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陈永济：我的高考，平均分过90，结果读了中师

Original 陈永济新三届 2020-09-04

作者简历

陈永济，重庆市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因眼疾未下乡，1973年成为民办教师，历任高中物理、化学、数学等多门学科的教学。1977年参加高考，为重庆市（理）第1名，未中。多次申诉后被重庆市江北师范录取，同时受聘江北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并担任该校数学、化学教研员，重庆师范学院高师函授辅导员。1983年考入四川教育学院数理系数学本科（两年制）学习。先后在教师进修学校、重庆电大渝北分校任教。后受聘于重庆市人文科技学院数学系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高考记忆

作者：陈永济

（一）

哥哥、姐姐们的高考

我终于下决心来完成我的高考回忆，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

我第一次知道有高考这回事是1955年的暑假，那时我刚好念完小学一年级。记得那年我感到非常奇怪，我的在重庆清华中学念书的大哥和大姐回家时都带着大包的行李，好像搬家一样。往年可不是这样，他们放假回家，通常都只背一个不大的包，有换洗的几件衣服，另外就是一些我看不懂的书。

更奇怪的是他们回家一段时间后，似乎都有点坐立不安地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高中毕业了，并且参加高考，正在焦急地等待通知。

那时高考的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远不如现在，我甚至不知道考大学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高考"。考大学的考试叫“高考"，我一直到初中毕业时才知道。

大姐没等多久就得到了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大姐在野外考察

大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们一家人都欢欣鼓舞。其实我当时并不了解大姐的心情，我们的欢欣鼓舞主要是从妈妈那儿传染来的，虽然我很不理解这种高兴的深远而复杂的含意。

当年的交通是很闭塞的，大姐的通知到我家住的小镇时，离到校报到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当年由重庆到北京，需要先由水路到武汉，再转乘京广线到北京。这在当时绝对算遥远的路程，也绝对是花费不菲的旅途。

紧迫的时间，使我的父母亲高兴之余又十分紧张。母亲忙着为女儿办户口迁移等各种手续，父亲忙着筹集路费，到大姐出发时，路费还是不够，为了减轻父母的躭忧，大姐只身冒险到了重庆，找她的同学帮忙，同学们也爱能莫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们竟然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远远的发现了我们的大舅，她的同学一边追一边喊"陈永清（我大姐）的舅舅！陈永清的舅舅！"终于把大舅叫住了。大舅知道了姪女的窘况，掏尽了腰包给了大姐十元钱，这样大姐才紧赶慢走地在规定时间到学校报了到。

大姐走了，大哥进入了难耐的等待，在他一向温文尔雅的耐心快耗尽的时候，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父母亲又是一阵忙碌为他办各种手续和筹措费用，在全家都欢欣鼓舞的基调下，父母亲精疲力竭，终于送走了自己的大儿子和大女儿。父亲说："考什么学校和专业，你们都不和我们商量，全都填报了这么远的学校。“是的，为他们的这一走，家里是翻箱倒柜，倾囊而尽，还卖掉了父亲几乎所有的藏书，其中包括父亲当年用二两黄金买来的初版《鲁迅全集》。

大哥大学毕业时留影

一家一双儿女在一年同时考入北京和成都的两所闻名的大学，这在我们这个当时不到一万人的小镇（虽然是县城）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纷纷向父母亲表示祝贺，甚至不无忌妒地艳羡他们有这么一对”争气”的儿女。我说有不少人忌妒决非妄言。大哥大姐以及后来的二姐也考上大学的事，的确为我家带来一些浮名，却也埋下危机。特别在那个如火如荼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又特别是在文革的风暴中。

在那时，我家十个儿女中（竟）有三个大学生、三个高中生、四个初中生的事实，就成了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铁证。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有三个大学生。这件事甚至在文革中写入了县的《关于教育工作问题的纪要》中，我家也因此更为臭名远扬了。这些都深刻的影响了我们这些弟妹们，使我们的命运更为坎坷而多舛。

哥哥姐姐们的高考的确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从此就离开了父母的工厂所在的小镇，终生都生活在较大的城市里。在那里，像我们父亲这样开一百多人的小厂的资本家根本就排不上队，更何况远离了父母，因此家庭出身的影响相对就小得多。他们在大学的成绩又都是优异的，毕业后分别在大学、科研院所和中学工作，因此他们的一生都基本上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而不像我们那样饱经磨难和风霜。

