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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罗舟：我的1976，打油诗冲上赛歌会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罗舟，1961年出生于解放军郑州153医院，1976年前大部分时间在山东崂山北宅度过。1976年在江汉油田钻头厂参加工作，1979年调入河南油田工作。历任机床维修工、厂宣传科干事，油田广播电视台编辑、记者，专题部主任，油田宣传部新闻科长、普法办主任、文明办主任等。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系专科毕业，中央党校函授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2020年退休。
原题
我的1976
参加县运动会越野女队同学合影（1978年元旦）
1976年的第一天。
刚跨入15岁不到一个月的我，起来后到井台挑了两担水，共4个多半筲，押到正间的水翁中，刚过一半，这是一家人一天里的用量。掀开锅盖垫，在锅台上就着咸虾酱碗底吃完了半个玉米饼子，又就着咸萝卜条（当地叫呱唧）吃了两叶地瓜干，窊了翁里的半瓢水饮下，甘冽清甜。这时大队的大喇叭传出了要开机的几声噪音，快7点了，要广播了，该上学走了。
已是初中二年级的我，背上书包，走到上学的路上，那个时候元旦还不算是个节日，学生们照样要去上学，社员们也要下地劳动，无非大冬天的上工晚一点罢了。胶东半岛这个季节，寒风很凛冽。我要走将近2华里到邻村的学校，本来是很畏惧这条路的，但大喇叭里男中音浑厚的声音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现在播送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两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
绕过半个毕家村，到了毕家村学校的初中院。虽然比平时到的晚了一点，仍先去学校的茅厕里去蹲了一会，这个习惯早已被许多同学所诟病，谁家的屎尿不是拉到家里？好去浇自留地，好让生产队的挑粪员收去划成工分？哪像这个吃国家粮的秧子这样去抛撒？
可是我确实不喜欢在家里边解手，小手解在天井里阴沟旁的尿罐里还凑合，大手要到猪圈里，没有下脚的地方不说，猪还要来拱粪，每次要拿个树枝给猪挠痒痒，让猪舒服地躺在那儿才能办个事儿。况且早晨学校的茅厕是最干净的，头天放学由值日生打扫干净，运到学校开荒办起的学农基地，再经一夜不知道多少拾粪人的光顾，简陋的茅厕简直比有些人的家里边还干净了。
进了教室找好座位，教语文的杨老师走到了讲台，班长喊起立，全班喊“杨老师好！”杨老师40多岁，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上边两个兜很熨贴，右边兜常年别着一只水笔，下边两个大口袋却总是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是啥。中等偏胖身材，留着比一般村民略长一点的头发，两个眼睛不是很大，确很有神，他也是班主任。若是被他的双眼紧盯住的学生，还是很畏惧的。杨老师是另一个邻村的，他们村名很文气，叫鸟衣巷，但当地人都称为“老鸹巷”。据说杨老师解放前上过私塾，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又是一上午连续四节的语文课，那时的课本很薄，课本上的课早上完了，一般平常这样的课都是老师布置一篇作文，同学们写到第四节课老师讲评一下就放学，但今天杨老师好像很兴奋，先问同学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同学们大都很郁闷，没有什么人回答，杨老师又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同学们没有举手，有人说了句：“又有最新指示，”大多数恍然纷纷说：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不是最新指示，是毛主席诗词......
