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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印尼华校及年轻人恋爱,竟这么有趣和浪漫

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2023-03-23

谁的青春,不是金线编织的岁月呢?

即使年景不好,家境很差,那又怎样!照样也有金线编织的梦想和爱情。

今天接着讲印尼华侨杨老70年前的故事,我娓娓道来,你慢慢欣赏。


初中毕业教初中

这是五十年代的第二个年头。

印尼赤道线以南,碧浪翻滚的万顷大洋,拥抱着那片连绵如带的小巽他群岛。在这林莽苍郁的群岛上,有许多白色的沙滩,日复一日展现在明亮刺眼的烈日底下,而在其中的松巴哇岛的东部,就是本文主人公从小生活的小市镇——美玛。

在印尼,除了作为全国政治与经济中心的爪哇岛,其他各岛无论大小都被称之为外岛,松巴哇也不例外。与所有外岛的市镇一样,小城美玛的街道,也是那种古旧简朴的风貌,白天热闹的时候有些嘈杂,夜幕降临,便回归安静。这里的本地人衣着简单,平时大多赤脚,那些来自中国的侨商老板,穿着打扮也不像爪哇岛的华侨那么讲究,每天就是短裤汗衫,整日劳作,生意并不怎么兴隆,生活单调而清淡。

印尼绘画作品中的昔日小城镇华人街道。

印尼小城镇华人杂货店的伙计。(历史图片资料)

美玛埠的中华学校,应该是当地华侨社会唯一充满天真欢笑的地方。

这里原本是一所小学,新近开了初中,非常之小,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只有两座用木材建筑的校舍和一个简易操场。学校人事清简,二百多名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再加上新开办的初中,也只有初一年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而已。

全体教职员工,共有六个人——一位校长和四位教员,还有一个打铃的校工,兼做食堂厨师。教员三男一女,均为单身青年,其中两位男老师来自爪哇岛,一位女老师来自东加里曼丹,还有一位男老师,乃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小伙,非常年轻,才19岁,正是本书的主人公。

当年华侨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

前文说过,杨兆骥刚从泗水新华中学初中毕业,即收到二哥兆辉来信,要他回家乡应聘,去母校小学任教,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

决定聘用杨兆骥的校长,大名李铎章,华教资深前辈,在美玛中华学校做校长已有多年。杨兆骥在华小读书时,曾经是他教过的学生。李铎章校长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非常器重。他知道杨兆骥聪明好学,喜欢看书,博闻强记,虽然学历不高,但国文功底不差,所以马上破格录用,并放手让其担任刚开办的初中一年级语文老师,月薪三千盾。

初来乍到,即受如此重用,杨兆骥不禁有些受宠若惊,心里砰砰跳。他努力克制着兴奋和激动,尽量斟词酌句,向校长表达了内心的惶恐:“承蒙母校信任,兆骥铭感五中,实在感恩不尽!可是……我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上来就教初中,唯恐难以胜任,有负校长重托。”

“呃——小杨老师不必多虑,年轻人要勇挑重担嘛!”

胖胖的李铎章校长,用手扶了扶鼻梁上的圆眼镜,不慌不忙地微笑着,然后问道:“你一定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吧?”

“泗水新中图书室有沈从文作品集,我读过他的《边城》,很崇拜!”杨兆骥回答道。

“那么,我告诉你,这位沈从文先生其实只有小学毕业,可是照样在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当教授。你至少已经是泗水名校的初中生了,在这里执教初中一年级还怕不能胜任。”李校长鼓励他。

“沈从文是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呀!我怎敢和他比?这两年我只在泗水《华侨日报》发表过几篇不成熟的习作而已。”杨兆骥说。

李校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了解你的品行,也相信你的能力。泗水新中申炳韶校长是我朋友,他知道你要回来应聘,还特别写信给我,说你是个可造之才,要我好好培养。美玛中华总会希望我们开办初中,使到本校毕业的孩子不必再飘洋过海,辛辛苦苦去外埠念初中,这是形势发展的要求。我这个当校长的会亲自兼任初中一班主任,你大胆工作,把课上好。有我保驾护航,不必担心什么。”

