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 社会企业、公益创投与收入不平等的缓解
社会企业、公益创投与收入不平等的缓解
文献来源：Francesco D. L.,Mariarosa S.(2019).Social enterprises, venture philanthropy and the allevi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59,307-323.。
摘要：
本文以混合型组织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由公益创投投资者支持的社会企业的组织活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将Ashoka的印度社会企业的投资组合作为西方公益创投投资活动的经验背景，我们的结果表明：印度拥有接受公益创投投资的社会企业的城市收入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当这些社会企业被集体主义的组织身份导向所主导时，这种效果会更强。我们的发现对混合型组织、社会企业家融资和重大伦理挑战的研究有所启示。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0号目标的重点是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联合国，2007年)，特别是减少收入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之一，因为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和多学科的(Ferraro等，2015；Mair等，2016年)。事实上，收入不平等是一种宏观条件，通过对死亡率、健康、教育和获得机会等方面的严重负面影响，威胁到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Coleman，1990；Wilkinson 和Pickett，2009)。收入不平等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和能力，以及他们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Sen，1997)。
社会创业之所以成为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研究领域，是因为它将竞争和制度逻辑（往往是不同的制度逻辑）结合了起来，使得社会企业(SEs)成为组织的混合形式。特别是，混合型组织结合了商业和非营利部门的制度逻辑(Mair等，2012；Pache 和Santos，2013)：他们采用了商业企业的典型商业模式和非营利组织的典型社会决策。商业方面寻求通过采用基于市场的方法来维持SE的运营，这种方法能够产生满足SE社会使命的收入。因此，SE采用一种商业模式，促进社会和包容性创新的发展(Austin等，2006；Bacq 和Janssen，2011)。最终，SE开发的社会创新旨在为穷人和/或边缘化的个人和社区创造重大变化(Alvord等，2004年；Mair 和Marti，2009；Seelos和Mair， 2005；Short等，2009)。
组织合法性影响资本获取(Lounsbury和Glynn，2001)；这反过来又影响了SE有效应对不平等的能力。传统上，作为金融资源提供者的利益相关者倾向于强调接受资金的组织的商业逻辑或者社会逻辑(Austin等，2006；Battilana 和Lee，2014)。然而，Berrone等(2016)指出，在金融部门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能够更好地解决和减轻不平等。这一证据使我们在学术上有兴趣了解，当既有商业逻辑又有社会逻辑的混合型组织从既重视其投资的经济部分又重视其投资的社会部分的利益攸关方那里获得金融资源时，这样的混合型组织是否确实在减轻不平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一迄今为止被研究文献忽略了的问题很重要。
为了阐明这一现象，我们的研究特别关注公益创投 (VP)投资者向SE提供的金融支持。根据 Boiardi 和 Gianoncelli (2016)的说法，自2010年以来，欧洲VP投资者在SE中投资了65亿€；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30%，每个VP投资者的平均投资额为780万€元。VP是一种投资模式，旨在产生社会影响，将提供资本(类似于传统风险投资(Gompers和Lerner， 2001)与非金融支持(即增值和监控服务)结合起来。这些服务包括战略咨询、组织流程专业知识、进入商业渠道和后续投资者网络，这些通常不是由其他类型的投资者提供的(Scarlata等，2012)。
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第一，获得VP资助的SE的活动是否有助于在这些组织开展业务的地方减轻收入不平等？
第二，当接受VP投资的SE以一种主导的功利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组织身份取向为特征时，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是否更大？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借鉴了关于混合组织形式的文献(Battilana和Dorado，2010；Battilana 和 Lee，2014)，并发展了一系列假设。我们使用一个独特的、自行构建的数据集来测试这些假设，该数据集包括支持活跃在印度城市的SE的西方VP投资者的数据。我们使用直辖市作为地方背景的代理，如Berrone等(2016)所做的那样。结果显示，与没有西方VP支持的SE的城市相比，有西方VP支持的SE运营的城市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如果受支持的SE以主导的集体主义身份取向为特征，这种减少会更强。我们采用差分法(DiD)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法来识别这些效应。我们的因果推论可能会受到一些DiD经验警告的挑战，至少是部分挑战，我们在经验分析中努力探索这些警告。我们的结果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支持SE的西方VP投资者能够减少该SE运营所在城市的收入不平等。
▋ 社会企业与公益创投的定义
缓解不平等等重大挑战要求组织在相互冲突的需求交汇处运作(Berrone等，2016；George等，2016)。这些需求造成了制度矛盾，成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制度变革的源泉(Ferraro等，2015)。可以说，这是表征SE行动和活动的背景。尽管社会创业仍然缺乏明确的将它确定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认识论界限(Nicholls，2010)，但关于“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的概念性工作有所增加(Short 等，2009)。社会创业被定义为能够利用资源来解决复杂而持久的全球性当地社会问题，并最终引发催化和/或系统性变化(Dacin等，2010；Dorado 和Ventresca，2013；Elkington 和Hartigan ，2008；Santos，2012)。另一些人认为社会创业是一个结合现有的，但却是不同的，商业和非盈利组织特有的制度逻辑的过程(Mair等，2012；Pache 和 Santos ，2013)。嵌入表征这些部门的制度逻辑中的合法性，以及这种逻辑以创新方式结合的过程，导致了新的混合型组织形式的产生(Battilana等，2015)。