杨老师示意大家安静，问那位同学能上黑板来把毛主席刚发表的两首诗词写出来，请举手。
一个男孩腾地举起手来，并大喊着“我！我！”大家一看是兰世谊，他是来自另一个村蓝家庄的。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来自三个村庄。一个就是毕家村本村的，一个就是我们埠落村的，埠落是个只有60多户的小村庄，生员也少。
蓝家庄的十几个同学是初中才并过来的，其中还有一个部队驻军最高首长的孩子叫田园亭，同学们都喊她“团长家儿”长的瘦高个子，尽管我俩都是军人子弟，但是我的父母远在河南确山驻军，我是住在老娘家门上的外甥，同是吃国家粮的，我吃的肯定没他好，我曾亲眼看到他吐到雨水泡里的唾沫会泛起几滴油星花，让人羡慕地不行。
三个村的孩子汇聚在一个班上，在学习上劳动上都会暗自较劲举手的兰世谊尽管体育上很好，但学习成绩应该不算最好的，但人很活泼，很喜欢出头，我一看他先举手了，思忖了一下，也缓缓地举起了手。
杨老师先让兰世谊上去，兰世谊说：“第二首我没听全。”杨老师又示意让我也上台写第二首，兰世谊又拿起粉笔刷地一下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竖线，然后占着大半边对我说：“我在这边写，你在后边写。”接着就是迫不及待地在黑板上写道：旧有林云志，冲上井冈山，我一看有点愣，便先打量了给我留下的地方，估算了要多大字才能写完，这才下笔，一笔一画地写出“念奴娇·鸟儿问答；毛泽东......”按诗词的格式一行一行地往下写，等我快写完时，我只听兰世谊又说到，没地方了，写不下了，我不写了。一掼粉笔回座位去了。
我没受他的影响，而是一笔一画地把自己的写完。又离开黑板一步，检查了一遍，实际上是暗自欣赏了一遍，除后来写得比较挤了一点，整体比较满意，唯一缺憾的是没将毛泽东的签名按平常出板报时模仿成毛体，本想擦掉重写，略一思忖，还是这样吧，当着全班的面敢擦掉伟大领袖的名字？在那个年代是特别不合适的。
刚准备回座位杨老师拦住了我，说：你把第一首也写了吧？我搭眼看了兰世谊写的，不仅字大潦草，有错别字，里边还出现了“极目楚天舒”等毛主席其它诗词里边的句子，便用眼神征询了一下杨老师，杨老师说擦了吧，我没有先擦，而是先伸长胳膊在他左上角没写的地方，先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这次如愿把毛泽东的署名写成了毛体，还离开一步，看写的像不像。然后把兰世谊写的头两句没全擦完，只是把我认为是错别字改了，后边则全擦掉重写。
在杨老师赞许的目光里，在同学们佩服的表情下，我非常得意地回到座位上，让充血显得昏沉的脑袋清醒一下，让写了半节课的手臂放松一下，感觉比早晨挑那两担水还让人疲惫，砰砰的心跳声许久未能静下来。
下来的两节课让全班同学根据两首诗词讨论发言，同学们还是很涌跃地，有的就到处莺歌燕舞说我们的幸福生活，有的就世上无难事谈怎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各显神通，不一而足，最后一节课，让小组长向老师背这两首诗词，再让每个同学给小组长背，谁先背过谁就先放学回家。
我自然是免背的，小组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给副组长背，我就提前半节课往回走，走到半路只觉着后背出了汗，心里有点慌，腿腕有点飘，反正是很疲惫地走到家，吃了两口东西才有点缓过来。这大概就是我四十多岁就查出有糖尿病的先兆吧？当时我只认为是上午出色表现的兴奋，心里一直在得意着。
这种得意只维持到第二天就戛然而止，因为班里订的《青岛日报》来了，头版头题就是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诗词，我拿来仔细一对发现我昨天在黑板上写的还是有错别字，“莺歌燕舞”写成了“英歌燕舞”，“在人寰”写成了“在人环”，这些不常用的字，在课文里也没学过的字，错了我还能原谅自己，最不该错的是把“井冈山”写成了井岗山，这明明是小学时《朱德的扁担》里学过的字，怎么会写错呢？即便是兰世谊先写下了，我也应该发现改过来才对。
再细细一想，平常要求很严的杨老师为什么没给我指出来？以往要是作文里有个错别字他都会给改过来，有的甚至在讲评时，用挖苦挪揄的口吻，让你汗颜，但也就印象深刻了。后来深入一想，这是最高领袖毛主席的诗词，谁写错是谁的责任。杨老师什么事儿没见过？据说在以前历次运动中也受过罪，他才不会在昨天那种场合下，去纠正一个学生，那怕是他比较得意学生的错别字呢。
