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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蓝衣社内幕》背后的厮杀

2018-03-01 散木 历史时间

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第12期

原题:《<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1932年3月1日,“中华复兴社”在桂永清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于南京。成员主要是黄埔系军人,社长由蒋介石担任,核心部门称“三民主义力行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的明争暗斗中,所谓《蓝衣社内幕》有着怎样的角色呢?

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司令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英雄无名》五部曲,大陆版为《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切卡-格帕乌》(即“契卡”,又名“格柏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写的《情报学》和《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军事谍报》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事件”。

《司令塔》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刊物。由于“《司令塔》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司令塔》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明了“《司令塔》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司令塔》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蓝衣社》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蓝衣社内幕》(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蓝衣社内幕》,一本是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国民新闻》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伯乌’同样震惊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一说200余万册)。

陈恭澍的《蓝衣社内幕》不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及主要工作现状、今后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均有交代,甚至还将一些密电、手令之类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不仅言及人所罕知的“力行社”特务处,还大谈“蓝衣社”(据说是1932年春夏之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效仿法西斯主义并以“蓝衣社”名之的秘密组织,意在习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除反共之外还针对日本军部以及汉奸,因而随即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不过,其究竟如何,抑或是有人故意以讹传讹,那就不知道了——笔者注)的秘密,或真或假,成了一道谜案。

陈恭澍后来称自己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自忖要是与汪伪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便把他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和盘托出,所谓“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于是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为了防范陈恭澍“曲线救国”的机心,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以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投降汪伪的王天木(也是“军统”的一名杀手,有“军统”之“十大将”“三大杀手”“四大金刚”之一之称——笔者注)动笔,加以胡兰成的润色,以移花接木手法,成就了《蓝衣社内幕》这本书。至于署名陈恭澍,乃是断其后路的妙法,而此计的实施果然大奏其效,由于该书暴露了“军统”的许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恭澍恨得牙根痒痒,而陈恭澍情知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他却很有心计地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战后的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回忆:“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蓝衣社内幕》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结果果然如此。戴笠不久因飞机失事暴毙,陈恭澍又依仗自己与接任者郑介民的私交,不仅没有获罪,而且“归队”被派到北平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乃至后来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任职,后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

如此说来,所谓《蓝衣社内幕》看来并非由陈恭澍所作,如其晚年所说,“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至于其真正的作者,恐怕是“集体的智慧”吧。而能够揭示“蓝衣社”内幕的,当系其内部人的曝光,这或者就有傅胜蓝、王天木,以及推手李士群等的痕迹如了。

如《色•戒》般的故事和汉奸市长

傅胜蓝“落水”之前,是“军统”青岛站的站长,是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彼时曾任“军统”华北区区长、特派员、上海区区长,因刺杀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引起汪伪集团的报复,被李士群逮捕又故意释放,随即引起戴笠的怀疑,遂密令除掉这个“叛徒”,王天木因此转而投敌,供出众多同僚,傅胜蓝也因此被捕和叛变。

多年后,一部《色•戒》的电影引起人们对抗战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而相似于电影情节的,也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则是傅胜蓝和丁履贞。

丁履贞是山东日照人,曾受训于“军统”临澧训练班,1938年底被派赴青岛站任内勤。傅胜蓝叛变后,丁履贞亦被裹挟而去,当时两人有恋情,“军统”为了制裁傅胜蓝,与丁履贞取得了秘密联系,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陈恭澍回忆说:“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女孩子,而且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但是药剂交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下不忍;不下手吧,任务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

陈恭澍的回忆一如他的《英雄无名》,许多出自其“演义”。事实上自武汉撤退后,傅胜蓝奉派建立青岛站,曾去临澧训练班挑选干部,选中了丁履贞,此后他们奉准组织“掩护家庭”,丁履贞即在傅胜蓝的控制之中,乃至于傅胜蓝在汪伪政治警察署署长苏成德唆使下附逆,丁履贞也陷于其中。及至傅胜蓝上任汪伪杭州市市长,丁履贞也以“市长太太”的身份随行,不料傅胜蓝的大太太凶悍异常,小老婆丁履贞名节两亏,悔恨交集,又因流产而几成疯妇,她大骂傅胜蓝是“汉奸”“骗子”,最终触怒了傅胜蓝,遂以“私通‘军统’”的罪名,将丁履贞秘密杀害。

汪伪两任杭州市长——何瓒和谭书奎,都是遭到国民党特工秘密刺杀的。何瓒被击毙后,汪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任命傅胜蓝继任其职,是为“以特制特”。“以特制特”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惯常现象,比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其成员有许多是国民党变节的特工,因此给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当时的“中统”苏沪区,除区长徐兆麟和一个会计逃脱之外,竟全军覆没,而“军统”的上海区,其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也竟无一幸免。

当然,作孽是必须要还的。抗战胜利后,在“肃奸”中被处死的汉奸和间谍的名单中,赫然就有傅胜蓝的名字,他是和川岛芳子、丁默邨、苏德成、万里浪等共赴黄泉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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