李校长一番鼓励,给了杨兆骥莫大勇气,他抬起头,挺了挺胸脯,大声道:“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辜负校长栽培。”

就这样,年方19岁的初中生杨兆骥,走马上任,当了美玛中华学校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

这张被岁月侵蚀模糊不清的照片,是1951年杨兆骥泗水新中毕业前的留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很好,人民欢欣鼓舞,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印尼各地左派华侨社团全部拥护大陆新政府,并自觉接受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领导。左派华校也一律废弃了民国时代的教材,而改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小地方的美玛中华学校更是亦步亦趋,课程设置几乎和国内一模一样。

杨老家的书房,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建国初期小学国语课本。

与现行的教材不同,这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二册)》,采用的是右开本形式,字体为繁体字。该书封面以蓝色为主色调,背景图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上方是光芒四射的天安门正面图,城楼上旌旗飘扬,正中央的毛主席像及两旁标语依稀可见;第二部分则由中间及下方分别代表着工、农、林、渔的简图组成:厂房高楼林立,设施齐备,烟囱高耸;农田里大型机械正在作业,田垄整饬;森林里树木葱茏,果树上硕果累累;大坝下渔船来往,网内鱼群跳跃,一片丰收景象。

图案正中书本名称旁,“秋季始业用”清晰可见。该课本共66页,分为30个章节,内页印刷均为竖版繁体字。

翻开首页,第一章“举杯祝福毛主席”尤为醒目:“发了芽的榆树,得了雨水更茂盛;孩子见了母亲,怎么能不亲近……”读来令人振奋,耳目一新,仿佛置身于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这是新中国小学第一套教材诞生的历史。

在那个年代,印尼偏远小城美玛的华校教室里,每天早上都会朗朗传出孩子们这样的读书声:

“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要爱纸和笔”。

这是三年级国文课本的内容。二年级的课文,则更多保留着从前的朴实自然,没有浓厚的政治说教,读起来饶有趣味:

“我家有十只鸡,一只母鸡,九只小鸡。有一回我拿米给它们吃。母鸡跑过来了,它一边吃米,一边叫:“咕咕,咕咕!”叫小鸡也来吃米。小鸡都跑来了,它们一边吃米,一边叫:“啾啾,啾啾,啾啾!”大家吃得很欢喜。”

而1952年人教版初小语文第一册这篇题为《秋天》的短诗,现在看来仍堪称经典:

“九月里,秋风凉。棉花白,稻子黄。摘了棉花收了稻,家家地里放牛羊。”

一首儿歌,朗朗上口,短短26个字,韵味悠长,有动感,有色彩,有季节转换,还写出了农家的生活,自然流畅,将中国汉语的美展示为一幅幅图画。

但是,这样经典的课文,在印尼的教学中也遇到了一点麻烦。

据当年教过小学低年级华文的杨兆骥夫人蒋阿姨回忆:

因为我们印尼只有四季,只有旱季和雨季,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没有秋天,也没有棉花,美玛的小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秋风凉,也没有见过棉花是什么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要先给他们解释,国外的春夏秋冬是怎样区分的,然后再告诉他们秋风凉是怎样的感觉,棉花是用来纺纱织布的,等等这些常识,小孩子听的似懂非懂,其实我那时太年轻,不到20岁,还没有回过中国,对祖国虽然十分向往,但同样也是一知半解……

杨兆骥当时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想,印尼毕竟不是中国,风俗环境,人文地理差别那么大,什么时候能有一套适合印尼本土的中文教材呢?杨兆骥没有料到,后来时局变幻,物是人非,他的这个愿望直到70年后的今天才基本实现。而实现这个梦想的,正是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由其创办的联通书局组织编纂完成。

1951年版《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二册)》其中一课的内容。


那么,杨兆骥当年教授的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是怎样的内容呢?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课文中有一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电影解说词。

这部电影,当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和艺术水准的彩色纪录片。

该片解说词由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执笔,再翻译成中文。影片内容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场面开始,接着回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又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压迫下的悲惨生活,继而描绘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步步开展。