SE是混合型组织形式的例子。SE借用了商业企业采用商业模式的逻辑，通过商业模式来创造收入。这种商业逻辑与对社会使命的追求相结合，是非营利组织的典型特征(Battilana和Lee，2014；Dacin等，2010；Mair 和 Marti，2009)。然而，SE重组制度逻辑的方式导致了对每种制度逻辑的注意力分配的不同，使得SE是多种多样的(Dees ，1998；Mair等，2012；Stevens等，2015)。然而，这种不同的组合需要能够应对来自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冲突需求，从而导致对组织合法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威胁(Battilana和Lee，2014)。由于这些原因，SE似乎是解决缓解不平等这一巨大挑战的理想人选。
然而，相互冲突的逻辑的不同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紧张关系，对SE获取金融资源构成了挑战。事实上，金融利益相关者倾向于强调他们支持的组织的商业逻辑或者社会逻辑(Austin等，2006；Battilana 和 Lee，2014)，进一步放大内部组织冲突和外部紧张局势。因此，VP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模式，利用特定于SE的金融资源，“与以商业和慈善为核心的社会企业的独特激励和约束保持一致”(Battilana和Lee，2014)。VP投资者支持致力于大部分与贫困有关的复杂社会问题的SE(EVPA，2015)。
VP为SE提供量身定制的融资和增值服务，以创造社会影响(EVPA，2015；Letts等，1997；Scarlata等，2015)。VP投资模式借鉴了赠款基金会面向社会的方法，强调能够产生社会影响的投资(Mair和Hehenberger，2014；经合组织网络世界发展论坛，2014)。同时，VP实施传统风险投资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投资实践。这些做法包括向被投资者提供资本和增值服务(Gompers和Lerner，2001)。增值服务的形式可以是通过董事会席位的战略参与、与未来投资者的联系和接触、财务和会计管理、人力资源服务、营销和沟通、管理团队的辅导和指导，以及筹资或收入战略的规定(欧洲公益创投协会，2015；Scarlata和Alemany，2012)。这些增值活动对于VP投资主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并且符合这样的理念，即SE在其商业专业化方面需要支持；这是通过发展组织技能和/或改进结构和流程，使商业实践融入组织实践和惯例中来实现的。
最后，风险资本投资实践与赠款基金会的社会影响方法相结合，使得VP投资者沿着一系列目标变化：一些投资者寻求投资的纯社会回报，而其他投资者寻求经济和社会回报。这使得一些VP投资者属于影响力投资保护伞之下。事实上，影响力投资者追求的是社会和/或环境影响以及财务回报。然而，影响力投资显然在其定义中忽略了那些强调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以及使用赠款作为资金工具的VP投资者(Scarlata等，2015)。
▋ 收入不平等，社会企业，公益创投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在考虑到其背景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收入不平等是指收入在人口中的高度分散分布。不平等给个人提供了不平等的机会，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Wilkinson 和Pickett，2009)。因此，不平等源于当地环境，它具有宏观层面的后果，并塑造微观层面的行为(Deichmann ，1999；Logan等，2012；Redding 和 Venables，2004)。
虽然我们知道，当创业活动发生在低收入、低财富和相对未受教育的社会阶层时，它能够影响不平等(Bruton等，2013)，但我们仍然不了解——混合型组织的当地活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不平等，以及如果SE从既重视社会逻辑又重视经济逻辑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这种关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文献表明，对SE运营的当地社区动态的了解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发生不平等的特定社会经济环境(Peredo和Chrisman，2006；Shepherd ，2015)。这些是减缓不平等的必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创造以边缘化个人赋权为目标的前景，并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Dacin等，2011；Mongelli和Rullani，2017)。通过这样做，SE可以提供使当地社区自己能够更好地部署和接受的当地解决方案，发展背景集体能力(Shepherd，2015；Mair等，2016)。
Miller等(2012)表明混合组织嵌入了一个制度矩阵。更具体地说，Berrone等(2016)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制度特别发达的情况下，面向社会的组织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性会增加。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金融制度有助于这种组织的专业化，特别是在组织效率和金融管理方面，这加强了资本供求目标的一致性。像以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风险投资借鉴投资模式，VP投资者提供的增值服务远远超出了资金支持。这些增值服务是VP模式所特有的，并不是由社会部门组织可用的传统融资形式(如小额信贷、众筹和/或传统赠款)提供的，这种融资形式主要或仅向SE提供金融资本。在经典的风险融资文献中，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专业化过程已被证明与更好的投资绩效相关。因此，提供这些与金融资本一起的增值服务的VP投资者允许受支持的SE发展高效和更有效的组织常规和活动，最终改善其产生社会影响的前景。
