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多钰是在《纽约时间》与大家分享疫情日记的纽约留学生王若冲的妈妈，她用文字记录下了从武汉开始爆发、美国禁止非公民入境到中国出现好转、纽约成为全球“疫情中心”这段特殊时期的经历和心境。

1.上半场

开学的黛安，留守的父母

大年初三（1月27日）送走了黛安同学，学校两天后就要开学了。

那时武汉刚刚封城，疫情的恐慌已经开始在北京蔓延。黛安同学上飞机前很纠结，爸爸妈妈你们怎么办？我说没事，爸爸妈妈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等到情况好一些，我们再过去看你，就不给美国人民添乱了。

洛杉矶和纽约的朋友都在问我们要不要过去，我天生的害怕麻烦别人，特别这种时候，客居他乡，可以想见的要给别人增加多少麻烦。

另外，可能也是受到《泰坦尼克号》的“荼毒”太深，内心深处总隐隐觉得，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拉着小提琴沉入海中，而不是推开妇孺自己跨入救生艇，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

关于体面的自我催眠没过多久，2月初，美国就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非美公民禁入了。想想，如果露丝带着病毒离开泰坦尼克号想登上自由女神，人家也是会关闭的。所以，所谓体面，到了这个属于川普的时代，忽然变成了艺术的夸张。

禁入让黛安同学焦虑了一阵子。她有种扔下父母自己上岸的不良感受。美国那时候显然对这个病毒并没有重视起来，黛安在肯尼迪机场入境时连检查都没有。回到纽约大学后，她正常地上了课，一周后，学校却忽然通知中国回来的同学在家隔离14天（从返校开始计算）。现在想来，纽约的疫情失控从那时就种下了。

留守在北京的我俩也没有足够重视。我们家连防护物资都没有去抢。

有几次我也想试一下抢口罩，但是从来没有抢到过。我一直很纳闷，那些抢到口罩的人是怎么办到的。看到消息说有人上街排队买口罩，我认真考虑之后，很不识趣地跟老王说，排队的时候感染风险更大，咱们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看到网上可以预约口罩，我很高兴地去预约，结果从来也没有成功过。

后来我看到一篇麦特文化老总陈励志同学的文章，写到他在得到疫情消息的第一时间马上就嗅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不仅立即改变行程，而且迅速开始调集资金、搜集渠道在全世界采买防护用品，送到一线去……才明白中国人在灾难中的生存能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相比之下，我们的生存能力实在太差了，所以没有口罩，怨不得别人。

就在惆怅之际，我们灵机一动，翻了翻储藏间，竟然发现了好几盒普通医用口罩，以及两盒KN95口罩。那两盒KN95口罩，其中一盒今年5月就快过期了，已经放了5年。最后还是老王想起来的，这些口罩是黛安同学几年前用她微薄的零花钱订的，给我们防雾霾用的，基本上也没怎么用，现在却派上了大用场。谢天谢地，不然，我俩真有可能成为出门被警察抓走的人。

就这样，我们靠人品，戴上了口罩。

网上有一度对没戴口罩的老人和家庭妇女喊打喊杀，我在微博上由衷地替他们呼吁了一下：他们不是不愿意戴，而是可能真的没有。

这个呼吁有几十万的阅读。但是没有什么卵用，天下没有免费的口罩。直到现在，人们终于可以在药店买到口罩了，北京药店医用外科口罩的基本售价还是在3.5元左右，比平时贵将近10倍。听说要卖给法国10亿口罩，OK，为了外汇，咱们就继续牺牲一下荷包吧。

有了口罩，我突然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富足。想到家乡的亲人可能还没有口罩，我从那几盒口罩里匀了一些寄了出去。一个同学说他的客户送了几箱口罩，问我要不要，我大方地说，不用不用，我有我有。后来再想问他要时，他口罩已经发冒了，连自己都没有剩下的了。我身边都是些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朋友呀。

