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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吕立汉: 母亲被游街示众, 我只能假装不认识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吕立汉,1955年出生。浙江缙云人。1975年毕业于缙云中学高中部。次年9月任教于缙云中学。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丽水师专。历任进修部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校长;丽水学院副院长等。二级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文史、地方文献、刘基文化、畲族文化研究。2016年退休。

原题

我的两次高考



作者:吕立汉

1980年秋,摄于杭州初阳台


在“文革”中,读大学,是我想都不敢去想的事。因为我的社会关系不好:外祖父是历史反革命,舅舅是右派,舅妈是地主出身。我本人家庭成分虽然是贫农,但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母亲也被扣上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我竟然成了“黑五类子女”。

1967年,我13岁。元宵节那晚,全家人正在吃团圆饭。突然间,造反派二三十人冲到了我家门口,父亲赶紧把房门关上。门外“打倒牛鬼蛇神某某某”的口号声震天响,我与妹妹泪水和着饭菜一口口地往肚子里咽。造反派走后,出门一看,发现鲜红的春联,被覆盖上了白对联。

8月,又目睹了父亲挨批斗的场景:能容纳500多人的村大会堂里,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牛鬼蛇神吕某某押上台来!”的口号声中,关押多日的父亲,被五花大绑,以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押到台前。父亲上身穿着淡蓝色衬衫,脖子上用铁丝吊着一块黑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吕某某!”父亲脸上豆大的“命汗”直流,不久就全身湿透,摇摇欲坠。台下还有30多位“四类分子”一字排开,面向革命群众在陪斗。

批斗结束,我父亲被绑着关回“大队间”,继续拷打。拷打的刑具很简单,蒙上眼睛,在五花大绑的脊梁处打一个结,在不足8平方米的房间内,两个打手各站一边,揪着绳结,狠命地来回撞墙。半夜之后,换成用碗口粗的树干往心窝桶。我父亲发现不对劲了,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我堂叔破门而入,总算终止了悲剧发生。

翌日清晨,父亲回家,脱下上衣,脖子上、背脊上、胸口上、手臂上,道道伤痕,惨不忍睹。隔壁伯母流着泪为我父亲清洗伤口,涂抹药水,宽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话,我永远记得。

我怎么也想不通,父亲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呢!听父亲说,爷爷36岁去世,那年我父亲才8岁,大姑妈13岁,小姑妈6岁,父亲刚读了半年书,就不得已辍学。祖母是小脚女人,要抚养一男二女,谈何容易!无奈之下,大姑妈做了童养媳。我奶奶则经曾祖父同意,带着年仅8岁的儿子和6岁的小女儿,“典妻”到海拔600米以上的一个小山村。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的悲惨命运,就这样落到我奶奶的头上!

我父亲10岁那年,到县城“寿春堂”中药铺做学徒,一干就是10多年,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到村里。土改时,我家成份是贫农。

1964年“四清”运动,我父亲主持清理大队财务,清算出了诸多问题,让当事人怀恨在心。“文革”开始后,这拨子人全都成了造反派,这或许就是他们要把我父亲往死里整的原因。

1968年,我小学毕业。其实从五年级开始就停课了。红小兵闹革命,老师则分裂成两派,校长樊设恒成了“走资派”,天天被批斗。暑期的某一天,我进入学校,空无一人,教师办公室房门洞开,桌上、地上全是破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等,不知历经几次洗劫。我拉开一个个抽屉,也想检点“破烂”,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份方川小学应届毕业生上初中的推荐表,我名下签署的是:“该学生家长是三反对象,不予推荐。”

我喜欢读书。我8岁上小学,父亲叮嘱要好好读书。没想到小学才毕业,我就被剥夺了上学机会。14岁那年,母亲给我缝制了一条开片小腰裙(男人干活时系在腰间),我就扛起锄头到生产队干活了,底分2分,从早干到晚,一毛二分钱。