此外，VP专注于通过投资者为紧迫的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这被视为并被认可为一种“关心”特殊的社会需求组合的行为，而这些社会需求正是经济学家寻求解决的。因此，有一个VP投资者标志着投资者的社会逻辑和被支持者的社会逻辑之间通过“公众情绪能力”进行互补。VP支持是对接受支持的SE的本地和社会努力的制度认可。这种认可是对SE社会“偏见”的第三方验证，放大了受支持的SE社会活动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不平等的地方方面和SE处理不平等的地方活动；SE需要在金融环境中与有利于其专业化的投资者一起运作；VP投资者对SE社会活动的认可，我们认为SE在减少制度主体(如VP投资者)参与的环境中的不平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制度主体在处理社会挑战时重视并理解与其混合性质相关的特性。这导致了以下假设的形成：
假设1：接受公益创投投资者资金的社会企业的存在与当地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负相关。
SE采用不同的组织身份取向；这些与“一个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假定关系的性质”(Brickson ，2005)有关。特别是，有些SE采用一种主导的集体主义的身份定位，使SE模仿传统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还有一些SE采用一种主导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身份定位，这使它们类似于传统的商业企业。SE身份定位的这种异质性暗示了VP投资者提供的增值活动的有益效果。此类活动包括从支持发展和改善日常运营常规(如财务和会计管理、人力资源服务、营销和沟通策略)到设计组织发展计划，以扩大SE的影响(如接触未来的后续投资者、管理团队的指导和监控、发展筹资或收入战略的定义)。
与以功利主义身份取向为特征的SE相比，以集体主义身份取向为特征的SE更有可能获得VP支持服务，这些服务侧重于将发展和巩固基本的组织流程和创业学习(例如，商业模式发展、新机会识别)作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对于一个已经非常专业，已经了解商业发展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仅仅掌握如何使用一个社区，你知道，一个商业社区。因此，如果他们有一套技能，比如说，更早期的人，或者是更理想主义的人，但他们还没有进入商业领域，那么他们实际上可能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个网络，而另一方面，比如说，商业意识越弱的人，他们可能会从不同类型的支持中受益，从更直接的技能构建中受益，比如如何创建不同的商业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个网络。所以，更重要的是如何灵活地激活网络，并理解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网络。因为有些人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当他们加入团契时，引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你如何在这个网络中完全导航，这样你就能以最好的方式利用它。这对于……是不同的，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们。但从中获益最多的人是那些最了解人际关系网的人。”因此，提供一系列旨在使集体主义导向的SE专业化的增值活动，要求VP投资者从利益相关者和网络中的专家那里调动更广泛的资源以便被投资的SE学会如何战略性地进入和使用网络。
虽然单个SE的活动不太可能是其运营所在的地方减轻不平等的唯一或主要驱动力，但它能够接触到VP投资者的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这一事实放大了VP投资对不平等的影响。正是这些活动的提供反过来加强和改善了集体主义身份取向主导的SE地位。相反，功利的身份导向型SE更有可能从VP投资者提供的组织成长服务中受益。这些与增长相关的服务让功利主义的SE能够在最初的当地环境之外扩展和扩大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也许Ashoka会更多地为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突然变得真正可扩展，但他们不需要教他们如何制定营销计划，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VP投资者的增值活动并不主要关注专家网络的动员，而是关注可扩展战略的设计。
因此，尽管所有SE都受益于VP投资者提供的一系列增值服务，但我们认为，如果VP支持的SE具有主导性的集体主义身份导向，对这些服务的整体需求将激活一个更大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或生态系统，进一步放大VP对支持的SE的投资对收入不平等的有益影响。
因此，当受支持的SE具有主导的集体主义身份取向时，与SE具有主导的功利主义身份取向时相比，VP投资者对缓解当地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这导致了以下假设的形成：
假设2：当投资给以集体主义身份取向为特征的社会企业时，由VP支持的社会企业的存在与其运营所在地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更大。
▋ 结果与讨论
图1描述了所描述的效果。换句话说，在VP投资发生后，受资助城市的不平等水平比非受资助城市下降得更多。这一结果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
图1 VP投资者和收入不平等的DID结果
我们的结果表明，有VP投资者支持的活跃的SE所在的城市：(1)与那些没有VP支持的城市相比，收入不平等性显著降低；(2)与那些有功利主义身份取向SE运营所在的城市相比，那些有集体主义身份取向的SE对其经营所在城市收入不平等性的总体降低贡献更大。
▋ 结束语
使用DiD和OLS方法来测试本文中提出的两个假设，结果表明，在投资发生后，获得西方VP支持的印度小城镇的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这一下降幅度高于没有西方VP资助的SE的城市的下降幅度。
研究结果还表明，如果投资面向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SE，与那些具有功利主义身份取向的SE相比，有VP支持的SE经营所在的市政当局在不平等程度上的下降幅度更大。
本文有助于深入理解VP投资者和他们资助的SE之间的关系，以努力缓解收入不平等，从而为关于混合型组织应对重大挑战的有效性的未来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供稿：刘姿含 | 编辑：王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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