哥哥姐姐们高考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全家的生活。除了前述的负面影响外。

大哥大姐上大学去了后，由于路途遥远，路费太贵，他们开始一直没有回家，两年多后父亲因脑溢血去世时，他们也没回来。父亲的去世，使家里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一下子变得非常困难，只是在一些亲戚的大力帮助下勉强维持着一家最基本的生活，而且倔强的母亲还坚持让每一个孩子继续在学校学习。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家里面快揭不开锅的时候，在孩子们开学报到时学费还没着落的时候，我们常见到整夜整夜睡不着的母亲在桌边一个人默默的垂泪。但她仍然坚持着，因为还有希望。母亲的希望就是正在大学学习的大哥和大姐，她相信在他们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家里的日子就会好起来。

二姐大学时代

大哥和大姐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在他们毕业以后，都主动地为母亲分担起了家庭的负担，二姐大学毕业以后也一样。就这样，家里终于渡过了最阴暗的岁月。后来文革开始了，不久又是上山下乡，我家有五个子女下乡，还有因眼睛太近视而留在家里却没有工作的我。家里的经济很困难，我的哥哥姐姐们继续默默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他们对家庭的经济资助，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

我们时代的高考竞争

1966年，我们高66级进入毕业季，也就是说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了，应该是到了高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

其实高考的竞争从我们进入高中时就开始了。

上了高中，谁说不想考上大学肯定是假的，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考不考得上大学，前途和命运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考上了大学，基本上就是前途无忧了。如果你的户籍在农村，你将会取得城镇居民的身份，享受城镇居民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国家将按月供应你虽然不算多，但确也基本能填饱肚子的粮食，另外还有各种生活必需品。你还将有一个相当稳定并且一般来说还算不错的工作，拿着虽然不算很高却也不算低的工资，养活三口之家应该还算宽裕，而且还有希望增加。你还将得到相当的医疗保障，一般不会因病至穷。你所在的单位还会给你分配一间至少可以栖身和遮风挡雨的住房。你将来的儿女们也是城镇居民，他们可以受到较为良好的教育，可以比较健康的成长……

如果考不上，上面说的一切都很难得到了。首先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如果你是农村居民，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土地上艰难地讨生活，还要企盼天老爷的眷顾。那个年代可没有什幺地方可以让你打工的。即使你心眼活，人脉广，你也很难在城里找到什么活干。即使你找到了什么，或者自寻门路，自己创业，弄不好你还可能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甚至被批判，弄不好还可能会失去自由。

如此巨大的差距，再加上当年我国高校规模远远低于人们的要求，所以当年的高考竞争是相当激烈甚至是残酷的，远远超过现在。

所以从进入高中起，同学们就开始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激烈竞争了。那时高考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是所谓又红又专。"红“就是所谓政治表现好，“专"就是学习好（主要由高考成绩来确定）。

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当然是每个同学都希望的。但是这却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是不能靠投机取巧的，并且天赋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于是不少人盯上了"红"这条路，而当时的越来越左倾和形式主义的政治环境，使高考录取一年比一年地更多地向”红“倾斜，使一些人窥探到这是一条捷径，于是高考竞争又有政治资本竞争的一条战线。

一些同学特别是基础较差的同学，就希望在"红"方面获取更多的筹码。他们尽可能多地捞取政治资本，就是所谓争取政治进步。这种竞争，特别表现在加入共青团这件事上，因为加入了共青团，标志着政治进步的一大台阶，从而也是高考录取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学生，加入共青团是人生道路中的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件，也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入团甚至难于登天。除了入团，更有入党，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已开始在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我们这一个年级两个班，就发展了四个，我所在的班就有三个学生党员。

其中一个党员Y私下里对我说的话，集中表现了这些党员的入党动机。他告诉我说："如果这次入党被批准，他就准备填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否则就填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前身）。”

当然能入党的仅是凤毛麟角，主要的竞争地还是入团。一些人为了入团，除了在政治学习中、在劳动中拼命挣表现外，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拼命讨好共青团干部和团员，以达到入团的目的。

