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该内容被自由微信恢复。

文章于 2022年5月10日被检测为删除。

被用户删除

其他

他们的野餐，离我们很远 | 子夜@北纬49゜

Original ChineseInNY 纽约时间 2021-09-08

《纽约时间》出品

欢迎转载，请规范署名，添加公众号名片

专栏 | 子夜@北纬49゜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纽约时间》立场。

第 26 篇

他们的野餐，离我们很远

【提要】

厕所认真地挂着大锁，而边界完全不设防。国境大门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如厕所，这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但是，当年“泛欧野餐”策划人欧尔班，现在却重新树起了有刀片的铁丝网，祭出反移民大旗。这个世界可能会再一次很不一样了。

文：乡庐子夜

生活在北纬49゜的地方，脑子里总离不开“边界”的思考。疫情前最后一次远足去欧洲，选择了三个国家。去捷克，只看一个城市布拉格；去奥地利也是，只看维也纳。主要是不想太舟车劳顿，同时又可以“吃透”一个城市。但是，在匈牙利的路线清单中，加了一个极小的城市：索普隆（Sopron），一个只有五万多人的小城。在某种程度上，它比首都布达佩斯更令我好奇和冲动。

冲动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偶然发现。

应该是2016年，那年在温哥华筹备学术会议，来回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有一天见一张校园海报，是纪念索普隆林学院的学生流亡至加拿大，在UBC林学院学习和生活的感人事件。循迹寻去，就在林学院不远的草地上，有一棵极大的欧洲橡树，树荫已可遮天，树下有一块小小的纪念碑，说明这是UBC林学院和索普隆林学院两个院长共同栽种的，以纪念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流亡的林学院学生。上面有一段话：“一棵孤独的橡树，被剧烈的狂风暴雨闪电袭击，但我最后终于呼吸到自由新鲜空气”。

后来查阅地图和资料，才得知索普隆是匈牙利一个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城。这样一个迷你型小城市，竟然有一个林学院，当然令人好奇。但更值得惊讶的是，就此顺便知道，这个小小的的边境小城，三十年前曾经因为一次群体性的“野餐”，而引发了对边境的突破，大批从东德赶来的民众经过索普隆直接进入奥地利，再到达西德同家人团聚。这就是著名的“泛欧野餐”事件。

我本来就对边界、边境之类的概念感兴趣，总认为人世间最神秘的地理划分莫过于边界的存在。当年下乡，执意要从温暖的上海奔赴冰天雪地的黑河，就因为那是边境城市。就连每个月工资中有九元八角六分的“边境津贴”也是足以向人炫耀的。黑河对岸是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那条一分为二的黑龙江也是极神秘，经常站在江边看哪一点是主航道。边界始终是一种神圣的划分。后来，移民定居加拿大，住家临近美加边境，虽可随意出入，但边境的神秘始终没有消褪，我甚至设想了“边界美学”等课题，希望学者能同我一起探讨。也许有些无聊，响应者不多。

听说当年“泛欧野餐”的事发点，已经建成了一个国际公园，估计如同加美边境的“和平拱门公园”（Peace Arch Park），两国人民自由往来在公园里野餐或游玩。我给索普隆留了一天，地方不大，看一下边境，在那儿吃吃野餐，就足矣。前一天到达，次日离开直接去维也纳。为此，特地把所有索普隆的资料查阅了一遍，尤其找寻最靠近边境的酒店，希望最好能步行即可到达。结果，在网上找到有一家叫Piknik Hotel的酒店，这名称类似英文Picnic，好像就是适合“野餐”这个主题，心里还是有些兴奋，心想，至少不是只有我这么一两个人会关注那个地方。而且，这个酒店规定是不能抽烟的，也禁止同性朋友举行Party，有一种直觉，这个酒店如同匈牙利的民风，有保守的天主教传统，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

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火车，人比较多，但从布达佩斯到索普隆，明显人少多了，而且许多应该是中途下车的，有的也许是去索普隆换乘去维也纳的。一点也不夸张，火车静静地来了，一分钟也不差，火车静悄悄地走了。从布达佩斯开出后往西行，一路上风光以乡野牧园为主，愈来愈接近奥地利时，不断出现丘陵，但比较平坦，稍有起伏，总觉似曾相识，后来猛然想起，就是电影《音乐之声》里，那位女主人公带领孩子们在山岥上唱歌跳舞的景色。

