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范文发：沪童他乡漂流记

范文发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别样的童年

作者：范文发

题记

别样的童年，

在陌生孤独的环境里，

依然留存着友情与希望。

有人说，童年是温暖心扉的香茶；有人说，童年是无限遐思的咖啡；有人说，童年是炫丽无比的彩虹；有人说，童年是令人不舍的霞光……

我的童年却是与众不同。一个上海小孩，突然奔向西北高坡又跑到闽南山区，逼迫自己要加倍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期间的故事总显得有些酸涩。

虽然已经是一个甲子前的记忆，然而，只有回忆起那点点滴滴的琐事，才能积累起更多的人生体验，也许日后会让这条人生的道路走得更远更宽？

西安钟楼

六一节的糖果

那天是1957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在陕西省建筑总公司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午间操结束，我们一群小朋友就挤在一溜平房的玻璃窗外，极其羡慕地张望着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围在一堆花花绿绿的糖果前，一五一十地往纸袋里装糖果。

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就像盼过年那样盼着六一节的糖果！

下午庆祝仪式结束，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因为新来的班主任迟老师说了，谁不遵守纪律就不发糖果。于是，大家睁大着眼睛，安静地看着迟老师将十粒一袋的糖果码放在一个盘子里，端着盘子由前往后的分发。

我个子高，坐在第二竖行的最后一排。老师发给我的同桌女孩子一包后，盘子空了，她又上讲台去取。这回盘子却没有端到我坐的最后一排来，而是走到第三竖行的第一排开始分发。

这样，糖果与我就失之交臂，老师把我给漏发了。

发糖完毕。我勇敢地举起了手，迟老师让我站起来。刚要起身，不料椅背将我的背带勾住，身子起了一半又被拉回到椅子上，引得哄堂大笑。我一下子红了脸，犹豫地重新站起来，普通话夹着上海话，说得就有点语无伦次：“老师，纸袋没有……我糖……少发了……”

话音未落，又引来一片笑声。不知道是我吱唔还是同学嘻笑，让老师以为我是在调皮，故而严肃地对我说：“谁也不能多吃一份，坐下！”我无奈地坐了下来。

放学了，没有发到糖果的我，又被老师批评，心里十分委屈。同桌的女孩子平时不大说话，不想叫她来作证。我想到两位好同学赵洁民与王维克，便将自己的书包和身上的口袋全翻给他俩看，又引他俩到自己的课桌抽屉来检查，确实没有一粒糖果。

他俩为了安慰我，一人摸出一粒糖，但我不吃。三个人你瞅我我瞅你，都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不敢进办公室，只能站在门外，想等老师出来时跟她说。但是，出来进去的都不是迟老师。这个迟老师怎么就是迟迟不肯出来？

这时，读四年级的哥哥放学经过，便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见我不回答，硬拉了我走。

路上，哥哥见我唬着脸，便问：“你做错了什么事？老师骂你了？”我噘着嘴不回答。“肯定是做了什么错事……”我一时怒火中烧，对着哥哥喊：“你走！我不要你管！”哥哥见我歇斯底里，也就不再理我，自顾自地朝前走。我狠狠踢着路上的石子，心里说不出的懊丧。

吃晚饭时，姐姐嫌我饭粒掉在桌上，刚说我几句，我就嘟囔着嘴生气。姐姐说：“谁的话你都不听了。等妈妈回家，一定告诉……”还没等她说完，我便一推碗，不吃了！

我呯地一声关上门走了出去。大家都搞不懂我今天是怎么了？其实，他们哪知道我小小的心灵正遭受着冤屈的煎熬。

没等爸妈回来，我就爬到自己的小铁床上，将被子蒙住了脑袋，掩饰着十粒糖果留下的伤心。

夜里，妈妈进来掀开我的被角，问：“蒙头睡觉不闷啊？”发现我泪眼婆娑，马上摸我的额头，问哪儿不舒服？我摇头；是不是受人欺负了？我摇头。眼泪却不听话地大颗大颗滚落下来。

妈妈把我抱起来放在大床上和她一起睡，又塞了一只圆溜溜的橘子在我的手心里。妈妈安慰我：“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今天不说，明天告诉我也行。小小年纪心事这么重？男孩子懂得气量要大……这个礼拜天我们全家一起去阿房宫看电影，是香港片子《垃圾千金》……”

我蛰伏在妈妈温暖的脊背上点着头，浑身是那样的安稳、舒坦。一股股暖流打心眼里冒起，让所有的委屈都化烟化灰般地消失了……我想：如果那晚没有妈妈温暖的脊背，我也许会做一场恶梦。

是啊，有妈妈在的日子，多好。

那年我七岁。

福州三坊七巷

梦中的地图册

大概在福州读三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世界地图，喜欢到能把《新华字典》后面世界各国首都面积人口统统抄在自己的练习薄上，并且能背出絶大部份国家的首都名称来。