1968年底,家门口办了初中,我又回去读书了。中学设在隔壁村的祠堂里,连操场都没有,仅有的体育设施是两张乒乓球桌。语文老师不错,一位是缙云中学下放的,另一位是浙师院刚毕业的。英语老师由俄语老师改行,没教材,开了不到一个学期,就不开了;这老师还兼教化学。数学老师是一位高中毕业生,难度大一些的数学题,他自己也不会解。

班主任姓陈,原来是缙云中学的图书管理员,负责上《农业》课。但他是大城市来的,真的是五谷不分,讲到多种经营时,说玉米要种,包萝也要种,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那时上午第一节上课前,有个仪式,由班长领颂“万寿无疆”“身体健康”,领读“老三段”和“新三段”,最后全体同学引吭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课程都不用考试,唯一一次数学考试也是开卷的,遵循了“抄一遍也好”的指示,但全班仅两人及格,我是其中之一,因此自鸣得意了一阵子。

我喜欢读书,但学校无书可读,校图书室能借阅的小说仅《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苦菜花》等可怜的几部红色小说。其中《林海雪原》最受欢迎,男女同学都喜欢看“白茹的心”。《红日》是禁书,只能偷偷传阅,上数学课时我在偷看,被老师狠批了一顿。读的第一部古代小说是《聊斋志异》,半懂不懂。到1970年底,稀里糊涂就算初中毕业了。

1971年缙云中学春季高中招生,我们班只有一位同学成为幸运儿。秋季再招生,同村有两位去了。那个年代读高中要由大队“贫管会”推荐,我清楚这名额不可能落到我头上。

1971年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去开化与婺源交界的大山深处,做瓦窑的砍柴工。瓦窑搭建在半山腰,四周是层层叠叠的梯田。2011年我做畲族田野调查,重游此地,时值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一眼望去非常漂亮。但在当年,我是为了谋生来到这山乡僻野,完全没有这种审美感觉。

砍柴是窑场中最为辛苦的工种,每天砍四担,约六百来斤,给1.8元钱。这是重体力活,所以胃口特别好,每餐半斤米饭还觉得没把肚子填饱,下饭菜是从家里带去的梅干菜。

端午节那天,伙计们结伴上山采粽叶。这是浙皖赣红军打游击的地方,山很高,海拔1400多米,当地人称“鸡头山”,据说当年方志敏就在山上打游击。下山后经过一家水碓,当时油车正在榨菜籽油,无人看管,年长的伙计说;“喝碗油吧,肚里有了油水,饭就省。”大伙儿相继舀满黄橙橙、热气腾腾的菜籽油,仰着脖子,一气喝下,足足有半斤,那情状有些梁山好汉的感觉。只有我,喝了一半就喝不下去了,于是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太无能了。

1981年摄于杭州龙井


7月的某一天,父亲发来电报:“开高招,速返!”原来是缙云中学开始秋季招生了。我次日便匆匆返程。这次明面上也有笔试一关,由公社组织,我参加了。考后不久,父亲扛着一只火腿去公社打探消息,公社“贫管会”主任是我村里的女婿,他查了成绩,说:“太差了,总分200分,你儿子考的还不到100分,我也帮不上忙啊。”人家火腿也不好收了,父亲只得灰溜溜地扛回家。

当晚,父亲火冒三丈,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读书读个粪缸板啊!”父亲一直以为我是读书的料,小学里成绩很好,奖状贴满墙壁,没曾想把初中读成这个样子,让他颜面尽失。父亲这一顿破口大骂,把我骂醒了,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成熟了。暗中发誓:若有机会再进学堂,一定好好读书!