但就是这样能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在历史上也充斥着生离死别的故事。《音乐之声》那美丽故事的最后，就是女主人公带领孩子们一家翻山越岭，冲破边境而外逃了。我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穿了哪国边境，因为非常奇特的是，小小的奥地利总共与八个国家相邻，除了匈牙利外，还有瑞士、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意大利、列支敦士登等。有这样一个说法，三个朋友去野餐，三角型餐桌，每人坐一角，实际上坐在了三个国家的领土上。为了边界，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也因此，边界有某种神圣，某种神秘。

当列车行驶一个小时候后，人愈来愈少了，我们知道，索普隆快到了。其实，这块地方长期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索普隆所在地区，跟奥地利的渊源比匈牙利其它地区更甚。1908年，奥匈帝国兼并波士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酿成波士尼亚危机，间接为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爆发埋下祸根，这次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1918年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而解体。1920年，因选边而站错队的匈牙利与协约国签定“特里阿农条约”，丧失了七成以上的领土和六成多的人口，但是，在随后举行的公投中，索普隆被归到匈牙利的版图。对于匈牙利来说，索普隆能成为自己的一员，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此后，索普隆渐渐形成自己特色的边陲文化和经济。像索普隆林学院就是当地一个重要文化单位。

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坦克也开到了索普隆，于是又出现了《音乐之声》中的一幕，林学院师生在院长 Dr. Kalman Roller 带领下，越过边界逃亡至奥地利。师生们起初认为，只要短暂停留待局势稳定后，即可重回索普隆完成学业。不料情况持续恶化，而奥地利又不是久留之地，这时许多国家伸出援手，其中加拿大 UBC提出，用最好的条件接纳索普隆林学院，维持匈牙利原有的教育体制及训练方式，为期五年，直至所有学生毕业。部份师生不愿远走他乡，最后只有十四位老师及二百余位学生踏上路程并最终在UBC完成学习计划。这件事是一段令人感动而又感叹的历史。加拿大和匈牙利一直以来都会纪念这件事。

在去索普隆之前，我就知道，在林学院里，竖立着一根来自UBC的原住民图腾木柱，上面雕刻着三文鱼、棕熊及老鹰，据介绍，柱前碑文记载着：“这根图腾木柱上所雕刻的三文鱼代表着生命的循环，三文鱼养育老鹰，也帮助棕熊过冬，三文鱼的生命跟我们迁徙的人生是何其相似。年幼的三文鱼必须待在淡水中两年，以备它们未来在海水中的生活；它们开始远离家园，朝向海洋后，就像我们在十八至二十岁时离开故乡，飘洋过海。大约五年后，三文鱼总会回到它生育的溪流。这些三文鱼象征着我们，从世界各处的咸海中回到我们的甜美故乡，领取我们珍贵的证书，认可我们毕业后的服务。”这话非常让人感动，那种三文鱼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这些地处边界的学者，始终持守自己精神上和文化上的领土，甚至带有三文鱼那种拼死回归的悲壮。我从加拿大来，在远方有一根来自加拿大原住民的图腾柱，理应去看一下的。

欧洲的火车有古老味，但没有传统的汽笛声，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索普隆。那是一个小城市，但火车站还是很宽敞的，而且人也较多，估计是转维也纳的，一下让人感到，这个城市与奥地利的联系多过匈牙利。我们先去买了明天前往维也纳的火车票，然后出门找出租车。刚出站门，就有人迎上来问要车吗？我把上有酒店地址的账单给他看，他似乎看了一会时间，然后说，上车吧。

因为城小，从车站出来，直接进入市中心，马上就看见早已从网上介绍的各种当地景点，司机也会一一说明，例如，那座巴洛克风格的防火塔，绿色洋葱顶和圆柱拱廊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有长条形广场中的三一圣柱，据说这是东欧第一座配有螺旋形圆柱的户外雕塑。有时可以见到断垣残壁的老城遗迹，但也许受网上介绍的影响，总感到有一种艺术的氛围在迅速袭来，因为这儿又是李斯特的故乡。我知道这儿还有一个塞切尼伯爵广场，不但有作家塞切尼伯爵的青铜雕像，而且还有一座主题是1956年匈牙利人民反抗苏联侵略的纪念碑。