每每思及，一身冷汗。这尽管是一件得意的事儿，我以后再没敢用这事儿谝能过。
崂山县毕家村学校1976年初中毕业班合影
赛诗会
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1976年，就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记。这一年不仅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周边发生了许多大事，就连我本人也走到了一个人生最大十字路口上，该往那条路上走？如果当初走了别的路现在会怎么样？为啥就选择了走过的这条路？造就了今天的我？每每思想这些问题，脑子里就混乱的时候多，清醒的片段少，这才可能在快要退休时开始了这些文字。
在那个信息传递不畅的年代，重要信息的传播并不是很慢，家里炕头墙上挂的小纸盆喇叭，队里的大广播，班级订的《青岛日报》，偶尔到大队部里还能看到的《人民日报》，最想不到的是小小的埠落村还订有一份《参考消息》，这些都成了我攫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并最终对我产生了影响。
周恩来去逝的消息，应该是元月9号在上学路上听到了，当时本村的几个同学是结伴而行的，尽管这些小伙伴们对周总理的了解并不像后来那样多，知道他是国家的总理，是个伟人，有些还听说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那些机智的传说，比如外国人问你们中国人走的路为什么不叫公路叫马路。周总理回答，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还有中国有多少厕所？中国有多少钱？鸡蛋怎么能立起来的等那个时代“段子”吧，但小伙们还是感到足够的震惊，这么大的人物也会死？他去逝了中国没有了总理怎么办？再碰到了外国人刁难了，谁能回答出那样给中国人涨脸的问题？
莫衷一是中，有一个叫闫立优的同学叉开了话题，“你们猜，我夜来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在伙伴们问询的目光下，他说：“我梦见中央首长接见我了”“是谁”？”不会是周总理吧？”“不是。有好多部队的人带着我，转过一个石磅崮，你们猜是谁？是江青！”
闫立优是我们一个村的，和我是同岁，生日要大一点，是春天出生的，那时他的个头在同学当中是比较小的，但人很聪明，很精悍，在同村上小学时就是班长，合到毕家村学校时，人家已有班长，是毕家村支书家的儿子，叫毕可厚，后来上了崂山十一中，闫又当上了班长，并在参加高考后，考上了莱阳农学院，是孙政才的学长，学了畜牧专业，随后在平度等地工作，成了国家干部，吃上了国家粮。辗转提拔到了青岛市，成了一名局级干部，成为我们同学当中职位最高的一位。
闫立优说梦到江青接见自己事，我一直记得，后来也经常琢磨，这是不是刚进入15岁的少年做的第一个春梦？就像十二三岁的宝二爷在秦可卿闺房中午睡的那个梦一样？农村的孩子吃食差，发育也晚。我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有梦遗的。
又是一上午连续四节的语文课，杨老师布置了写“评《水浒》，批宋江”的作文 ，要求800字，谁先写完交上谁就可以先走，布置完后杨老师就出了教室，不知道忙啥去了。
每当这种时候，班里那沓《青岛日报》是最抢手的，手快的同学早已瓜分了，那些有任何评《水浒》文字的报纸，有的人是要看看，找找资料，启发一下灵感。多数人就是整段整篇地抄，抄够800字上交了事。
说起抄报纸还有个小插曲，班里的仅有的《青岛日报》，被人反复的抄，都抄烂了，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早年有闯关东的，回来的亲戚带了几份《沈阳日报》，可能是用来包装礼品的，他就拿着当宝贝儿，照着《沈阳日报》就抄开了，一不小心把“我们沈阳人民坚决拥护……”什么的都抄上，被老师和同学们引为笑谈。
