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江丹，北京33中老初一，1969年4月15日内蒙兵团开建后抵达巴彦绰尔盟的第一批知青。先在一师直属连，后调师医院。一直努力自学补充中学教育，75年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又继续读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在校任教。1991年赴英国，中医学者。
作者 ：江丹
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我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在初一都还没有结束的某一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不得不中断学习，按照伟大领袖指引的方向投入到“革命”的运动之中。对刚刚14岁的我，对这场革命的方式，前景，意义都根本无法理智地思考，参加宣传队，跳舞唱歌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1969年初春，我们被分配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的归宿。可在那时，我没有选择：作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代表李维汉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父亲被批判，被审查；父母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因为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旨，而没有了统战团结的任务，他们即将下放“五七干校”。我们家将在一个星期内“散伙”。父母离京之前，必须安排好弟弟妹妹，我只能服从学校的分配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于有过宣传队的经历，我和另一位手风琴手陈嘉磊被调到师直。我们离开同校的同学，被单独安排与北京60、66中的同学一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没有朋友亲人的送行，没有欢声笑语，没有兴奋，没有激动，只有迷茫与淡淡的凄凉。火车在荒原上颠簸了一天一夜，我们抵达内蒙古西部河套附近的巴彦淖尔盟，在小镇巴彦高勒下了车。因为是初建兵团所迎接到的的第一拨知识青年，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敲锣打鼓，呼声高昂。我和66中同学李鸣托举着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走在前列。我们趟着车轨下满地的玉米粒（这是国家为突然注入的大量人口紧急调拨的粮食），迎着裹着黄沙的飓风，踉踉跄跄地登上了一辆辆大卡车，向沙漠中进发。一路上，巨风呼啸，黄沙滚滚，两个小时，我们抵达包尔托拉盖，当时的师部直属机关所在地时，每个人都已黄沙蒙面，看不出人样了。说是师部直属机关，也就是一个旧的劳改农场的基地。几排黄色的土房，院子正中有一个稍微庄重一些的建筑，就是师部了。我们被分配到直属连。直属连是位于师部院子西侧的一个玉字型建筑，门前有个红十字，应该是过去的农场医务部门的旧址。
直属连是直属于师部的一个连队。连里下设铺路、测绘、架线三个排，车辆、炊事、女生三个班。排里大多数是部队复员的退伍军人，担负测量规划，以及修筑从师部通往各个师、团、连的公路，架接电话线等基础建设项目。我们说是知识青年，可跟着测绘排出勤，我却不会看坐标图；跟着架线排出勤，我却不懂分辨线路的阴极阳极；跟着修路排出勤，我当然也不能介入路面铺垫材料的配置等技术工作。我们只有参加体力劳动，平路基，拉沙土，扛电线…….一天，我和女生段援朝跟架线排出勤。我们被分派向从师直到五团团部已经建成电话线的电杆进行标识与统计。一路上，黄土沙包一个接着一个，时而有一些荆棘灌木，偶尔也会见到1-2棵沙枣树，渺无人迹。这天风沙不大，天气晴朗，干燥炎热，我俩顺着建成的电线杆一路走下去，标识着，谈说着，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天渐渐暗了下来。
当时只有16岁的我们没有手表，也不会看太阳，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走着走着。一天下来，没吃也没喝。突然，在遥远的公路上传来一辆卡车紧急刹车的刺耳鸣声惊动了我们。只见身材略胖，被我们女生背后戏称“胡传魁”的副连长，焦急紧张地向我们走来。
在他的责备呵斥下，我俩登上了卡车被载回了连队。原来，两个女知青外出一天未归，让连领导们急眼了。
二，调入师医院
过了周末，连里突然宣布我们八个女知青被调离直属连，重新分配。在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和另外两个女生陈继青，小赵被要求马上去师医院报到。提上简单的行李，登上卡车，我们又回到了两个月前初下火车的小镇巴彦高勒。在距巴镇市中心五六里地郊外的一处旧中学校址内，就是我们初建起的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师医院。我被分配到一科，另外两位战友分别被分到二科和四科。这里是解放军野战医院的体制，不像地方医院按病种分科那么细，医护人员的工作界定也不特别的清楚。我应该是卫生员，或是护理员，除了在病房搞卫生、配餐、担水、护理病人之外，我们也参与一些治疗工作。上班第一天，穿上白大衣，心理紧张而又激动。我被分派给老卫生员于忠田做助手。瘦瘦高高的现役军人小于腼腆寡言走在前面，我端着注射盘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在他的指导下，我进行了第一次肌肉注射。从那以后，在知青食堂里，大家见面就都兴奋地交流着自己的收获：我会打针了，我会抽血了，我会输液了，我参加特护小组了……这一点一滴护理治疗技术的尝试，让我们充实，让我们快乐。有了这些，即使每天12小时值班，每天为病房做清洁搞卫生，每天几十担病人吃用冷热用水的担进挑出，每天打饭配餐，为病房生火捅炉子，我都不觉得辛苦，不觉得疲劳。