最可悲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个入团申请人在申请书中、在讨论入团的支部大会上，都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自己努力学习、争取入团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升学，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可能很多人暂时还未想到或不敢想），而是为了在团组织的教育下更好地进步云云。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司马昭之心"，只不过没有人敢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那样公然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罢了。

当然说他们入团动机纯粹是为高考可能未免以偏概全，但至少目的决非他们说的那么纯正。并且我也并不认为这其中一定没有极个别的理想主义者，以及怀疑他们入团动机的高尚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个时代，在政治上的口是心非已经是一种国民病，而且我认为至今并未痊愈。

另一个竞争场地就是争当干部，特别是学校学生会和共青团校团委的干部。历史证明，高考也是向学生干部倾斜的，特别是学校一级的干部。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里面的投机取巧、勾心斗角和互相倾轧已经是如此激烈，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以至于发展到后来文革中成为兵戎相见的对立组织。当然这是后话。

大姐、大哥和表叔

下面说说我自己。

不知为什么，在以前我参加过的所有升学考试之前或考试中，我都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或发生一些意外的事件，使我有一种悲剧性的预感。

先说初小升高小的考试。那时初小升高小的考试没有预先印好的试卷，而是由监考老师在考试前将试题写在黑板上。我由于眼晴近视看不清黑板，趁老师念题时，我就把题抄在试卷上，当时可以下笔的钟声还未响起。我的行为几乎立即就被监考的女教师发现了，她声色俱厉地制止了我，并且走过来在我的试卷角上用笔打上了记号，并告诉我这是我刚才违纪的记录。

我傻眼了，连忙向她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做。可她没理睬我。我吓坏了，心想这下完了。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考试的。我想，我还能考上吗?可能考不上了。一连好多天我的心情都十分沮丧，一直等到在学校发榜的录取名单中看见了我的名字，我才放下心来。

在升初中的考试中，我尽管自觉考得不错，但我仍然怀疑自己能否考上，因为在这之前，我连上学校的实验班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后来证明我又是杞人忧天。

升高中时我心里更没有底了，因为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开始越绷越紧，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家庭出身资本家，并已经感受到学校对我的歧视。不是吗?学校连蚊帐都不肯借给我，还会让我升高中吗?不过我的感觉又错了，我的班主任救了我，是他力排众议，让我升上了高中。不过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他为此受到指责，并写了书面检讨。

至于这次即将来临的高考，我已经不是有什么不祥预感和感觉了，而是确切的知道自己肯定没戏。虽然我敢定，我的考试成绩是不会有问题的。三年来，并未仅在课本知识下太大功夫的我，考试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而且几乎从未在考试前脚忙手乱，更不用说开夜车了，而是感觉比平常更为轻松。

但是这一切对我统统没用，因为前一年高考，我们学校凡出身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所有考生，绝无例外地一个也没考上，仅管其中不少人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甚至居全年级之冠，各方间表现都很优秀和突出。我三姐永淳也在这个年级，成绩也算上乘，不但没考上，至今连工作都没有。相反，一些成绩非常差，正常考试几乎科科不及格，但家庭出身好，又是学生干部的，也考上了。例如某班的团支书W。

至于我，除家庭出身资本家外，"政治表现"堪称"恶劣"，大概主要罪状有：

高二时一天上《三角》课时感到无趣，在一本《立体几何》的书边竟写下了这么些昏话：

竟敢称自己（家）很穷，连笔（掉了）都买不起，还敢称伙食不好，并戏称“吃不饱就喝淡汤”（这无疑是抹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还敢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为精神上的父亲。（当年我酷爱化学，尤其佩服和崇拜门捷列夫）

然而最不幸的是这几句话被一个专门偷看同学的日记、笔记本的同学JF发现了，他如何至宝，立即上交给了学校，并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匿名发表题为《“吃不饱就喝淡汤"的实质是什么?》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并将我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闲话、玩笑话添油加醋、砍头去尾地进行了揭发，并无限上纲。这样我思想反动就被坐实了。

另一件就是我居然敢为向学生会主席提意见，并把学生会主席的教育帮助说成是"油揍揍"，从而就把毛泽东思想也说成是"油揍揍"的同学F辯护，这当然也是大逆不道了。

至于人们背后还给我罗织了什么罪行，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据说还很多。但有两条是肯定的，那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另一个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显然以上各条，仅有一条我就不可能被录取了。

