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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丨姜华信:北京胡同街坊,远去的记忆

北方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华信,笔名北方、荀皓,北京市104中学初68届毕业,曾赴延安插队,上过大学,教过书,做过行政管理,现退休。


原题

胡同,街坊,

远去的记忆




作者:姜华信


网图


现在的北京,除了城市中心的东西城,还保留着一些旧时的老胡同外,放眼望去,从二三环到五环之间,则到处是近二十年来兴建的,多层或高层楼房组团形成的社区。

在这些社区里,不论是老北京,还是新移民,各家各户,不管住的是多大面积,装修是否简单还是华丽,也不管是年轻人朝五晚九早出晚归,还是老年人买菜做饭居家料理,但共同的起居规律是,很少与邻居过多交集,甚至不知对门住户姓啥名谁,一天繁忙过后,大多把自己困在家里,自成一统,享受着各自的小天地。

住在小区凡20余年,一个单元十来户邻居,老的迁出,新的进来,面孔生熟,见面互不搭理,有几户也算老邻居,见面也只是点个头而已,二层住着位84岁大姐,这两年才从点头变成问候,一次她说:“孩子不在身边,就我们老两口,想着万一有个事儿找个人帮助,可楼道空空如也,房门紧闭,无人可求……”

听了这话,我忙说:“我们退休在家,大忙帮不了,小事儿没问题,有事儿您言语,都是北京人,千万别客气。”

前些年家里养狗要每天早晚遛,在狗狗们玩耍时,也认识了几个同道,自打不再养狗,和这些“狗友”也渐行渐远,再没有机会在草地花园晤谈问候。

说起现在的邻里关系,相处时彬彬有礼,避免了那时胡同街坊之间偶尔的吵架拌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碍,却少了邻里之间本不应该缺少的,邻里守望,互相帮助的亲密关系,更缺失了老北京市井文化的历史延续。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少年时,居住在胡同里,和老街坊邻居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亲身经历。

拆迁前的琉璃井,目前正在建望坛新苑,作者摄于2017年

街坊来自哪里

偌大的北京,人从哪儿来?有人开始刨根问底。前段时间,单位发通知,要请每个人将个人籍贯反馈一下,因组织人事部门在整理档案中,缺乏这方面的详实信息,需要核实重新登记。

我们这些退休之人,参加工作三四十年,各类登记表不知填了多少回,其中大多有“籍贯”一栏,当时只是觉得这栏不太重要,填的比较随意,有填出生地,有填父亲祖籍,好在无人追究,任随他去。

作为我们这些老北京,不用说也知道,目前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各阶层人群,上朔两三代,乃至四五代,绝大多数不是北京土著居民。我们的祖上,或是水灾天旱;或是瘟疫泛滥;或是随军转战;或是谋职发展,总之是乘着生命之舟,漂泊来到燕山之脉,永定河畔这块地方定居下来,七百余年历史的变迁,造成了从元大都时,人口的十几万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万,如此形成了在中国版图上,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大都市。

5岁以前,我家住在哈德门外,离天坛东墙不远的东四块玉,一个长方形大院子,南北房10来间,东西有门,此院原为南城蔡姓富人所有,新社会被政府收回。1955年,国家兴建体育设施,院子旁边修了一条东西大马路,院子被拆,街坊邻居四处迁移。近几年去天坛,路过当年的地方,虽60多年过去,还有着深刻记忆,如今体育馆路的路西,面朝北,体育局家属院儿这块地皮,就是当年我的所居之地。

院子被拆给人家腾地,我家和一众老邻居由外城里搬到外城外,落户到永定门城楼之南,离护城河不远,政府兴建的住宅区,这片区域原是农田,夹杂着庙宇坟岗及臭沟小溪,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这些景象有的还存在。这片住宅区面积可不小,分别组团,按原有地名称为:杨家园、郭公庄、琉璃井、安乐林、木樨园、蒲黄榆等,大体容纳了七八千户人家还有余。 

拆迁前的琉璃井,目前正在建望坛新苑,作者摄于2017年

家在胡同

我家被安置在琉璃井,位置在住宅区中心地带。琉璃井分南井北井,以一条马路为界,除住宅区边沿为东西房,其他均为北房,每排房大约10间,形成一个个院落,院子之外即是胡同,这样的胡同在琉璃井有10条左右,它们不像老城区胡同的曲折和深幽,而是笔直透亮,一览无余。

