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 | 郭德茂：11岁边疆少年，成了红卫兵的小尾巴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郭德茂，1955年生。新疆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原题

红卫兵的小尾巴

作者：郭德茂

3月8号，公众号“新三届”的“拾年”栏目”，刊载了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广东湛江人黎劲风的文章《11岁小学生的革命大串联》。黎劲风先生是1955年人，文革开始时11岁，他写了他大串联的故事，多有思考。

我也是1955年人，当时年纪小，可也有串联的故事，今天我写写这段故事。

通往布尔津的山路。作者摄

1966年文革开始，11岁的我最先感到新奇。记忆清楚的是，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沟河管理处要选举“文革小组”来领导运动。我跟着看，原处长也没打倒，但退居二线。选出来的“组长”是个有人望的，不到50岁，在我眼里那时他就是个老人，叫关效愚，北京人，满族，却说自己是汉族。我和他女儿是同学，所以了解。

关效愚组织大家学习，读报，讨论。这时，武汉支边青年赵润生提出宏论，“我们的国家应该叫公社，这是马克思肯定的，倡导的！”还写成大字报，引得有人笑，有人骂。

我家一直订有报纸，我看上面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也看不懂。学校里突然斗老师了，我们的何老师站在讲台上低着头被人斗，后来斗争升级，他还曾被吊起来整得死去活来。女老师周鹤群，被剪去头发，脸上泼上墨汁。有学生打死了一条蛇，于是就叫她嘴里衔着死蛇，跪在大狼狗面前请罪，挨批斗。

十几岁的儿童不懂事，打起人来没轻重，带扣头的皮带，小鞭子不断落在老师的身上、头上。被斗的老师也只能挨着，不敢吭声，更不敢反抗。我说这样不对，还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张大字报，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不能这样打老师，不能墙头草两面倒，老师教我们也没有这样对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对老师！”就这样我成了落后学生。

这时，几公里外“游斗”的队伍已经先行一步，一个哈萨克族老人被押着游斗到我们这里。八月天正热，给他戴上皮帽子，浑身披满绫罗绸缎，肩膀上甚至压着一床缎面被子。那老汉豆大的汗滴往下落，还让他用哈语自我坦白，旁边有人翻译，原来是个地主巴依。旁边的人还不断打他。

紧接着，前面的这个“文革小组”被打倒了，说是刘少奇的工作小组，那关效愚吃了大苦头。

我们单位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有20来个，一长串，天天围着家属院的一排排平房“游街”。有“我是地主婆黄玉萍儿”。山东老太太，小脚，一扭一扭，后面的萍字音向下，还带儿化。“我是破鞋王玉某。”她的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挂着一串破鞋子。“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某智”，这是厂长，被打倒了。关效愚的自报家门是“我是官迷，是刘少奇的工作组长。”

牛鬼蛇神男的头上还都戴着高帽子，这高帽子也不知是谁做的，铁丝一圈圈箍成，里面塞上铁疙瘩，烂炉条，足有十几斤重，外面纸糊上，黑墨写上罪名，姓名打上红叉。还要让被斗者保护好高帽子，不得破损！

这时打人很厉害，我注意到游街时有些妇女和少年打人最突出最频繁。我妈对我说，“打人不好，你千万不要打！”我本来就胆小，又落后，或者也善良，我没打过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被组织成一个个小组，三五人一组，像是儿童团，拿着个小黑板，站在各个路口，过来的人，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让通过。如果不会背，就让他读小黑板上的语录。如果不识字，我们就读一句，让他或她跟读一句，读完了才让通过。这就叫宣传毛泽东思想。

插一句，大概是两年后，毛主席最新指示来了，“一个人有动脉静脉……”一群人站在大黑板前，让我读给大家。我学着广播里的声调但第一次看到这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永静永，”这时旁边武汉知青刘执中小声对我说，是动脉静脉，我一下明白了，臊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

话说回来。也有不知哪里来的红卫兵，几个人十来个人摇着红旗排着队走过我们单位，也喊口号，也散传单和卡片。我们也抢，拿来看，拿来玩。记得内容有“毒草电影五十部”“资产阶级司令部”“钞票上的反动秘密”之类的内容。后来内地的红卫兵坐火车全国各地去串联，可是我们年纪小，不敢去内地，但是我们也想去串联，去见世面。

1967年1月初，我们终于跟着何老师去串联了。何老师是个青年教师，他想去串联，一个人不好申请，于是要求带学生去经风雨，见世面，单位领导答应了。只有六七个小学生，还是家里出得起路费的。我不知道我父母怎么放心让我去“经风雨见世面”。不过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我的一生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着那个时代难得的经历。后来我觉得当然无法与司马迁父亲让他探禹穴，走千里相比，但意义上是大同小异。

我妈给我准备好行装，棉衣棉裤，罩衣罩裤，棉帽棉手套。黑色的棉胶鞋，里面还有毡袜。我爸把钱交给何老师，多少钱我不知道。从沙湾到乌鲁木齐的车费是4.8元，何老师给我们每人买了票我是知道的。

一月份，正冬天，天气很冷。长途班车的窗上满是雪花，像是在闷罐车中，啥都看不见。脚冻麻了，没有知觉了，我和大家一样直跺脚，可是依然很冷。经过四个多小时，来到乌鲁木齐。这是我第一次小小年纪来到乌鲁木齐。我后来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才知道来到的这里是红旗剧场一带，是兵团司令部的“地界”，离北门不远。我们来到设在这里的“红卫兵接待站”。