不知怎么，由于兴奋，多了一些嘴，同司机聊起来，谈起与奥地利的边境，以及那个“泛欧野餐”的公园。司机盯着我眼睛看了一下：你们想去那个公园？我说是的。这本来就是这趟行程的目的。司机不言语，继续开车，但我发现车外房屋越来越少，好像是在郊外了，马上感到情况有异，于是拿出那张有酒店订单的地址，问：离这个酒店还有多远，他却反问我，你们不是要去边境公园吗？我立即声明，我们会先到酒店再另去边境公园的。司机悻悻地立即调转车头，向另一方向开去。此时有些后悔，有时多说一句话，都会借口语言误读而被“宰”。

一直开到城市的尽头，拐进一条小路，车停在一户民家大院门外，司机说“到了”。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酒店，是所谓Piknik Hotel吗？司机让我自己核对地址，确实无误。我想，这应该是一家民宿旅馆了。客气地向司机道谢，他说车费是二十欧元，然后问明天是否还要来接？心想，这地方荒野，我又不太懂用电话叫出租车，于是请他明早八点来接。

这家是一个大户，院子很大，庭院很深，按了门铃，铁门自动打开，先是一双小狗兴奋地冲了出来，让我们有些惊慌，但它到了一条白石线便停下蹲在那儿，傻傻地看着我们。一位少女走出来，说她一直在等我们，并领我们到了预订的房间。我说，先办入住登记吧，她说，她妈妈（老板）外出不在，要下午才能回来。于是，我向她打听边界公园，也就是那个发生“泛欧野餐”事件的地方，是否就在附近？她说，就在附近，开车可能要七八分钟，她妈妈下午回来，可以开车带我们去看。

有人开车带着去，当然是好事。但她妈妈下午几点回来并不清楚，而我们只有这半天时间，实在不敢浪费时间。于是，问少女要地图，她直指，就是门前那条路走到头就是。于是，我决心步行一趟，因为心里计算了一下，七八分钟的车程应该是在十公里左右，这点路我们应该能走得了。

问题在于，这地方偏僻，远离市场，几乎无法购买野餐食品。我们从行李中找出剩下的一些零食，无非是些饼干、巧克力和花生米之类，然后满满地煮开水泡了两瓶热茶，一人一个背包就出发了。

那条小狗又兴奋地追来，跟随我们，但一到那条白线，它又蹲下来，非常守纪律的一个畜生！想想，也许边界之地，连狗都熏染了“边界文化”。出了大门，我们右转上路，心想，十公里左右的路，应该不会太难走的。

路是不难走的，一条正规的公路。过了一个小街口，再往前就没有民舍了，公路旁除了橡树，全是野草，没有一点人烟的迹象。唯一有人气的，是从身旁偶尔飞驶而过的汽车，只是，轰轰地过来，又轰轰地消失，留下少许烟尘。

天气并不热，甚至有些阴云，这是行路人最喜欢的。而且，这是古老奥匈帝国的农业文明的遗风所在，一块块精耕细作的农田，大部分应该是小麦或玉米地，有些都已经收割完毕。远处有微微隐约的山影，近处全是整体平缓的坡地，有时会见到散放的悠然牛马，是典型的中欧田园风光。只是，没见到湖，也没有河，否则就是“湖光山色”的完美了。

然而，即使景色再优美，我们的目的地是边境公园。走了半个多小时，这儿还是地势广阔，公路直直地往前伸展过去，一眼望去，也应该目及十几公里吧，竟然没有一点踪影。心里有些慌了，身旁经过的车也不多，又无人家可问询。妻子本身就有高血压，担心这样走下去她会有没信心。远远地来了一部车，招手，停下，把去边境公园的地图给他看，他说就是这条路，前面就是。我问大概还要走多长时间，他说半个小时吧。我只能谢谢，没有提到搭顺风车，他也没有邀请上车，可能都没想到这一点。

