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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莫砺锋,1949年4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6年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毕业,1968年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1984年获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著有学术专著八部、纪实文学《浮生琐忆》《嘈嘈切切错杂弹》,发表论文百余篇。
作者:莫砺锋
作者重回苏高中(2018年)
很快到了10月20日,我在约定的时刻前往母校。正是周末,本该清静的校门口人声鼎沸,几十个老人三五成群,正在热烈交谈。立达楼前的电子屏幕上闪耀着“热烈欢迎1966届5班校友返校”的标语。
很快人群中有若干人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其中的若干人。当然,还有十来人已经非常陌生,只能“称名忆旧容”了。我们离校时都是红颜少年,如今变成一群白发翁媪,灿烂的笑容也掩盖不住满脸的沧桑。
大家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赵荣良老师,在立达楼前拍了集体照,然后三三两两地漫游校园。春雨池、碧霞池、道山,校园的景物依然如故。建筑物的变化较大,立达楼和我班教室所在的那两座红楼却依然如故。
中午在马路对面的酒店聚餐,大家频频举杯,气氛热烈。有人提议当年那对“同桌的你”合唱一曲,引起一片欢笑。
尽管如此,整个席间仍有一丝凄凉。大家回首往事,都感到虚度此生。全班45人(如今已有5人离世),除了参军的五六人外,全都下乡务农,有人后来又从事木工、瓦工、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活计。
结束插队生涯以后,20多个同学当了中学教师,此外有3个大学普通教师和5个银行、邮局的职工,境遇较好的有中层干部六七人,混得最惨的则有下岗工人四五人。当然,最后大家殊途同归,都成了退休老人。
这岂是我们本来应有的人生轨迹!想当年我们是何等意气风发!1966年初夏,班里准备报考清华、北大的不下10人。这绝非我们年少轻狂,因为比我们早一年毕业的1965届高三(5)班确有5人考取清华,我们1966届高三(5)班何必妄自菲薄!
没想到几年或十几年以后,我们所进的院校都是江苏师院、苏州地区师专之类,连进南大、东大的都算是凤毛麟角,还有十来人则终生与大学无缘!
刚才漫步校园时,我本想指给同学看一块石碑,那是2005年苏高中100周年校庆时南京校友会捐献的,一时未能找到。不过我还记得碑文,那是我本人所撰:“饮水思源,长怀苏州。名庠百岁,府学千秋。根深叶茂,桃秾李稠。琢成琳琅,育就骅骝。科学邃密,文采风流。昔皆青衿,今或白叟。孺慕易兴,春晖难酬。愿我母校,永居上游。”
这篇碑文中并无过誉之辞。苏高中的毕业生人才济济,有口皆碑。仅从院士这个指标来看:从1925届开始,到1958届为止,每一届毕业生中都出过院士,有的年份(如1952届)甚至多达3人。改革开放以后也不乏其人,像1987届的庄小威,也已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只有我们这些“老三届”,以及稍早稍晚的十多届毕业生,形成了一个断层。不但院士寂寥无人,连较有成就的工程师或专家,也未有所闻。这是因为我们格外愚笨或懒惰?当然不是。整整一代人虚度青春、蹉跎平生,不但是我们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衷心祈求自身的人生悲剧永远不要重降在后辈身上!
宴席结束,我们在酒店门口依依惜别,再度各奔东西。挥手告别之际,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保重!”的确,一群年过七旬的老人,除了“保重”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看着同学们逐渐远去的身影,回想五十年前大家在母校门口“不辞而别”的情景,感慨万千,“五十年间似反掌”这句杜诗闪现心头。
外一篇
从1966届高中
到1977级本科
2017年4月16日,莫砺锋在泰州市姜堰区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许多事情促使我回忆当年穿着棉衣走进考场的情景。这年4月,我到泰州的姜堰图书馆去做一场公益讲座。我刚走进讲堂,一位两鬓泛霜者迎上前来。他自我介绍名高泰东,是我的同龄人。怕我听不懂他的方言,老高递过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信中说明他是1966届高中生,又是1977级本科生,这个经历果然与我一模一样。
老高的母校是南京农学院,也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而我家住在南农的围墙外边,这些情况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身为农技专家的老高找我有什么事呢?原来他正和高中同班同学合作编写一本回忆录,想请我作序。我当场便答应下来。讲座结束后老高与我约定,等他们的书稿完成后便寄给我。
很快到了11月,我应邀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坛”去讲学。我登上讲坛,先不讲预定的题目“经典视野中的唐诗宋词”,而是对武大的化学专家查全性院士表示感谢,感谢他40年前仗义执言,首先倡议恢复高考,从而促成了那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在冬季进行的高考。
几天后我回到南京,正巧高泰东他们的书稿也寄来了。书稿的内容丰富多彩,44位作者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所有的风风雨雨。全书的关键显然是两个事件,即1966年的高中毕业和1977年的高考,所以书名是“1966年我们读高三”,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内容都与高考的废除与恢复有关,于是我把这篇序言题作“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
此书作者都是泰县溱潼中学1966届高三班的同学,当时全班52人,至今已有8人离开人世。健在的44人都写了文章,正如高泰东所说,做到了“健在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能少,去世同学的简介一个也不能少”,从而“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群体样本’”。真是难能可贵!
