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被害，令江歌的母亲江秋莲悲痛欲绝，为了给女儿的去世讨一个公平，江秋莲四处奔波。但在女儿遇害200多天后，江秋莲得知陈世峰并不一定被判死刑。随后，她在线上线下发起了“请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据称已有29万人签名。

江母微博截图

江秋莲母女的命运令人悲伤，在遭遇巨大感情冲击，甚至失去继续生存的意义时，江秋莲发起签名活动，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大众，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地签名，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吗？是否可以选择其他方式表示对江秋莲的支持？

日本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罪名分为两类：一类是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强盗杀人罪、强奸杀人罪、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激发物破裂罪、现住建筑物等侵害罪、汽车颠覆等致死罪、往来危险颠覆等致死罪、水道毒物等混入致死罪、内乱罪、外患诱致罪、外患援助罪等罪名；另一类是特别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爆炸物使用罪、决斗杀人罪、劫取航空器等致死罪、航空机坠落致死罪、杀害人质罪、有组织杀人罪以及海盗行为杀人罪等罪名。

江歌被害案发现场

除了内乱、外患犯罪，其余死刑罪名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在实质上都是故意侵害生命，而且通常都要求造成死亡结果。

尽管规定了以上的死刑罪名，但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1991年至2015年，判处死刑的案件仅存在于杀人与强盗致死案件中，而且死刑判决的绝对数量较少，一审程序中共有19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8人。这与日本现行的死刑适用基准有关。

1983年，在“永山则夫连续杀人案”的判决中，日本最高裁判所确立了“永山基准”。在此案中，被告人永山则夫在实施犯罪时尚不满20周岁，为了获得金钱，并出于对社会的愤恨， 其用从美军基地偷来的手枪连续杀死4人。东京地区裁判所一审判处永山则夫死刑，但在二审中，东京高等裁判所改判无期。检察方以量刑不当为理由向日本最高裁判所提出上诉。最高裁判所宣告撤销东京高等裁判所的二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永山则夫，日本著名案件主人公，日本凶手作家

永山基准对于符合死刑判决的描述为，“现行法律制度下的死刑制度，需要从决定犯罪本质、犯罪动机、犯罪样态（杀人手段、杀人计划的执拗性、残虐性）、犯罪结果的重大性（被杀害者数量、遗属的被害感情、社会的影响、犯人的年龄、前科、犯行后的情节）等各种情节综合考察，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十分重大，不能不说从罪刑均衡以及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只能选择死刑。”

在日本，受害者为1人时，罪犯只能获刑无期，并没有明确成为法律原则，但在具体量刑中，此种情况被判处死刑是极其例外的情况。

江歌母亲江秋莲在签名请愿中称，“日本的法律杀害一人很难判处死刑”，大体源自这一说法。

为了能让陈世峰被判处死刑，江秋莲在线上线下进行签名请愿，请求大众联署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她听说有过请愿导致改判的先例。

在咪蒙的《刘鑫江歌案: 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中写道，“听说之前日本有先例，有人死刑请愿人数多达33万，法院就判了死刑。”

33万人请愿一说，貌似并没有可靠出处。在日本，案件引发巨大影响，并产生改判的案例，最著名的是1999年的“光市母女杀害事件”。此事件中，被告人以强奸为目的杀害了当时年仅23 岁的主妇和刚出生11 个月的婴儿。

刚满18岁的少年闯入民宅杀害女屋主并对遗体奸淫，后杀害其11个月大女儿

由于考虑到被告人犯罪当时刚满18岁，一审二审均判处被告人无期惩役。该案引起了日本舆论的巨大反响，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终，被告被判死刑。这被部分资料认为是舆论的胜利。

但在这次事件中，最高裁判所法官公开否定受到公共舆论的影响，同时，山口县地方检察厅判处死刑的求刑建议以及针对无期判决的抗诉，在案件的改判中才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日本，对于死刑的判定大致要划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官要考虑检察官的求刑建议与杀害行为是否故意为之，前者为主导。第二阶段主要考察受害者人数。第三阶段法院主要考虑的是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危害性与重大性，即客观方面的事实。第四阶段主要从预防目的出发，判断是否存在可以对犯罪人从宽的空间，所考虑的情节主观色彩较浓，实践中，在此阶段改变前一阶段初步结论的情况非常少。

