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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 郑晶星:武斗中去捡弹壳那个男孩,没能活着回来

郑晶星 新三届 2021-12-18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晶星,1958年生于贵阳市,中学毕业后在水电安装队做临时工,1977年进入贵州轮胎厂当炼胶工,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到贵州省国防工办,做了十年公务员后1993年到国有企业从事管理,直至2019年退休。


原题

任牛儿




作者郑晶星



任牛儿,11岁,与我同岁,小学同校却不同班,大名叫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记住他圆圆的脸,敦实,爱笑,一笑就咧出两瓣免牙。


他不住我们院子,却是街坊邻居,是住在贵阳市的三民东路与陕西路交叉路口,也即是现在的省五交化公司那幢楼的位置。


他妈妈在街口做锑锅翻砂、铝锅修理换底的活儿,那年月物资十分匮乏,不似现在锅坏了就把旧的扔掉去买一个新的,而是修修补补后继续用,铝锅的底烧通了,不能补,只有换底,锑锅坏了,连底也换不成,只能称重卖给他妈,另外补钱换一口新锅,那时,他家临街低矮的铺面挂着不少锑锅、锡壶和大大小小的圆形铝片。


每当他妈铸造锑锅时,我们都爱去围观。任牛儿使劲把风箱拉得呼呼作响,每推拉一下,炉子的火焰冒得老高,红红的火光映着他红红的小脸。等到那些碎铝碎锑在坩锅中融化,他妈戴着一双厚厚的手套,用一把大钳子夹起坩锅,把溶化的金属倒进模子里浇铸,待冷却后取出,再把锅底和边上的毛刺用矬子锉掉,一只崭新的锑锅就生产出来了,而一旦听到阵阵的敲击声传来时,那一定是他妈在铁砧上换锅底、敲锡壶,那节奏分明的声音是那个狂飙年代三民东路嘈杂的市声之一。


牛儿是个顾家的小孩,那时学校已经“复课闹革命”,我们也结束了自由散漫的好日子,但课本却没有,桌椅也不齐,老师们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完全不敢管束我们这些“红小兵”,课堂上人声嘈杂无人读书,课间休息我们男孩就在学校里一块儿赌有色金属——在地上划一条线,双方用各自的铜或铝撞击对方的,谁把对方的铜铝锡块击出那根线就赢得对方的金属。任牛儿赌技极好,经常赢我们,他赢了之后却不要铜,用来换我们的铝,拿回去给他妈去翻砂锑锅。


而他的死,似乎与此有着关系。


1969年7月29日,贵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次武斗,这次武斗掀开了军队介入地方派性斗争的一页,而这次武斗的根源是文革中两派在夺权中的毫不让步妥协的无情争斗。


自从1969年2月《人民日报》登载《西南的春雷》,肯定贵州的“文革”夺权后,贵州几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四一一”和“二二六”之间的派性斗争就风起云涌,此伏彼起。那段时间经常看到“八一八”兵团头戴藤帽,手持梭镖,威风凛凛地坐在敞篷卡车上游行示威,也看到“四一一”兵团成员开着宣传车,打着横幅招摇过市。


“八一八”兵团成员大多是三线建设内迁的国防厂工人,他们支持当时的省革委,而“四一一”战斗队是贵阳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二二六”则是贵阳医学院学生的造反组织,当时贵州的政治舞台主要是由他们粉墨登场搅动时局。游行、示威、集会、辩论是街头上经常上演的活剧,其中“四一一”在省公安厅大院的静座抗议居然持续了两个多月,每次我和牛儿去看热闹都收获不小——拿回一大摞传单回家做手纸。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各造反组织的政治和权力诉求冲突日益激烈而无法调解时,微形的战争——武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任牛儿也在这持续发酵升级的斗争中从围观者变成了受害者。


1969年7月29号那天,我印象很深,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尽管贵阳城内山雨欲来,大人嘱咐我们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不准外出,但孩子的天性总是好动好奇,他们一旦出门上班,我们也就耐不住自己的野性与好奇,又去围观两派之间的文攻武斗,但谁也没有料到,任牛儿竟然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殒命于枪弹之中。


那天清早,我听见紫林庵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立即就往那个方向走去。到了喷水池,只见人群密密麻麻地围在民族商店及百货公司边上,通往紫林庵的延安路上空无一人,因为流弹不长眼晴,人们都聚集于此不敢向前。这时任牛儿与王小三走了过来,要我和他们一起去捡子弹壳。我当时是第一次在在电影之外听见这密集的枪声,心里十分害怕,那敢继续向前去捡什么弹壳。


