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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史上最棒的省长|那个打人骂人的阿里·萨迪金|雅京系列故事之二

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2023-08-20

他比佐科维和阿学更传奇

在雅加达历任市长及特区省长中,出现过几位传奇人物。

比如当今印尼总统佐科维,还有一位华裔人士钟万学,都曾领导过这座城市,并因政声卓著而暴得大名。当然这两人的命运有所不同,佐爷省长任期未满,便青云直上当了总统;而接替他的阿学干的正欢,却因所谓“亵渎《古兰经》”的罪名被判刑两年,只不过出狱后又被委任为印尼国营石油公司董事长,结局还算不错。

但是要说雅加达史上最具传奇色彩,虽然饱受争议却被深切怀念的省长,不是佐科维,也不是钟万学,而是这个名叫阿里·萨迪金(Ali Sadikin)的人。

从1966年到1977年,海军少将出身的阿里·萨迪金执掌雅京11年,是雅加达政府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省长。

此人身材修长、外表英俊,有一头乌黑的头发,有西方记者将其称为“东方肯尼迪”。

他动作敏捷,行事果断,说话幽默,却是个暴脾气,曾亲自上街掌掴鲁莽的卡车司机,经常咒骂无能的工作人员、扇耳光,甚至朝他们扔烟灰缸。

他爱民如子,访贫问苦、日日夜夜冒着雨和酷暑,深入雅京大街小巷,寻求改变首都面貌的解决办法。当年担任省长才半年,原本就不胖的他,体重又减轻6公斤。

他为市政建设大兴土木,不顾非议大胆决策,允许公开赌博,把卖淫嫖娼合法化,旨在增加政府税收。对宗教大佬痛心疾首的指责毫不在乎,我行我素,振振有词,并且敢于犯上,甚至不怕得罪苏哈托。

几十年过去,雅加达一直怀念着阿里·萨迪金的功劳。

抚今追昔,人们愈发感觉到这位前省长革故鼎新的难能可贵!

有媒体评论:

在他极富个性的领导下,雅加达打破了昏昏欲睡的局面,克服了柔和呆滞的气氛,逐渐适应了新生事物的存在。阿里·萨迪金是一个做事的人,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只会吐口水耍嘴皮子的人。他是建设雅加达唯一真诚的政治人物。”

2019年印尼媒体怀念阿里·萨迪金的文章,题目是《地铁之前:阿里·萨迪金 的公共交通工程史》
“新秩序时期”最成功的省长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发生政治动荡,首任总统苏加诺在执政21年后被推翻。那几年是印尼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也标志着军政强人——第二任总统苏哈托32年统治的开始。

随着苏哈托大权在握,印尼由此进入一个被称之为“新秩序”的时代,各种政策亦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哈托政府重点关注经济发展,与西方恶化已久的关系得到恢复,使急需的外国援助流入印尼。技术官僚实行了谨慎的财政管理,结束了与马来西亚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对抗。

从6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苏哈托将印尼从政治、社会和经济崩溃的边缘解救出来,大幅减少了贫困,带领该国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与此同时,苏哈托使用铁腕统治,各个层级的政府机构,以及各种权力部门,几乎全部由不同级别的军官掌控,关押并驱逐政敌,打压民主机构和新闻媒体。
到了后期,苏哈托领导的政府被人称作是现代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

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在“新秩序”时期,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成就显著。到1996年,印尼的贫困率已从1970年的45%下降到11%左右。从1966年到1997年,印尼的实际GDP增长率为每年5.03%,使人均实际GDP从806美元上升到4,114美元。

1966年,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不到10%(主要是与石油和农业相关的行业)。到1997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上升至25%,制成品占出口的53%。政府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开发;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尼的基础设施被认为与中国不相上下。

苏哈托本人也热衷于利用这些成就来证明他担任总统的正当性,该国议会( MPR)于1983年3月9日授予他“发展之父”的称号。198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授予他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帮助印尼实现稻米自给自足。