啊，他们的野餐，离我们很遥远——突然感到这事儿不太好玩。事至如今，我们心里有些后怕，毕竟这里是异国乡野，地处偏僻，人生地不熟，那坡那树那草固然带来电影中田园风光的体验，但安全的牵挂始终在心底里沉浮着。妻子走得有些累了，于是，她找了一根树枝，作为拐杖，在昔日奥匈帝国的土地上，像出洋相一样走着。

终于，空旷的远处有了东西，再走一段，知道那儿有建筑物，于是，似乎有了信心。慢慢地，远远看见一幢房屋的外墙，有黑底白字四个巨大阿拉伯数字：1989。是的，就是那儿！泛欧野餐事件就发生在那一年。路途再远是不怕的，只要有东西在前方等着，就是动力。我们似乎又领略了这最简单的道理。

再往前走，远远看见有岗哨模样的建筑，继续前走，就看见了岗亭上方飘着两面国旗，应该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旗帜。渐渐地走进了，一块牌子竖在那儿，上面是欧盟的标记，以及停车检查的警示牌。但是并没有Boarde（边界）等指示。一位岗警站在那儿，我问他过了这儿是不是奥地利了。他笑笑说是，全然没有边界卫士般的威武和严肃，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他是属于奥地利还是匈牙利的海关警察。来往车辆并不多，偶尔来一辆车，岗警只是探头往车里问了几句，就挥手放行了，有的甚至连问也不问就挥手放行。

奥匈边界海关

就在旁边，我们发现有一扇门，奇特地孤零零耸立着，仔细看说明，原来是一位艺术家制作的纪念作品，名为“开放的门”。而从旁边延伸过去的边界线，有一些围篱，据说是仿当年木制围篱而摆设的，但上面挂了许多游客留下的爱心锁。顺着这最靠近边界的小土路，我们转进了那个公园。最引人注目的是，空旷旷的公园里，整齐摆设了无数张的野餐桌，尽管日晒雨淋，但都很结实，也非常干净，看来平时是一直在维修的。

纪念公园的野餐桌

野餐桌，就是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的记忆符号。

这个公园面积很大，以肉眼观察，起码占地好几十公顷。从旁边一排图文说明中，这个公园全名是“泛欧野餐纪念公园”（Pan-European Picnic Memorial Park），也是属于“欧洲遗产标签”计划（European Heritage Label）中的一部分。由欧盟建立的“欧洲遗产标签”的目标是“增强欧洲公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欧洲联盟的归属感”。而泛欧野餐纪念公园是匈牙利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地点，因为“纪念公园代表了1989年后无边界和统一的欧洲”。

三十年前，因为所谓的“野餐”引起欧洲巨大变革，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事实上，“野餐”在欧洲是一项流传相当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中世纪欧洲国家的贵族热衷狩猎，而狩猎之后为了就地消化猎物，就开启了最早的野餐，所以野餐最初是作为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流传下来，后来慢慢成为一种时尚。同时，由于过去社会风气保守，男女交往机会不多，而野餐却创造了一种客观条件，使男女有更多接触机会，形成了后来欧式社交文化。非常吊诡的是，“野餐”早在历史上就曾引起欧洲一些政治事件。恰恰在整整二百年前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市民喊出的口号就是“我们去皇家公园野餐”，彻底消除了野餐只是上层贵族才能享受的传统。从巴黎市民开始，整个欧洲的民众都渐渐把野餐作为一种喜爱的生活方式。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时代空气严重污染，引发伦敦市民不满，当局为了安抚民心，不但开放王室花园，而且新建了许多公园，那些地方都可以野餐，终致形成野餐风气。我们在移民加拿大之后，发现邻居和朋友动辄烧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从欧洲文化传来的。

当然，无论什么事件，都没有像三十年前，发生在索普隆这次“泛欧野餐”事件所带来的那么深刻又充满传奇色彩。此刻，我们站在一大排铁丝网前，那些铁丝网排列的很整齐，很干净，写着说明，这些全是后来复制的。当年所有的一切，以“泛欧野餐”名义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冲破铁丝网。