回到纽约的黛安同学问我要不要寄些口罩回来，我说别寄了，你几年前就给我们准备好了战略物资，现在就不用占用国际航路啦。我还跟她头头是道地分析说，现在即使寄，也可能收不到，你看，连武汉都收不到。她的同学们正在号召大家为国内捐赠防护物资，她悄悄捐了一笔上千块的稿费出去，后来看到很多防护用品真的没法送进武汉，难免沮丧。我们却很高兴，她并没有被我们这两个油腻的老家伙吓住，还是干了她认为应该干的事情。

那时候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分手时，他带走了所有的口罩”。这篇文章增加了我的幸福感，我也是有人愿意送口罩的人呀。

2.中场

在疫情中经历一场手术

2月20日，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第三天是我生日，傍晚，老王突然开始腹痛。老王这个人是个特别“经痛”的人，平常不小心切菜割到手（他切到手的几率真的好高），都是“没事没事”，一个对痛没什么感觉的人。有一次他突然迈不开步走不了路了，一查才发现腰椎都突出了，他竟然都没觉得痛过。

老王说腹痛，我觉得好大一件事，要开车送他去医院。他说“没事没事”（突然发现这是他的口头禅），想吃些肠胃药再看。

我很焦虑，因为我妈妈当年就是因为错把胰腺炎当成肠胃炎，去医院晚了，医院又按肠胃炎误诊，拖到胰腺坏死才做了手术，就这么去世了，那年她才47岁。

我催了他几次，他打算动身，又说再吃点止痛药试试。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痛得不行，不吃止痛片根本动不了身。止痛药让他暂时好受了些，他又觉得不需要去医院了，到凌晨2点时，他意识到这样的确不行，终于被我拖上车，送到同仁医院。

选同仁医院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以前住在东花市，离同仁很近，急诊都是去那儿，感觉上同仁急诊非常靠谱，每次的诊治简单明确，没遇到过什么不愉快。

后来老王出院以后去复诊，见到同仁普外的李志霞大夫，她问手术当晚我们跑了几家医院，怎么就摸到同仁了，我们才知道，老王能这么顺利做了一个这么顺利的手术，原来也纯粹是靠人品。因为当时很多医院已经不接诊了，而同仁还在坚持接诊，更幸运的是，当晚我们刚好碰到了一个李大夫带的组，恰好在肠道手术方面非常专业。

那晚同仁急诊室里有几个危重病人在抢救，医生全都忙得脚不沾地。戴着口罩的接诊医生满头大汗地跑来，先开了一针止痛，然后就是各种检查。我因为妈妈去世的教训，特别关注淀粉酶的检查，好在现在医院对于腹痛的检查流程都非常完善了，化验单里早就列明了淀粉酶。检查的结果是都正常。

正在我们以为这或许真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肠胃炎时，医生又开了一项腹部CT，老王疑疑惑惑地去做了。CT结果要一个小时出来，急诊CT室外的等候区只有我们两人。因为止疼针的作用，老王疼痛减轻了一些，但是仍然能看出来，坐在椅子上这个最普通的动作也让他非常痛苦。好在检查结果半个小时后就出来了，清晰地写着“肠套叠”。

医生看到这个结果，马上判断需要尽快手术，他跟我们解释了一下，肠套叠如果不在24小时手术的话，是极有可能坏死的，到时候就会引发更大的问题，甚至危及生命。到此时我俩已经对这位医生完全心服口服了，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他的判断。很可惜的是，因为全程戴着口罩，这位急诊大夫我们一直不知道姓名，而他救了老王的命。

这位不知名姓的年轻大夫安排了白班的手术对接，又开了一项胸部CT的检查。很久以后，我们才想明白，这项胸部CT大概是为了确认有无感染新冠肺炎。这个发现让我们事后更觉感激：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做手术有多大的风险，但是，他们依然做了。

我俩再一次坐在急诊的CT室里等结果。老王说，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反正结果就算出来也得等白班的大夫做手术。我说那就一起回吧，咱们这时候别分开。