不过唯一使我不解的是，顶着如此多罪名的我，却从来没有一个学校领导、相关教师和学生干部给我就这些问题和我谈过话或交换意见。一直到最后，学校通知我们几个学生回家参加劳动时，学校校长才告诉我（们）是思想反动。对我而言，校长也没列出具体的罪名。

随着高考日期的临近，同学们都进入了全面备战高考的态势。教室里总是满满的，只听见翻书声，笔尖的沙沙声，不过也可以听见一些同学背诵的小声的嗫嚅声，一种紧张的静谧。

这种紧张在有几天经常被打断，有人小声地通知一些同学到学校办公室去，没说原因。这些同学不久又悄悄地回来，一脸秘不可宣的严肃，也有人嘴角带着用力掩护着的兴奋和不经意的微笑。很快就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些同学是被叫去作志愿填报指导的，指导他们可以填报哪些重点学校和重点专业的，很多都是国家重点保密的专业。因此被叫到的都是所谓”根红苗壮"的同学，即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其他同学只能艳羡他们的运气。而最大的运气是我们学校还得到选送两名留苏学生的名额，这幸运落在我同班同学KJ和YL身上。

高考的组织工作按计划进行着，报名、体检和志愿填报的工作也按时完成。很多自认为希望很大的同学已经按捺不住即将来临的光明前途，他们私下里互相打听填报的自愿，希望着、憧憬着……

我还是报了名，参加了体检，极认真地填写各种表格和志愿。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所有的理工类专业都对我关闭了大门，我所有志愿都只有填报了数学。记得有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尽管自知无望，我还是非常认真地复习着，仅管知道这是徒劳。我仍然幻想着奇迹的出现。

然而，在我们积极备战高考的同时，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地掀起风暴，它冲击着一切，无情地吞没一切，最后它冲垮了教育的最庄严的防线――高考。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同学们全都傻眼了，但选择的却是静默，并且很快就宣布拥护。半年就半年吧，时间也不太久。

然而还是有人忍不住了，我班的同学DZ在私下里公然反对，他说：延期半年，延期一天我也反对！他还说：说什么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几年大学新生中，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还少了吗?起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可惜他说这话找错了对象，他遇到了曾经告发过我的那位JF。第二天，揭发他大逆不道的"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大字报就张贴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开水房的墙上。他很快也与我为伍，成为全校五个思想反动的学生之一，被赶出学校回家参加劳动。但学校还是法外开恩，保留了我们半年后参加高考的权利。

然而高考这一停就是十一年，一直到1977年。

高考的延期和后来的停止，理智告诉我这是胡来，但我内心却有几分幸灾乐祸：折腾吧折腾，锅儿打烂了大家都干不成。

(三)

我的1977年高考

1966年高考流产以后，事实上高等学校就停止了招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混乱也使高校根本无法招生。其实我早就断了上大学的念头，事实上，从高二年级我写在书边的几句"昏话"被那位告密者JF举报后，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学梦已经破碎了。

从那时起，我就重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上自己的大学。我还私下里发下宏愿，我一定要让那些不学无术而靠投机钻营考上大学的人，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最多只配作我的学生。我开始选择学习的方向。我当时最喜欢化学，后来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又使我迷上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此我选择的方向是物理和化学。

从高二下开始，我就开始自学高三的物理和化学。我这段时间的自学非常顺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自学完了高三年级的物理和化学的全部内容，并演完了书上的全部习题。

在此期间，我还帮助了高三年级的叶××复习高考的物理和化学，（他考上了重庆大学机械系）他因此对我甚是感激。与此同时，我还从图书馆借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化学方程式的组成》来自学，并几乎把这本书全抄下来了。

接下来我决定开始自学大学物理、化学课程，但问题马上就来了。大量的我不认识的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数学推理使我一筹莫展，于是我开始自学数学。但是首先该学什么，然后再学什么，我并不知道。想问也无处问。

问老师吧，怕他们骂我好高鹜远，更怕他们认为我真是走所谓"白专”道路。其实我更怕他们的白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师们大多都不理我了，我甚至还听说一些老师还把我当作坏典型来告诫他们的孩子，其中就有我当时的物理老师R。