但他一直以跟沈阳有亲戚而自豪，他不仅知道许多沈阳、东北的事情，还会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满街上到处灯火辉煌。”当时那个发声、那个唱法，与流行的语录歌，农业学大寨的那些歌曲，简直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听了都很舒服。这个同学还无师自通地自己学会了吹口琴，我们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喊他“老沈阳”，当时同学们对他的佩服程度可比后来的“小沈阳”高得多。
对于写作文的事，我向来是不怵的。难得老师不在，难得同学们都忙，更难得的是闫立优请假没来，我就去他的座位上坐了。这是有点小私心的，因为他的前位是我认为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王雁鸿，一近芳泽，遐想连翩，满心陶醉，也不知时间咋过的恁快，转眼到了第四节课，杨老师进教室了。
大多数同学都写完上交 ，有的走了，有的围着杨老师让帮着先看。可我一个字都不没写，咋办？我灵机一动，问杨老师：“写诗可不可以？”杨老师说“可以”。“写不够800字行不行？”“你尽量多写点吧”。
脑子里空空如也，翻了翻人家抄剩下的《青岛日报》，大块的文章也看不进去。猛然看到报眼上最高指示的位置 ，这一天报纸上刊登的是毛主席语录中这样一段话：“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不禁就心思到：鲁迅是硬骨头，那么宋江就是软骨头，脑子里灵光一闪，感觉找到了诗眼，便摸了根铅笔在一个作业本的反面写道：
当时还没看过《水浒传》，里边的词都是批判文章里提到的。写完后暗想，怎么地也要找着《水浒》看看，后来便分头给在北京的姥爷，在湖北五七油田“支左”的爸爸写信讨要。
拿着铅笔写就的诗，上讲台让杨老师先看看，准备他要认可就正规抄下来上交。杨老师看后也没还我，而无表情地说：“你先到我办公室等着。”我吓的伸了个舌头，感到这顿批评是躲不过去了。
老师的办公室也是一间大教室改的，感觉全校的老师都挤在这里办公，这会儿刚打放学铃。杨老师坐在他的桌前改作业，也不搭理我，我站在旁边非常忐忑，不知道手该往那里放，脚往哪里站的感觉。随着有老师陆续回来，我想事儿大了，这批评是要当着所有老师的面儿来呀！今天咋就这么倒霉呢？
谁知杨老师拿起了我那个卷了边的作业本，招呼老师们先不要走，让轮流看看我写的诗，先是一位教初一年级语文的任老师看了，惊叹地说：“写的好，写的真好！”另外几位老师便也在轮流着看。我这时才觉得杨老师真的很激动，在说“恁看看？恁看看，这是我教的学生，这是我教的学生！”重叠的语句，激昂的语调，佛仿在宣泄一种情绪，自豪？满足？溢于言表。
不知什么时候，校长也来了，校长姓赵，他和他夫人姜老师都是青岛下放到农村的教师，姜老师从小学教我们算术到初中教我们数学，为人很好也很认真。赵校长是文登人，说话带着方言发音，有些听着费劲，他看完后说：“正好下午有全校大会，让罗丰把这首诗念了，也算咱们开过“赛诗会”了，你们再看看还有人能参加的吗？多两个人要好些”。杨老师听后，直接找个信纸，掏出了他上衣口袋里的水笔，刷刷刷地把我那首诗抄了一遍，字迹遒劲有力，交给我：“你下午就拿这个念”。
下午的全校大会，分散在村中几个点的小学部也来了，那时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总共七个年级，七个班，每个班20多到40多个学生不等，加上老师统共不到200人，上来照例先由贫下中农驻校代表讲话，我们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叫李衍梓，非常瘦小的一个老头，唇两侧的须绺子和下额上的山羊胡子全白，给人的感觉很矍铄，但没什么文化，就是那种讲着讲着忆苦思甜，就会讲到1961年怎么挨饿的那种水平。有一次他听到校长讲话，说全校的考试不及格率达到40%，要抓教学质量。他讲话时就发挥到：“不及格的40%，这不行，我们要好好努力，争取达到50%、60%，最好达到100%”，全场轰笑。
那时的农村学校，还没有话筒、扩音机等设备，我上台后并没有拿出杨老师给我抄的诗稿。中午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先闭着嘴在嗓子里哼了几下，然后就大声地把那首诗背了出来，不会气沉丹田，也不会用什么胸腔发声，正在变声期的少年，为了让台下的人都能听到，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下来后感到喉咙有点撕裂的感觉，肚子的上腔也感到一些隐隐的疼，但观众的掌声，本班同学赞许锤在胸前背后的拳头，还是让我很享受的。