我们把结果拿给医生，就一起回家收拾了一些东西，又回到医院。快到10点钟的时候，老王被推进手术室，我签字画押，在手术区外的等候区等着。

那时候才意识到这是非常时期，医院内部的管理非常严格，手术区的大门是关着的，陪护者只能在大门外等候，门口有一个护工守着，严禁无关的人出入。

等候区只有两三个人，但是都全副武装，戴着N95和护目镜，还不时地喷一喷酒精。我只戴着一个KN95，被弄得也越来越紧张，就找了一个离他们比较远的靠窗位置，把窗户拉开一个缝通风。

正在紧张的时候，护工叫老王家属，我一激灵，以为手术做好了，赶紧往手术区跑。在手术区门口，做手术的刘大夫端着一个方形的钢盘子，盘子里有一坨红彤彤的东西，他指着那个东西告诉我，“手术不错，因为及时，病人的基本功能都保留了。这是切下来的组织，你看，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即使是恶性的，这个切的范围也足够了”。我看到那坨红彤彤的东西的尾端有一个2厘米左右的圆球状的突起，用手机拍了下来。我问他那是什么性质的，他说现在还没法判断，得送检，大概需要一周左右才能出结果。我有点失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安慰我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规整，不太像恶性的，顶多就是个间质瘤。

我平常是有名词记忆障碍的，经常记不住人名和名称，但是间质瘤这个名词好像钢印一样打进了我的脑子里。等到恍恍惚惚地谢过医生，走回等候区，回过神来，我开始疯狂地查阅什么是间质瘤。一个医生朋友在微信里看了我发的照片，也告诉我，在他这个年龄，比较差的结果是淋巴瘤，比较好的结果是间质瘤。查了一会儿，我怔怔地放下手机，眼泪慢慢流了出来。

一个好朋友听说了，要赶来医院，医院里是疫情中最危险的地方，我制止了他，但是内心实在感激。在这种时候，愿意来医院的，都是过命的交情。

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我再次被叫到手术区，发现老王不停地喊着“管轶是英雄”，还要从床上爬起来，医生护士都按不住他。后来好不容易把醉麻的他按住，护士问我“管轶”是谁，我笑了笑，“是个香港人”。

自从疫情爆发，老王每天关注消息，从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白左变成了愤怒中年。没想到，他愤怒中年的本色在麻醉中爆发了。事后，老王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我问他为什么要喊“管轶是英雄”，他一脸茫然，有吗，我没有喊过啊。

进了住院区后，才发现我出不去了。疫情当中，同仁住院区的管理是只能一个家人陪护，陪护人24小时不能离开院区。我仓促中没法安置家中的狗狗，焦急中一个邻居表示愿意帮忙，后来一直帮我照顾了十来天狗狗。没带换洗衣物，医院里也没提供陪护家属洗澡的地方，到第三天，实在忍不住请好朋友帮我送了一些个人物品过来，他只能隔着门递进来，连病人都看不了一眼。

医院对于到底要不要收病人显然也处于矛盾当中，每天病房的安排都在调整，刚开始是六人间住三个病人，后来改成两个，等我们快出院的时候，每个病房只能安排一个病人了。有一天，一个护工姐姐悄悄地问我们家的什么时候出院，我说可能还要几天，她好心地告诉我，一定要治好了再出去，不然再想进来就难了，现在不收病人了。

老王恢复得不错，手术第二天就努力撑着下床活动了，肠胃蠕动在第三天就开始恢复，第四天开始进流食，到了第八天早上，接到通知，下周一可以出院了。

要出院了，但是心里那个阴影还没有消除，那坨红彤彤的东西上的圆球球到底是个啥东西？老王没问，但是他要求看那张照片，我给他看了，他连那个圆球球都没注意到，只是没想到自己的肠子这么红。

我悄悄去护士站问送检结果，正好碰上做手术的刘大夫。年轻的刘大夫赶紧帮我查了一下，结果出来了。他好像吃了一惊，竟然只是脂肪瘤，他看了我一眼，这个年龄，很少见啊，那就没事了呀。他匆匆跑出去告诉他的主管大夫了。留下有点蒙圈的我，赶紧又一通猛查，哦，真的很幸运，就是个脂肪球球。