首都雅加达作为整个印尼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雅加达特区省政府杀出了一位作风强硬大刀阔斧的省长阿里·萨迪金(Ali Sadikin)。

1966 年 4 月 28 日,阿里·萨迪金率领他的团队就任雅加达特区省第7任省长。

他从1966年到1977年领导首都长达11年。在其任期内,以实施创新的政策而名声大振。舆论普遍认为,阿里·萨迪金是雅加达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省长,他把雅加达从一个巨大的村庄转变为繁华的大都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里原本是一位海军少将(下图),印尼独立战争时期,他曾端着机关枪在前线冲锋陷阵,以英勇善战著称于军队。

1966 年4月,正在内阁担任海运部长和海事统筹部长的阿里·萨迪金,被当时还在位的苏加诺总统直接任命为雅加达省长。

在此之前,阿里·萨迪金在担任海事统筹部长期间同样政绩不俗,尤其在发展印尼海运方面颇有成就,一度被誉为这个国家的海运之父。这让苏加诺总统对其抱有莫大的信心,认为如果把雅加达交给阿里,就会在他手上发生改变。

在与阿里·萨迪金谈话时,苏加诺像往常一样,不忘引用一句荷兰谚语“ Een natie left niet van brood alleen”(一个国家不仅仅靠面包生存)激励这位爱将。

老苏总统解释道: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不能只养活自己的人民。那样的话,今天吃饱,明天又饿。然而,改变雅加达面貌的努力可能是永恒的。人民一直都会记得。

“我会向你支持我对雅加达市的理想,我要把它放在你心里。实现远大的梦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愿上帝保佑,尽你最大的努力,这样当你控制大雅加达省时,在很多年里人们仍然会记得,这就是阿里·萨迪金所做的。请开始你的工作吧!”苏加诺总统在向阿里·萨迪金颁发省长任命书谆谆嘱咐说。

阿里·萨迪金没有想到,他上任不久,苏加诺就被苏哈托取而代之,所幸苏哈托并没有打算撤换他,阿里得以继续甩开膀子大胆施政。

阿里上任之初,雅加达的环境很脏,街市泥泞,街道坑坑洼洼,遍地都是垃圾。城市复杂的交通系统、破旧的校舍、无水冲厕设施随处可见。

事实上,雅加达一度被外国外交官称之为痢疾暴发的巢穴。此外,在1965年9月 30日印尼未遂政变的悲剧发生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并未消退。

当时雅加达300万居民中 60% 的人口住在贫民窟。更糟糕的是, 60% 的学龄儿童没有上学。与此同时,24,700名政府雇员的平均工资也很低。

官僚机构似乎在各个方面都瘫痪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600%,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率有增无减。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阿里密集地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着贫民窟的大街小巷。他拜访了路边小贩、乞丐和擅自占地者。

“我感受到了数百万被迫在开阔的河流中洗澡、漱口和洗衣服的人的屈辱,”邦阿里说。——邦阿里是人们给阿里·萨迪金起的绰号。

当时,雅加达政府只有6600万印尼盾的资金来管理这座当时拥有 460 万人口的城市。不过,阿里并没有绝望。他对作弊的税务官员拳打脚踢,大喊大叫,要求他们调动税收。

“雅加达需要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官僚队伍的辛勤工作。”阿里以强硬的态度处分了至少3万名市政工作人员。

1960年代人力三轮车遍布街头的雅加达。
除此之外,虽然贵为一省之长,但是阿里喜欢微服私访,每当在街头发现有警察勒索百姓,或者有鲁莽的卡车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他就立刻火冒三丈,追上去对他们饱以老拳,直打的那些家伙服服帖帖,低头认错。

因为一心为公,省长这种粗暴的努力和另类的管理方式,一点一点得到了回报,老百姓大快人心,纷纷竖起拇指,对他称赞不已。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首都的犯罪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
阿里毫不犹豫地参与了公交总站的扒窃行动。“我命令他们(扒手)排队。打几个耳光,然后我们在市政厅见面。”阿里说。