我们这些卫生员，大都是从连队调入，直接充实到医院护理部。因兵团初筹建医院，急于开展工作，收治病人，没来得急给我们进行初步的医学培训。在我们的工作渐渐走上正轨，医院为我们开设了业余医学理论培训班，由我们科王吉云医生开始教授解剖学。在动荡的1970年，政治学习的任务一个接一个，战备的动员令说来就来，作为小小的卫生员，我们完全没有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所谓业余时间。医学的第一课是解剖学，解剖学的第一课是运动系统，运动系统的第一课是骨骼肌肉，可是从人体具有206块骨头的运动系统概论被介绍了之后，学习班就再也没能坚持办下去。学习了解了这点滴的医学知识之后，我就越发不安了：每当为病人抽血时，我会想：血的PH值为什么是7.35-7.45？低了或是高了会怎么样？肝功能所抽的血是查转氨酶，可转氨酶为什么会从血里边出来呢？明明手术已经成功了的患者，出了手术室却一直在抢救，为什么呢？一个游泳时跳水而跌折了颈椎的战友，他为什么会瘫痪，他为什么会昏迷？生理盐水为什么是0.9%，葡萄糖为什么5%、10%？术后病人需要营养，为什么不能多给？给浓度更高的营养液？随着工作时日的增加，我头脑中的问题每天层出不穷。三，找到了方向
我们一科包括外科，妇产科与五官科。在护士长分配卫生员专职妇科时，卫生员的知青班里都是十几岁的青年小姑娘，谁也不愿意去。我自告奋勇获得了这个位置。这是因为妇科有一个专门的房间，一般情况下，妇产科病患不多，我可以静静地在这里学习。刚到妇科值班的第一周，就遇到了一起让我刻骨铭心，印象深刻的事件。一天晚上，三科康护士长急腹痛，因怀疑是宫外孕，她被送入妇科病室。地方调来的妇产科医生周友芬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在她检查的同时，她口述医嘱：“妇科三级护理，备皮，术前常规准备”。她按地方医院的常规程序指示着。作为刚上任的妇科护士，又未经过护校学习的我当时就傻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妇科三级护理，不知道针对这个医嘱我应该做些什么。外科值班军医张希智在一旁提醒我：量血压。看着患者痛苦的面容，医生紧张的神态，我抓起听诊器就冲上去量血压。没想到，周医生一把夺过听诊器，将我搡到一边，亲自测试起来；同时对我大加训斥。原来，我情急之下，把听诊器拿反了。委屈、自责、无奈、痛苦，我当时站在一旁，只有不停地流泪。是的，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就不能胜任应该担任的工作。光知道苦干、傻干、拼命干又有什么用？可知识不完整，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厄运，就是我们因文革而获得的个人的损失。没有抱怨，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没有苦恼，从现在开始学习，学习。就从那时起，在那个一科妇产科的小房间里开始了我如饥似渴，顽强的自学历程。从手术室护士长齐献玉那里借来的《护理学》是我的第一本教材。当进入医学知识学习，我就发现中学教授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化学、物理、数学，彼此在内容上是丝丝相扣，密切相连的。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根本就读不懂医学书籍。从那时起，我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自学计划，充分利用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向朋友，向患者借讨教科书，参考书。要工作，要生活，学习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从时间，从学习内容上予以严格的保障。从那以后，我下了白班坚持夜读；下了夜班，从不睡觉，放弃所有的休闲、娱乐、交友、享受，坚定地实施着学习的计划；后来离开兵团，到了地方医院，这个自学的计划得以更为顺畅的实施。科里的医生，进修生，有文化的病人，当教师的病人家属，都可能是我随时讨教的老师。终于，我听说大学开始招生了。虽然是工农兵推荐上学的入学制度，可不学习补足中学课程，我只有初一的文化基础是难以胜任在大学的学习内容的。我开始有了目标，更加执着地，努力地学习着。经过不懈的努力，1975年，我终于获得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习机会。届时，我已经通过自学完成了全部初中、高中课程，护校课程和部分西医大学课程。当我进入北中医学习的时候，我成为了同学之中，文化基础与医学临床知识都具有比较好基础的学生。所以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并考取了研究生，得以继续深造，以致走上了一生学术发展的道路。在兵团让我尝到了缺乏知识的苦痛，让我感受到了没有完整教育的无奈；但是在这里，我奠定了吃苦耐劳，不怕挫折，不怕磨难，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渴望学习，渴望充实自己的信念。就是这种意志与信念鼓励，激动着我一路走来。要说在兵团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就是：那里是让我看到大学的地方。在那里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要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就是要学习，要充实，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中，我发现兵团的这一段经历与获得的志向，对我的一生都是弥足珍贵的。
医院宣传队的女生们，后排右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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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