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北大荒的青春故事

作者：肖复兴

那时候，兵团组建之后，将北大荒的农场改编为部队编制。我所在的大兴农场变为57团，在团下面新设立一个独立营，叫作武装营。

1972年初春，在二连猪号喂猪的我奉命到武装营报到。武装营组建文艺宣传队，新到任的营教导员邓灿点名将我调去。我和他并不熟悉，知道他是第一批进北大荒开荒的老人，1958年复员转业官兵。1968年，他负责到北京招收知青，我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报名未被学校批准，曾经找过他，他破例将我招收去了北大荒。

营部设在三连对面的路口旁，那是一个丁字路口，是进出大兴岛的唯一通道。营部背后是一片荒原，在一望无际的萋萋荒草衬托下，营部显得孤零零的。那是新盖起来的一座红砖房，西边最小的一间是电话交换台，里面住着北京知青小王和哈尔滨知青小刘。东边一间稍大些，住着三连小学的女教师，三位北京知青，两位天津知青。中间最大的房子便是营部，办公室兼宿舍，住着教导员邓灿、副教导员和副营长，还有通讯员和我。一铺火炕上，晚上睡着我们五个人。

我很快就和大家熟络了起来。通讯员喜子是我们二连农业技术员的儿子，我刚到二连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跟屁虫一样成天跟在我们知青的后面一起玩，自然一见如故。他有辆自行车，为了到各连队通知各种事情。没事的时候，他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处疯跑。团部放露天电影，他更是驮上我，骑上八里地去看电影。

开头那些天，宣传队其他从各连队调来的人还没来报到，白天，几位领导下地忙去的时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一整台的节目。写累了，我便去交换台和小王、小刘聊天。小王爱说，小刘爱笑，交换台房间不大，她们两个整天憋在那里，也闷得慌。我一去，都很高兴，窄小的交换台里便热闹得像喜鹊闹枝。那时候，小王有个对象，也是北京知青。小刘没有对象，我问她：人家小王都有对象了，你怎么没有？眼珠子比眉毛高？她冲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找！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我想回哈尔滨。

隔壁的老师们见我实在无聊，建议我去学校讲课，作为调节。我去了，上了一节数学课，教室的窗后四面洞开，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荒原上草木清新的气息。学生们明亮又好奇的眼睛，让我感觉良好。

休息天，副教导员和副营长都回家了，只有邓灿留下来，他不仅没结婚，甚至连对象都没有。想想那时候，他三十出头了吧。有时，他对我和喜子说：走，打猎去！便拿起他的双筒猎枪，带着我们两人去了荒原。春天打野兔子，冬天打狍子。打狍子最有意思，狍子见人追上来，会站在那里不动，撅着屁股朝向你，等着挨打，你一打一个准儿，因为狍子的屁股是白色的，一圈圆圆的，像靶子一样，非常醒目。

北大荒有两个俗语，一个是“狍子的屁股——白腚”，一般说制订的规矩或条例一点用没有，便会说这句。一个是“傻狍子”，用来说人傻，含蓄又形象。我第一次吃狍子肉，便是邓灿打到的一只狍子。不过，狍子肉不好吃，很瘦，一点儿不香。邓灿对我说：飞龙和野鸡好吃，什么时候，咱们打一只飞龙或者野鸡吃！可是，他从来没有打到过一只飞龙或野鸡。

宣传队的人到齐后，每天从早到晚排练，空闲的日子没有了。只有到了晚上回来睡觉，这座红砖房才又出现在我面前，才会让我又想起那些个闲在的日子。荒原之夜，星星和月亮都特别明亮，真正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营部的这座红砖房，像是童话中的小屋，即便离开了北大荒那么多年，也常会浮现在我梦中，有时会觉得不那么真实，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青春时的痛苦也是美好的，回忆中的青春常会被我们自己诗化而变形。