当时家住在福州市中心的东大路西端，距离三站路的东大路东端，有一家全市最大的书店。一日我与哥哥在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世界地图册》，标价8角。我翻开书中的画面，有大洋高山，有平原江河，有许多许多国家，有数不清的城市乡镇，其中还配有若干幅风光图片……不是哥哥拉我，真不想离开这本让我流连忘返的地图册。

自此，我一直记挂着这本世界地图册，那绿的平原、黄的山脉、蓝的海，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在我的梦中几番出现。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本地图册呢？

照我的经验，向大人要 8 角钱买一本课外书，真还没有过先例。但我还是向母亲提出了请求。母亲告诉我：“五年级才有地理课，现在不需要买这么贵的地图册。”

我依旧不死心，就想出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办法。母亲每天规定我的早餐费是8分，省下十天的早餐费，就能收集满一本地图册的钱。于是，我第二天就绕开平时常吃早餐的小食店，开始饿着肚子去上学。心里有了既定目标，实施起来并没觉得困难。

但十天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挨到第三天就碰到了倒霉事。

课间我去厕所，蹲位在高脚楼的上面，下面埋着深深的粪坑。解完手不慎将口袋里省下的三天早餐费共2角4分钱随手纸一同掏出，眼睁睁看着几张纸币扬扬洒洒地飘落进粪坑里。我随即找了根竹杆想掏上来，够不着不说，根本无法打捞。当时心里那个痛啊！

不过我并不气馁，一切从头开始。有了这次教训，我严格看管省下的早餐费，将它包成一个纸包，塞在床铺的角落里。在朦胧中数次见它慢慢鼓胀起来，梦里盼它快快筹足兑现。星期天，我还特地跑去书店看一看那本红色的地图册，见它安然地竖在书架上，我的心里一阵欣喜。我默默告诉自己，用不了几天，这本世界地图册就是我的了。

终于攒够了8角钱。下午放学，我约了同学彭水波一起去书店，一个人买书还有点胆怯。当我手心里紧攥着 8角钱，兴致匆匆来到书架前时，那本红色的世界地图册已经换成了一本黄色的图书《怎样改造碱性土壤》。怎么回事啊？前几天都还在的呢？我上上下下又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我慌忙拉着水波一同去问售货员。售货员告诉我，那本世界地图册卖掉了，现在库里也没有。

五雷轰顶！

我不知道怎样出的书店。极度失望的我一屁股坐在了书店门口的台阶上。水波数次催促我走，我都没动。他就独自回家了。

坐在冰凉的台阶上，那句“我想要的地图册没了”的话，在脑子里反复旋转。心里怎么也不明白，几天前还好端端立在书架上，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这不是存心欺负人吗？

书店关门了，路灯亮了。

有位老者走过来问：“小朋友，怎么还不回家？”我没吱声。“迷路了？还是有什么困难？”见老者如此关心，我便告诉他：“老爷爷，我要的那本地图册被卖掉了！”

老者笑了：“书以后总会有的。天都黑了，小朋友快回家快回家，爸妈要着急了！”

我突然想起上次捉迷藏，我躲在草堆里，一时没有伙伴找来，竟然睡着了。那天天也黑了，妈妈找不到我都吓哭了，我是得赶快回去。我一路小跑，但心情就像天色一样越来越昏暗。

后来，我也经常去书店，但是那本红色的世界地图册一直没有出现过。而我那8角钱也没敢花，一直藏到了新年，就是为了等待那本红色的世界地图册的出现。

如今，我拥有的各式各样地图册不下几十本。但是，没有一本地图册能让我有儿童时代那种兴奋渴望的感觉，那种兴奋渴望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出现过。

这种感觉让我寻找到了童年的那份执着。回望人生，它是何等的弥足珍贵呀。

1986年重访母校

良嘎亮

“良嘎亮”，福州话里是对外乡人的贬称。

我在西安还没读完二年级，全家就随父亲到福州。当时两个总工程师家里共有六名孩子要上学。其他五个孩子比我大，都是小学四五年级或初中一二年级，全部进了省师大附中附小。我虽然可以直接升三年级，但附小却没有三年级名额。无奈，只有独自去条件较差的水涧小学。

水涧小学由一座庙宇改建，没有操场不说，教室也是阴暗潮湿，教育设施严重缺乏，除了几张旧木板钉制的课桌外，凳子都由学生自己解决。我记得回家与母亲说过要带凳子上学的事，但母亲那时忙，或许压根就没想到上学还要自带凳子，所以没当一回事。致使我站在教室后面，贴着墙壁听了半个月的课。