8月初,我又背起行囊,到大洋建水库(即如今缙云县的大洋水库)。大洋山是缙云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峰,瓯江源头之一,溪流落差极大,缙云人硬是靠肩扛车拉,在峡谷中建造了7座电站,从此成了全世界小水电梯级开发的典范,如今那水库镶嵌于万山丛中,成了闻名遐迩的“青山明珠”。在水库的大坝上有我的血汗凝固其中,我差些把一条腿断送于此,让我永远不会忘怀。

那天我们负责在大坝“卸车”。卸车是技术活,民工用手拉车把泥土络绎不绝拉到堤坝上,便由我们接管,车身在前,车把在后,三人一组,中间一位双手紧攥车把,两侧民工助力,瞄准方向往前冲出十来米,双手奋力往上一扬,便泥、车分离。号称“唐司令”的同村民工逞能,意欲表演单人卸车绝活,因独力难支,泥车变向,直朝我猛冲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等我发现,已来不及躲闪,泥车的钢轧头撞上了我的左膝盖,当场卧倒,血流不止,民工用担架把我送往医院拍片治疗,好在是轻微骨伤,疗休一周,就返工了。

9月23日,缙云县遭遇有史以来最大洪灾,时称“缙云9·23洪水”。22日晚,大洋山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库区山洪暴发,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坝下工棚民工紧急撤离。我们新美营全员动员,护坝通宵达旦,然而功亏一篑。23日上午10点光景,汹涌的洪水把行将竣工的大坝冲出一道豁口,眼看着豁口越卷越大,浑浊的山洪呼啸而下,坝下我们住的工棚载浮载沉,被席卷而去。我呆呆地看着这场景,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之后便是夜以继日的重建。探照灯把整个工地照得如同白昼,民工们白加黑连轴转。那时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民工,在盘山小道上用双轮车运石块,哪怕是最崎岖陡峭的山路,也能用肩膀顶着车把稳稳下山。民工来自全县各地,采用部队建制,我们新美公社就叫新美连。连一级配备宣传员,隔壁村比我年长的徐学献担当此职,是轻松的干活,令我很是羡慕。出勤记工分,我底分4分,政府另给一毛五分钱补贴。周末食堂改善伙食,通常是馒头加红烧肉。那馒头很大,用“老面娘”发酵,半斤面粉一个,椭圆形状,很香。这算是做了两个月水库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

1981年摄于嘉兴南湖烟雨楼


1972年春,公社办了民办高中,我去读了。但仅一个学期就停办了,读书梦再次破灭。不过我恶补了两年的初中学业,还加入了共青团。这年冬天,我跟母亲到丽水城郊的九里村“抽索面”,学会了做面条的整套工艺。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全县高中为明春招生,搞密封试卷考试,录取主要看成绩。母亲说:“回家看书吧,这次听说是拿来考的,你去考吧,考不上,就认命!”

准备了一个星期,我考了全公社第一名,语文获得缙云中学的最高分。

1973年2月,我终于读上了高中。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我读书很用功。入学初,数学摸底测试我得了70分,之后的期中、期末考试连同单元测验,连续得了5次100分,连语文也得过一次100分,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总成绩居全年级之首。

语文老师杭大中文系毕业,他上语文课,提问题有个习惯,先让差生作答,答不出则让中档学生答,还不行,第三位必定是我。

作文每周一次,语文老师批改得很仔细,精彩之处,总会予以点评。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我连续两天面壁,没写成一个字。第三天晚自修,干脆草稿也不打,直接写在了作文本上。过后老师说,他准备把我这篇作文编入《缙云中学学生作文选》,向我了解写作过程,我如实做了汇报。老师说:“不能说没打草稿,其实你已经打了两天的腹稿啦!”

缙云中学有一个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馆,那时由我初中班主任陈老师主管。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通过陈老师偷偷借阅的。

正当我憧憬美好的未来,开始做起大学梦时,风云突变,东北那旮旯冒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学校教学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工宣队”再次进驻学校。队长叫章金柱,是个转业军人,从县机械厂派来,兼任校党支部副书记。先是批林批孔,既而又搞评法批儒,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班主任已撒手不管,我是班团支部书记,无奈之下,和班长一同履行起了班主任的职责。其他班级都出了“大批判专栏”,唯独我们班纹丝未动。章师傅专门来我们班蹲点,要求赶快行动起来写大字报。于是我们班的大批判专栏也问世了。