电影于1950年8月在北京首映,第二年,其解说词即被选入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后来这部电影还通过中国大使馆带到印尼,在很多城市的华侨总会礼堂放映,受到华侨观众的热烈欢迎。

杨兆骥那时在美玛小城尚未看过这部影片,他只是在课堂上满怀激情讲解着,并指导学生们一遍又一遍齐声朗读电影里的开场白:

“伟大的中国人民,虽然经历着重重苦难,终于越战越强,赢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解放。这部影片将把新中国的光辉灿烂告诉全世界人民。”

如今看来,上述解说词虽然辞藻雄壮,可是充满了口号式的政治说教意味,完全不具备小学语文课本中所表现的那种汉语美感。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斗志昂扬的说教,确实激发了广大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唤醒了人们的自豪感——毕竟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列强的压迫和欺辱,共产党执掌大陆,宣布翻身解放,在中国人和海外侨胞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一经呼唤便喷薄而出。

除了在学校当老师,杨兆骥还被美玛中华总会聘请做了秘书。

华总的会所就在中华学校隔壁,主席叶以廉先生是福清人,在美玛渔市大街开了一间鱼货行,经营海鲜和咸鱼生意,热心公众事务,为人豪爽大方,在当地华侨中颇有威望。

这位叶主席时常在中华总会发表高见:“我们美玛的华侨,福清人多,客家人少,所以主席这个位子一定要福清人来做,因为福清人敢出钱,但是秘书属于公会的‘大内总管’,一定要客家人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有文化,会做事,两方面相互配合,华侨社会才有出路。”

五十年代,美玛中华总会与中华学校外景。

叶主席很喜欢杨兆骥,认为这个年轻人思想单纯,头脑灵活,听话而又能干。在他被叶以廉主席看中之前,总会秘书是由邹访金先生担任的,我们在上一章说起过,邹访金也是客家人,他是一个老资格,文人气质,性格有一点孤傲,本人又是海外地下党,接受中国领事馆遥控指挥,难免对叶主席这个大老粗上司不够尊重,有时甚至敢跟主席拍桌子。叶主席换上杨兆骥当秘书,不仅工作得心应手,与邹访金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如此一来,邹访金不必在主席手下直接听差,改做公会其他领导工作,心情舒畅,也对杨兆骥十分关照。

“那时候,每个礼拜,中华总会的理事都要去美玛的菜馆聚餐,改善生活,聚餐的费用全部由大家分摊,AA制,邹访金每次都邀请我参加,考虑到我年纪小,薪水不高,所以每次都特别照顾我,不让我出钱,由他本人或其他理事替我出。”

杨兆骥对笔者回忆说:“九十年代,我去福清华侨农场看望邹访金,我们都回想起这件事,邹访金开还开玩笑,说我忘恩负义,当年免费请我吃了那么多次,直到老了才去看他。哎呀!命运捉弄人,那次见面没过几年,邹访金先生就去世了,我很怀念他啊!”

走了李校长,来了张校长

杨兆骥回美玛教书大约一年左右,小小的中华学校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李校长离职,张校长继任。

老校长李铎章年轻时从中国南来,漂泊群岛,杏坛执教,成家立业,在几所华校辛勤耕耘20多年,可谓桃李芬芳。如今人到中年,倦鸟思归,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大批华侨欢欣鼓舞,在印尼掀起归国浪潮。李校长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带领全家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李铎章校长离职,美玛华总为他开了一个欢送大会,杨兆骥和同事们依依不舍与之告别,又迎来了一位新任校长张栋尧先生——这是华总从苏拉威西锡江华中聘请的。

这位张栋尧校长,四十岁不到,风度翩翩,谈吐不俗。他也是国内来的,毕业于南京大学,南渡印尼,到了南苏拉威西,被当地中华学校聘为校长。

锡江是一省首府,又是苏拉威西岛上最大的城市,锡江华校在其带领下教学开展的有声有色,那么张校长为何要舍弃大都会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跑到偏远的松巴哇,屈就一个小地方的校长呢?

