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基因

记住，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一切生命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生存毁灭，都只是基因自己的预设表达。有一次史公教授对我们说。

FBI和联合国特别伦理委员会的人在我的躺椅上找到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史教授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记得当时是清华4字班[1]的毕业聚餐，生科院照例在澜园摆了八桌。我们蛋白质基因实验室最后很多人都喝多了，尤其是即将要毕业的几个师兄师姐。他们不少都去找了大药厂的工作，所以怕史公教授骂他们。史公教授没有，但我注意到，他和几个继续去做研究读博的师兄师姐喝得更多。

我也喝多了，像个傻瓜一样拼命要和刘强师兄拼酒，很快就吐晕了，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了那句话。我抬起头，看到刘强师兄正哭着举着酒杯一饮而尽。他是山东人，很帅，组里第二聪明的家伙。冯灿趴在史公教授肩上，就在这时史教授说了这句话。

“为了真理不顾一切。迷失的时候，听从你内心的声音，那就是基因的声音。”然后他用英文说。史公教授的眼睛当时已经喝到浑浊，冯灿师姐脸红得像双硫仑反应，这个画面我一直记得。不过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史教授当时的话。

“罗教授，罗江教授！……”一个秃头胖子站在在我眼前，嘴唇一张一合，斯奈德医生被人架着，丽莎护士好像在尖叫。上次那个采访我的《时代周刊》的记者被拦在门口，闪光灯拼命闪烁着。我感觉自己又躺回到了病床上，一切模糊得缓慢得像发生在巨大粘稠的细胞培养皿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的意识里只是在想，到底史教授是不是真的说了这句话，或者真正有意义的是，是对谁说的？

我的躺椅在哪里？

当时冯灿和刘强已经领证了。后来他们走得匆忙，说好请全实验室的婚宴也办得很仓促。正好史公教授那天有会议也不在，于是之前的那次澜园散伙饭反而更像是两个人的婚宴。也许这多少预示了那场婚姻的结局。

我两年后毕业，师兄们说生物基础研究限制太多，就业也不景气，于是很多同学都转了专业。我没有，我申请的都是波士顿的学校。耶鲁拒了我，但我还是侥幸申请到了哈佛药理系的半奖。其实斯坦福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给我了全奖，但我还是去了波士顿。我觉得我听到了心里的声音。

我还记得那个2020年波士顿的夏天，哈佛校园里空空荡荡，哈佛先生的左脚闪着刺眼的金光。“今年美东热得反常，所以尿味也有点冲，哈哈。”冯灿给我和另外两个师弟介绍着这个著名塑像的各种轶事，完了这么说。[2]她的语音很快活，眼神依旧是那么直接，充满支配感，而又让人难以置信地单纯。那种只有真正的天才才有的单纯目光。不在做实验的时候，在熟人跟前，她几乎是每句话都要开个玩笑的人。

我使劲笑着点头，我其实什么都没闻到，我只觉得自己在那双目光下热得要烧起来。

那时是他们离婚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分居可能更久了。后来刘强师兄很快和那个斯洛文尼亚女孩去了休斯顿一个药厂，然后又去了英国，后来就死在那里。死前几个月他给我发过一个邮件，说他生了病，但没说什么病，又讲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最后他提到了冯灿，然后祝我好运。看完我就把邮件删了，没有告诉冯灿。那时正好是我和冯灿快要结婚的时候。

我从第一年就拼命做RA[3]，第四年终于转到耶鲁冯灿所在的细胞蛋白质实验室。实验室的米伟教授对我很好，后来他告诉我是冯灿的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冯灿那个时候已经发了两篇Nature，第二篇就是那一篇。关于采用猪作为样本，使用某种失去毒性的寨卡病毒作为载体，可以将某些编译过的猪DNA信息逆转录到非猪动物受体基因的论文。这篇论文从理论上证明，有可能存在一种方法，比如利用某个特殊基因，彻底突破物种间基因的界限。“最终，人类将能直接听到基因的声音！”史公教授在论文推荐语上激动地说。那篇论文也是当期《自然》杂志的封面文章。

冯灿最终也接受了我，我们在第二年迅速结了婚。交换誓词的时候我哭了，“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我哭着重复，死死拉着她的手。基因将我和冯灿都表达成了内向的人，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对彼此说我爱你。