大哥和大嫂，他们是中学的同学

这时我想起我的大嫂，她是学数学的，是重庆某著名大学的数学老师，于是我试着向她求助。结果她来信不但直捷了当地拒绝了我，还狠狠的教育了我一顿，要我关心政治，认真改造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云云。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摸索。

接踵而来的就是学习本身的困难，那些令人眼花瞭乱的符号，高度抽象、艰深而复杂的概念，严密得一丝不苟的逻辑推理，使我吃尽了苦头。当我基本上摸索出一条路来的时候，都已经是1960年代末了。这时我早已没有了当什么科学家的理想，而是想成为一个具有广博知识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特别想为那些在自学道路上攀登的人提供帮助。后来还特别想成为一名教师，（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成为年轻人在知识海洋中的摆渡者，攀登科学高峰的阶梯。

因此，我尽可能广泛的涉猎各种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当然在文化大革命造就出来的知识荒漠中，我更多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尤其是数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自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几乎所有的课程，还学习了不少一般大学数学本科并不要求的学科，还自学了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几乎全部基础课程。

1973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我成为民办教师，主要担任高中的物理、化学(有时也叫《工基》《农基》)。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顶着压力，尽可能地教给学生尽可能多的知识，也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

然而，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诞时代，我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加上我家庭出身不好，我开始受到指责和批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本身身体的孱弱，我开始频繁生病，甚至因病偏瘫了，医生诊断为脑动脉血栓形成。

大概因为年轻、治疗及时和注意锻炼，半年多以后有幸逐渐痊愈了。但即使是生病，甚至偏瘫，学校一些人并未曾放过我。我的医生曾经私下里告诉我，学校曾不只一次地到医院打探我的病情，并暗示医生我是装病。医生非常生气和有些鄙夷的说："人都病成这样了，还忘不了整人家，真是丧心病狂。"当然结果是他们整人不成。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仍然利用这个在关键时咬了我一口。

1976年10月，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一个天怒人怨的荒谬时代终于接近结束了。1977年，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坚持下，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宣布恢复并立即组织实施。考生年龄要求不超过25周岁，但对所谓"老三届"学生则放宽到不超过三十岁，那时我刚满三十岁。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爆炸性的，它给千百万个学子、特别是那些因文革而彻底失去上大学希望的人重新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也在后悔。他们荒废学业已经很多年了，学过的教材也早已尸骨无存了。很多人开始了脚忙手乱地复习，临时抱抱佛脚也好哇；人们到处寻文革前中学的教材，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一套文革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自学数理化丛书》成了抢手货……

面对这重大利好消息，我却五味杂陈。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能考上吗?我丝毫不怀疑我能考出比一般考生好得多的成绩，尽管这些年我也并没有刻意去复习中学的课程，我教的所谓高中物理、化学，也只是与真正的理、化学科差距甚远的所谓"工基、农基”，但我仍然对此信心满满，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早已了然于胸，更何况这次高考还会出一些大学数、理、化的内容的题，这不是天助我吗?

另一方面，我却十分担心的是我的家庭出身和学校给我的政治鉴定，仅管宣传中说这次考试在这方面将有重大的松动。好运会降落在我的头上吗?一向对自己的命运不自信的我，仍然不敢对高考存多大幻想，以免理想幻灭给自己心灵上带来更大的创伤。这种思虑从我填报的自愿中即可看出。

二姐（右）与大学同学

我的二姐夫是四川大学学生处（当时管招生，那时学校并不设招生处）的，甚至握有相当实权，但我却没敢填报四川大学，因为我怕他为难，更怕他为我而犯错误。另外，我还考虑到自己年龄上的劣势，毕竟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为了增加录取的机会，我第一自愿填报的是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师大数学系，这在当时在四川只能算很一般的院校）第二自愿我填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根据是他可能因为我成绩优异而录取我。第三自愿我填报了苏州医学院，因为学医曾是我儿时的愿望。不明究里的人会怀疑谁会填报这么奇怪的自愿。他只能来自于我当时的犹疑和多虑。

距离考试的时间其实很短，但我仍然觉得很长，我焦急的等待着考试，并希望自己能超常发挥。

考完了，我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我考数学时竟然犯了一个极低级的错误：自己非常得意的用行列式计算三角形面积时，居然忘了那个二分之一的因子。这样数学与满分就无缘了，虽然我正确的完成了考查学生水平的有关大学内容的试题。语文的作文自己也不太满意。但是与其他很多考生考完后的沮丧反应相比，我知道我还是会高他们一筹的。

