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底，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明确地提出轰炸日本的任务。整个计划分为甲案、乙案两种，以供开战时选择实施。在甲案的“作战指导要领”中，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重轰炸机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版各大都市。”在乙案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准备用全部重轰炸机队袭击敌之资源地、海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须贺及佐世保军港，并辽宁兵工厂、台湾，以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虽有60多架飞机，但可用于第一线而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其中战斗机较多，轰炸机只96架，分属于3个轰炸机大队和3个独立飞行中队，不但数量不足，而且其中不少飞机限于性能差、航程短，难于执行出国作战任务。因此制订的空袭日本内地计划虽然扬心勃勃，但显然脱离实际，难于付诸实施。而且，在中日战起之后，美、英标榜“中立”，中国不可能再从英、美购买远程轰炸机。

可是，1937年8月15日，即淞沪战役开始仅两天，苏联就同我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借款协定。随后苏方派以库里申科为大队长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率轰炸机2中队、战机4中队来华。为了洽购各种武器，特别是可用于远程袭击日本的重轰炸机，中国参谋本部次长杨杰，奉派于1937年9月8日飞抵莫斯科。为了保密，他以中国“苏联实业考察团”团长（后任驻苏大使）的名义进行采购武器的谈判。随同前往的有副团长张冲、团员王叔铭（中国空军代表）。随员中还有空军军官8人。苏方对此次会谈非常重视。杨杰到达后的第二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就会见了他。同一天，一向很少接见外国代表团的斯大林不但接见了杨杰，而且同他进行了罕见的长达5小时之久的谈话。

1937年9月9日，中国代表团长杨杰在中苏双方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拟购可用于渡海空袭日本的重轰炸机100架的要求（另外还提出采购用于国土作战的轻轰炸机10架，战斗机150架），苏方代表、空军委员拉宁称：对可供购买的飞机数量苏方尚未最后决定，双方确定，中方先行参观各种武器性能，待确定购买的种类、型号、数量后再行会谈。但在供参观的飞机中役有重型轰炸机。在中方内部会议上，空军代表王叔铭特别指出，苏方提供参观的是中型轰炸机，用于沿海防卫有余，用于攻击敌国本土则嫌不足。他强调，必须至少购买50架可供东征日本的重轰炸机，才能完成最高统帅赋予的使命。

月9日14，双方举行第2次会议，苏方代表称购买的重轰炸机从1937年9月15日起至25日止起运一大队31架，此后每隔：10天起运一个大队。杨杰再次提出要求说“余等来贵国时，蒋委员长曾命购超重轰炸机作为空袭日本内地之用，若此项超重轰炸机未能购成则余等此次来苏任务即不能全部完成，务请贵方允拨。至于机数，并不求多，有50架足够。若协定款项不够，则可减少其它兵器之购置，并可附现金”。由此可见，中国军事当局当时确实准备执行轰炸日本的作战计划，而不是为了画饼充饥。杨杰苦心孤诣的恳求，足以说明中国的决心之大和需要之迫切。但苏方代表对此未置可否，只答将此要求转达伏罗希洛夫。

9 月17日，第3次会议举行时，一开始苏方代表即答复说，上次会议上中方“曾坚请购备超重型轰炸机”虽已转呈，但尚无结果，“候确定后，再行奉告。”这次会议将结库田寸，杨杰又一次提出强烈要求：“关于超重轰炸机，蒋委员长极希望购备。我方拟轰炸日本内地工业，务请再为转呈伏罗希洛夫元帅为荷。”

杨杰还就此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向苏方进州步表达了迫不及待的心情，使用了恳求的语言。他说：“余等深知伏罗希洛夫元帅系一学间渊博的大军事家，对于我国之抗日战斗及所以欲购买超重轰炸机之用意。当能深切谅解。”

可是，10月4日举行第4次会议时，苏方对中国如此殷切的请求却避而不谈，亦不作出解释而只谈其他武器问题。这绝不是他们的疏忽。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似亦不便再行催问。