我们很快有了第一个儿子罗莫同。我们的房子在靠近康尼狄格的乡下，前廊有一架舒服的双人沙发，我会在那里等冯灿下班。夕阳会在我们右面靠近佩兹曼家的方向落下，如果不太晚，我们还会一起喝一杯，聊聊各自的工作，系里的八卦。有时候还会聊到冯灿一直盼望的热带假期，虽然因为研究太忙，我们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冯灿是我的初恋，后来我发现她并不完美，尤其是作为妻子。但那仍然是我人生中最接近幸福的五年。

后来史公教授来纽约开会，我们开车去看他。当时冯灿正刚刚第二次怀孕，四个月，而我当晚要开车回去，也没有喝酒。

在法拉盛唐人街的老四川饭馆里，史教授心情并不好。他叫了一瓶茅台，自己喝了很多。他几年前从清华离开了，据说走得很不愉快。现在他在世卫组织在中国的联络处做一个闲职，那次是来参加一个伦理委员会的政策通气会，关于基因研究的伦理守则。

“基因科学和其他科学研究都不一样，基因科学家们现在最大的困难，不在于突破科学本身的边界，而在于突破人类自己为自己限定的边界。”

“现在全世界搞基因研究的人都在戴着锁链跳舞。现有的伦理守则[4]还是CIOMS[5]2002年搞的，那时候CRISPR-Cas9[6]还没有，人们还用TALEN，效率低得要死。讨论的伦理也基本还都是实验者关怀，知情权这类。守则里没多少涉及基因工程伦理，但现在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几乎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因为“从人种，教育，宗教，到社会，财富，文化，人类社会现有的差异性已经越来越难以弥合，更何况可能将人类差异性进一步外扩的基因伦理了。”所以几乎所有涉及人类基因编辑，尤其是跨物种、跨代际的人类胚胎基因研究，一直都是禁区。

物种基因筛查正好也是我当时研究涉及的方向，当时我刚发表了一篇广受好评的、关于人类和猪多种内分泌激素基因相似程度的论文。当然，冯灿帮了我很多忙。由于OHRP[7]各种苛刻限制，我们想做的很多人类基因对比实验都得不到批准，于是就问史教授，后续伦理审查标准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在这边不行，我们真的只能去坦桑尼亚了哈哈。不是总有人说那边有一个秘密人类基因研究基地吗，由几个反政府组织保护的，保安都牵着猎豹，哈哈哈。”我开玩笑说，冯灿也笑。

“你们应该去。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史教授突然说。我吓了一跳，我觉得他好像并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当然是开玩笑的，史教授。那里人都是疯子，而且都是身败名裂的家伙……”冯灿在桌子下抓住我的手，我住了口。

“哈哈哈，我当然也是开玩笑。”史公教授终于笑了，他给自己酒杯倒满，然后再一口喝完。然后他突然大声哭了起来，他看着冯灿的眼睛已经被酒精浸泡成浑浊，就像十四年前那个晚上。

“别听我的，我醉了，你别走那么远。那个秘密并不值得。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隔壁桌站起来结账，饭店老板担忧地看着我们。我觉得史教授彻底醉了，要么就是疯了。终于他平静了下来，把眼泪鼻涕使劲抹在袖子上。他呆呆地看了一眼我们，又看回手里的酒杯，杯子是空的，就像他的眼神。

话题随后转移到我们。他问冯灿那篇论文的后续，但因为她带儿子很忙，现在孕期反应也很厉害，后续其实一直没有进展。“拓展到人类基因的实验申请前年就修改好，并第四次提交了，但OHRP一直没有回复。”冯灿抱歉地说，“而且现在我要帮着罗江整理他的实验数据，罗江可能很快要评终身教职了。”史教授听了没再多问什么，他默默喝完了剩下的酒，我记得是我买的单。

回波士顿的路上，我因为冯灿忘了准备过路费的硬币而发了脾气。冯灿也发了火，又让我解释微信里那个叫刘雯的女孩，后来还把给女儿刚买的准备挂在摇篮顶上的毛绒玩具从窗口扔了出去。其实我知道自己发火真正的原因，冯灿也肯定知道。一整晚，史教授一句也没有问过我的研究。

回去我把自己锁在阁楼，把自己的论文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冯灿最后那篇Nature，虽然五年里我差不多已经都能背下来。然后我把自己的论文撕得粉碎。