进到房里,每间房约十多平米,红砖铺地,玻璃门窗,白灰挑顶,房外均有一方平地,可供日常饭后沏茶休息。我家分到三间房,按当时家庭成员构成,基本上卧榻有余。

来自东西南北旧城的拆迁户,很快携家带口来到永外这片地区,那时搬家很简单,有辆平板车拉上两三回就够了,你想!两只箱子一两个大柜,几个大包袱皮儿包衣服被褥,外加几块床板、火炉及零碎,谁家也没太多余的东西。隔壁西房尤大姐搬来后,床板缺两块儿,家父二话不说张口就给,让她一时救了急,新街坊的互帮由此而起。

来到生环境,住进新房子,老习俗没改,大人们和左邻右舍碰上就打招呼,渐渐的熟悉,连上公共厕所的机会都不想失去,“吃了吗?您呐”,一时成为笑趣。

院子不大,胡同也短,大人们上班家务之后,闲下来大多走出家门,胳膊肘夹着报纸端着茶叼着烟,夹着小板凳,在院子外胡同口,聊着大天。

这时各家的二当家们,大多还是家庭妇女,没有走上社会参加工作,闲了也是抱着孩子去相熟的各家,张家长李家短,不忘拿着针线四处串。夏天夜晚,邻家二叔光着脊梁摇着芭蕉扇,聊开“狸猫换太子”,街坊们围坐一片。

孩子们适应环境最快,前后院的孩子们没几天就玩儿在了一块儿,我咬一口你家馅饼,你给我一块糖;女孩儿跳房间,男孩儿推铁环。到了夜晚,“藏谜歌,点蝴蝶,谁不玩儿小王八儿”,的呼唤声,让各家的孩子,慌忙几口扒了晚饭,借口上茅房的机会,出门就加入了游戏,很快消失在夜色中,玩儿的好不尽兴,直到听见父母的喊声,才抹着额头的汗水依依不舍,颠儿回家去。

这一胡同里头街坊邻居的市井百象,如风俗旧画,真实的反映在这一刚刚形成的居民区的日常生活里。

和我家同时搬来的几家老街坊,在新的居住地,依旧延续着旧日的情谊,虽然现在老人们早都不在,过眼云烟,再无人提起,可一想到当年,老街坊的身影仍然残存在我的记忆。

网图

 
两位老街坊

先说李大娘。

说起李大娘,身高近1米7,板直的身材,面容干瘦,半头白发,头后挽着一个发髻,裤腿裹着青布带,穿着一双小鞋,“三寸金莲”,走路虽颤步伐却健,是个身体健康的小脚老太太。

李大娘长家父几岁,既是当年老街坊又是河北邻县半个同乡,所以经常关系往来,大嫂才从老家嫁到北京没两年,乡音未改,同样操着老家口音的李大娘视大嫂如同干闺女,大嫂也常干娘干娘的叫。

李大娘年轻时,先夫早殁,留一子,抗战刚一爆发,幼子便别母离乡,参加了八路军,再无联系。她后又改嫁,生一女,后夫在兵荒马乱中,做生意常不归家,以后音讯皆无。无奈,她拖着女儿来到北京,给人帮佣为生。解放后女儿巧珍找了婆家,夫婿国良将她接到小家带外孙,过上了安稳生活。

李大娘过惯了苦日子,除料理家务外,还常常到垃圾站捡未燃烧尽的煤核儿,连带房管所木工房倾倒的刨花碎木块儿,都成了篮中物,拾回家中代替煤球取暖做饭。

别看她外表看起来贫苦,实际生活并不发愁,解放军刚一进城,女婿又登报又找政府,终于很快替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如今已是机关里的局级大干部。

亲娘找到儿子,没有早年电影《探亲记》描述的那么曲折,儿子见了亲娘,很高兴,经常把她接回家住,可没过两天她又跑回女儿家,大嫂问她:“一人住一间屋子,有保姆侍候,吃香喝辣,还能天天洗澡,在那儿多享福?”她说:“儿子家规矩太多,我这脏老婆子不习惯在那儿住。”大嫂笑着说:“您就是舍不得那点煤核儿。”

说是说,其实李大娘有个当官儿子的事儿,当时没几个街坊知道,直到有一天却轰动了整个院子几条胡同。

这里先说段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巴西政府对我示好,派副总统访华,开始了两国经贸和文化的联系,我方先后派出9名人员到巴西为建立两国合作开展工作。

可风云突变,1964年3月,巴西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主张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合法政府。军人政府一上台便逮捕了我方这9名工作人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国九人案”。