老王，真是人品爆棚了。

3.下半场

纽约成了疫情中心

3月中旬，黛安同学说，春假后，学校就上网课了。那时候我们才突然惊觉，纽约已经成了疫情中心。

哈佛最先通知关闭宿舍，黛安所在的纽约大学迟迟没有通知。同学们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不知道宿舍什么时候关。黛安没有住宿舍，她一直住在校外的公寓里，刚刚签了新一年的合约。

大部分美国同学春假就返乡了，没再回校，剩下的少数留学生还坚守在学校，等待学校的进一步安排。按照留学生签证的惯例，不在美国本土的话，只能保留5个月有效期，距离9月开学超过5个月，如果回国的话，新学年再想返校签证会有问题。

几天后，学校大概是跟移民局沟通过了，新的通知是，只要在读中，网课也可以算是在本土。

全家视频里商量了几次，觉得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签证，而是通航问题，如果没有正常通航，就算有签证返程也是问题。除此之外，最担心的还是路途上的风险，错过了直飞的可能后，转机可能需要30多个小时，密切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原地，做好防护，非必要不出门。为了避免合租中的风险，新签的公寓不再找室友了。

就在这个时候，网上突然集中出现了很多抹黑留学生的消息，其中包括一个女生想要矿泉水，隔离的地方不提供也不让快递送上来，结果消息被扭曲成这个女生坚持要喝依云矿泉水还大吵大闹。

很多消息明显是在带节奏。带节奏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留学生群体的处境确实越来越艰难了。他们曾经买空国外很多地区的防护物资支援武汉，这些积极行动不再有人惦念，倒是一个口号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广泛，“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已经决定留下来的黛安同学独自一人在纽约的公寓里，本来就非常痛苦，被这些消息弄得更加郁闷。

在这些抹黑中，境外输入相关的各项政策顺理成章的在逐渐缩紧：先是境外人士治疗新冠不免费了，然后是北京无法再直接入境了，入境点改在了天津太原等9个城市。最终，突然之间，一个消息在深夜传来，可进入中国的航班大幅削减，所有航空公司每家每周只保留一个航班。

那一瞬间，我明白，我们做了一个不可逆的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作为中国公民，我的孩子在疫情期间不管遇到什么都只能自己扛了，她失去了回家的权利。

虽然我们早就决定了留在原地，但是，当祖国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人出面解释、告白、通知就关上大门，不由让人心寒。

在过去的几天里，作为一个母亲，我每天都在自我批判中度过，有时候整夜无法入眠。一个念头告诉我，你春节后就应该去纽约，这样现在她起码不是一个人；另一个念头又打过来，那她爹生病了怎么办？按他的性格，再忍一天，估计就挂掉了。一个念头质问我，为什么不像别的母亲那样，让她赶紧回家，无论机票多贵多难买，也去设法搞一张？路上危险，抢防护服啊？！另一个念头又打过来，你连口罩都是闺女囤的，有抢机票抢防护服的能力吗？一个念头追问，上学有那么重要吗，大不了不上了呗？另一个念头又打过来，上学还是有点重要的……

这种自我批判伴随着剧烈的牙疼向我袭来。右侧的智齿外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牙、脸、头、颈都在用疼痛向我抗议。疼痛伴随失眠，整夜整夜。

在失眠三天后，我终于放过了自己。那天晚上不到八点，我就倒在了床上，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了，就这么着吧。睡了过去。一直睡到天亮。

我起身去园子里转了转，看到满园里桃花、玉兰、杏花都开了，真是没心没肺的美啊。

这些没心没肺的精灵，他们不需要等待疫情过去，不需要等待航路畅通，不需要等待签证，不需要等待学位，不需要等待户口……他们不怕麻烦谁，不需要谁的批准，只要愿意，就开了。

或许，只等一阵春风。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这个国度，没有哪个官员有义务以自己的行政信誉担保，开诚布公地请求你，支持危难中的祖国，留在原地。

亲爱的孩子，此刻，妈妈只能请你安然留在原地，就像纽约春风里的花树一样。

我们，终会相见。

原载于公号【开屏映画】

原标题为《亲爱的孩子，此刻，妈妈只能请你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