冯灿那篇论文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闪烁着人类所能拥有的最杰出的智慧，相比之下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垃圾，我早知道了。我喝光了冰箱里的啤酒，在门廊的躺椅上睡了一夜，那是我们曾经一起坐着聊天的地方。我祈求再听到心里的声音，但酒精一直在体液里疯狂扭打，基因碎成片段，飞溅成无数纠缠的碎片。没有声音，只有血管蠕动，闪光灯闪烁，掌声和公猪微笑的脸，阳光下的尿骚味儿。刘雯。

终于快到黎明的时候，恍惚间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但却是来自后门外，窸窸窣窣的碰撞声。我告诉自己又是那几只浣熊搞翻了垃圾桶，就继续睡了过去。早晨起来发现冯灿已经去了实验室，应该昨晚就去了。小莫同正在和姥爷吵架，闹着要妈妈。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晚上，房子里的确有人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声音，但不是我。

两周之后，史公教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和冯灿。邮件很长，他先讲了上次华盛顿的会议，结果一如所料，我其实在网上已经看到了。

他还回忆了很多学校的事，之前有印象的学生，有意思的项目，很多是在我和冯灿之前的故事。邮件的最后他说上次他真的喝醉了，说了很多疯狂的东西，请让我们别介意。

“道德伦理都是自欺欺人，它和真理无关，但却是社会动物们的生存守则。基因的真理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真的，解开它很容易。但并不值得。”

“别在意这个老头子说什么，你们值得享受自己的人生。”最后他说。

可惜史公教授又错了。那个晚上也是我们分居的开始，最少在离婚申请上我是这么写的。那个申请在我抽屉里锁了两年，我一直以为没人看到，直到收到冯灿的那封电子邮件。

后来冯灿经常呆在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流产了，医生告诉我是意外自然流产，“可能是过度操劳，和精神紧张造成的”。我选择了相信，但从来不知道自己能真正相信什么。冯灿的实验室是做药物药理研究的，如果她想怎么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人能知道真相，除了她自己。

失去女儿让我痛苦得要死。我生了一场大病，发烧。病后的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刘雯打了电话，她本来只是个来套磁，想转到我们系的一个学生，一直很尊敬我，叫我罗师兄。我们见了面，很快上了床。这也许或多或少也是女权主义的一个进步。性本身的乐趣已经是足够好的上床的理由，只要对方不是什么特别让人讨厌的家伙。

我和刘雯见了几次，除了快乐之外，我还找回了某种类似尊严的东西。后来她拿到了斯坦福的Offer，就去了加州，并很快有了男朋友。我一度还以为自己爱上了她，后来才意识到，这只是雄性对雌性肉体的迷恋。只是一个单纯的、本能的基因表达。

这给了我勇气开启了那扇门。所有生命的已知意义都是尽可能地传播基因，我告诉自己。史公教授说得对，道德伦理都是自欺欺人。追逐财富和性，才是印在基因上的本能。尊重本能是生命科学的第一步，这没什么不对的。听从内心的声音，听从基因的声音。

我一直把这个秘密处理得很好，很快我就有了第二个女孩，第三个，直到遇到程君。她刚从成都来波士顿，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做客座小提琴。她老公是个著名的雕塑家，她告诉我他们很相爱。我只是她在这一年里的小刺激，这非常好，她对于我也是。

程君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女孩，但她会煮很难吃的面，会托着脸假装听我说讲我的研究，有时候还会拉《爱之忧伤》给我听。她给了我更多，很多是冯灿从没给我的东西。我们的关系从床上拖到了床下，逐渐拖得失掉了警惕。有一天有人看到我们一起从她公寓出来，并告诉了冯灿。当时还有两个月就是我们结婚六周年，我们已经提前订好了去古巴的机票。

我们又大吵了一架，我没有承认，只承认是朋友，“只是可能的确走得有点近”。争吵中她又提到了刘雯，提到了我的酗酒，提到我对一切的松懈态度，我又提到了她对我研究一贯的鄙视，提到了她对儿子教育的不重视，还提到了她和刘强的离婚，“刘强死前给我发了邮件，他什么都说了！他说他宁死都不想再忍受你！”