当时有位同学写了一篇批判某老师的文章,由我代他抄成大字报。结果被那位老师认定那文章就是我写的。章师傅有心培养我,不仅让我参加学校故事团,专门讲“评法批儒”的故事,还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还真的写了。谁料日后竟成为我高考政审的一大污点。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这时我已届20虚岁。

高中毕业留影(右一)


这一年里,我的底分到了9分,是队里的插秧能手。偶尔哪所学校需要代课老师,也会去代上几节课。

1976年8月初,参加新美公社初中民办教师招考,我考了第一名,但没被录用,理由是回乡锻炼未足两年。

9月上旬,高中同学杨碧明邀我一起去公路段敲铺路石。按件计酬,每天抡着小铁锤,顶着似火的骄阳,在330国道边上不停地敲啊敲啊,这一锤锤都敲得我自己心痛,自觉这不应该是我干的活,但毕竟比在生产队干活赚钱呵。

330国道,往北通往杭州、上海乃至北京,往南到温州出海口,我茫然望着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不知道我的人生之路到底在何方?

杨同学告诉我,冬季另有活干,给公路上的绿化树涂抹石灰浆,每天8毛钱,我也答应了。

9月中旬,我照常去国道边敲石头,中午时分,一辆大客抛锚,一位温州的时髦女郎,下车后观看我劳作多时,临上车扔给我一句话:“苦力的干活啊!”

听到这话,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即把小铁锤使劲儿甩向好溪,跟妹妹说:“回家!”

事有凑巧,还是命运安排?翌日清晨,工宣队章队长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要我回缙云中学代课,我成了母校缙云中学的代课老师!

之后不久,又转成了民办教师。教三门高中课程:语文、英语、农业生物,什么细胞质、细胞膜、细胞壁、有性杂交、无性杂交都要讲。毕竟有了一份相对安定的工作,所以心情不错。

给学生上课,首先得自己弄懂,哪怕是现炒现卖。在缙云中学任教这两年,夯实了我的学业基础。这期间,我看了不少小说,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巴尔扎克的《剥削者》,之后又读了他的《高老头》。还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大约在10月份的某个周末,我约城里的同学去我家玩。两人骑着自行车,途经公社所在地兆岸村,只见过村公路上人群熙攘,有人戴着高帽在游街示众。近前一看,游街示众的竟是我母亲!

母亲被一条粗麻绳反手捆绑着,胸前挂着纸牌,上书“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陈某某”,名字上打了三个红色的“×”。

同学问:“这女人是谁啊,你认识吗?”

我面无表情地回答:“不认识,咱走吧。”

眼看着母亲被游街示众而无力援手,我当时心如刀绞,飞速离开。到家后,向同学说,很不巧,母亲外出了,我们得自己做饭。我下厨烧了一碗鸡蛋面条招待同学,然后仓惶回校。

我母亲目不识丁,那时为养家糊口,收购一些黄花菜翻山越岭偷偷运往丽水出售,赚取些微薄的辛苦费以维持生计。在现在是很平常的小商贩活动,但当时就是“投机倒把”行为,被捉住是要挨游街批斗的。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了。其后工宣队撤离,学校班子解散,揭批查“四人帮”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些人作为“文革”中的“三种人”被隔离审查。教学秩序仍然很乱,甚至可以说比以前更乱,1977年高考,缙云中学应届毕业生剃了光头。

第二学期,我专上两个班级的高中语文,兼高一(6)班班主任。原班主任告诉我谁谁谁是调皮捣蛋鬼,接任伊始,我专找他们来开了一个会,那“孩子王”却大咧咧地说:“吕老师,你别怕,老师就要有老师的派头,我们会支持你的。”

第一堂课是讲毛主席七律《登庐山》,板书时,“孩子王”叫了起来:“唉?粉笔字写得不错嘛!”只见他坐在最后一排,两腿交叉着搁在课桌上,就这么吊儿郎当!