可能是太仓促的原因，终究上台赛诗的也就是我一个人，可接下来赵校长拖着那明显和崂山话不一样的胶东腔的长篇讲话里确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不仅是我们学校深入“评《水浒》、批宋江”的丰硕成果，也是我们学校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向开津小靳庄学习的丰硕成果。紧接着校长还说道：已接到通知，北宅公社要开赛诗会，让推荐作品，我们就推荐罗丰同学去参加，估计公社开了以后，崂山县、青岛市、山东省都会开，要让咱们派人的话，也安排罗丰参加，全体同学都要向罗丰学习，包括老师们，谁能写出好诗来，就也让他去参加。
这无疑是给我画了个很诱人的大饼，让我无限地期待着。
在期待中，爸爸寄的《水浒传》也到了，一百二十回的，把金圣叹腰斩的部分也印全了，是为了批判用新印的，质量不是很好。这一下我有事儿干了，放学后的农活、家务活干不完，只有在上课时看，那段时间，不论是哪个老师在上边讲，对我来说都是《水浒传》的阅读课。课桌上摆着当节课的课本，课桌下边翻着小说，看得很是投入，这让许多同学和讲课的老师很不舒服。
有一次在上物理课，正在专心致志看书的我被老师点名叫了起来回答问题，已经站了起来的我还在懵着，不知道老师提的是什么问题。教物理的王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据说前不久才结婚，嫁到与我们隔了好几个村的周哥庄，许多大龄的男同学还在议论剪短了头发，铰了脸的她是变俊了，耐看了，还是不如当大嫚时好看了？由于物理不是主课，课时少，王老师又年轻，她一般来了只是讲课，不抓课堂纪律的，这一次可能是提了问题没有人回答，又在同学们目光的引导下看到了不听课的我，便把我叫了起来。
我只好要求王老师把问题再说一遍：“请你举例说明热能在不同材质之间传导的性能？”我瞄了一眼摊在课桌的物理课本，热能只是很短的一节文字，热传导只有两句话，要举例子说热传导，首先想到了烧火，于是我一边思考着，一边结结巴巴准备着语言，开始了回答：“比如，比如，咱们在家里做饭、要添柴火，烧炕、要在锅台里烧火，要拉风箱，要用火棍拔拉柴火……”说到这，思路清晰了，语言也顺畅了，“如果你用木头火棍去拔拉火，木头火棍的那头就算是烧着了，你手握这头也感觉不到有多热。如果你用的是铁火棍，炉堂里放一会就会烧的发红，你手握这边也会有温度，甚至烫手，这就是说热在金属上传导的快，在木头上传导的慢。”
可能是王老师在教其它班时很多次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人这样回答过，同学们也没想到用这人人都干过，有的人天天都在干的事例就能这么完美的回答物理课上的一个问题。王老师表扬了我，有不服气的同学说他上课看小说，王老师不批评还表扬他？王老师说你们要能学的这么透，回答的这么好，天天看小说，我也不会管的。
北宅公社的赛诗会终于盼来了，会场在崂山十一中的操场上，我和杨老师，王校长一人一辆自行车，按通知要求的时间提前十多分钟来到了会场，报了到，在舞台后面等着上场。感觉还是来晚了，有经验的选手早早地来了，都走了两次台了，杨老师问我：“咱们不演当演当行不行？”我信心满满地回答：“没事！”
大会开始了，主持人宣读了比赛规则，这次比赛不仅仅是赛诗会，还将对选手同时进行普通话测试，两项成绩相加才是最后的成绩，听到这我心中更有底了，我毕竟还跟我父母随军生活过两年，曾经说过普通话，要不是老让同学们刺激我，除了我和他们，和家人交谈时用一口北宅腔以外，平常念课文啥的还是坚持说普通话的，这肯定比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选手们有优势。