我们吵得精疲力尽，冯灿砸了我的电脑，撕掉了机票，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她可能马上要杀了我。幸好莫同在隔壁哭醒了，就没有继续下去。这件事没有再提起，同样没有再被提起的还有我们的六周年古巴之行。夫妻间唯一的相处之道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相互忍受，任何讲道理都是荒谬不切实际的。在生命科学看来，婚姻是一个反科学的笑话，它本身是一种在基因层面对人性的挑衅。

冯灿花了更多时间呆在实验室，我和家庭都成了她研究的牺牲品。然后程君回国了，留给我申请永久教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我终于慢慢开始重新花时间到自己的项目，但却对研究完全失去了方向。

人类和香蕉有50%的基因是相同的，和真菌的基因相似度都有26%，物种间的基因界限其实远比人们愿意承认得小。整个学术界都知道那里才是基因科学真正的未知之海，只不过所有的入海口都被伦理枷锁牢牢封死了。所有所谓的基因学家都只是在不同的海边筛沙子。

冯灿的研究是全球近十年来最接近那片海洋的一步。相比冯灿研究的开创性，我知道我自己的物种基因筛查研究只是体力活儿，无非是在基因之海的边缘，从蛋白质沙滩上海量样本里筛出某个可能有的金子，而绝大多数的基因是注定找不到明确的蛋白质表现的。

我也花了大把时间在一大片沙滩上。自从冯灿不再帮我之后，之前积累的基因数据样本已经很久没有整理了，有些实验数据我还从来都没有碰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冯灿之前帮我整理好的基因数据里，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个猪的特异蛋白质，那个后来被人称作“仁慈基因”的基因片段。

第一个这么叫的人是为我论文写推荐的戴舍罗斯教授，后来时代周刊在封面也用了这个名字，全世界就都开始用了，而把我之前取的名字“MOXI”彻底忘了个干净。但我没有，“罗莫惜”本来是我们准备给那个未出世的女儿取的名字[8]。

这个系列基因表现功能是控制猪心肌细胞再生。使用CRISPR-Cas9对这个系列基因进行特定的定向敲除以后，可以控制心肌细胞在一定再生周期后，自动停止再生。而生物体则会死于心脏自然衰竭，生物学上相当于寿终正寝。

从学术上讲，这个发现算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就，只是在冯灿那篇论文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特例样本。但没想到的是，“控制寿命”这个话题性无意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人类摸到了长生不老的钥匙。”一开始讨论还差不多局限在学术领域，但已经有一些通俗报纸这么说。我对突然而来的关注很兴奋，但不得不不厌其烦地解释了几个月，告诉他们基因端粒的敲除是不可逆的。换句话说，仁慈基因这个发现只能在寿命上做可控制的减法，加速生命衰老，而不能延长生命。

“而且现有的实验只局限在猪的基因，所以目前仅仅在研究上，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应用意义。”我在所有的场合都这么说。

直到某次研讨会后，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女记者举手提问，这种心脏衰老死亡是不是相当于生物本身的自然死亡，“没有痛苦的自然死亡？”她仔细地问。我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解释说从生理表现上应该非常相似，自然的衰老也并不是所有器官同步的，比如大脑和心肺衰老得最快，肝脏几乎不会衰老。会后她找到我，留给我一张名片，约我晚饭再聊。她叫南希。我们上了床，在床上她告诉我她有个主意，“也许能够改变世界。”

南希来自美国南方古老的戴森家族，戴森家族是第一代从法国到圣路易斯安娜的移民，世代从事畜牧和屠宰行业，现在依然拥有着北美最大的肉类加工集团。南希是这一代唯一的继承人，但她告诉我她恨这个行业。“我也恨我的家族名字。”

南希告诉我，她从小生长在牧场，六岁的时候她父亲带她去参观的屠宰车间。数以百计的肉牛排队被从一个狭窄的走廊赶到屠宰线，第一道工序是自动电击，但有一头巨大的公牛第一次没有倒下，只是前腿跪在了地上的粪便里。这并不特别罕见，所以工人又手动电击一次，当然这次成功了，工业屠宰的效率很高，很少出错。

“本来所有的杀戮一直都是在沉默地进行的，车间里有难以形容的腥臭和死亡的味道，所有的牛都知道前面在发生什么，但它们都在沉默着。但就在这个时候，那头已经躺在地上的公牛猛地发出了一声难以形容的沉重的嚎叫，然后突然间，整个车间里数百头肉牛一起嚎叫了起来。”