中国歇后语说:老太婆改嫁——事出有因。原来这位张校长是个风流才子,学问好,口才好,穿着时尚,做派洋气,样样都好,就是喜欢沾花惹草。他单身一人,未有家眷,但从不招惹未婚的年轻女子,专会勾引风韵成熟的华侨太太。那些有钱人的老婆养尊处优,整天在家无聊,就很热衷参加当地侨社举办的一些文娱活动。张栋尧会唱歌,交际舞也跳的挺棒,风度气质具佳,自然成为华社聚会的明星人物。一来二去,就把其中几个不甘寂寞的贵妇迷的神魂颠倒,找到机会便忍不住投怀送抱,张栋尧乐得顺水推舟,遂与她们暗通款曲。

时间长了,终归被人发现,闹出桃色风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侨妇女。

华社那些头面人物姑念张校长办学有功,是个难得人才,倒也没怎样为难他,只是劝他离开锡江,息事宁人。正好美玛中华学校的李铎章校长回国,便推荐张栋尧前来接任。

张校长在美玛也大受欢迎。

“他从锡江带来一杆双筒猎枪,星期天就去山上打山猪,枪法很好,每次都有收获。打了山猪拿回来就在学校烧烤,叫我们几个老师一同分享。这个人看上去很有文化修养,说话高雅,大家对他都很崇拜。”

年轻的杨兆骥对张栋尧印象也很好,在他记忆中,“张校长有时候也拉上我们去海边看风景,看当地小孩比赛骑马,或者去城里转转,参观一下苏丹皇宫,然后吃菜馆,喝一点红酒,多半都是他请客。总之,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

美玛华人虽然不多,社会也不似锡江大城市那样开放,但是张校长来了之后,也陆续发生一些绯闻,依然是和别人的太太有了暧昧关系。毕竟旧习难改,而张栋尧又魅力四射,红尘之中,这种飞短流长的故事在任何地方都难免的。

好在只是有些传闻,没有闹出大事,张校长和美玛学校的教学生活,也就在平静中日复一日地度过。

一个学年过去,华小教室外面的花草长高了,教室里的孩子也长高了。这时候,学校又来了一位新老师,这是一个来自泗水的少女。她的到来,用美丽的金线编织了杨兆骥的青春岁月,又宛若一支曼妙悠长的乐曲,在他们的人生中谱写出如歌的行板。

少女时代的蒋小莲。

从蒋小莲到蒋愫珊

现在,让我们说一说杨老的终生伴侣蒋愫珊阿姨。

在她出场之前,先简述一下她的家乡和身世。

打开中文版印尼地图,我们就会看到,在“旅游天堂”巴厘岛附近,与之隔海相望的爪哇岛最东端,有一个如诗如画的地名:外南梦。

外南梦是东爪哇省所属的一个县,其实它的印尼文名字叫BANYUWANGI,按照音译应该叫做“巴纽旺宜”,如果按爪哇语翻译,BANYUWANGI则是“香水”的意思。那么,既然与音译意译都毫不相干,华人前辈为何将这地方取名为“外南梦”呢?不知是哪一位读过诗书又有浪漫情怀的先贤,当年来此,头脑中灵光一闪,有感而发:这里乃祖国之外,南洋之岛,我们寻梦漂泊到此,就叫它——外南梦吧!

不得不佩服老一辈印尼华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为这千岛之国起了无数个华文地名,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条街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一直流传到现在。在我看来,“外南梦”是印尼所有华文地名中,最美丽而富有诗意的一个;还有一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地名,也是东爪哇的另一座小城Kota Madiun市,华人叫它茉莉芬。  在外南梦百余公里的铁路和公路沿线,除了县政府所在的城市以外,还有另外七个小城镇,其中一个名叫卡里巴鲁(Kalibaru),这里便是蒋愫珊的故乡。

外南梦卡里巴鲁(Kalibaru)小镇一角。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福建闽南的一对夫妇蒋以全和张玉梅,从老家晋江飘洋过海,前来印尼谋生,他们在外南梦安家落户,成为卡里巴鲁小镇经营土产的华侨商人。