见我不敢上“战场”,他咧嘴笑着说:“不要怕,他们不会打小娃儿的,我们去捡一点子弹壳就回来。”当时的子弹壳是黄铜做的,一颗子弹壳尤其是机枪子弹壳可以换不少铝。只见他们俩顺着省粮食局的围墙边上向枪声已经稀疏的紫林庵方向悄悄走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活动的身影。


他们刚走了一会,枪声突又大作,间或还有猛烈的爆炸声,有人大叫“开炮了,快跑”,喷水池聚集的人一下惊惶四散,我们也随着人流回到了三民东路的家中。这时已临近中午,母亲回到家中准备中饭,听到阵阵枪声,严严地看着我,把大门锁上哪儿也不准去。


我只有呆在家中二楼,打开窗户看着紫林庵的方向,听着远方传来阵阵清脆的枪声,心想明天任牛儿又会拿着捡到的子弹壳向我们炫耀和交换了,我还去翻了一下自己小木箱中储存的各种宝贝,看能否与他交换两颗机枪弹壳。


到下午三点钟左右,我的邻居也是同学黄老二在下面告诉我,“任牛儿遭打死了。”我猛吃一惊:“真的”?黄老二回答:“真的,已经抬回来了。”我立即下楼告诉母亲,她顿时惊呼一声“天啊”,打开反锁的门,与我一同去到任牛儿家。


他家门前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都是街坊邻居,有的流泪,有的叹息,有的在安慰他那哭天喊地的母亲。任牛儿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他家卸下来的门板上,脸上污渍一片,几只苍蝇正在他的脸上盘旋爬行。他上身赤裸,但肚子被衣裳盖着,因为肠子都被打出来了,所以用一件衣服遮盖,两只手上尽是泥土。而与他同去的王小三却不见踪影,说是害怕得浑身发抖,问他话也说不出,被他爹接回家了。


牛儿其实只是被打穿了肚子,当时肯定没死,但没人敢在枪林弹雨中救他,他才拖着重伤的身子爬行,弄得手掌身上全是污泥,最终因失血而死。


牛儿他妈在一旁挣扎着,要摆脱拉住他的人看儿子,却又被人死死地按住。她边哭边号:“小牛儿,你怎么这么命苦,你爸走得早,还没享过一天福就死了,我今后怎么活啊。”边哭边数,边数边哭,捶胸顿足,号啕不已。任牛儿只是静静的躺在门板上,闭着眼睛,双唇微张,露出两瓣免牙,他妈的数落、哭嚎,他一点也听不见,以后他妈在浇铸锑锅的时候,他也不能再吭哧吭哧地帮助拉风箱了。


当天晚上,他家门前灯火通明,从屋里拉出一根电线,几只大灯泡明亮地照着,两个木匠在给他做棺材,原来放在地上的门板,已被架在两根长条凳上,牛儿已经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了衣服,皮肤比平时惨白,两瓣免牙依然露着,恍如平时微笑时的模样,睡着一般地躺在门板上。可能是他妈认为他死得惨,自小也受了不少苦,于是要好好地安葬他,棺材虽小,但做棺材用的是厚厚的杉木。


此时,他妈已经没有了哭泣,而是一脸悲戚地坐在床上,几个亲戚在一旁劝慰,她一言不发,神情茫然,双眼大睁,犹如两个巨大的黑洞,似要看穿今天这一切突然降临的灾难根源。直到棺材做好,人们要把任牛儿入殓时,她才猛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恸哭,一下扑到任牛儿身上不起来,几个人强行把她拉开,把早已僵硬的任牛儿放进小小的棺材中,把棺盖合上。


可就在钉木钉之前,他妈又冲了出来,大声喊道:“让我再看牛儿一眼,让我再看牛儿一眼。”人们拗不过她,几个亲戚又哭着把棺盖打开,她俯身棺前,轻轻抚摸牛儿冰冷的脸颊,久久不停,最后说了句:“你这个短命儿,就这样抛下我走了。”说完一下昏倒在地,几个人架着她进屋,其他人连忙把棺材盖板合上,俩木匠乒乒乓乓几下就把棺材盖钉死了。


从此,牛儿就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我们游戏时也少了一个经常咧嘴笑时露出免牙的小伙伴,只有他妈在铁砧上敲击的声音每日依旧传来,但我感觉没有从前那般有力和响亮了。


是那一场“革命”,那一次残酷的武斗,把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抹去,就像一阵风刮掉树上一片叶子,落在地上,埋进土里,永远地消失,只是在与他相识相亲的人在翻捡记忆的黄叶时,他才会重新模糊地浮现出来。