没过几天,英语老师告状,说这“孩子王”恶作剧,上课时绕着教室吹笛子,拿他没辙。

于是我找他谈话,问:想不想当班干部。他说想!任体育委员怎么样?他很干脆,说“行啊!”这以后他再也不捣蛋了,还警告他的小兄弟们不准闹事。后来这“孩子王”与我同时考取了大学,他上了丽水师专中文系,现在是某中学资深的高级语文教师。

1977年10月下旬,报载恢复高考。我很振奋,有那种“解放区的天是艳阳天”的感觉。考大学已不再是梦,再三权衡之后,我决定考理科,为的是远离政治。

高考分初试和复试。初试顺利。复试在水南中学。心情很紧张,脑袋像炸开似的,稀里糊涂地走进考场找到了座位。做了几道题后,脑子才恢复了正常,思路极为清晰。晚上回家,跟母亲聊起考场上心态的变化,母亲开心地说:“那是菩萨显灵了。娘为你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去佛殿烧高香呢!”当时我心头一热,差点流下了眼泪。

大考之后工作照常,因为牵挂着能否上线,日子过得特别的慢。那天路过缙云山城最繁华的十字街口,只见一大群人围在宣传栏看什么,便也凑了过去,一看,是大红喜报,高考上线名单的大红喜报!上头疏疏朗朗写了20多个人的名字。我的心砰砰直跳,睁大眼睛快速搜寻,哇,上线啦!“吕立汉”三字赫然在目!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长时间地伫立着,看了一遍又一遍。眼角余光瞥见右侧电线杆上挂着一只小木箱。仔细一看,是“高考录取检举箱”!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有糟糕的社会关系,父亲与大队主要干部关系很差,我自己是在造反派掌权时被召回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的,粉碎“四人帮”后,新班子一直视我为“异己分子”,其中最跟我过不去的校领导居然成了县招生办的副主任,他能手下留情吗? 

1978年1月,别人都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则音信全无。当时的心情落到了冰点,寝食不思。

忽然传来消息,高校要扩大招生。我怀着一线希望,赶到了丽水,到初中同学的住处打探信息。

这位同学已经是丽水师范的教师,临时抽调到地区招生办。我问他:“扩大招生,我有没希望?大学没得读,中专也行啊。”

同学说:“你啊你,中专若能上,大学就能上。坦白告诉你吧,政审不过关!你的成绩其实不错的,在全县属中上水平,上了杭大线。我们把你的政审材料退回县里,希望他们重新考虑。谁知县里重报时变本加厉,给你本人定了4条:一、想突击入党;二、写过攻击革命教师的大字报;三、伙同父母亲搞投机倒把;四、有一定的教学水平,但骄傲自满。别说是4条,光是第一条,你就死定了。老同学,还是从长计议吧,——或许今后政策会变。”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我终于明白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所在。可明白了又有何用?

我在想,若下次再考,要是招生办还是这些人掌权,即便比这次考得更好,也是白搭。于是我给远在新疆阿克苏的舅舅去信,说明情况,询问能否把户口迁往新疆,再行高考。舅舅被打成“右派”后在新疆谋生,他回信说:“你别肚子疼埋怨西瓜皮!这次理科考了中上水平,下次你改考文科,考它个上中水平给我瞧瞧,届时还不录取,你也是人才啦!” 

1978年2月,国家已经确定第二次高考在7月。但是否继续参考,我迟迟未下决心。3月的某天夜晚,我拜访了小学恩师樊设恒老师。樊老师在粉碎“四人帮”后调至县教育局,家就在缙云中学大门外,我经常去他家诉说我心中的苦闷。这次我还没落座,樊老师劈头就问:“开始复习了吗?”

“没呢,不想考了。”我心绪平静地回答。

樊老师提高了嗓门,用命令的口气说:“立汉,你马上开始复习!”

他顿了一顿,又说:“教育局刚定下来,让我当招生办副主任。其他的事情你别操心,只管把成绩给我考好!”