作为对比,不妨看看我的母校苏州中学的情况。当年的苏州中学仅有高中部,校名是“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苏高中的规模比溱潼中学大得多,每个年级都有8个班,我所在的班是“高三(5)班”。可能是苏州的文革比泰州更加激烈,我们班有许多同学分属互相敌对的派别,不但“观点”形若水火,而且发生过真刀真枪的武斗。那些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参加红卫兵的“逍遥派”,也因受到“红五类”的欺侮而与他们形同路人。1968年秋天我们纷纷“上山下乡”,大家背着铺盖走出校门,许多人之间连“再见”都没说一声便各奔东西。
从那以后,大家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不要说全班团聚、合作写书了,如今我对某些高中同学是存是亡都不清楚。我相信苏高中的情形在全国比较有普遍性,而溱潼中学高三班却是个特例,他们的集体回忆录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样本。
同龄人中撰写回忆录的个人并不少见,我本人早在十五年前就写了一本《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这本《1966年我们读高三》却是由44人的160篇回忆短文组成,堪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片树叶无法体现树林的全貌,许多树木才能形成全景式的记忆之林。我希望同龄人都能像高泰东他们那样拿起笔来,为历史留下一段铭刻在普通人心中的实录。
此书的作者与我一样,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臣之壮也,犹不如人”,而今已垂垂老矣。我们的平凡人生有什么回忆的价值?我认为价值就在于“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按理说,一个人的高中毕业与进大学读本科应该在同一年,可是在我们身上却相隔了11个春秋,仿佛时钟突然停摆了11年。
当然,1966年废除高考以后,大学停止招生的时间仅有6年,到1972年就恢复招生了。但是高考并未恢复,招生方式改成“推荐”,具体步骤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当然是“领导批准”。以我所在的公社为例,全社的适龄青年近千人,而每年分配到的招生名额只是个位数,要想获得“领导批准”,真是难如登天。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年的录取名单中,公社书记的儿子赫然在列。到了第二年,书记的女婿又赫然在列。其中奥秘不难破解:“领导批准”的大权就掌握在书记手中嘛!只要书记“内举不避亲”,他的子女及亲戚一定能捷足先登。于是平民子弟就与大学基本绝缘,更不用说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了。
且看溱潼中学的情形:该校1965年的高考录取率高达70%,在教育发达的扬州地区名列前茅,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都曾来信祝贺。溱中1966届高三班的52名学生中,高考前夕被学校推荐报考北大者1人,推荐报考清华者9人,可见其学业水平之高。一旦恢复高考,该班22人报考,就有18人在1977年、1978年相继考进大学(包括中师2人,落榜4人皆高分,2人因结核病,2人因是公办教师)。可是在实行“推荐”制的6年中,该班仅有2人获得良机(1人大学、1人中师)。
高考废止的11年,正是整个国家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鲜明标志。我们这代人正巧遇上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要不的话,谁会在高中毕业11年半后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是大快人心、大顺民意的盛事,除了那位“内举不避亲”的公社书记之外,大概谁都没有异议。我与高泰东等1966届高中生,在而立之年终于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真是三生有幸。但是那场高考毕竟迟来了11年半,它带给我们这代人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
首先,我们考上的大学和专业,大多与11年半前的志愿大相径庭。请看溱潼中学的几个例子:姜近枢,当年是溱中全校师生公认的数学奇才,大家坚信他一定能考进北大数学系去深造。1977年,姜近枢考上的却是镇江农机学院,毕业后在中学教数学,42岁就英年早逝。王家振,当年化学成绩突出,高考的志愿是天津大学化学系,1977年考取泰兴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在中学任教。
读了高泰东追忆姜近枢的《他曾经是个数学奇才》,以及王佩霞的《我那昙花一现的清华梦》,“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本人在1966年也曾做过“清华梦”,并与同学陈本业约定报考清华的相同系科。并非我们年少轻狂,因为苏高中1965届高三(5)班确有5人考取清华,我们1966届高三(5)班何必妄自菲薄!没想到我在11年半后参加高考,非但不敢报考清华,而且改选文科,与当初喜爱的“电机工程”“数学力学”等专业邈若隔世。几年后我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去讲学,看到那个缩微版的“清华园”牌楼,百感交集。
至于陈本业,他在1978年考进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物理。当年陈本业是我们班的物理尖子,实验课上的动手能力出类拔萃,确实是当工程师的好料子。多年之后,我走进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还对陈本业未能与此校结缘而怅惋不已。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许多人在农村待了几年后,眼看前途无望,也就顺从命运,结婚生子,然后在柴米油盐的烦扰中耗尽了青春朝气。十年以后,他们已经成为几个孩子的父母,当初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大半遗忘,根本无法参加高考。
前几年有些人借纪念上山下乡若干年的时机高调宣称“青春无悔”,我听了十分反感。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上山下乡只是随波逐流,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又哪里说得上什么“无悔”!
1977年考取大学的“老三届”固然难能可贵,没考上或根本没有报考的知青也并非无能之辈。例如溱中的王佩霞,1966年校长、教导主任与班主任商议后郑重劝她报考清华大学,可见她具有这个实力。可是12年后她参加高考,再报清华,却不幸落榜,“清华梦”只能寄托在年方5岁的女儿身上了。
再如苏高中1966届高三的8个班共有300多位同学,其中有几个学习尖子非常优秀,要是1966年进入大学,他们可望成为杰出的人才。可是几十年以后,他们已是“泯然众人矣”。这固然是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
所以我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变了部分考生的命运,而是使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上正途,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功绩。4.7%的高考录取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由属于分母的570万人,乃至由更大的分母即2000多万知青来共同评说,才能让人们看清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66年我们读高三》这本集体回忆录格外可贵,它不但真实记录了52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悲欢离合,而且“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的‘群体样本’”,值得一读。
(本文是莫砺锋为大型纪实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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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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