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
成都东郊麻石桥附近的四川棉纺织一厂(川棉一厂) 在文革中是一个闻名全市的武斗战场。这个厂属于保守派的有产业工人战斗军“川棉师”，属于造反派的是川棉“红旗师”。川棉一厂在文革中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血腥武斗。一次在1966年12月31日，川棉师和红旗师发生武斗，附近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各分团前往增援，有上万人围聚川棉一厂，双方受伤数百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2.31”事件。另一次发生在1967年5月3日至5日，是成都市空前的大规模武斗，有数万人参加。1967年5月份成都市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武斗，除川棉一厂外，5月6日成都132厂(属制造飞机的大型国防企业) 两派冲突，全市造反派前往声援，发生开枪事件，开了在武斗中使用枪支的先例。四川大学8.26战斗团被打死15人，其中有四川大学无线电系学生程遵华，另外14人为中专生，中小学生。最小的谭平富(劳动人民新村小学学生)，范培瑾都只有13岁。死难者中还有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李全华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员，据统计有近五十人遇难。震惊全国的惨案促使中央在5月7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 。5月19日又发生中和场事件，8．26战斗团组织四川大学师生到郊区中和场参加支农劳动，同时宣传《红十条》，被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包围，打死一人，被俘上千人。这是一个滴着鲜血的五月，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死难者的鲜血。1967年4月底成都以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为一方的造反派和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简称三军一旗) 为一方的保守派，都在调集人马，准备武器，积蓄力量，准备一场大决战。决战前的成都处于令人窒息的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4月30日街上出现8．26贴出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结束语是这样写的：让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严阵以待，迎接暴风雨的到来！随后又有大字报《爆炸后的成都》唱和。大字报中宣布：“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将作出结论：成都的‘爆炸’ 必将‘炸’ 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天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5月1日，针对严重局势，为应付突然事件，8．26战斗团发出《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动员令》。大战一触即发。文革中的红小兵队伍
大规模武斗终于在川棉一厂点燃了导火线，成都爆炸了，从这里开始了一幕又一幕震撼人心的血的悲剧。5月3日下午川棉产业师将川棉红旗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都红代会和四川大学8．26等组织共五人强行绑架并毒打。子夜，产业师向红旗师进攻，冲入造反派宿舍打、砸、抢，许多红旗战士被赶出川棉一厂，他们悲愤地来到四川大学过夜。 对于刚刚从1967年“二月黑风”后复兴的8．26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来说，彻底打垮川棉产业师这个宿敌，扭转局势，是十分必要的。5月4日，四川大学8．26数千人倾巢出动，沿途不断有中学8．26分团，工人造反兵团各下属分团加入，队伍声势浩大，如一股洪流汹涌澎湃，淹没了大街小巷，到处是鲜艳的红旗，队伍拉了几里路长。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地院支队，成都工学院支队，红卫东，成铁二七的队伍也赶到川棉一厂，参战和观战群众有数万人，对川棉一厂形成包围之势。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红色堡垒”也开来呐喊助战。川棉产业师组织数千人在厂内设置防线，严阵以待。文革中群众乘车前往声援自己那一派的战斗