天大的喜讯!樊老师这番话,让我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乌云密布的天空豁然开朗,一缕阳光破云而出,我看到了希望。

我决定改考文科。基于几点考虑:一是眼睛“色弱”,对报理工科专业限制太多;二是我自己教着高中毕业班语文,不用专门复习;三是数学底子还行,可借此拉开总分,因为文科考生大都数学不行。只是历史、地理两门课属于空白,要在四个月内掌握,实在是重大挑战。

此外,舅舅那封回信深深刺痛了我,我暗地里跟他较劲儿:就考给你看看!为此,我赌气没给舅舅写信。——直到入学后,才告知他。舅舅自然高兴,回信鼓励我要成为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学家。只是天晓得,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这是后话。

之后的100多天复习,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社会上的考生可以脱产参加复习班,我则不行,白天得上课,直到夜自修结束,九点半学生宿舍熄灯就寝之后,才能自由支配。每晚看书解题到深夜两点。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体力极度透支,营养又跟不上,到8月份体检时,已是骨瘦如柴,我身高170公分,体重却只有103斤。

7月的大考终于到了。毕竟经历过1977年的高考,我临场很镇定,也很自信。第一场考的是政治。考毕与教政治的老师一交流,他说就这么个答法,没错!于是信心大增,后面几场越考越顺。

县城的十字街口又出现了大红喜报,我仍然榜上有名。我急冲冲跑到县招生办查分,心想,千万别考得太差,我的学生若都比我考得好,那我的脸往哪搁!一看,我的名字列第二位,总分375.5分!在我上面的那一位,是“老三届”的。接下来又看了一长串名字,就是没出现我的学生,这个时候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了,岂有此理,我的学生怎么就这样不成器呢!人啊人,就是那么爱脸面!

那年,我教过的学生,文科有二位考取了丽水师专,理工科则有7位考取了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丽水师专等。

填报志愿,我一路填师范院校:北京师大、华东师大、杭州大学(毕业生以中学教师居多)、丽水师专;只填报两个专业——中文和历史。——没填浙师院,我想杭大不录取,浙师院照样不会录取。那又该是政审出问题了。

8月底的一天,学校某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祝贺你考出好成绩!政审鉴定材料打了个初稿,你看看,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我认真地看了,第一句话就是:能参加揭批查“四人帮”运动。1977年政审所列的几个“污点”,“伙同父母亲搞投机倒把”改成了“希望与父母亲的小农经济思想划清界限”,去掉了“想突击入党”这致命的一条。我琢磨,能参加揭批查,不是不参加揭批查,政审应该是能通过了,就表态说:“谢谢!我没意见。”

事后得知,那年县招生办为了我的政审,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以“该考生本人表现尚可”而勉强过关。据说当年县招办作总结时,把我作为落实政策的典型案例写进了总结材料,并见诸县《招生简报》。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依然心有余悸,就赶紧办理户粮关系迁移手续。直到手续办完、迁移证明拿到手,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那时的感觉真好,走路时腰杆终于能挺直了。

10月17日,我从家里拎了一坛米酒,从食堂买了几份红烧肉、油豆腐,再到街上买了花生、饼干、糖果,邀请了所有在我备考过程中帮助过我的老师在办公室小酌几杯,也权且当作我的“谢师宴”了。

临行前夕,我去原工宣队队长章师傅家中告别,他赠我一支金星钢笔,并送了一本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笔记本,扉页书“好好学习!”又再三叮咛:“我清楚你的家庭情况,能读上大学,太不容易了。一定要为父母亲争口气!”

10月19日,我终于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圆我的大学梦去了。

1979年春,与同学摄于瑶琳仙境(左二)


补记:响应黄仕忠同学的号召,写了上述回忆文章。平心而论,我们这些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那个时代中不幸中的万幸者。之前所受的种种磨难虽然不能忘怀,但应该释然。我有40多位小学同学,唯有我一人离开了大山,跳出了农门,跟他们一比,我还有什么不感到满足呢?苦尽甜来,唯有感恩,唯有努力工作,报效祖国。感谢邓公,是他拯救了国家,是他改变了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前途和命运。
2018年4月初稿,
2022年7月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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