阅卷很快就开始了，那年考生人数陡增，规模大大超出文革前，所以重庆好多区县都设有阅卷场。不久阅卷场就传来消息，说有一个考生考得非常好，而且完成了测试学生水平的大学内容的试题，他的考卷在阅卷场中被阅卷老师惊喜的传阅着，甚至惊动了整个重庆市阅卷场的专家和政府的领导。我知道这应该是我。

不久消息被证实了，我一下就成了ST镇甚至江北县的名人，关于我的各种各样的、真实的与不真实的传说在街头巷尾中流传，朋友们向我祝贺，走在街上也不断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像我是个什么怪物似的。在一个传说中，我甚至被说成是一个体弱多病、骨瘦如柴而头颅硕大无比的怪物。不过这的确还有几分真实，当时的我确实是骨瘦如柴，身高接近一米七的我，体重竟不到五十公斤，身体不太好也是事实，我刚从脑动脉血栓形成造成的偏瘫恢复不过一年多，不真实的是我的头围却相对偏小。

好消息带来的兴奋总是短暂的，不久就传来了可靠的坏消息。有学校的同事告诉我，据十分可靠的消息，我工作学校的书记兼校长，也是ST镇的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李XX到处扬言：如果陈永济都能上大学的话，我们国家的大学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没有在我的政审材料中添加更多的政治构陷，但却在材料中塞进了我生病时的一大把病假条，并大肆到处宣扬我患有母猪疯（即癫痫）。

同事还告诉我，不久上一级招生办公室会派员来调查此事，并好心的为我出主意。来调查的人是他过去中学的同学段XX，你告诉他，你过去并不是真正有病，而是为了避免李XX对你的迫害而装病的。果然不久上级招生办公室就派段XX来调查此事了。我没有按照同事劝我的话那样去说，而是承认我的确曾经因病偏瘫过，但已经好了一年多了，并说我现在有病没病不是刚作了体检吗？如果还有特别需要的话，我愿意接受专门的身体检查。段没有说什么更多的话就回去复命了。

尽管我早已做好了名落孙山的思想准备，但这件事仍给我的心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我仍心成侥幸的等待着，等待着奇迹的发生。那一年的确是发生奇迹的一年，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中央的声音，不断给高考的学子带来好消息，特别是邓小平指出要注意照顾老三届的年龄较大的考生，更给我带来了希望，但是奇迹没有在我身上发生。

大哥在野外考察

大学开始发录取通知了。那一年的录取工作量大，因此录取的时间也特别长，因此我的痛苦等待也特别漫长。

我所在的中学放寒假了，没接到通知，寒假中没有通知，春节是否有希望，春节也没有通知。春季学期开始了，还是没有得到通知。在这些日子里，我却不断收到请求帮助孩子补习功课准备1978年高考的请求。这里面有邻居的孩子，熟人的孩子，熟人的熟人的孩子，还有我过去中、小学老师的孩子。对于这些请求，只要我时间忙得过来抽得开身，我从未拒绝，而是尽其所能的给他们帮助，因为帮助别人学习科学知识，是我曾经立下的誓愿。不过我也拒绝过一次，那是一位朋友带给我的口信，是要求我在春节期间为县里面一些头头脑脑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准备次年的高考，我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

1978年的春季学期又开始了，我仍然没有得到录取通知。这使我完全死心了，下决心当一辈子民办教师。高考的恢复是当时的整个教育恢复了生机。学生们学习开始用功了，老师们的教学就更认真了，我也放开了手脚，不再害怕有人说我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了。我下决心甩开臂膀大干一场。这时学校却得到了上级的通知，把我借调到江北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江北县高中数学教师培训班教员。

1977年高考的恢复，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振兴是怎么估计也会过分的，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毁灭性破坏作用也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这巨大的落差以及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对教育的迫切要求，是文革结束初期的教育事业，面临一种捉襟见肘的局面，其中最严重的是教师问题，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在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要求。我要去的江北县高中数学教师培训班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开办起来的。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就赶到培训班所在地的J县师范，第二天就开始上课，我担任高中数学培训班的《三角》和《集合论基础》的教学。

