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免疫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问题在于如何安全实现

作者 | Nils Karlson, Charlotta Stern, Daniel B. Klein

来源 | 外交杂志

编译 | 文婉秋

瑞典没有宣布戒严或进入紧急状态，而是要求其公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社会疏远。瑞典当局实施了一些旨在平滑感染曲线的限制: 不允许超过50人的公共集会，不提供酒吧服务，在高中和大学进行远程学习，等等。但他们避开了严厉的管制、罚款和监管。瑞典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但是没有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改变得那么深刻。许多餐馆仍在营业，尽管它们被限制顾客容量；年幼的孩子们还在上学。与邻国挪威（以及一些亚洲国家）相比，瑞典没有引入定位追踪技术或应用程序，从而避免了对隐私和个人自主权的威胁。

疫情期间的瑞典街头

瑞典当局还没有正式宣布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当超过60%的人口感染了这种病毒时，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增强群体免疫力无疑是瑞典政府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让学校、餐馆和大多数企业继续营业的可能后果。瑞典公共卫生署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预计，斯德哥尔摩市最早可能在本月达到群体免疫。根据最新的行为假设（社会距离规范正在改变瑞典人的行为方式），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数学家汤姆·布里顿（Tom Britton）计算出，首都总人口40%的免疫力足以阻止病毒在那里的传播，这可能会在6月中旬发生。

瑞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经济正常，人均死亡率低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因此赢得了一些人的赞扬。但是，由于其人均死亡率超过了其他北欧五国，特别是未能保护老年人和移民人口，它也受到了其他地区的批评。根据特格内尔的数据，在瑞典，接受护理和老年人照料服务的人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人数的50%以上，部分原因是许多机构在实施基本保护措施方面行动缓慢，比如戴口罩。移民也遭受了不成比例的痛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平均收入较低，而且往往在服务行业工作，在那些行业想通过远程工作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瑞典当局辩称，事后看来，该国较高的死亡率似乎仍然相对较低。在许多国家，控制这种病毒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而且最终会有很大比例的人会被感染。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历第二波致命疫情时，瑞典将已经渡过最严重的时刻。

瑞典的应对模式并不完美，但它成功地提高了新冠严重并发症风险最低的人群，即年轻人和健康人的免疫力，同时感染曲线也趋于平缓。这个国家的重症监护病房并没有超负荷运转，医院的工作人员，尽管处于紧张状态，但至少不必兼顾额外的照顾儿童的责任，因为托儿所和低年级学校仍在运作。

瑞典的帐篷医院

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公开接受瑞典的方法，许多其他国家现在正试图效仿它的各种做法。丹麦和芬兰都为幼儿重新开放了学校。德国允许小商店重新开张。意大利将很快重新开放公园，法国计划允许一些不重要的企业重新开放，包括农贸市场和小博物馆，以及学校和托儿所。到目前为止，美国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绝对死亡人数是最高的，在川普总统的敦促下，几个州正在放松限制，他不顾对瑞典模式的抨击，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非常类似的模式。

各国有充分的理由开始放松限制。统计死亡、破产、裁员、自杀、心理健康问题、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损失以及其他不仅归咎于病毒而且归咎于与病毒斗争的措施的总人数将需要数年时间。然而，已经很明显的是，封锁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经合组织的估计表明，与新冠疫情有关的限制将使发达国家的经济每个月萎缩2%。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将在一年内萎缩25%以上。失业率正上升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水平，这引发了政治反弹，加剧了社会分化。

对于开发疫苗可能需要的时间来说，封锁是根本不可持续的。放松将减少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它也可以让人们建立一种免疫力，从长远来看，这种免疫力最终将成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好方式。关于这种疾病的许多情况仍然知之甚少，但是现在被封锁的国家很可能在未来面临新的、甚至更严重的疾病爆发。如果这些国家效仿瑞典的做法，实现群体免疫，那么新冠疫情的总成本将会降低，而且很可能会提前结束。

瑞典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它的某些方面可能不容易在其他地方复制。特别是，依靠官方建议和个人责任的模式可能不会超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指瑞典和挪威）。瑞典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有着高度的信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有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信任。瑞典人已准备好认真对待自愿性建议，而其他国家的公民可能不会这样做。

瑞典人通常也比其他许多国家的公民更健康，所以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了保护体弱者，额外的预防措施可能是必要的。取消限制的国家还应学习瑞典在老年人和移民问题上的失误: 在疗养院应立即提供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并应更加重视保护因年龄或体弱而面临更大风险的服务部门工作人员。但是重点必须放在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人们保持安全和远离危险，而不是把整个社会都封锁起来。

随着科学家们对这种病毒的了解越来越多，当局也在开发新的、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传染问题，例如，改变计算群体免疫力的参数，以考虑行为变化，这让全面封锁的理由变得越来越弱。即使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高危人群众多的地方，保护这些人的成本也远低于强迫所有人呆在家里的成本。实现通往群体免疫的目标，首先意味着保护弱势群体。瑞典通过艰难的方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那里的局势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

随着国家封锁带来的痛苦越来越难以忍受，各国意识到，控制（而不是战胜）这种新冠疫情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开始敞开大门。通过明智的社会疏远来避免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改进针对患者的治疗方法，以及更好地保护高危人群，可以帮助减少人员死亡。但归根结底，提高群体免疫力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防御病毒的办法，只要实现的过程中能保护弱势群体。不管瑞典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其他国家都开始看到它在趋势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尼尔斯·卡尔森（NILS KARLSON）是林雪平大学（Linköping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也是Ratio Institute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夏洛特·斯特恩（CHARLOTTA STERN）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与组织社会学教授，也是Ratio Institute的副首席执行官。

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B. KLEIN）是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学默卡图斯（Mercatus）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和 JIN 主席，Ratio Institute的副研究员。

全球疫情晚报参见今日推送第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