重新复制的铁丝网

这个事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境，但当年大量穿过铁丝网的，并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并不接壤的东德人。镜头回到三十年前，当时的东欧国家，政治僵化，经济衰退，而中国早在此前十年就走上了改革开放，迫使东欧国家从中得到启发。那时，象征旧时代的铁丝网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当年六月，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位外长，作为一种改革宣示，在这儿的边境象征性地将铁丝网剪了个大窟窿。于是，当时有一个推动欧洲统一的组织，发起了这场著名的“泛欧野餐”运动，计划宣告八月十九日当天，在边境奥地利一侧的圣玛格利特市举办野餐演讲会，而匈牙利政府同意在当天开放三个小时的边境，允许人们自由出入。这个信号实际上是传递给东德居民的，当时东德民众赴匈牙利旅行还是相对容易的，所以，他们只要一进入奥地利，就非常容易通过奥德边界进入西德。

结果，大批东德人或奔走相告，或口耳相传，那几天小小的索普隆，就挤满了从东德来的人群。这些人完全不象是仅仅出席“野餐”演讲会的，有的人轻车简从，有的则拖家带口，大包小包，几乎是全家的行装。八月十九日下午三点还不到，索普隆的边境上就挤满了东德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当时东德人许多是有车的），直接拖家带口走向边境的铁丝网。三点正，还没等边境警察完全移开边界的水泥拦柱，人潮就一拥而上，先把边境上的铁丝网冲开了口子，然后轻易地拖倒在地，潮流般地涌入奥地利一侧。在匈牙利这一侧，则留下了许多小汽车，有的车上还有行李，但似乎人们都已放弃了。他们既是为了能得到自由，也是为了经过奥地利去西德同家人和同胞团聚，总之，只是为了一种新的生活。

其实，当时从奥匈边境冲过去“野餐”的人并不多，只有六七百人，更多的人则在离索普隆较远的地方观望。他们并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心中依然半信半疑，因为在过去的岁月，许多人惨死在边境线上。但是，这一次，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铁丝网，没有黑洞洞的枪口，连警犬也没有。岗警是有的，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眼皮垂下故意放行。据后来的资料披露，当时奥地利圣玛格利特市的市长一看见涌进来这么多“非法入境者”，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抓起电话给当地所有的饭店、旅馆打电话，交代他们接待客人，由市长买单，同时他立即通知维也纳的西德使馆，预告将有大批“贵国同胞”会来到申请前往西德证件。

就在这些日子里，整个东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改革浪潮席卷而来，到了这年九月，匈牙利彻底向东德人以及东欧各国人民开放边境。这是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第一次开放边境，标志了铁幕崩溃的开始。在边境开放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共有超过七万东欧人通过匈牙利顺利抵达西德等国家。

在这个纪念公园里，我们见到一座巨大的白石雕像群，上面刻划的全是那一天东德人冲破铁丝网的形象。上面有父亲背着儿子的，有扶老携幼的，有学生，也有手里拎着简易行李箱的学者，等等，几乎让人真实地感到一个历史巨变的时刻。“泛欧野餐”整整比柏林墙倒塌早了半年多，是冷战结束的最早一线光茫。

泛欧野餐事件纪念碑

偌大的公园，几乎没有什么人，可能这儿地方偏僻，又不是交通要道，平时来往的人不会太多。有几位游客在信息栏牌前徘徊，低头认真看着那过去的故事，他们的年岁都比较大。整个公园见不到年轻人。

长排野餐桌旁有一个亭子，里面一口巨大的铜钟，版子上写着是“和平钟”。是的，当人类把边界、边境都超越了，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是和平的？当我们站在这个公园的时刻，除了英国正在“脱欧”外，欧洲大陆几乎还是整体的。这儿的铁丝网都是一种历史展览，那扇门也是艺术品，边界的大门同三十年前比起来，已经是彻底敝开了。非常可笑的是，我们走了那么时间的路，在公园又呆了这么长的路，想上一下厕所，偏及公园也没有，发现在边界岗亭旁有一个厕所，色彩很漂亮的，于是想用一下。但是，上面一把大铁锁牢牢地封死。抬眼向那站岗的警察望去，他笑笑，但摇摇头，有些坚决的神色，好像打开厕所门的是不容商量的。是的，在这样一个地方，连厕所都还要认认真真地挂上大锁，那么，当边界完全不设防，这个总是一种文明的伟大进步吧。国境大门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如厕所大门。我们脚下这个地方，因着三十年前的“野餐”而彻底改变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个历史现象，总是了不起的。我们千里迢迢从加拿大来到东欧，来到匈牙利，来到索普隆，然后像探险地沿异国边陲公路一步一步来到这个公园，直到这时才感到学习或明白了一些东西了。