培训班的教学工作是很紧张的。早上6:00起床，6:30开始上课，7:30下课早餐，8:00又开始上课，一直到中午12点：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两节课，作业时间一律由学员抽空完成。教员中我最年轻，因此早上的课一律由我上。更麻烦的是我的两个表妹也被她们的父母送到我这儿来补习功课，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长辈的要求不能推却，我只好勉力答应。因此除了吃饭，我一天到晚就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全在上课。

不知为什么，这样大的劳动强度，我却并不感到怎么累，甚至没生什么病，而过去我是以”病夫”出名的。不过，我变得更加消瘦了，表妹们笑话我，说我的一张脸只有两个指头宽。上级也非常注意我们培训班老师的健康，并力所能及的改善我们的伙食。不但在粮食上给我们补贴，还尽可能让我们有很多的肉吃。

那时我们也真拼了。老师拼命的教，生怕学员没学好，学员也拼命的学，生怕没学到知识，回去不能胜任教学。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那种感觉，现在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被解放的感觉，那种终于可以大干一场的感觉，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充满了每一个人的心。就是今天说到当年的情景，我都不免感动。

作者近影

还是继续说我的高考吧。

一天，我们培训班的两个学员得到重庆一师高师班的录取通知，要离开培训班了。他们的欢愉拨动了我的那根隐隐作痛的神经。于是我鼓起勇气，用单位的电话给四川大学的姐夫拨了一个长途。很幸运，长途很快就拨通了。我告诉了他我参加高考的情况，我姐夫一方面很吃惊，另一方面又责怪我，责怪我为什么事先不和他商量，事后也不告诉他情况。

他听说我考得很好，估计平均每科90分以上后，他有些疑惑地说这不可能，因为省招办专门有一个副主任在亲自过问平均每科90分以上的人的录取情况，好像全省一共才12个人，但是这里面没有我的名字，而且省招办根本就没有我的档案。那时重庆市还属四川省管。然后他告诉我他再去查。

两天以后，他来电话告诉我查到的结果，原来真是重庆市未将我的档案送到省招办。但是现在大学录取已经结束，根据我所填的志愿，省招办决定责成西南师范学院将我补录。然后他非常生气地逼问我为什么第一志愿不填四川大学，如果是填四川大学这个问题立刻就解决了。我后悔不迭，只好认错。

又过了一天，进修学校的领导徐泽民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说：最近几天你可能要得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将为你请长假，把这一届数学培训班办完以后再去上学可以吗？我回答可以。于是我又开始等待，心里充满了欢乐。

但是又过了几天，我仍然没受到西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有些急了，又打电话到四川大学去找我姐夫，姐夫说他再去了解一下。不久回电告诉说大学都是自主招生，省招办和四川大学都不太好去过问。然后他告诉我，为了照顾老三届的大龄考生，决定重庆市第三师范学校专门针对老三届的大龄考生招生两个中师班，如果我愿意就决定录取我。

姐夫还进一步说，先把饭碗端稳了再说。我没什么迟疑就答应了，这至少比民办老师强。当时我并不知道，1978年老三届还可以再报考，如果我知道就不会答应了。于是我又开始等待重庆三师的录取通知书。

谁知过了两天县招生办主任找到了我。他说我已经被重庆第三师范录取，但是由于工作需要，决定将我县的中等师范与三师交换一个名额，将我由三师转到本县师范，但我不到学校学习，仍在进修校工作，毕业以后直接将我分配到教师进修学校，并且没有试用期。最后他说如果我愿意，一切后续工作由招办代为办理。

我想，我到三师去学什么呢？不如继续在培训班工作，我也喜欢这儿的工作，它使我感到充实和心情舒畅。于是我答应了。就这样，我成了江北县师范学校77级第120号新生。

还有一件奇葩的事儿，在这儿说一下，就是我在师范毕业前的这两年的工资。每月我必须到三个单位共写4张领条才能领全我的工资。第一张是领取12元的师范学生伙食费，第2张三元，是师范学生每月的助学金，第3张是向县文教科领取生活补贴14元5角。这三张一共29块5毛，等于我当民办教师时的工资。第四张领条为6元，是教师进修学校给我的出差津贴，每天两毛，按每月三十天计。

我的1977年的高考终于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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