1935年,这对夫妇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蒋小莲,这是蒋愫珊的原名。

蒋小莲的父母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小莲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那个年代华侨家庭都信奉中国老家多子多福的传统。在她的哥哥出生之前,大约是父母结婚几年一直未能生育,十分着急,所以就从别人家里抱养了两个男孩,希望以此招引蒋家人丁兴旺,结果就接二连三生下了八个子女,连同这两个抱养的哥哥,蒋小莲共有十个兄弟姐妹。

卡里巴鲁盛产咖啡,蒋氏父母开的土产店,主要做咖啡豆的买卖,生意比较红火,属于中等人家。蒋小莲从小衣食无忧,性格温婉单纯,喜欢唱歌跳舞,而且是终生喜欢,直到八十多岁仍然保持着这个爱好,每天都在家里听歌唱歌。当年外南梦的七个小镇都有中华小学,卡里巴鲁的华小简称“卡华”,蒋小莲13岁时在“卡华”念完小学,父母就送她到大城市泗水,寄住在舅舅家,就读泗水服务中学。

1952年,蒋小莲初中毕业,第二年准备继续报考高中,可是因为父母和舅舅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人生。年方二八的蒋小莲,出落得如花似玉,人见人爱。虽然只有16岁,但是在那个年代长辈们眼里,已经是个可以嫁人的大姑娘了。舅舅很喜欢这个外甥女,舅舅的儿子——也就是小莲的表哥也很喜欢这个表妹,一心要娶她。那时候的人们不大懂科学,还没有不能近亲结婚这个概念,中国人表兄妹结婚的例子比比皆是,长辈们反倒鼓励这样做,兴高采烈地认为,表妹嫁表哥,属于亲上加亲的大好事。

舅舅前往卡里巴鲁向小莲的父母提亲,蒋家自然满口答应。父母的想法是,舅舅在泗水经商,家境不错,女儿嫁给表哥一点也不吃亏。但是大人们都没有料到,一向温顺听话的蒋小莲本人却死活不同意,坚决反对他们的决定。她内心深处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对表哥完全没有感觉,从来没想过要和他结婚,因为他长得很不好看,也没多少学问,除了家里比较富裕,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还有一个原因,蒋小莲当时没有和任何人透露:在此之前,她已经对另一个男孩子一见倾心了。

这个让她萌生爱意的男孩子,正是本文主人公杨兆骥。

据蒋阿姨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杨老,是在泗水华侨中学校长曾西林先生的家里。那是1952年的一天,她忘记是什么事情,去华中郑校长家做客,泗水新中的学生杨兆骥刚好也在这里,一对少男少女就在曾校长家不期而遇。在蒋小莲眼中,18岁的杨兆骥,高高的个子,细腰乍背,身材健美,他有一张俊朗的脸庞,浓黑的眉毛下,那双明亮的眼睛,闪动着朝气蓬勃的目光,真是个帅的不能再帅的小伙子。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特别好!”蒋阿姨笑嘻嘻地告诉笔者,又大声补充一句:“都是上帝赐给的缘分,让我遇到他。”

杨老在一旁微笑着,眯缝起眼睛问:“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们在泗水见过面。”蒋阿姨语气快活地回答说:“你忘记啦!那时候我还小嘛,才16岁,也没有和你说话,你当然缺少印象啊!”

杨老转过脸来看着我,又指了指身边的蒋阿姨,小声告诉我:“我太太,唔唔……这两年有一点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症,有时比较严重,有时候又好了,今天比较好,记忆力比我厉害。”接着,又半开玩笑半自豪地小声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她追我到美玛小学,追的不得了。有一个女同事也看上我,我跟她说,没办法啊!我已经有一个爱人了,不能脚踏两只船啊!那个女同事哭啦……”

有意思的是,蒋阿姨也笑眯眯地转过脸来,轻声细语指着老伴对我说:“他好像有一点老年痴呆啊!每次出去吃饭,巴亚(印尼话:买单)的时候,银行卡密码都忘记了,还好我还记得……哈哈!”