在美国的策动及蒋帮的参与下,巴西当局将9名人员关进监狱,先以金钱美女诱惑进行策反,不成之后,又以“政治顾问”“间谍活动”“煽动叛乱”的“罪名”进行栽赃,还对他们施以拷打酷刑。我方人员对此反迫害,抗高压,不屈服,与他们在各种场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事件发生后,国家领导人异常气愤:“岂有此理!要跟他们针锋相对的斗”,我外交部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在中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联系不畅通的情况下,我国借助有关友好国家与巴西官方接触,进行抗议,转达正义要求,从而在国际上形成有利的舆论,取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巴西各界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表态,反对当局的无理行动,以平托大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为9名人员申张正义,做无罪辩护。

在强大的政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西当局理屈词穷,最后只好宣布将9名人员驱逐出境。我9名人员当即发表无罪声明,在关押一年之久后,于1965年4月20号,顺利返回祖国。

这个事件前后长达一年多时间,是我国当时在对外关系中的一次重要涉外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如放到现在也可能只是小事一桩。我当时正上小学四五年级,从报纸和收音机上也常看到听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有理有利有节”这个名词,就是在这片抗议声中留下了印象,还有料想不到的是,这个事件还引起了街坊们的广泛巷议。

邻居街坊们从抗美援朝和“三五反”运动起,就把小家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大事儿连在了一起,北京人关于国家大事这个习惯自此养成。这回,我国人员在巴西的遭遇更是成了邻居街坊们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因为这个事件和附近的一个人有着密切联系。

李大娘在人们视角中,本是无人关注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脚老太太,突然一下成了聊天的中心话题,不为其他,只因为9名中国人员中,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总会赴巴西贸易工作小组组长,9名人员中排在第一位的这个人,就是李大娘的亲儿子。

街坊邻居们的关心和议论,虽丝毫不影响李大娘的生活习惯,该捡煤核儿捡煤核儿,但毕竟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规律,时常不短胡同里开进来小汽车,提着物品进了李大娘的院子,有的街坊出于关心,也常挡着李大娘问长问短。

直到突然有一天,收音机传出消息,在巴西工作的9名中国人员已顺利返回首都北京,第二天,报纸上也刊登消息和欢迎照片,李大娘的形象上了大报的头版头条。那天的欢迎场面可称隆重,中央领导,上千群众,还有不可缺少的9名人员的亲属,在鲜花的簇拥下,汇集在机场跑道边。从报纸照片中,李先念副总理和李大娘亲切握手,身边还有随行工作人员搀扶,这回可真令李大娘在街坊邻居中的印象旧貌变新颜,一时间成了名人。

她和儿子欢聚之后又回闺女家中,那几天,无论在胡同还是在院子里,只要有人提起她儿子回来的事儿,她虽没文化不会用官方用语表达,但他那通俗的言语,街坊们更爱听,她描述着机场欢迎的场面,说,第一次见到地上落的大飞机,头一次和大官儿走的那么近,这回可真是开了眼,俺都有点眼晕……

我大嫂和她开惯了玩笑,便冒了一句:“您和那么大的官儿握手,没激动得尿湿了裤子?”说的旁边街坊忍俊不禁,而李太娘只是神情略带点羞涩,拍着大嫂说:“闺女!这回干娘可见了大世面”,说着自豪地笑出声,还不由自主顺手把免裆裤往上提了提,紧了紧红裤腰带…,李大娘真是一位可爱透顶的老太太。

拆迁前的琉璃井,目前正在建望坛新苑,作者摄于2017年

再说六叔一家。

六叔姓袁,因长辈身份,故名字从不好过问,当年他和我家一起从南城迁来,住在我家的隔壁胡同。和家父膀大腰圆相比,六叔身体削瘦,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冬天总是一袭棉长袍,头上戴着一顶翻开能遮耳的,棕色毛毡瓜皮帽。

六叔解放前靠赶大车为生,初时的大车,板条做底,长长辕头上包着铁皮,木制车轱辘套着一圈胶皮。北京人称大车,实际就是马车,马是车主的最大物质财富,几千块钱一匹的马,是当时最平常的价格。六叔视牲口为家中最爱,饲养着一匹马,一匹骡,个个滚壮腰圆,拉车绝对硬棒。他家紧邻街道,在院子的最边上,出车方便,房子旁边搭了一座临时牲口棚,成了马的居所。