正是这种具体的行动,大大降低了犯罪率。对阿里的支持开始蔓延。

举枪瞄准目标,就要扣动扳机。
由于一直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阿里苦思冥想为特区省政府寻找额外收入。

他研究发掘了非常丰富的其他资金来源,即赌博——此举引发了长期争议。但在阿里义无反顾坚持下,雅加达议会制定颁布了第11/1957号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准许华人老板开办博彩业,并对这个行业进行征税。

在阿里看来,五花八门的博彩行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没有政府官员敢于允许赌博,这对穆斯林来说是非法的。为了政府增加税收,阿里不得已,不怕逆流而上。

“为了雅加达人民的需要,我敢做敢当!”他说。

阿里·萨迪金在省长任上对政府警务人员训话。

首先,赌博许可证被授予那些经过严格审查资质的企业家。以前秘密进行的赌博乐透(彩票加法器)、九号棋子等活动开始公开进行,各种类型的赌博也逐渐在非华裔居民中活跃起来。

尽管事情并不顺利,时有抗议发生,尤其是来自穆斯林的抗议活动。但政府对这种赌博行业征收的大量资金,确实对雅加达财政和许多民生项目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座校舍建起来了,2000个公交车站建起来了,十多所公立医院和保健中心扩建了,市区道路修好了,部分贫民窟也得到修复和改善。

阿里还翻修了国家纪念碑公园 (Monas),并建造了伊斯梅尔·马祖基公园(Taman Ismail Marzuki)、国家档案馆大楼、黄铜(Kuningan 青年中心)、安科尔(Ancol)艺术市场、拉古那(Ragunan)运动员学校。

他甚至还在雅加达修建并规范了“星期一行星”(Planet Senen)及“克拉玛东卡”(Kramat Tunggak )妓院。

邦阿里曾被神职人员指责为不道德和赌博的省长。他们对省政府在北雅加达克拉玛特-通加克(Kramat-Tunggak )将赌博合法化,并且将性工作者本地化的政策感到非常不满。”

但阿里·萨迪金并不害怕。他有一个理由:“允许开办正规的妓院是清除首都街头妓女的必要条件,也更容易控制她们的健康。同时,赌博合法化除了可控之外,还为特区省政府带来了相当大的税收。”

即便如此,阿里·萨迪金还是有意识地承认赌博是非法的。他说,“任何宗教都这么说。所以我们对赌博的监管只是针对某些圈子。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离不开赌博。与其让他们出国去澳门花钱赌博,倒不如允许他们在家门口参与这项活动。这些钱可用于雅加达的发展,当然是通过赌博税。”

阿里·萨迪金表示要禁止除华人以外的其他居民赌博,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开玩笑说,其实任何时候都有穆斯林赌博,显然,这不再是我这个雅加达省长的错。

阿里·萨迪金并不关心许多宗教领袖反对他的政策。

他开玩笑地嘲弄说,既然在你们眼里,雅加达所有用赌博税和红灯区税收建筑的街道,都是来自不道德的金钱。那你们就不要经过这些“不道德”的路吧,都去买直升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好了。

我想要现实一点,而不是虚伪。当我担任雅加达特区省长时,我将赌博合法化,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预算。尽管当时建造学校、医疗中心和道路需要大量资金。但所有的宗教委员会都大惊小怪,我告诉他们,如果禁止赌博,那你们干脆去买直升飞机。这样就不必使用城市的道路。你看,我就是从赌博征收了税收款,才有钱修建这些街道的。

这是2005年,阿里·萨迪金在Tempo 杂志题为《为了赌博,我愿意进入地狱》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的话。

除了赌博,酒吧和按摩院也获得了官方许可——很快就在雅加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必担心。这些行业古已有之,不可能做到完全禁止。如果不能将其合法化,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在地下运行,对社会危害更大。但是只要政府监管到位,就不会出大问题。”阿里自信而又坚定对手下官员说。