中年时代,杨兆骥、蒋愫珊夫妇。

再说蒋小莲,当年明确拒绝了舅舅给她和表哥提亲,也等于驳了父母的面子。于是父母就和舅舅联合起来,软硬兼施,逼她同意这门亲事。小莲宁死不从,就从舅舅家里搬了出去,暂时住在同学的宿舍,父母为了逼婚,断了她的生活费,不仅无法再考高中,连吃饭也成问题。情急之下,她又去了曾西林校长家里,请他帮忙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曾校长听罢小莲的哭诉,深表同情。他沉吟了一会儿,问道:“那么,你有没有自己的意中人呢?”

“嗯,有一个人……就是……就是上次在您家里见过的那个男孩子。”小莲低着头,羞涩地说“就是那个新中的杨兆骥,但是我没有对他说过,他还不知道呢。”

“哦——很好啊!杨兆骥是个好青年,我看你们两个金童玉女,应该是天生的一对。”郑校长爽朗地笑了:“小杨是松巴哇岛的客家人,现在美玛华小教书。干脆这样吧,你如果不怕吃苦,也去美玛好了,你去找杨兆骥,和他谈恋爱,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小杨一定会喜欢的。我写封推荐信给他们的校长,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工作怎么样?”

“好的呀,谢谢曾校长帮忙!我不怕吃苦,我可以教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能当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跳舞。”

蒋小莲喜出望外,马上表态,愿意去美玛,明天就动身。

第二天,小莲便独自一人前往泗水海口客轮码头,打算买张船票去松巴哇的小城美玛。不凑巧,荷兰人经营的客运轮船当天已经开走了,下一班客轮要再过三天才有。蒋小莲不想再等,便到处打听是否有其他船只可以搭乘。结果正好有一条美玛福清人运海鲜的渔船返航回程,船老大听说这个女孩要去美玛华小当老师,就爽快地请她上船,并且专门安排了一个船舱小房间给她,带她去美玛。

印尼绘画作品中的泗水港口。

爪哇岛泗水港到松巴哇岛的美玛港,中途要经停巴厘岛和龙目岛的安班澜,坐荷兰公司的轮船也要行驶一个礼拜。可是蒋小莲坐的这条装鱼货的机帆船,走走停停,沿途卸货补货,整整颠簸了十来天才到。

七十年后,蒋阿姨和笔者说起这段旅程,仍不禁皱着眉头感叹:“很慢!坐船要十多天……”想必第一次跨海出远门的她,在船上吃了不少苦头。蒋阿姨说:“那时年轻,十六七岁,什么都不懂,不感到害怕,也没告诉父母,说走就走了。”

是啊!金色年华,青春无敌,即使有风浪曲折的回忆也变得美好!笔者写到这里,也不禁为女主人当年义无反顾的举动感动喝彩!

蒋阿姨的爱情故事,令我想起九十年代台湾流行的一首歌:

抬头的一片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 ,/不知道海多远,/却发誓要跟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

在我看来,不管是那个人的年轻时代,只要有一次这样勇敢浪漫的经历,就没有虚度此生。

那么,蒋小莲到了美玛,又将面对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呢?

为了表示和过去由父母主宰的日子来一个告别,她把名字由蒋小莲改为蒋愫珊,以此纪念自己的人生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但是,她的并不知情的心上人,是否接受了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情呢? 

天上掉下个蒋妹妹

下船之后,船老大派了一名水手将她送到中华学校。那是下午五点左右,学校已经放学,校长张栋尧接待了这个来自泗水的女孩。

看罢同行友人曾西林校长写的推荐信,张校长爽快地说:“欢迎蒋小姐不辞辛苦来到本校!你在教一年级国文和算术应该没有问题,另外我们也需要一名教音乐的老师。孩子们都会喜欢你的。”

接着,张校长又好奇地问道:“曾先生在信里说,你男朋友是我们的杨兆骥老师,我没听他说起过啊?小杨这家伙,还向我保密,女朋友要来当老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一会儿我非批评他不可!”

蒋愫珊涨红了脸,心里怦怦跳,她鼓足勇气向张校长坦白说,我们在泗水服务中学曾校长家认识的,是曾校长让我来和她谈恋爱……他可能还不知道呢!”