和平钟

那个“野餐”是三十年前的，那个“野餐”是“别人”的，非常遥远，不是我们的。但是，既然为了“野餐”来到这里，面前又有无数的野餐桌，无论如何是也要“野餐”一下的。把背包里所有的食品都拿出来，没有一样是野餐食品，但聊胜于无，也只能如此了。天空阴暗，甚至有些微微细雨珠，但看去还不至于下大雨。有些清冷，但几口热茶喝下去，却也感到爽口和心暖，就着饼干、花生米和巧克力，顿感美味无比。

兴致所起，我在草地上把我们的背包摆上，茶壶，水瓶，食品袋等杂物也摆上，照了一张空镜头的照片，很想起个题目，就叫着“他们的野餐”。照片拍完后，想起二十四小时前的多脑河之畔，又把自己鞋子脱下，摆上。因为，毕竟这里所有发生的一切，离我们是遥远的，甚至是偏僻的。

我们的野餐离他们很远

远远的，出现了几个身影，好像是官员的模样，手里拿着图纸，在那儿商量比划，估计是政府和工程部门的。因为从介绍中得知，现在这个公园是一期工程，他们正在进行二期准备工作，在二期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建一条“时间走廊”，用以标志着铁幕和突破的时刻。后来听说，就在我们离开不多久，这个“时间走廊”就完成了。

吃了，喝了，精神和体力恢复了，而且想看的都看到了，准备离开这儿之前再围着转了一圈，发现有一条小径直通深幽林处，于是好奇往里走去。原来，那里掩饰着一座了望台的废墟，周围全给草丛和灌木丛掩盖。这就是当年冷战时期遍布边界的标志性建筑，现在它只是无声无息地任风吹雨打，作为曾经有过的一个时代的见证。

天上的阴云已散去，薄薄的阳光洒下来，时近黄昏，不冷不热。由于熟悉来路，回程已全然没有来时的紧张和不安，虽然路长，心情既好，慢悠悠走也正惬意。但这个时候，好像迎面而来开向奥利地的车子多了一些，心里在想，也许不少人每天就这样跨境上班，索普隆的人与奥地利的连结确实多于匈牙利。这世界本来就不应有这么多边界的。

夕阳之下，那空旷的收割过的土地，显示出欧洲农业文明的齐整和成熟，尤其所隐含的井然秩序。空地上有一坨坨巨大的草梱，结扎的紧紧实实，切割得整整齐齐，那真是一种农业的美丽。公路旁有许多不知名的树，树上结了密密麻麻小小的莓果，紫黑紫黑的，妻子忍不住一路摘下去，少了跋涉的抱怨。

那条小狗照例冲出来迎接我们，女主人也回来了。她的女儿已外出了，本来我想跟她核对一这路程的真实情况，几分钟的车程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但想想也罢。以前在东北兵团，整个一天走山路，也是小看那十几公里的路为“几分钟”的。相同国情的国家，有时在数字方面的观念也会很相同呢。

女主人问了我们过来的情况，我说是搭出租车来的，二十欧元。她说这是很贵的，然后说她明天可以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我非常高兴，但告诉她已约好出租车明天来接送。她马上要了电话，给司机打电话说取消了。我问，你送我们要收多少钱，她说不收钱，我忙说谢谢还问为什么，她说，“这是我的business”。这话在我脑子里留下很深印象，于她，却是很简单的一个表述。

