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探究企业家精神与民主间的复杂关系
编者按
本研究批判性地扩展了Audretsch和Moog关于民主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关系的工作。虽然Audretsch和Moog认为民主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积极关系，但本文的作者发现，宏观层面上，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衡量标准往往与民主及其决定因素呈负相关。微观层面上，与雇员相比，企业家通常更具政治参与性和民主性，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
企业家精神和民主：一个复杂的关系
文献来源：Steven A. Brieger, Diana M. Hechavarría, Arielle Newman.(2024). Entrepreneurship and Democracy: A Complex Relationship.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 引言
Audretsch 和 Moog（2022）讨论了民主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并鉴于近期全球自由民主的衰落，提出了创业如何促进民主制度正常运转的问题。他们认为："民主与创业密不可分"，因为它们都是 "同一种基本力量--思想、决策和行动自由--的体现"，并用三个案例研究证实了他们的论点，他们断言，他们的研究只能作为民主与创业新讨论的起点，同时强调了他们自身贡献的局限性，并指出了民主与创业之间假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存在的反常现象。
本研究试图通过务实的经验理论来扩展这一初步讨论，并澄清创业与民主之间联系的某些方面。具体而言，学者通过强调以下几点，为这一讨论增添了细微差别：利用我们现有的不同创业衡量标准，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创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方向更多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这与奥德雷奇和穆格的结论相反。此外，学者还证明，民主的重要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决定因素与创业呈负相关，进一步证实了创业与民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学者确实发现，Audretsch 和 Moog提出的个人创业活动有可能塑造民主心态的观点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学者使用横截面和面板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与雇员相比，企业家通常更具政治参与性和民主性（微观层面），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然而，从正规就业到创业的转变是否会导致政治参与度和民主取向的提高，学者发现的证据好坏参半。
2. 过往研究回顾
2.1 两者兼容的理由
Audretsch 和 Moog的论证直截了当：自由既是民主的基础，也是创业的基础。在民主社会中，自由允许人们行使自由意志、分享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有利于创业，因为自由允许人们寻找并利用经济机会。自由既是民主的基础，也是创业的基础，民主政体的特点是所谓的 "开放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国家以非个人和普遍的方式执行权利和法律，并允许人们组建经济和政治组织，包括私营企业。政治组织，以参与竞争。由于人们 由于允许人们组建新的政党或创建新的企业，开放秩序保证了 一种维持和加强开放与自由的制度竞争形式。与此同时，开放式准入令还会加剧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为了服务选民或消费者，政治实体和经济行为体都会进行竞争并冒险创新。
同样，经典的 "哈耶克-弗里德曼假说 "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既有政治自由又没有经济自由。根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观点，拥有经济自由的个人能够 能够通过创业等方式自愿合作，从而使他们 获得必要的权力和控制权，以抵制政治胁迫或中央指令。换言之，经济自由通过创业精神加强了民主。
2.2 两者不兼容的理由
创业与民主相冲突也有几个原因。弱民主政体的定义是 "有限准入秩序"，其特点是法治受到限制、 产权保护薄弱、腐败严重、缺乏独立法院。这些 "有限准入秩序"，再加上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 不稳定性，以及对投资、贸易、劳动力和市场准入的各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为企业增长和投资提供理想的环境。因此，在缺乏正常就业机会的驱动下，薄弱民主国家往往维持着以独立商业活动和小规模生产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在强大的民主国家，正规的就业机会不仅广泛存在，而且还带来许多好处，例如薪资水平高、养老金和法律福利等。
Audretsch 和 Moog、也认为，创业的固有风险可能并不总能产生有利于民主的结果。金融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已被认为是个人民主态度和行为的显著障碍，也是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显著障碍。此外，企业家经常面临的工作与生活失衡、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等问题也会阻碍他们参与政治。因此，企业所有权与民主观点和行为的一致性并非一成不变。有充分理由相信，创业与民主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因此，我们使用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数据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3. 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和方法
创业被定义为任何 "个人、个人团队或成熟企业对新业务或新企业创建的尝试，如自营职业、新的企业组织或现有企业的扩张"，通常通过自营职业、企业所有权或企业创建努力来衡量。在此研究中，学者采用了两种成熟的创业衡量方法：世界银行的自雇衡量标准和 GEM 的早期阶段创业活动衡量标准。而考虑到创业有多种形式（如日常创业与熊彼特式创业），学者还使用其他衡量指标进行了额外分析，包括机会型创业、必需型创业、创新型创业、技术型创业和高增长型创业、成熟企业所有权（不包括农业）、企业创业和创新产出（不包括农业）、创业和创新产出（如专利）。为了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学者还研究了机会驱动型创业、需求驱动型创业、创新型创业、技术型创业和高增长型创业在整个创业活动中所占的比例。
民主可以定义为由人民统治的政治结构。民主化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是公众参与和选举竞争。公众参与即民主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并直接或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以及公民参与选举和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来行使。竞争选举即选举是具有竞争性的。在此研究分析中，学者采用了三个成熟的民主衡量指标：(1) 民主多样性（V-Dem）项目中的自由民主指数，这是衡量民主的一个主要基准；(2) 自由之家/政策的民主水平指数；(3) Vanhanen 的民主指数。这三个指标也是在 SOM 中引入的，它们都采用了多维方法，从而反映了民主的质量或 "表现程度"。
此外，学者特意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包括在内（既有全样本分析，也有经合组织（一个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俱乐部）样本和欠发达国家的不同子样本），以揭示民主与创业之间跨越多个发展阶段的关系。
3.2 研究结果
民主国家是否更具创业精神？表 1 显示了两种创业精神与三种民主措施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在全部样本和经合组织样本中，创业与民主指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和显著相关。根据这些相关性，民主程度较高的社会往往创业精神较弱。只有在欠发达国家的子样本中，创业与民主之间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它们会促进创业吗？虽然学者认可创业率的下降与近年来民主质量的下降是一致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创业与民主相辅相成的观点是矛盾的。图 1a 显示，在过去 60 年里，13 个高收入国家样本中的创业率持续下降，而民主却稳步提高，尤其是在 1990 年至 2010 年期间，民主程度有所提高。图 1b 进一步说明，在 168 个国家的完整样本中，创业率下降（使用世界银行自 1991 年以来的完整统计信息中的自雇衡量指标）的同时，民主程度却在不断提高（或相反）。