“哈哈!没关系的。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保证他高兴还来不及。你稍等一下,先去女老师宿舍安顿住处,我这就派人把他叫来。”

半个时辰不到,杨兆骥满头大汗从家里赶来,走进校长室问道:“张校长,您找我,是我班上的学生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没有。小杨老师别担心,有个泗水姑娘来本校投亲应聘,她要找的就是你这个小阿哥啊!来来来,快去女生宿舍看看吧,小蒋姑娘正在那里等你呢!”

杨兆骥一头雾水,迟疑地放慢脚步走过去,蒋愫珊正站在门前那簇盛开的鸡冠花旁,微笑着静静地注视着他。

“你是——新来的蒋老师吧?好像很面熟。张校长说你要找我。”杨兆骥走上前去,和蒋小莲握了握手:“噢,你好你好!我叫杨兆骥”。

姑娘欢快地回答:“阿骥哥你好!我是蒋小莲,现在叫蒋愫珊。我们在泗水‘服中’曾西林校长家见过,是曾校长要我来找你的……”

天边飞起了金色的晚霞,一旁火红的鸡冠花开的正艳,这对少年男女的脸庞也被映的红彤彤的。多年以后,在杨兆骥印象中,他和蒋愫珊当初在美玛学校相会的情景,就如同中国越剧《红楼梦》里的那段唱词一模一样: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扶柳

眉梢眼角藏秀气

声音笑貌露温柔

而在蒋愫珊眼里,帅气英俊的杨兆骥,玉树临风,有才有貌,就是与她情投意合的天生一对。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有情人千里来寻,彼此心有灵犀,毫无违和感——“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就这样,蒋愫珊在美玛学校做了教员,成为杨兆骥的同事兼恋人。

她当老师的月薪是两千五百盾,平时在学校食堂就餐,也花不了多少钱。唯一让这个大城市女孩生活上不习惯的是,“美玛很少有青菜,因为当地老百姓不懂得种,天天吃咸鱼干,还有海鲜和一些鸡肉,真是吃到厌也没有办法!”

可是只要能跟心上人在一起,这点困难又能怎样!

杨兆骥有时会带女友去家里做客,改善一下伙食,父母和哥哥嫂嫂都很喜欢这个漂亮温顺的姑娘。但是杨家的居住条件之简陋,还是超出了蒋愫珊的想象:“他家房子很小,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屋里的地都是那种泥土铺的,总之是一个贫寒的家庭。那时候,我也根本不在乎这些,反正我们都知道,将来肯定要走,不会永久在这里生活。”

美玛的一处居民住宅,当年杨兆骥的家就在这里。

蒋愫珊和杨兆骥在美玛华校教书的那几年,国内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农业生产和抗美援朝运动。那年头很多欢快激昂,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歌曲,也流行到印尼华侨社会。比如这首《高高的太子山》,蒋愫珊就教孩子们唱过。她至今还时常哼唱:

高高太子山哟,/ 山顶上彩云飘。/弯弯哟洮河水,/河水泛金波啊!/美丽的家乡啊!/青山高,绿水长,/ 太阳月亮比不过……

还有一首《再见吧,阿玛尼》,是这样唱的:

阿妈妮,阿妈妮

为了祖国就要离开你 

我要到那三八线上参军去杀敌 

你听那炮声正响,怎能让美帝欺负你

再见吧,我的阿妈妮, 

胜利再见你…… 

1954年6月,杨兆骥和蒋愫珊也要和他们任教的学校说再见了。

两个人当了三年老师,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可以不用家里资助再去外地求学。他们还那么年轻,都想继续深造,就读高中。

时年21岁的杨兆骥已是豪情万丈,他把目光锁定了印尼当时的华侨最高学府——雅加达中华中学。

他要去首都报考华中。

19岁的蒋愫珊则决定回到她熟悉的泗水,报考杨兆骥初中读过的新华中学。

这对恋人商定,先完成学业,再成家立业。

八十年代,杨兆骥夫妇在泰国旅游时的留影。

在那个用青春的金线编织的岁月,有志青年的行囊,装不下燃烧的梦想——虽然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997年,杨兆骥为太太蒋愫珊庆祝62岁生日, 并亲手奉上生日蛋糕。

谢谢各位点阅,咱们下期再见。

(注:本期封面系印尼昔日绘画中的唐人街景。)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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