后来不知怎样被母亲知道了，才央隔壁的戴国璋叔叔敲了一只木凳子。但木凳子敲矮了，坐着只能瞧见三分之二的黑板。不过，总比站着听课强。

没有凳子上课，倒还不算什么难题，难的是初来乍到听不懂（可能是全中国最难明白）的福州话。

上第一堂算术课便让我傻了眼，老师从头到尾，我没听懂一句，我只有参照黑板上的加减乘除来揣摩课堂内容。第二节语文课，除了用带有浓郁闽南味的普通话朗读课文，余下的也是鸟语迷离云遮雾障听不懂。整整半个学期都是生活在印度爪哇国。更要命的是只要我开口说话，不管对错都会引来一阵大笑。估计是我上海味的普通话与同学说的闽南方言格格不入，拿我当成了异类。

当时上海的条件在全国是最优越的，而那时的福州却比较穷困，地区间经济文化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的同学大抵是贫民子弟，往往一二只咸橄榄放在碗边，就可以吃下一碗饭去。周围的男女老少春夏秋冬基本上都赤脚，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习惯。就拿我们的校长来说，她可以烫着头发，穿着大衣，但往下一看两只大脚一丝不挂。我的同学个个脚底板磨炼出一层厚茧，可以在满是霜冻的地上行走，也可以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悠然地走过滚烫的铁板，这真是本事。

我们上海小孩不单要穿袜子，还要穿胶鞋、布鞋、皮鞋，冬天更要穿母亲手工做的上海蚌壳棉鞋。棉鞋每每穿出来马上引起轰动，女孩子围观这双棉鞋，笑得是前仰后合，男孩子围观就要动手动脚不老实。

更有甚者，我有一件改制于父亲的毛料毕叽中山装，有厚重的假肩膀，一穿起来，俨然像位耸肩挺胸的“小将军”。于是，只要我一出现在教室里，就引得大家齐声叫哴：“地主来了！资本家来了！”有调皮的同学还上来要脱我鞋子，脱我衣服。

儿时穿着父亲毛料中山装改的衣服，有着厚重的垫肩

有一次我用力将一个上来解我纽扣的同学推倒在地，不料他的手臂被木桌子擦伤出血了。正好让经过的一位老师看到，用福州话喝斥我：“这个外地学生怎么这样野蛮！”于是，大伙就起哄围着我用福州话骂道：“良嘎亮，奔坡尽操靓！”（“外地人，放臭屁”的意思。）这句骂人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交往的同学，也没有说话的朋友，自然是十分的孤独；加上还要遭受大家的取笑谩骂，小小年纪确实难以支撑。于是，我开始逃学。

那时正值大炼钢铁时期。我时不时就跟母亲说：“今天老师去炼钢了，学校放假。”到了明天又说：“学生要去拣石头（砸碎后卖去铺路以增加学校收入），放假不上课。”就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混着，奇怪怎么学校、家里都没人管？现在想想：当时老师与家长如果能够沟通或留心关怀一下自己，那我的境况会改善许多。好在三年级上学期考试，莫名其妙还都考了七八十分。

可能是老天爷不想让我继续掉进这“逃学”的泥潭中。三年级下学期我家楼上搬来了一户印尼华侨，有个孩子叫彭水波，会说国语，又与我同龄，于是也就转到了水涧小学和我同班。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做作业，一起说笑，一起玩耍。有了一个好伙伴，非但不孤独，还增加了好几倍保护自己的力量。四年级读完，水波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到上海去开刀，并且休学一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与小学同学彭水波摄于福州某军营

正当我为失去一位好伙伴而苦闷时，五年级开学从外校转来了品学兼优的吴自荣，我们马上成了好伙伴。天赐缘分，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三十年前与小学同学吴自荣（摄于福州他的家中）

另外，也得益于平时语言环境的耳闻目染，第二学期自己就能听懂福州话，并能简单地说当地话了。有了语言的交流，上课时举手问答就有了主人翁的资格，课余时和同学的接触面也大大增强。大家最喜欢听我讲上海、西安等地我所熟悉的南京路外滩、潼关华清池……我一下子成了最会讲故事的人。

从此以后，我的学校生活慢慢和谐起来。同学认可你了，老师熟悉你了，学习成绩自然就优秀起来。第二年，选我参加市小学生朗诵比赛（那时福州孩子普通话大都说不好），得了第三名。还作为小学生代表，在一次集会上向省委书记献花。

当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当时的全国“考大学状元”——福州第五中学（现为福州市格致中学）时，全家人都有点意外。这座破庙里的小学竟然会飞出一个小状元来？这简直是天赐的惠顾。

冥冥之中，我始终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纵着自己。在我八岁这年突然改变了读书环境后，半年的磨炼，没让我向辍学的路上滑得更远，让今天的我还有断文识字阅读写作的能力，感恩上苍的厚爱。

校门对面这棵大榕树依旧挺拔，它承载着我六十一年前的少年记忆（摄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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