武斗停息几天后,风波已经平静,人们的生活又恢复如常,我去到了那次武斗的发生地——紫林庵。


当年紫林庵十字路口的街心花园中间耸立着《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画中的毛主席一身青布长衫,右手持油纸伞,目光坚毅,在乌云滚滚的天空下,在野花盛开的山路上,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去向安源煤矿,去号召一场罢工,去组织一次革命,去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围绕花园有四幢大楼。红楼是当时的计委大楼(现在已穿上了白衣),红楼对面是水产公司的黑大楼(现早已拆除建成高级住宅),西面是省高级法院的灰楼,北面是紫林庵百货商店的白楼,让任牛儿丧命的武斗就发生在这几幢高楼之间。


当时省计委大楼里驻扎的是支持省革委的七五七八部队,而黑大楼是四一一兵团的总部,两军针锋相对正面对垒,红大楼与黑大楼的窗户都被用砖块密封,只露出一个一个个黑森森的枪眼,像鬼魅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对方,两幢楼的外墙上弹痕遍布,门前死寂一片。


我去晚了,听别人说“七·二九”战斗停止后,省计委大楼楼梯过道、铁门旁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一些尸体横七竖八倒伏在地,一些人的手中还紧紧地握着武器,拉都拉不开,还有一些是将集束手榴弹捆夹在胳膊下中枪死的,也有怀抱着炸药包被击毙,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具体是谁首先挑起,公婆各有理,真相难断明,只有尸体沉默不语。


此时,那天“四一一”战斗队从贵阳汽车三场开来的那辆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就翻倒在延安路饭店与红大楼之间壕沟下,厚厚的钢板上留下了被各种步枪、机枪子弹打的小坑,就像被电钻钻过而没钻穿一样留下一个个圆形的凹孔,还有一辆架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玻璃全被打碎,喇叭也被洞穿,此时,已经没有了激昂的呐喊,而是沉默地歪倒在人行道旁。


这个宣传车上的女播音员是一中“四一一”兵团的高中生,也在那天被打死在车上,她居住的地方是三民东路上的四川巷,“七·二九”那天,我们那条街上就死了两个人,这女孩如一朵早春的花朵,还没有灿烂绽放就凋谢枯萎零落为泥,成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祭坛上的一个牺牲。


他们为理想丧命,牛儿为弹壳死亡,现在回想,哪一个更有意义?哪一个更显崇高呢?似乎都没有,只有死亡,只有悲惨,只有愚昧,只有无谓的牺牲,只有亲人的眼泪。


那天我在紫林庵搜寻了很久,甚至钻进那辆毁弃的“装甲车”,想继续任牛儿的遗愿,在车内黑暗的角落和夹缝中寻找到几颗子弹壳,但最终一颗也没捡到,应该是被打扫战场的人全部搜寻而空了。


当时的血污被清洗,痕迹被销匿掩藏,现在这场武斗也被人们遗忘,因为生活的洪流只会滚滚向前,时光的流水洗刷陈跡,一切曾经的壮烈、惨烈如同沙滩上的刻划,新涌的浪潮把它们冲刷抚平,试看在今日繁华的紫林庵行色匆匆的路人,有谁知道这沥青路面下的土壤也曾经被鲜血浸染?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往事如烟,往事如风,往事如梦。


只有我,因为小伙伴命丧于此,并没有跟他前往而幸免,才在心底把那一天的场景深深刻划,在回首前尘往事时一一呈现。一个生命可以被毁灭,被掩埋,被遗忘;一段历史可以被翻篇,被遮掩,被粉饰;可心中伤痛的记忆,永远不能被无痕地抹掉。


有人会说,你干嘛老回首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现在没谁爱听,沉浸风花雪月,安享岁月静好,方为正轨常道。听到此言,心中不由感觉隐痛阵阵,悲戚顿生。我们难道真是一个遗忘与麻痹的民族吗?我们是应向前看,频频回首会阻碍前行的步履,但,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回首过去,不是为沉湎与怀念,而是为了避免重蹈,只有反思来路的坎坷,才能坚定前行的方向,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推进泱泱大国的繁荣昌盛,都需要我们以史为鉴啊!


不应忘记,那个爱笑的任牛儿;不要忘记,那个流血的“七·二九”,因此我把它记述下来,作为那个雄壮大时代的悲伤小插曲,让经历和没有经历过的人们知晓曾经走过的道路,更好地珍惜今日,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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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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