武装营的历史很短，一年多之后解散。宣传队便也随之结束，所有人都风流云散。没过多久，我便离开北大荒，调回北京当中学老师。

回北京三年后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上班路过珠市口，在一家早点铺吃早点，和交换台的小王巧遇。我们一眼认出彼此，她端着豆浆、油条跑到我的桌前，兴奋地说起过往，说起营部的那座红房子。说起彼此的现状，才知道她和那个北京知青早就吹了，原因是她查出来一个卵巢出现了问题，不得不做手术摘除。不过，她调回北京之后找了个对象结婚，有了一个孩子，日子过得不错。

交换台的小刘，我再也没有见过。2015年冬天，传来她病逝的消息，很让我惊讶。她爱笑、爱唱、爱跳。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哈尔滨，却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1987年，我到佳木斯，知道邓灿已经在农垦总局当副局长，家就在佳木斯。我到他家拜访，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陈荫萍。陈原来和我同在二连，也是北京知青，先开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后当会计。我和她熟悉得很，初到北大荒，她还为我缝过被子。只是不知道，其实早在当年邓灿到北京接收北京知青时，她对邓灿就有了好感，算是一见钟情吧。我在武装营时候，他们的信件往来已如长长的流水，合在一起够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了。那一晚，在他们家吃的晚饭，喝的北大荒酒，喝到夜深，月明星稀。

去年中秋节前，我微信邓灿问候，给我回信的是陈荫萍。没有想到她告诉我老邓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尽管是初期，不严重，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身体大不如以前。想起以前他带我踏雪荒原打狍子时的情景，恍若隔世。

2004年，我重返北大荒。当年营部的通讯员喜子，已经是农场建三江管理局的副局长，他开着辆吉普车迎接的我。想起当年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看露天电影，我指着吉普对他说：真是鸟枪换炮了！要说，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昔日的友情，由于这么长时间的发酵而变得格外浓烈。我请他开车带我走访原来我们二连的铁匠老孙，才知道一年前老孙已经去世了，感时伤怀，我和老孙的爱人忍不住一起落泪。

谁想到，临别前的酒席上，喜子喝多了，醉意很浓地和我说起老孙的爱人：她什么都不是，你看看她家都弄成了什么样子，鸡屎都上了锅台……这话一下子把我激怒了，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她什么都不是，那你说说你自己是什么？你当个副局长就人五人六了……我们竟然反目相向，怒言以对。酒桌前的争吵，都是借着酒劲儿的发酵，现在想想有些后悔，毕竟在荒原那座红房子里同吃同住一年多。时间，可以酿造友情，也可以阻断友情吗？

一起回三队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去看看营部那座红房子。他对我说早拆掉了！我还是坚持要去看看，他把吉普车停在丁字路口等我，我一个人向原来营部的方向走去，那里是一片麦海，它前面的大道旁是一排参天的白杨。

夏日酷烈的阳光下，麦海金灿灿的，白杨树阔大的叶子被晒得发白，摇出海浪一样的声响。

两个十七岁的女知青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当年的这里，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

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当年知青们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

想想那时候，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三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

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

当年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那时，我们刚刚恋爱两年。

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6里地），蜷缩在后车厢里。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

她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

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里，扶着后车帮，也使劲儿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眼睛。

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庞时那清冽的感觉。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儿，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沾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

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

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跑去扑火。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伤。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昏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

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真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

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仪式是在医院里临时举行的。

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像。

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上用手术刀割开一条缝，但是，这样割开，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了。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如果刘佩玲一直生活在大兴岛，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还没有离开北大荒，也许，刘佩玲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一个人选择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肯定经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给刘佩玲雪上加霜，让她已经脆弱的心再也无法承受。

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后脚回到哈尔滨的，就像当初奔赴北大荒一样，返城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她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命运对她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一个时代已经无情地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的匆忙的开始，暂时还来不及顾上她，安置好一个为扑救荒火而受伤的女知青。她只是一个残疾的女知青，被迅速而无情地淹没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工作，因为那么多身体健全的知青还待业在家。