随着六叔年龄增大,腿脚不方便,便将大车交给儿子掌鞭吆喝,而他只负责出车回来,给牲口卸下鞍鞯,拉到院门口,让大汗淋漓的牲口打上几个滚,撒上一阵欢儿,然后牵回牲口棚饮水喂料。说到牲口料,不像插队陕北时,当地牛驴吃的玉米杆和糠秕,这两匹马和骡子吃的可是细料,上等的豆饼和麸皮,外加铡碎的干草,我曾钻进牲口棚,看到麻袋里装的豆饼,油乎乎一片,闻着豆香,偷偷的抓了一把放进口袋,让发小们尝,无一赞不绝口,赛饼干,好吃!好香!

六叔有两个儿子,长子本会,膝下五子一女,五子依次:大黑、二黑、三黑、顺星、小和尚,一女芳名小玉子位列老三;次子大名不知,人称老二,有一子一女,因交集不多,知之甚少,从略不提。

六叔长媳,我称大嫂子,已记不清名姓,大嫂子娘家就她一女,更兼那时家里富裕,出嫁时,把家里的细软和清代花瓶、檀木桌子、条案、太师椅一起陪嫁了过去,所以在袁家有地位,在家里说了算的六叔也对儿媳很抬举。

大嫂子人面善,脾气好,对外人非常和气,对到家玩儿的小孩儿也很慈爱,几十年之后她还和我提起,小时候我吃过她的奶。但对家里的孩子们,由于太多也管不过来,偶尔生气也是拿鸡毛掸子追,有一次我眼见抄起纳鞋底的锥子,要往二黑屁股上锥,吓得二黑吱哇乱叫唤,实际动作很张扬,就是不见真下手。大嫂子大跃进时参加了工作,在工厂积极上进,担任班组长,经常见她把《支部生活》带回家阅读,一准是负责组织职工班后学习。

六叔长子,我叫大哥,长我约二十岁,56年公私合营,把大车和牲口交了出去,参加了马车社,成了企业职工,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马车落伍,马车社转成了汽车厂,改做厨师进了职工食堂。大哥平时工作忙,顾不上管孩子,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下班进屋眼睛一扫,几个孩子跟老鼠见了猫一样,立马悄声无息。

家里孩子多,大哥大嫂子又上班,六叔老伴六嫂是个聋子,人善良,只是看得见,却听不见外面的世界,孙子有时调皮,她只能大声叫唤,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埋头扫地做饭。因此长子长媳不在家的时候,六叔就包揽了家中一切,成了大家长,他性情生冷硬倔,操着山东口音,眼一瞪,山羊胡子一撅,几个孙子都怕他,除了六叔外出时,这几个孩子在家还能折腾一下,六叔在时从不敢上房揭瓦。

那时各家孩子多,如果大人不在,孩子中的老大就代理了家长职权,学着大人管弟妹。大黑也不例外,把爸妈的权威发挥得淋漓尽致,弟弟们没有一个不怕他,只因他说打就打,好在唯一的妹妹自小在姥姥家,躲过了这一劫。

按长辈之间的辈分,我比大黑兄弟们大一辈儿,却比他们哥俩小一两岁,他们除了管我三哥叫三叔儿,对四哥和我都是直呼小名,主要是常在一块儿玩儿,抹泥之交把辈分扔在了一边。有一回,四哥把家里的大案板搬到院里,用凳子支起来,我和二黑立两边充当王朝马汉,大黑扮陈士美,四哥坐案板前,演起了包公审美案,演着演着,四哥猛的站起,案板一拍,大叫一声:“当堂立斩”!我和二黑正要冲上前,没想四哥动作过大,把案子弄翻,这时大黑冲向四哥说:“我冤枉,我不服”!说着两人扭打在一起,整个一个街头活报剧。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先后都上了中学,天下大乱前,四哥进了工厂,运动中,大黑哥俩去山西插队,我去了陕北,小玉子去了东北,袁大哥六个儿女一下走了仨,我插队之后,家里也搬离了居住十年之久的胡同,从此各奔东西。

这以后的家中,没有了这些孩子们的整天乱哄哄,自然清静了不少,可大人们下班回到家中,却又有了门庭冷落的感觉,孩子们在外常给家里来信诉艰难,平添了家中老人对儿女们的思念。

胡同,街坊,无尽的思绪,遥远的过去,旧日的时光如同泼出去的水,再也不能收回,只能在文字中咀嚼回味,在睡梦中反复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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