创业与民主之间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负相关关系通过面板回归与附加协变量（世界银行的人均 GDP [购买力平价]、贸易占 GDP 的百分比、中学总入学率百分比以及菲沙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表 2 列出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数，详细说明了民主在不同时期对创业的影响。在全部样本和欠发达国家的子样本中，自营职业对民主的影响持续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国家民主程度的提高，自营职业也会相应减少。在对全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中，学者还发现非农业企业所有权、公司创业和必需品创业也存在类似的模式，表明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创业率就越低（表 A2）。在经合组织的样本中，学者发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
表 3 还报告了创业对民主随时间推移的影响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这里，学者发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在全部样本和欠发达国家中，创业的增加都与民主的减少有关。
表 4 所示，在全样本、经合组织和欠发达国家子样本中，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主要与创业精神呈负相关。人类发展指数（综合了人均 GDP、教育和卫生）、人均 GDP 和中等教育与创业呈负相关。
最后，学者在表 6 中报告了创业与通常与民主相关的制度决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表 6 显示，创业与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哈耶克-弗里德曼假说"所描述的不同。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在宏观层面，创业（定义为自雇或早期创业活动）与民主的决定因素呈负相关。
4. 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4.1 数据和方法
学者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横截面数据，以及荷兰（LISS）、德国（SOEP）和英国（UKHLS）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有关数据来源和变量操作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SOM 第 2 部分）。为了分析数据，学者使用了集合对数、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来比较创业者和雇员，以及从正常就业过渡到创业的影响。集合 logit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侧重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即创业者是否比雇员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固定效应模型侧重于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内部差异（即个体的政治参与度是否会随着其从就业过渡到创业而发生变化？）。
4.2 研究结果
学者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企业家是否确实比工薪阶层更民主。
结果见表 7。根据 WVS 的跨国数据，学者以分别报告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合组织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在政治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学者发现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然而企业家地位也可能与不太民主的观点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和员工在政治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似乎与环境因素有关。
如表 8-10 所示，高度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显示了更清晰的情况。在荷兰、德国和英国，集合对数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显示，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度普遍高于雇员。虽然各国的参与程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表明，企业家往往比雇员更关注政治，参与程度也更高，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这与 Audretsch 和 Moog（2022 年）的说法一致。
表 8-10 还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主要是问如果一个人从雇员转变为企业家，他的政治参与度会发生什么变化。
总体而言，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虽然创业者可能比雇员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但在某些政治方面，这种参与往往不会增加，甚至会在转为创业后有所下降。这些发现为深入理解企业家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增添了复杂性。
5. 讨论
首先，学者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创业与民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据上文研究结果，多项创业指标与民主制度呈负相关，而非正相关，这一模式在全部样本以及经合组织国家的子样本中都成立；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子样本中，学者没有观察到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数据的可变性有限，因为这些国家一致表现出高水平的独立商业活动与低水平的民主制度。今后的学术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阐明这些发现。
其次，即使民主更有可能与创业数量呈负相关，但结果显示：在民主国家创业往往与更高质量的创业相关。具体而言，学者发现民主国家的企业更有可能具有创新性、技术性，并由机遇驱动。例如，在所有民主衡量标准中，创新创业比例与总体创业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表 A1）。
第三，学者在个人层面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显示了创业与民主关系的复杂性。虽然在所有数据集中，创业者平均而言比雇员政治上更活跃，态度上更民主，但结果表明，环境很重要，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创业者和雇员之间的差异要小一些；就某些政治变量而言，学者甚至发现创业者的态度和行为不如雇员民主。
最后，创业者通常比雇员更民主，但在从就业过渡到创业时却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政治参与。这一观察结果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从工作到政治领域缺乏溢出效应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参与决策愿望强烈的人可能会倾向于创业，同时参与政治系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溢出效应的产生需要时间，因为个人需要在其职位上有几年的经验才能更多地参与政治。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6.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首先，尽管学者通过探索国家层面（宏观层面）的其他衡量标准，缓解了仅使用自雇作为创业衡量标准的局限性，但由于数据缺失，GEM 的数据质量使得国内分析具有挑战性，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其次，这项研究不仅受到 "创业 "数据的限制，也受到民主衡量标准的限制，因为还可以对各种民主衡量标准给予批判性关注。
第三，即使我们的固定效应分析已经考虑了可能影响创业和民主的未观察到的、时间不变的特征，其他方法也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鉴于以上分析缺乏调节变量或进一步的控制变量，文化、制度、人口、经济条件和地缘政治等因素都可以作为重要的调节或控制变量。对子群体（如性别、阶级、移民背景）的分析也可以提供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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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姜尚天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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