苏方在参观时没让看超重轰炸机，在会谈中又一再推延就此作出答复并于最后不再提及，可能出于下列考虑：苏方把超重轰炸机作为当时尖端武器，列为国防机密，不予提供；或者鉴于蒋介石可能同日本中途妥协，甚至转而用于反苏，危及苏联。

这不能不使中国轰炸日本的计划因缺乏远程轰炸机而受到严重影响，最后只得以两机编队投掷“纸弹”空袭日本本土，但还是跨海轰炸了台湾松山机场。

台北松山机场是日本距中国最近的重要空军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日机从这里频繁起飞轰炸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和空军基地。为了给敌人以打击，我空军于1938年2月23日越过东海首次轰炸了台湾松山机场。这天上午8时，我中苏空军混合大队10多架苏制CB-2型轰炸机飞临台北上空。这种轰炸机最大日书室424公里，航程980公里，可带500公斤炸弹，中苏空中勇士一举炸毁敌机30架,给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以巨大鼓舞.当时武汉出版的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赞誉称这是“年青的我国空军光荣的破天荒的第一次出国杀敌的壮举”。实际上这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的一次预演。

▲完成轰炸日本本土的中国空军英雄收到表彰。

为了实施轰炸日本的计划，在轰炸机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我国决定不投掷炸弹而改撒传单。因为不论投下杀伤炸弹还是定时炸弹，轰炸效果均无损于日本。因而改用政抬影响大的“纸弹”，进行示威性、宣传性的战略轰炸，同时向敌人显示中国空军具备远袭日本的能力。

因此，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于1938年3月3日下达空袭日本的命令，空军授命第14中队队长徐焕升为领队，伶彦博为副队长，率领两架“马丁B一1OB”轰炸机执行空袭日本九州地区的任务，这种飞机装有两台各775马力的发动机，最大时速343公里。升限730米。由于它的肮程只有960公里，所以必须在距离日本较近的我前进机场——宁波停留加油装弹，机组还有刘光斗、刘荣光、苏光华、吴积冲、雷天寿、蒋绍禹等6人。

为了顺利完成这一神圣使命，预防泄密，他们从汉口转往重庆进行模拟空袭创11练。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阴晴雷雨，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严格的飞行训练。为了执行作战计划，空军开始进行周密审慎的战前准备工作，备足油料，修复曾被敌人破坏的机场：更新通讯设备，新建以汉口经南昌、衡州至宁波为主，以长沙，温州、丽水为辅的双套通讯网络：完善应急导航长短波电台，敷设7座对空电台。这些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

经过两个半月的充分准备，1938年5月19日，徐焕升的两机编队从汉口机场出发，经过南昌、玉山、衙县，于17时5分在宁波栋社机场着陆加油。晚23时30分，徐焕升向最高统帅部发出表达决心的电报：“誓以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23时48分，他们再次起飞，升至300米高空，沿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向日本九州飞去。途经定海海面上空时，正值5艘敌舰盲目对空射击。但因云层深厚，敌未发现我机，经过长达近3小时的灭灯夜航，于次日晨2时40分飞抵敌人毫无察觉的日本九州上空。2时45分时，我机在长崎3500米上空开始撒下传单。3时45分到达福冈上空时。不但丢下传单，还投掷了照明弹。

我机撒下的传单有《中华民国空军将士、中日人民亲善同盟告日本国民书》、《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国民书》、《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工人书》等。传单像雪片一样还撒在沿途的熊本、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等地，传单警告日本侵略者：“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20日晨三时23分，我机始飞离日本九州上空。这是日本亘古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入袭，而且时间长达1小时43分，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神话。

中国空军编队胜利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安然返航。将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于5月20日上午8时48分降于江西玉山机场。徐焕升的1403号机则于9时24分降落南昌机场：历时9小时的远征日本顺利实现了！两机各自加油后起飞，上午1时13分会合于武汉上空，凯旋归来的战鹰在万众欢呼声中徐徐降落于汉口机场。空军勇士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各界人士就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等亲临祝贺。驻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亲往慰劳，后来，美国《生活》杂志说：“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少将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