南希瞪着眼睛，全身僵硬地站了半天，然后终于晕了过去。她再也没有去过屠宰车间，大学去了加州读了社会心理学。她去非洲做义工，支持非法移民和LGBT[9]，冥想，吃素，投伯尼·桑德斯[10]的票。她告诉我，在那一瞬间她相信自己身在地狱。

“后来我发现，那不是我个人的脆弱，而是文明的进步。达尔文理论和食物链已经越来越不再能让人类心安理得地杀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杀戮不应该是。”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初生的幼畜，“而你的发现，可能彻底改变人类如何对待生命。”

我其实觉得她说的很可笑。人类有时候总一厢情愿地把形式（而不是真理）赋予某些意义，然后又按自己的无知程度挑选一部分奉为人生信条，其实并没有。杀戮和寿终正寝在生命科学看来没有区别，仁慈在基因层面并不存在。但我立刻懂了她的意思。

很快，猪的心脏衰老基因就被设定好了，因为这是我目前唯一可以找到有效的物种。基因衰老的精度被精确设定到十九个再生周期，对于猪来说相当于四十六周的寿命，因为最流行的约克夏大白猪的最佳出栏时间，正好是四十六周。

泰森集团崭新的加工厂很快在社交网络上爆炸了，原本的电击车间改造成了“照顾所”，肉猪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周带到这里，并精确地在一周之内自然死去。“从这里起，人类将不再杀戮。这是基因科学带给世界文明的最大的仁慈。”

舆论，富足社会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和戴森家族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国会迅速通过了立即禁止肉猪屠宰，并逐步强制要求所有家畜家禽自然死亡的法案。据说欧盟和联合国也开始讨论了。

在时代周刊的摄影棚门口，南希给我打着领带，“你的智慧拯救了无数生命。你是基因时代的天使。”她哭着说，然后吻了我。我的智慧？时代周刊的闪光灯下，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激动得几乎要沸腾。我的智慧！我的！

“……而且，罗教授，除了仁慈之外，畜牧业利用这项技术，在屠宰环节还可以节省巨大的成本，我们估算大约为0.11美金每公斤。”时代周刊的记者看着本子对我说，“预计这笔钱，通过各种专利转让的方式，大概会有20%进入你的口袋。”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全球一年的生猪产量约为1亿吨，另外每年还有35亿头反刍动物（如牛和羊等），和数百亿只鸡被屠宰。我知道我的财富已经很快可以买下古巴。

那也是我的照片第一次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有一天我推开冯灿实验室的门，深夜的实验室只有冯灿一个人。冯灿扭头看了我一眼，继续盯着电镜的显示器，没有抬头。她已经连续三周没有回家了，我不知道她一直在拼命忙什么，我甚至已经忘了她的发型。

“回家吧。”我说，“儿子想你。”

“嗯。”冯灿说，“这次电镜我付了72小时，我得用完。小陈不在。”[11]

我把那本杂志轻轻放到冯灿的实验桌上。

“我买给你。”我说，“买Titan Krios，买最先进的电镜实验室。”

冯灿扫了一眼杂志，又转回头，“我看过了。”

我孤独地站在她的背后，站了很久。实验室照旧很冷，电镜仪上的绿信号灯冷静地亮着，她的背影也毫无情绪，就好象是这个实验室的一部分。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难以控制的愤怒，就像三年前从华盛顿回来的那晚。我猛地把实验台上的记录册抡了下去。

“你他妈从来没看得起我！操！从来没有！”我大声喊。说最后一句的时候我一下哭了，但我突然不想忍住。也许这就是基因的声音。

冯灿没有转身。我转身拉开实验室的门，大步走了出去。很快我又回来，“我要你的研究，我要知道怎样把仁慈基因从猪转到其他牲畜。我付你一半。”我低声说。“你本来就可以拿一半，你将会为你付出的时间得到补偿。”

她没有转身。我等着，直到冷气变得无法忍受。我几乎要逃走了，冯灿突然说，好的。

我松了一口气，逃也似的转身离开。在我即将关上门的时候，冯灿在背后又说，“对不起。”