她的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曾经歌颂过她的歌，也已经被新的歌曲所代替。一切逝去得那样的快，那样的遥远，让她的心有些猝不及防。

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大兴岛还按月给她寄工资和全国粮票，她还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后来，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将过去岁月里的事情冲得越来越远，远得像是春天融化殆尽的积雪，最后没有了一点那晶莹洁白的影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样干净利落。

刘佩玲的名字，在大兴岛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粮票也越来越被忘记寄出。为此，她还专门让妈妈陪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领导能够继续发放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这样的要求是多么的平常和正常，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们望着她，同情她，但毕竟已经显得陌生了。

谁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姑娘，为了扑救那场荒火，为了保护底窑的那片林子，献出了她自己宝贵的青春，献出了她漂亮的容颜，献出了她渴望中的爱情呢？她的双手已经被烧毁，她只能够靠脚来吃饭翻书、打开收音机。

她流着眼泪对大家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即使在大火烧毁她全身一半以上皮肤住院动手术那最痛苦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哭过呀。她就是这样地被人们遗忘，被大兴岛遗忘，被3队遗忘，被我们遗忘。

如今，站在3队路口，眺望着这片曾经燃烧过荒火的土地，曾经跳跃过刘佩玲身影的土地，曾经我们演唱过歌颂过刘佩玲的土地，我的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痛。

6年前，刘佩玲死去了。死得很凄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6年前的一次知青的聚会上。

一个朋友忽然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自杀了。我当时像是被雷击一样，完全愣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有些害怕，冥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们，你曾经做过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怎么也躲不过。刘佩玲那双永远不会闭合上的眼睛，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呀，我们敢面对她的那双眼睛吗？

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也是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

我望着这片长满成熟麦穗的金色土地，心里在想，刘佩玲死去了，我们是幸存者，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这里曾经藏有多少我们无法忘怀的痛苦和磨难，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这里，而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这一切，已经被这里的许多人遗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这里充满着感情，而不是诅咒它痛恨它？

这片曾经浸透着我们泪水埋葬着我们希望的土地，为什么对于我们依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诱惑力，让我们不远千里地重新回到它的身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踏上北上列车到走在3队的路口，一直在困惑着我，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喜子在催我们，我们向车走去，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3队的这个路口牵惹着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伤感。

车又向场部方向驰去，一路上，我还在想刘佩玲，同时忍不住又想起大兴岛的另一位女知青，我们2队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领一班人到底窑挖沙子的时候，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

也是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

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

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立刻被沙子淹没。

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通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刷刷地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因为她是我们2队的人，她的后事料理和下葬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她的父亲从北京赶来，补发了10个月的工资320元，她的姐姐（当时也在我们2队，姐妹俩是一起来到北大荒的）被照顾允许回京落户。同刘佩玲最大的区别，她不仅成为了大兴岛的英雄，还多了一个刘佩玲没有的称号：烈士。

当时，她被下葬在大兴岛农场场部兽医站的后面，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树林环绕。因为她的埋葬，那里成了她的墓地，后来也成了大兴岛的烈士园和知青的墓园。在下葬之前，我们竖立了墓碑，还特意在她的墓前种了几株小白杨树。

下葬的那天，六师师部特别来了一位副师长，宣布了悼词，并拿起铁锨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

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将墓地围得密密实实，整个仪式还是很隆重的。我和2队许多知青都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都为她洒下了眼泪。

那天，路过场部的兽医站，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我问一位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兽医站后面的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叫李玉琪的北京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他没有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漫说34年，即使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我本来想向农场新一茬儿的头头提这样的建议：应该把李玉琪的碑重新竖立起来，也应该为刘佩玲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样也刻上刘佩玲是什么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只刻上关于她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提。我想，他们未见得采纳，也未见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实际的难处。

（本文摘自肖复兴著《黑白记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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