内地来的红卫兵打地铺躺在二楼的地板上。我们也被安排在走廊里打地铺，和他们睡在一起。吃饭是不要钱的，有白面馍、白菜汤，下一顿可能就是窝窝头、萝卜汤，交替着。白天干什么呢？跟着大哥哥排着队，摇着旗，散传单，喊口号，看他们在街心扎姿势跳革命舞，“打打打，打倒某某某，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表演完就散了。这时不到吃饭时间，我们就三三两两跟着大哥哥转从剧场到北门那个斜斜的街市。晚上天黑的早，大家就躺在地板自己的“床位上”分析形势或说故事讲笑话。

我可能小，不懂事，又像“小兵张嘎”一样充大人，说话引得内地来的大哥哥笑。他们就逗我，让我说，说了他们就开心地笑；我看出他们笑我好玩，我就不说了。他们都很喜欢我，白天手拉上我到处走，说我是“红卫兵的小尾巴”。

我参加了他们的两次批斗会，或许叫请愿或协调会更恰当。没有过激的行动，只是分别叫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站在会议室中间的桌前。“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串联来的红卫兵吗？”“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来逃难来要饭的！”“我们的同学病了，你说怎么办吧！要是有个好歹，你能负得起责任吗？！”第二次还拍了桌子，啪地一声，“你给老子说！你到底答应不答应我们的革命要求！不要装死狗！”

后来想，那两个人还不是被打倒的，大概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干部。红卫兵只是提要求，那两个人好像很无奈，很无解，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不时地擦汗，支支吾吾地说一定解决，一定解决。

记忆很恐怖的是一天下午，已经接近傍晚，一个红卫兵大哥哥带我们进了一个大礼堂，礼堂里大窗帘都是拉下来的，没有灯，里面黑乎乎的，只有大窗帘没有遮住透进来的一丝丝光。是刚举办过什么人的追悼会，舞台上有不少花圈，还挂着遗像。我跟在后面走得慢，他们都出去了，门哐当一下关住了。我距离他们十几米，门外的阳光没有了！我吓坏了，赶紧撵上去，拉开重重的门，回到了阳光里。幸亏赶上了拉开了门呀！

何老师想向内地进发，那时乘火车不要票。可是我们太小，带的钱太少，何老师打电话回去，家长也不同意。何老师计划再呆十来天我们就打道回府。

正在这时，石河子“1·26事件”爆发了。这是1967年1月26日发生在石河子的事，具体怎么回事，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反正也不想也没有弄清楚。反正是全国武斗打响的第一枪，反正死了大概十来个人，反正还和我们单位大有关系。

我们单位是个管水的水利单位，在沙湾县，叫金沟河管理处，它的上级单位是石河子基建处。基建处有值班营值班连，是荷枪实弹的从部队转业的军人。

事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和我们单位有缘分。据说这一天两派发生争斗，团部（基建处）当时的一把手政委杨健，叫来值班营长高砥平说，反革命分子发生暴-乱，你带部队去，该镇-压就不要手软！高砥平立即带上值班队伍出发……。这时枪声已经响起，继而枪声大作，高砥平命令开枪。其中杨洛翩是南京军区比武的神枪手，还夸口说撂倒了一个。其中打死的一个高中生就是我的同学罗金卫的哥哥，石河子一中的高中生，名叫罗金堂，他爸爸叫罗熹，就是我们金沟河人。

后来杨洛翩随这支值班连来到我们金沟河，运动中期就被抓起来关了一两年。这让他得了便宜，出狱后依然做工人，直到退休，有退休金。高砥平就没有这运气了。他先到金沟河做二把手，后来做一把手，十年动乱结束后逮捕判了几年。等到他出狱，政策变化了，刑满释放不安排工作。他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在石河子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据说过得艰难。当年很威风的杨健后来被从老家叫回石河子说清楚，具体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石河子的事发生了，我们的家长很着急，何老师电话打回去，家长叫立即带孩子回来。到沙湾的车票买不上，何老师和我们也想看看石河子怎样了，于是我们30号买票先回到石河子。

石河子大街上白雪皑皑，街上还散落着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还有破烂衣裳和小包包之类，没人捡拾。这时怎么就有了展览室，里面摆着步枪手枪手榴弹，有血衣，墙上有死者的大幅照片，还有一些武斗对方楼体坑道的照片。一个女解说员手里拿着个长杆，义愤填膺或声音悲切地控诉着敌人的罪行。

我们参观了展览，在农八师招待所住一晚。住宿是八毛钱，可能对我们会有优惠吧。我们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大房间，可以做会议室那种，里面有二十来张床。床单被子枕头都是白色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宾馆”，感觉挺高级的。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是馒头、稀饭、咸菜，好像是两毛钱。然后我们就又从石河子买票乘车回沙湾，票价是九毛钱。

这就是我的串联故事，感觉也算是小小年纪就“经风雨，见世面”了。感觉像是一场梦，谈不上好梦坏梦，只是离奇，少许怪诞。

再补充一个细节。石河子发生这件事，当时我们单位的李处长正在石河子。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女老师是一个派别的积极分子，也在石河子。这女老师姓董，叫董玉红。董老师是上海支边青年，长得又胖又大。她不会滑冰，叫两个女生搀扶着学滑冰，刚穿上冰鞋上冰场，就仰面摔了一大跤，咔嚓嚓嚓嚓一一冰面裂开长长的口子，我们都忍不住笑。

“1·26事件”后，李处长先回来，董老师怎么没有回来？人们问。李处长按照他在石河子另一派那里听到的消息说，“谁知道呢！谁知道她在哪里？好家伙，说她裤裆里藏着一个手榴弹！”过了几天，董老师回来了，她很气愤，脸红脖子粗地到处找李处长，要质问、对质！吓得李处长四处躲，不敢见她……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滑稽、荒诞。

写于2022.3.17.

（作者注：关效愚、赵润生、高砥平、杨洛翩、周鹤群、何老师等人的故事，我都写有专篇。同单位的人看了都说我记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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