我停下来，逼自己转回身看着她。过了一会她说，眼神就像对自己说，“我最大的付出已经完成了。华盛顿回来那晚，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终于她又说，看着我说：“也许你我所有的这一切真的毫无意义，但你说得对，罗江，我从来没有看上过你。我只是爱上了你。”

我回去后又喝醉了，哭得一塌糊涂，可能是自从上次冯灿和刘强的散伙饭以来最醉的一次。醒来是第二天中午，家里空无一人，姥爷照例带儿子去了围棋社。我发现一封来自冯灿的邮件，里面是一个网路文件夹的链接。

文件夹是冯灿这几年来研究的全部记录。大部分都是开放的，有几个较早的文件夹有密码锁。最新的一个文件夹名字是“仁慈基因”，是昨晚新建的。我打看它，里面有十几个子文件夹，每一个都是猪基因向某种特定物种植入的实验操作方法。我看到了牛和鸡，我翻到最后，最后一个文件夹名是“人类”。我的心脏猛地跳起来，颤抖着点进去，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份离婚协议书的扫描件。

我两年前写的那份离婚协议。配偶签字的地方写着，“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她什么都知道，她一直什么都知道。我颤抖着给冯灿打了个电话，但是她的手机关机了。我去洗了个澡，然后又打给她实验室，小陈接的电话，告诉我冯灿睡着了。我道了谢，临挂电话突然又想起什么。我让他别去叫醒她，“她最近太忙了，让她好好睡吧。”

我给南希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在电话里哭了，她叫我天使，她叫我亲爱的，我笑着打断她，我告诉她是我太太的研究成果。我挂了电话，拧开昨晚剩下的酒瓶，酒瓶里一股恶心难闻的气味。我突然跑到洗手间猛地吐了出来，然后抱头痛哭。

我坐在门廊的躺椅上，打电话订了两个月后去哈瓦那的机票，还有马拉冈海岸大道尽头的Hotel Prado酒店顶层套房。在那个房间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远处的海，还有海对岸西班牙城堡废墟的日出。那将是我们的七周年纪念日的日出，可惜那再也不会发生。

两周后我突然晕倒了。同事在停车场发现我倒在地上，为我叫了救护车。醒来的时候，斯奈德医生告诉我是心脏问题，我已经大概猜出是什么回事了。他说我的心脏虚弱得像九十岁，问我是不是最近太疲倦。我笑着点点头说是，我笑着哭了，我说谢谢，但请先别告诉我太太，我不想让她担心，我解释说。来探望的同系的同事听到斯奈德医生的话，表情古怪地看着我，冯灿当时正在意大利参加某个并不重要的学术会议。

我三天后就出院回到家，人类的心肌细胞再生周期我记不得是多久，但我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立刻打开了冯灿发来的那个工作文件夹。我仔细检查了那个“人类”文件夹，果然不是新建的，而是最早在两年前创建。可能就是上次见完史教授之后。

我又用扫描工具做了扫描，发现里面原有十多个文件，但在两周前都删除了，估计就是在发给我之前那晚。我试图恢复，但没有成功，只找出这些文件原本都是从另一个隐藏文件夹拷贝出来的。就在同一个根目录里，文件夹的名字是“基因的声音”。

文件夹是加密的。我试了几次，不是冯灿常用的密码，我又试了她的生日，儿子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都没有猜对。我呆呆的看着文件夹创建的时间，突然想起来她两周前在实验室说过的那句话，“我最大的付出已经完成了。”“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哈哈，最大的付出当然是我，你终于把我的心脏挖了出来。我屏住气，输入密码，LUOJIANG。但依然没有对。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南希打来的。她客气地称呼我为罗教授。她正在农场上，告诉我最新一代仁慈基因的牛，心脏衰老自然死亡的表现非常好。那边风很大，我几乎没有听清楚。然后她告诉我时代周刊的人正在赶过来，想再给我做个专访，关于我的研究历程，关于“仁慈基因传奇的开始”。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猛地睁大了眼睛，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声音在远处轻轻的告诉了我。我踉跄着冲回电脑，颤抖着在键盘上输入了那个词。MOXI。