我们多数人都是赤手空拳，作战的武器就是石块。开始石头战，双方远距离投掷石块，石块如飞蝗在空中飞舞。解放军的队伍赶来了，用广播命令不要搞武斗，然后隔离武斗双方，在双方中间地带组成一段人墙，空中密密麻麻呼啸而至的石块不时落到解放军战士头上，不一会儿，好几个战士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多年后我担任贵州地质一中副校长，一次一中职工与地质中专职工打死架，我奋不顾身隔开双方，但地质中专职工投掷一板凳，擦着我头顶飞过，打在一中职工脸部，鼻血飞溅，喷了我一身，我穿的一件白衬衣变成了血衣。事后我才更加理解，当年解放军战士为履行制止武斗的职责，是冒了多么大的危险。) 解放军的人墙很快就支持不住，被迫撤离。我们步步紧逼，人潮涌动，喊声震天，冲锋号吹响，双方用棍棒，拳头开始肉搏战，就象古战场的两军混战。人数处于劣势的川棉产业师被打散，部分残兵退入厂区一幢五层高的红砖大楼，这就是产业师的总部所在地，被称为“产业大厦” 。向“产业大厦” 发起总攻，从楼顶飞下来如雨的石块、砖头、石灰、着火的汽油……，楼下聚集的人太多，不时有人受伤，据说当天死2人，伤260多人。我们年级的一男生被石块击中，鼻梁被打断，立即送到医院。东郊地区群众都行动起来了。大街上居民群众，小孩，老大娘都自动组织起来筑街垒，查截贫下中农战斗军前来声援和运送武器的车辆，大批医务人员前来抢救伤员，不少群众到医院慰问伤员，送鸡蛋、水果，颇有点人民战争的味道。产业大厦的大门紧闭，我们是从一楼的窗户翻进去的，里面是职工宿舍，大家从床上、桌子上踩过，然后打开大门，大队人马蜂拥而入。我还没有上到五楼，战斗就结束了。这时我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战俘们满脸满身鲜血地被拖出大楼，沿途不断受到石块、棍棒、拳头的打击，不少人已经变得血肉模糊。这是我见过的最血腥的事件，我不喜欢血腥，如注的鲜血会使我内心颤抖，所以当时的场面令我惊愕，留下的印象至今不忘。川棉一厂的武斗以造反派的胜利，产业军的失败而告终。程丛林《1968年X月X日，雪……》1979年
到6月份我对参加武斗己渐渐不感兴趣，就响应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号召，到成都羽毛厂去充当8．26派的下厂工作人员，同去的有几个中学生，还有一位首都红代会的代表，是北京医学院的高年级女生。产业军瓦解后，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又打起了内战，武斗升级，动用了各种武器。四川大学和一条马路相隔的成都工学院之间经常互相射击，平时主要射击对方装在高烟囱上的喇叭，双方的喇叭都被打成了蜂窝，有时自已这一方在校外武斗中死了人，也要向对方目标乱放一阵枪。有一次，川大这边见对方高烟囱上有人向上爬，是准备上去修理打坏的喇叭，立即开枪射击，只听对方广播：“不要开枪！是你们自已的人！”原来是对方抓了8.26的人，强迫爬烟囱去修理喇叭。曾有川大学生在寝室被窗外飞来流弹击中而亡。一次在操场打球的学生突然受到马路对面高楼发出的枪击，一女生腿部中弹。我们到食堂吃饭，要通过一段开阔地，都要弯腰快速通过“封锁线”， 有时甚至匍匐前进。更有甚者，解放军独立师师长杜灵于1968年1月22日晚9时许，前往某团处理军务乘车回营，行经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不幸头部中弹而牺牲。可见武斗之严重和激烈。一次成都军区出现有人放冷枪事件，怀疑是企图暗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8．26战斗团决定上街游行，表示支持《红十条》，支持张国华。由于武斗，学校里学生已很少，都纷纷离校回家或出走了。我们留校学生被组织起来成为“敢死队”， 每人发了一把藏族腰刀。游行时，前面走的是学校武斗专业队“五•二三” 部队，他们都有枪，我们“敢死队”没有枪只有刀，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不时有人放冷枪。我们一路高呼“捍卫《红十条》！”“支持省革筹！”的口号，在凄冷的街道显示我们的勇敢和武力，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类似的冒险活动。不过我对那把藏刀却非常喜欢，一直珍藏在箱子里。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次中8．26(中学的8．26战士) 到川大来找枪，找子弹为死难战友报仇，没有得到满足，竟私自窜入寝室找枪，找子弹。正好我回重庆去了，不在学校，我的藏刀被那批无法无天的中学生偷走，使我心痛了好久。我最终脱离武斗战场不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认识，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一次讲话，这位老夫子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讲道：“为武斗而死比鸿毛还轻。”一下子点酲了我发热的头脑，使我醒悟过来，恶梦醒来是早晨，我就此远离武斗。以后我参加了一个赴西昌的调查组(调查西昌曾组建过的自由民主党的情况)，然后就回重庆探望父母去了。
《红卫兵》1967年5月20日，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主办
《红卫兵》报1967年5月20日刊登的几首纪念红五月的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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