，在高山密林中穿梭的神话，还流传着新四军攻打溪头街上国民党碉堡和国民党调大部队进山剿共的残烈战斗，杀人都杀得红了眼，说仗都打过好几天了，乌鸦还叼着人肠子，在天上盘旋。

一次，从七里坑、桃岭大山里抓了二三十人，说是暗藏的新四军，关押在溪头都乡公所里，这些人的头，看来是保不住了。山里有人赶紧给外公带信，让外公想办法救人。外公火急火燎赶到溪头都乡公所，到捆绑犯人的地方转了一圈，说：“他们都是我的佃农，怎么会是新四军呢？我担保！”其中一些人确是外公的佃农，一些人外公也并不认识。因为外公拍了胸脯担了保，这个面子乡公所还是不得不给，这批人全被释放，保了一命，其中包括十几个货真价实的新四军战８其中，还有一名排长。其实，外公也就是为了救他的佃农，共产党却记住了外公的好。解放后，外公被当作“开明地主”，还到泾县城里开过会。

当土地改革的革命大潮不可阻挡地汹涌而来时，形势急变，富人无一能够逃脱，外公被关在乡政府。土改后不久，外婆去世，走完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一生，享年60岁。外婆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她的相夫，不仅仅是做茶饭、浆衣裳，不仅仅是生儿育女、勤俭持家，她是外公兴家立业的同伙，一个在外奔波，一个在家操持。外婆是个胸有大局、能谋大事的人，善断而且果断的人。外公从上海将钱寄回家，外婆就到处买田地、购山场。外婆是个刚强的人，她最懂外公的心，但是，她还是丢下外公，走了，她不该走得那么早。

外公被罚到七里坑、桃岭山里扛杉木劳动改造。七里坑、桃岭深山老林，天高皇帝远，外面的政治风暴，传到这里，只剩下微风细雨了。七里坑、桃岭的山民，有不少是外公的佃农，他们看到外公，又惊又喜，迎上前，说：“陶老爷，您怎么能扛得动？！”外公年龄已近六十，实在是扛不动。外公扛杉木的任务，基本是他的佃农们自愿代为完成的。那些日子，外公吃住都在他过去的佃农家中，得到他们的照顾。如果不是母亲亲口述说，我怎么会相信佃农帮助地主的故事呢？只要是七里坑、桃岭过去外公的佃农，我们都以“舅舅”相称，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每当我喊他们“舅舅”时，他们总是摸着我的头，感慨地说：“陶老爷的外孙子，这么大了。”不久，外公得病卧床。

1953年4月，我5岁，在南京读幼儿园大班，随母亲从南京到石柜村看望病中的外公。外公穿着黑色的棉袄，头上戴着顶深蓝色毛线帽子，靠在店屋厢房的床上，床前放着外公穿了一辈子的圆宝口的布鞋。

屋子里较暗，我看不清外公的脸。母亲坐在床沿上，这是父女俩人生最后一次长谈，我听见外公低沉也还算有力的声音：“唉，要不是你妈妈去世了，我还真想好好地干一场。”话音很低，却很清晰、很感人、很震撼！多少难忘的岁月，多少深沉的情感，都包容在这句简短的话语里。

曾几何时，外公的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一双元宝口的鞋子，匆匆地紧跟在哥哥的身后，踏上新奇的上海滩，从扫地、抹桌、扛货做起。曾几何时，外公的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一双圆宝口的鞋子，缓缓地迈着方步，在上海布店的青砖地面上来回踱步，运筹帷幄，生意场上镇定自若。曾几何时，外公的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一双圆宝口的鞋子，穿梭在田间山林，经营他的数百亩良田、数千亩茶山……

俱往矣，如今，外公像一匹久经沙场、浑身伤痕的老马，发出渴望战场的最后的嘶鸣！此时，土改已经给外公做了结论，没什么大事了。外公虽然年龄已过六十，不服输的性格，并未完全泯灭的“雄心”，又催促着他跃跃欲试。

同时，简短的话语，也体现外公外婆相濡以沬、伴随终生的情怀，外婆不在了，人生的战场上，外公再也无心恋战。命运给外公的机会并不多，设置的障碍倒不少，没有给他充分的空间和时间，让外公施展才华，这既是时代的局限与不公，也造成外公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这次父女推心置腹的长谈之后两年，也就是外婆去世三年之后，外公与世长辞！

2017.7.29初稿

2019.11.11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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