“光市母女杀害事件”中，山口县地方检察厅在第一阶段，一审程序中向山口县地区裁判所明确提出了判处死刑的求刑。在山口县地区裁判所宣告判处被告人无期惩役之后，山口县地方检察厅立刻以量刑不当为由向广岛高等裁判所提出抗诉，请求判处被告人死刑；二审判决仍未无期时，检察厅再次量刑不当为由向日本最高裁判所提出抗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检察官的一再坚持，该案可能在一审就以犯罪人被判处无期惩役而告终。

因此，日本法院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判决死刑，可能性很小。

事实上在日本，舆论（更为准确地说是民意）不仅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死刑判决。只是，这样的表达，是在严格的法律准入制度的基础上。

2009年5月21日，日本开始实施裁判员制度，除3名职业法官外，随机抽选6名25岁以上公民，全程参与谋杀等重大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和量刑。形式类似陪审团。

在定罪量刑之际，如果在合议庭中间存在不同意见则投票决定：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场合，以过半数的选择为准；在不利于被告人的场合，则实行特别过半的原则。例如，在死刑案件中，如果6名裁判员一致认为被告人无罪或者不应该判处死刑，即使3名法官一致持相反意见也不能改变判决结果。但是，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应该判处死刑，则须至少有一名法官与一名裁判员投赞成票才行。

特别过半原则，就是为了从尊重和保护被告权利出发，防止裁判员因感情用事，忽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法》的法律宗旨中，写到，裁判员制度“有助于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与信任”。

2009年至2016年，有2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4人，在数量上，普通民众介入死刑案件后，死刑案件数量有所下降。 

裁判员制度可以看出，日本的法律在考虑民意时，初衷是为了达成理解，而实际执行上，更倾向于保证被告人的权利。

但是，判处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正与此种初衷相反。

江歌的去世，令江秋莲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加之早年婚姻生活的不幸，江秋莲生存的全部意义可能都是对女儿江歌的美好未来的憧憬。当江秋莲最大的精神支柱崩塌之时，我们不能要求她成为道德完人。江秋莲发起判处陈世峰死刑签名的活动，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但是，当我们在对江秋莲表达关怀、支持与声援的时候，作为大众，仍然需要想一想，我们是否有要求剥夺其他人生命的权利。我们是否有其他的方式，表达我们对法律公正的、道德正义的追求。

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死刑的本质是国家对其国民生命权控制的一种宣示。马克思认为死刑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注重经济或者种族上等级区分的社会，由于缺乏社会信任，死刑特别容易成为民众要求严惩犯罪的理由。因此，死刑的存废一直在各国存在争议。

尽管在日本，有民调显示，更多的人支持保留死刑，但可以看到，即便在死刑制度之下，日本也在通过种种制度，用以尽力保证国民谨慎地使用死刑。

逝者江歌的房间

换句话说，这种制度性谨慎的可预见效果，是让国民对生命权更加尊重。

有一种说法，大众的签名只是一种意愿的表达，最后的决定权，仍然留给了法院和法官。这实际是一种对于生命权利的漠视和维护生命权利的责任转嫁。其一，签名判处死刑的认知前提，是剥夺生命可以彰显正义；其二，当法治不彰、法律失效时，“正义”极可能越俎代庖。

而法律失效，是经常的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依靠民间力量（不乏集体荣誉感、正义感），越过法律，剥夺人生命的事情，在历史和当下均不鲜见。

一个浅显的例子，网剧《无证之罪》里，骆闻在警方无法帮助他找到杀妻凶手时，选择了自己动手；而严良则宁可让凶手杀了自己而露出马脚，也不愿意直接越过法律杀掉犯罪嫌疑人。

这背后，既是对法律的信仰，也是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尊重。

当我们以正义为名，行剥夺生命之实的时候，要知道，在正义与剥夺生命之间，还有许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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