赛诗会开始了，好像是按主题分的单元，先是农业学大赛，战天斗地的，再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还有反潮流干革命的，看着身边和陆续上去又陆续回来的选手，听着他们撇着崂山腔努力往普通话靠着的语调，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他们有公社干部，有教师、有学生，还有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女生居多，男的就有三四个。完整地听了他们两三个作品，内心里说都不咋地呀？肯定不如我。为了缓除紧张的心情，我轻声读了两遍我的作品，努力达到字正腔圆，普通话标准，自我满意了，心情也感觉不那么紧张了。
我很有信心地从幕后侧面走向舞台中央，谁知搭眼一看，台下刚来时操场都没站满，这一会怎么不仅操场上满当当的人，连周边河滩上也是黑压压、灰乎乎地站满了了人，好壮观的一片，可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了。瞬间我感觉到原来从我耳垂下吹过的凉风变成了热风，不，是烫风，不仅耳朵热了，脸颊热了，连脖子、胸膛都是热的，本来踩在脚下的实地，这一会儿也变成软的了，有力的双腿也没劲了。
坚持走到话筒前，我忘了还要给观众鞠个躬，听着台下嗡嗡的声音，努力默念着要镇静，要镇静！从兜里掏出了杨老师抄的那张纸后，想到不是要背下来的吗？便又装回了兜里，这个动作让我略为缓和了些，感觉已在台上耽搁了好长时间了，便开始了我的朗诵，听到扩音器发出又返回的声间，觉得就不是我的声音，就不是我在说话，开始是机械地背诵着，两句后越来越顺，到后来还知道略微放慢了语速，有了抑扬顿挫，带出了感情，听到台下的掌声响起，赶紧向下鞠了个躬，转身快速地回到幕后，杨老师和校长说，从来没见过我的脸那么红过。
接下来的评奖时间，由一男一女两个青岛下放的知识青年表演，朗诵北京大学中文系下放到延安的知识青年集体创作的诗歌 《理想之歌》：
为了平伏我的心跳，尽管这首诗我们当课文学过，我还是凝心在听着，心里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还可以，但这个作品写的更好，更棒，再比较一下，我的作品，那不叫诗，那只能叫政治口号，赛前还洋洋自得的诗歌 ，赛后就有了这种感觉，对我的评价是更清楚了吗？
我还真的得了一等奖，和两个公社女干部一起，觉得遗憾的是我的普通话才得了95分，在我前边有两个98分的，我就此向杨老师抱怨，杨老师安慰我说：“那几个评委都是崂山人，他们自己都说不好普通话，他们就是听着有崂山腔的普通话才顺溜。”
上台领奖时已没有脸发烫，腿发软的感觉了，也没忘向主席台，向观众鞠躬，甚至还挥了挥奖状，向观众致意，赢得了一片掌声和起哄。
最后公社革委会领导讲话，长篇大论有20多分钟，讲了形势讲任务，还讲了几个具体的工作，就是没讲我最关心的崂山县赛诗会什么时间开，怎么开？再后来听了很多次领导讲话，觉得和这位领导都差不多，三四十年过了，时代变迁这么大，但领导会后的讲话却没有什么变化，一股“会八股”的味道。
可能是有了这个经历，对各地赛诗会的事儿特别关注，有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大庆工人到大寨的新闻，他们也开了赛诗会：
当时听了，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也激发了我的幻想，有朝一日，我也要写出像《理想之歌》那样的好作品，也要登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让我的名字，让我的作品在大喇嘛里这样播放，让全国人民都听到我的作品，都知道我的名字。
崂山县的赛诗会到底也没有去成，也许是我已从初中升到高中？也许是赶上了毛主席去逝，“四人帮”跨台？也许是年底我就离开了山东去湖北的五七油田参加了工作？也许是崂山县的赛诗会根本就没有开？但在几年后我回去接姥姥时，听一个同学说，他在崂山县一个什么资料汇编上见过我的写的那篇评《水浒》批宋江的诗，但不是我的名字，好像是北宅公社一名女干部的名字，路途遥远，天大地大，这种事情终究无法去查证。
我后来并没有成为诗人，漫长的工作经历中也写过些大多是领导安排的命题诗歌，完成任务型的平庸之作，虽然也在单位的春晚等场合朗诵过，被演出过，并在电视上播放过，被自己以录相带或U盘形式保存过，但我认为，少年那个“赛诗会”应该是我最好的一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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