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昨日发文介绍了最近做的三项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展示出保守派媒体通过娱乐化的传播阴谋论，导致受众拒绝采取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公共卫生措施，从而引起这些地区疫情的恶化。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克里斯托弗·英格拉汉，原标题为《新研究揭示保守派媒体误导性信息如何加剧了疫情严重性》。

编译 | 新约客

编辑 | 新约客

新冠状病毒又开始在一些州激增。

美国的新冠疫情，呈现出与其他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专家们认为，我们对这场造成超过12万美国人死亡的大流行病的反应有很多原因，包括缺乏有凝聚力的联邦政策，在检测和追踪上的失误，以及，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文化。

而最近几周，有三个项目都在研究保守派媒体的混乱信息对加剧新冠状病毒严重程度的影响。在他们的报告中，都描绘了这个放大误导性信息、娱乐化传播阴谋论的媒体生态系统，阻拦了受众采取具体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

其中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初淡化疫情严重性的一位专家 —— 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 受众最广泛的地方，感染率和死亡率更高。

福克斯王牌主播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是川普总统的忠实拥护者，以及阴谋论热情的追随者。曾经推崇过奥巴马出生地阴谋论、希拉里·克林顿谋杀了塞思·里奇阴谋论，以及一直声称新冠病毒“深层政府”搞的“欺诈”（直到川普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后才改口），研究表明汉尼提节目收视率越高的地方，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也越高。（编者注）

发表了其中一项研究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误导性信息评论》（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主编艾琳·帕斯奎托（ Irene Pasquetto）说：“我们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和坚实的数据，显示消费极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内容与大流行开始时对病毒的低关注度密切相关。”

曾与CGTN主播刘欣在电视上辩论的美国女主播，福克斯的新闻主持人翠西·里根(Trish Regan)3月初在其电视节目中称“冠状病毒疫情是一场阴谋”，川普的批评者正在利用疫情引发恐慌，破坏经济稳定，损害川普总统的连任机会。3月下旬，福克斯商业频道解除了她的合同。（编者注）

误导性信息和阴谋论

4月，安能堡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 ）的凯瑟琳·霍尔·贾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的多洛雷斯·阿尔巴拉金（Dolores Albarracin）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接触的媒体如何影响到了他们对新冠状病毒的理解。

研究者对1008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电话调查，发现那些从主流印刷品和广播机构获得大部分信息的人，往往对流行病的严重性和他们的感染风险有一个准确的评估。但那些依赖福克斯新闻和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等保守派消息来源的人，更有可能相信阴谋论或毫无根据的谣言，比如认为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染，认为中国政府制造了这种病毒，认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夸大了这种流行病的威胁，“以破坏川普的总统任期”。

即使去除了受访者政治派别、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之后，依然如此。

作者指出了几个在保守派媒体中流传的错误信息的例子。例如，3月6日，福克斯医学撰稿人马克·西格尔（Marc Siegel）在汉尼提的热门晚间节目中表示，“应该将病毒与流感进行比较。即使在最坏、最坏、最坏的情况下，也只不过可能是流感。”

同样，在2月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出现在福克斯的 “周日早间期货 ”节目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暗示该病毒与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有关。

信错则行错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5月发布的一篇工作论文研究了这些不正确的信念是否会影响现实世界的行为。

作者使用来自数百万部手机的匿名位置数据，研究了在福克斯新闻较为受欢迎的特定邮政编码地区的社会疏远行为。截止到3月15日，他们发现，在一个邮政编码区内，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增加10%，就会使其居民符合公共卫生准则留在家中的倾向性降低约1.3个百分点。

考虑到研究期间总的待在家里的行为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个效应是“相当大的”，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安德烈·西蒙诺夫（Andrey Simonov）说。这与不同团队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确定的福克斯对投票行为的说服力效果相当。

西蒙诺夫说：“我们所衡量的这种影响可能是由福克斯新闻的长期信息驱动的，即主流媒体经常报道‘假新闻’并有政治议程，这可能导致降低对机构和专家的信任，包括在大流行的情况下对健康专家的信任。”

当然，这种行为的差异可能归因于福克斯观众的其他特征，如他们的年龄或政治意识形态。为了控制这些因素，作者使用了 “每个新闻频道在有线电视市场的相对位置的准随机分配 ”作为工具变量。

由于频道数量较少的电视台往往比频道数量较多的电视台收视率更高，而且这些频道的数量在电视市场上是以一种或多或少的随机方式分配的，因此作者能够衡量福克斯新闻的曝光率不是由个人口味驱动的，而是由频道阵容的差异驱动的。分析不是问 “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如何影响社交距离”，而是问 “频道位置低导致的福克斯新闻收视率如何影响社交距离”。