为了做好对合法妓院的管理,阿里·萨迪金还带人专门前往泰国学习取经,为我所用。
直到九十年代,当时的雅加达省长苏迪约梭才下令关闭了阿里·萨迪金时代的合法妓院。
1977年,当阿里·萨迪金结束雅加达省长任期时,省政府财政局仍有 170 亿印尼盾的现金余额。

阿里·萨迪金的人气

上述辉煌成就,使阿里·萨迪金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领导雅加达的最佳省长,他因此成为备受市民爱戴的人物。

专注于雅加达研究的美国女学者苏珊·布莱克认为,阿里·萨迪金受欢迎的范围程度不仅在雅加达,而且在整个印尼都引起了共鸣。

苏珊·布莱克说,阿里·萨迪金是一位英俊、自信的人物。与苏哈托相比,阿里·萨迪金更有活力、更有魅力。而苏哈托则显得冷漠无趣。

“强硬’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阿里·萨迪金,他习惯独立思考,不轻易动摇。他也随时准备直面冲突和批评。实际上,阿里·萨迪金也是一位穆斯林,从小在西爪哇接受的伊斯兰教育,使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比那些宗教领袖淡漠,但他却能毫不犹豫地享受现代舞蹈、现代艺术和城市生活“更时尚”的一面。

苏哈托后来显然对他感到警惕和厌烦,因为功高盖主的阿里·萨迪金有可能被追随者黄袍加身,取代他而成为总统,这使苏哈托不能不对他产生猜疑。”——苏珊·布莱克在2011 年出版的《雅加达历史 400 年》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由于阿里·萨迪金魅力十足且能力超凡,确实有很多支持者希望他能荣登大位,当上总统。

1978年,阿里·萨迪金已经离开了雅京省长的位子,印尼人协举行总统选举。有两名大学生以请愿书形式,悄悄把阿里·萨迪金列入为总统候选人,并寄往各地。

收到请愿书的人包括人民革命党和民主人民党、雅加达民主民主党、Kaskopkamtib、专业集团、ABRI、LBH的领导人以及政党领导人。

当时印尼舆论反应相当热烈,惹得早已确定连任的苏哈托总统大为不爽。于是便有媒体找到阿里·萨迪金本人寻求澄清,问他:这是不是你策划授意的?
阿里·萨迪金本人颇感惊讶,因为他根本不认识那两个两个大学生。

面对压力,阿里冷静地表示两名学生的行为是合法的。他发表声明说:我本人虽然无意参加总统选举。但我必须指出,那两位写请愿书学生作为印尼公民,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

尽管苏哈托当时并没有怎样为难阿里·萨迪金,但从此把他打入另册,使其边缘化,安排他担任了一个远离政坛的职务——印尼足球协会总主席。

印尼媒体表现阿里·萨迪金与苏哈托总统两人关系的漫画。

阿里·萨迪金光芒四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仍然保持着直言不讳,敢于批评,不怕得罪权贵的优良品行。

1980年5月,为阻止权势熏天的苏哈托总统利用潘查西拉国家哲学对付其政治对手。阿里·萨迪金等50 名印尼知名人士联合签署了一份《50号请愿书》表达抗议。

结果他和所有参加署名的人,都被苏哈托剥夺了出国旅行权,并禁止报纸刊登他们的照片或引用他们的言论。

有段时间,阿里·萨迪金这位前雅加达省长的住宅甚至被中断了自来水供应,他和家人只好在自家院子里打了一口井。

晚年的阿里·萨迪金。

2008 年 5 月 20 日,82岁的阿里·萨迪金病逝于雅加达。
2020年11月13日,笔者在印尼最大的主流媒体《罗盘报》网站,看到这样一段有关阿里·萨迪金的评价:
“阿里坚毅、道德、廉洁、权威的领导品格,堪称不可多得的榜样,成功地唤起了雅加达人民的团结、热情和动力。

“他是首都历史上最好的省长,带领雅加达走过了十年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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