这个院子很大，还有其他旅客，住在旁边的小屋里。我们坐在自己房门前，喝茶，吃东西，仔细地打量院子，发现院子中间有一个砖头砌的炉子，还带有一个小小的烟囱，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固定的烧烤炉，家庭野餐用的！这倒令我很新奇，在加拿大居家烧烤也好，外出野餐也好，都是一种从商店买来的金属铁炉，或用煤气，或用木碳，但很少发现有人在家里砌一个砖石的烧烤炉，也很纳闷加拿大人为什么没有这种创意呢？但转而一想，匈牙利人能利用野餐而一举改变欧洲的历史，这小小的烤炉创意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想找一下这个事件的创意人。从随身带的平板计算机进行搜索，发现“泛欧野餐”发起人是一群学生活跃人士，其中一个名叫欧尔班（Viktor Orban）的，是其中灵魂人物。这个欧尔班就是昨天在布达佩斯自由广场抗议人士中直接点名的那人。而再一查，这个欧尔班是近年在匈牙利崛起的政治明星，去年刚在大选中连任总理。欧尔班是1963年出生的人，年轻时曾接受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办的基金会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他不但参与策划了“泛欧野餐”事件，而且在此前的为纳吉安葬仪式上发表演讲，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这个年轻人发自肺腑、充满勇气的发言在匈牙利民众中引发强烈共鸣，也因此促成他从事政治活动。

于是，世界上少了一个有可能的大学者，多了一个变化不定的政治新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时极力推动公平和自由的学运领袖，踏上政坛后，为了适应整个欧洲日趋浓厚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一步一步向右转移。就在我们去索普隆之前，他刚去美国见了川普总统，两人一起表达了反移民情绪，媒体认为欧尔班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川普崇拜者之一。当时，欧盟正在经历选举，选举结果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势不可挡。有些评论直接指出，在欧尔班的带领下，匈牙利正在走一条与三十年前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愈来愈像一个高度控制的国家，就像它的前宗主国苏联一样，而欧尔班就像一个学生领袖一样，成为反对欧盟统一的急前锋。他的政党，他的盟友，都视索罗斯的“公开”文化为敌，作为所有政治活动中的打击对象。

讽刺的是，索罗斯恰恰就是当年资助欧尔班学业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变化让人唏嘘。白天刚从“泛欧野餐”纪念公园回来，现在却在平板计算机上的新闻发现这样一条消息，欧尔班已经祭出反移民的大旗，在一些边界上已经树起了有刀片的铁丝网。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一波反移民潮中，匈牙利和奥地利是携手一起做的，奥地利在不久前的大选中也是急遽地向右转，带有新纳粹色彩的自由党（FPO）首度入阁。当英国脱欧成功后，一个所谓的“新欧洲”，其要取代的就是欧尔班和他的学生盟友三十年前致力开放和进步的“旧欧洲”。于是，可以想见，当年积极推动“泛欧野餐”的欧尔班也许从此走上不归路。以“泛欧野餐”推动欧洲变化的这个学生领袖，也许以后会用另一截然相反的方法推动让人瞩目的变化——这就是那天晚上我所想到的。

这个民宿人不多，很安静，附近也没有什么商店或景点，所以我们早早休息。半夜去洗手间时，从窗户往外看，不远的公路上时时有汽车的灯光闪闪而过，看来，边界在夜里也是开放的。在短促的半天时间里，我们踏上一条生疏的道路去找寻“泛欧野餐”的原爆点，现在心愿了却了，但总是有一丝感觉，那个野餐，离我们很远，很远，不但于我们这些异国远乡的人来说，而且就时空的经历来说，都是很遥远的。就像我所拍下的那张照片，没有人，只有草地上的零食和行李包，是一种空前的孤独感，以及无奈的遥远。

那次没有时间去看三文鱼图腾是一个遗憾。回来之后，总想趁记忆犹新时写下索普隆之行，无奈因杂忙拖到现在。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大家隔离在家，几乎很少外出，于是有时间回忆和写作这篇稿件。疫情中最令人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有什么发生了变化，多了一些新名词，例如，隔离，脱钩，封关，关闭，这些概念完全同这篇文章是两个方向。就在最初的疫情开始时，从新闻中多次看到了欧尔班的名字，他在疫情中关闭国会，关闭选举，通过特别方案宣布紧急状态，而且是无时间限制的，等于赋予了自己绝对的权力。媒体批评这将为政客攫取权力大开后门，并预测匈牙利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还要长期承受它的恶果。

看来，当时我们感到“泛欧野餐”离我们很遥远，那么，总有一天，这项活动的策划者欧尔班，他自己也会愈来愈感觉到，“泛欧野餐”离他也会愈来愈遥远。这个世界可能会再一次很不一样了。

子夜@北纬49゜往期文章：

2：“掌掴国度“的美学观察（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