保守派媒体如何恶化疫情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另一份论文也发现，福克斯新闻的观众比其他媒体的观众更不可能遵守公共卫生准则。但他们的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两步:发现福克斯的观众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有些媒体名人的粉丝表现得与众不同。它还提供了证据，表明这些行为差异导致了新冠状病毒在某些地区的传播以及死亡率。

该研究特别关注了福克斯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汉尼提在早期如何讨论这一流行病的差异。

研究人员写道：“卡尔森从2月初开始就警告观众，新冠状病毒可能会构成严重威胁。而汉尼提先是在节目中忽略了这个话题，然后又否定了与病毒相关的风险，声称它还没有普通流感那样令人担忧，并坚持认为民主党人将其作为政治武器来攻击总统。”

为了量化这一说法，作者通过亚马逊的远程众包MTurk（Mechanical Turk）服务招募了一些人，对主持人讨论病毒的严肃性进行评分。结果表明，尤其是2月份，卡尔森的报道一致被认为明显比汉尼提或其他福克斯主持人的严肃。3月，色调开始趋于一致；到了月中，汉尼提、卡尔森和其他福克斯主持人讨论疫情的语气也差不多。

然后他们确定了汉尼提比卡尔森更受欢迎的媒体市场，以确定这种报道是否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像西蒙诺夫和他的同事一样，他们使用了一个工具变量来避开节目中两个受众固有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例如当地日落时间变化的情况，这可能会影响人们熬夜看 《汉尼提 》的可能性，《汉尼提 》通常比 《塔克·卡尔森今晚》播出的时间要晚。

然后，他们向55岁及以上的福克斯新闻观众进行了一项调查，以了解他们的行为在汉尼提的节目比卡尔森的节目更受欢迎的领域有什么不同。

他们发现汉尼提的收视率与流感相关行为的改变(如洗手和取消旅行计划)比其他福克斯新闻的观众晚四天，而卡尔森的收视率则与提前三天的行为改变有关。

鉴于个人行为在遏制冠状病毒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人们采取预防措施较慢的地方可能会爆发更严重的疫情，这是有道理的。这正是他们分析的最后一步所显示的。

作者写道:“我们的结果表明，《汉尼提》与《塔克·卡尔森今晚》的相对收视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3月14日新冠病例增加约32%，3月28日新冠死亡病例增加约23%有关。”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些差异在3月份之后就会消失，因为到那时，两位主持人的报道基本上趋同了。

福克斯的辩解

在一份提供给报道这些研究的新闻媒体的声明中，福克斯新闻发言人说：“正如这个时间表所证明的，汉尼提从早期就已经报道了新冠状病毒。这项‘研究’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报道，他在1月27日-2月26日的反复、具体的警告和关注，包括1月早些时候对福奇的采访。这是罔顾事实。”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莱昂纳多·伯斯汀（ Leonardo Bursztyn）回应说，他们的分析涵盖了整个福克斯截至三月底黄金时段的报道，包括汉尼提对福奇的采访。“我们的独立MTurk程序员阅读了1月底到3月底的每一份数据，所以根本不可能‘挑选’。”

华盛顿大学信息公众中心主任杰文·韦斯特(Jevin West)说:“如果结果成立，研究表明广播媒体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西蒙诺夫和伯斯汀的论文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同行评审程序。就像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明确地证明因果关系 —— 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导致人们改变了行为，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大流行病的传播 —— 超出了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

韦斯特说:“研究结果只是暗示了这一点，但不是决定性的。”“例如，对政府的长期不信任或现任政治领导人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

然而，这些研究采取了许多步骤——包括控制人口统计因素，使用工具变量来回避已知和未知的混杂因素，并对其他解释进行测试——来强化他们的主张。曾撰写过大量有关美国应对疫情文章的学者，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泽伊内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赞扬了伯斯汀的研究的严谨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看过这些研究的研究人员都被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安东尼·福勒(Anthony Fowler)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对其中一项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并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对另外两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他说:“我认为有很好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新闻媒体确实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些倾向会影响信念和行为。”

在哈佛大学编辑帕斯凯托看来，最近研究中所提出的证据平衡性还是很强的。“鉴于我们看到的所有数据，以及我们正在审查的所有研究，我们可以说，经验证据清楚地表明，这个社会群体（那些经常观看、阅读和关注极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人）往往不那么重视这种疾病，并推迟了他们自己对病毒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