文件夹打开了。我终于泪流满面，当然是这样，她当然从来没有看上过我，我只是一坨狗屎，一文不值。失去自己的女儿，那才是一个母亲最大的付出。

文件夹里记载着一个详细的实验记录，基本上就是基于她那篇论文的衍伸。不过这次是从某个女性人类胚胎细胞基因，慢慢建立了整个物种和人类基因的融合方法。物种间的基因界限被彻底消除了，所有生物都有可能成为彼此。这些实验依然很克制，虽然违规使用了人类胚胎基因，但所有的实验都终结于胚胎早期，而且最终所有的基因样本都消除了。

除了最后一个文档。它建立于一年前，是关于将猪的仁慈基因利用寨卡病毒变体，植入到某个成年男子的记录。应该就是冯灿第一次知道我和程君的事的时候。当然。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我以为又是南希，没想再接，但屏幕显示的却是史公教授。我记忆里，史公教授好像从来没有直接给我打过电话。于是我接了。

史教授的声音很犹豫，就像在自言自语。他说，他刚收到某个伦理委员会的朋友给他的内部消息，说委员会和FBI已经开始调查，是否我已经秘密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人类基因编辑研究。据说是我的病情终于还是从医院传到了OHRP，并引起了怀疑。而他打电话给我目的，是想确认是不是真的，以及，更重要的是，冯灿是否知情。

我愣住了，然后突然觉得眩晕，九十岁的心脏一阵抽动。我在桌子上撑住自己，然后笑了，冯灿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我的心脏。杀戮和寿终正寝对于生命科学家没有区别。

好吧，亲爱的，你这次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让史教授稍等，然后小心从酒柜里翻出酒，给自己大大地倒了一杯。酒精从喉咙里滑下，原始纯粹的快感。基因吹着口哨兴奋地向我欢呼，再也不用担心该死的肝脏了哈哈。哈哈你们终于肯和我说话了吗，我和他们一一击掌，46个恶毒的小家伙[12]，就是你们告诉冯灿杀了我女儿对吧？对！还有你！但你他妈的就是一坨屎一文不值！他们快活地喊。干得漂亮！我笑着对他们说，下面全交给你们了，我要自己再喝一杯。

我重新拿起电话，告诉他我的确这么做了。我无法再忍受世俗的懦弱，和伦理委员会用懦弱对纯粹科学精神的蔑视和背叛，于是背着冯灿，偷偷用她的研究拿自己做了实验。“给基因科学研究完全的自由，物种是没有界限的，科学是没有界限的。仁慈基因就是我留给世界的勇气。”

“这就是你所说的基因的声音史教授！你他妈就是一坨屎一文不值！”我一口气说完，没等他说话就挂了电话。

我彻底删掉了冯灿的整个文件夹，和所有的实验记录，然后把刚才和史公教授说的那段话写成邮件，发给了时代周刊和伦理委员会。电话一直在不停地响，我想这应该会让我再上一次封面，标题可能是反人类的疯子，或者是身败名裂的罪犯，但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电话铃声终于停了。我喝完自己最后一杯酒，挣扎着走出门，躺在门廊的躺椅上。基因们随酒精流向大海，一个醉醺醺的小家伙坐在黄色的塑料香蕉船上告诉我，他们和我心脏的狂欢快结束了，我知道。我掏出手机，给冯灿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罗江？”她的声音。

我张了张口，夏天清晨的风温柔地吹着我的眼睛，我突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Te Amo.”于是基因说。

这是一句西班牙语，世界所有语言里含义最深刻最疯狂的“我爱你”，意思是我爱你，以至于失去了自我。就是你面对她的脸庞失去语言时你内心真正需要替你说出的话。那是我特意学的，原本打算在周年纪念日的日出时讲给她。我早就该讲给她的，自从十六年前，我在史教授研究组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一天。

和这十六年的每一天。

最后一个基因也挥挥手快活地跳进大海，手机掉到地板上。我眯上双眼，新英格兰的阳光仁慈地照射在我的脸上，我想象这是来自哈瓦那马拉冈海岸的日出，我人生中最后一个日出。我满心平静，就像一个真正九十岁的老傻瓜或者公猪，生命被岁月蒸发耗尽，物种演化生老死别的沧桑再也不会烦扰到他，他终于有资格平静地死在他最喜欢的躺椅里。

阳光慢慢幻化成闪烁的红蓝灯光，警笛声在耳边响起。操，不要，让我死在自己的躺椅里，给我一个最后的仁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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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宇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