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快清除日本战犯思想上的军国主义流毒，增强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使其端正态度，认罪服法，太原战犯管理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首先，战犯管理所向日本战犯反复宣讲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把策划、发动和指挥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与被驱使和被欺骗到侵华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官兵区别开来，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与犯有一般罪行的人区别开来。

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政策，从而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而继续坚持军国主义立场，顽抗到底，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次，战犯管理所还组织日本战犯进行学习和讨论。其学习内容，除中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关处理日本战犯的报告、讲话以及国际形势等之外，还有《社会发展史》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采用的是边学边议的方法。

讨论或议论的问题，对于日本战犯来说，又都是一些极富针对性的问题，例如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吗？”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如何？”

“盲目崇拜天皇的错误根源是什么？”

“是谁把你们拉上战争犯罪的道路？”

“你们怎样才能结束背井离乡的生活，获得新的出路？”

此外，为了配合对日本战犯的政治思想教育，太原战犯管理所在太原电影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为日本战犯放映电影132部，其中有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影片31部，有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影片54部，有关于阶级教育的影片33部，有关其他方面内容的影片14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分级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战犯的管理是很严肃的事情，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不允许打人、骂人、侮辱人的事情发生。要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

毛泽东主席就改造日本战犯一事亦曾指示：“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

太原战犯管理所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认真学习和领会我国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而且在处理日本战犯的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管教人员在管教日本战犯方面，始终把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作为自己必须遵守的纪律之一。例如，太原战犯管理所在为管教人员制订的六条纪律中，就有两条是涉及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问题。其中第1条规定：管教人员“不准损坏、丢失战犯的财物”。

与此同时，在该所制订的日本战犯财物管理原则中亦规定：“保证战犯的财物一文不差，一丝不丢，一件不损。”战犯的“生活用品允许保留部分自用”、“收缴保管的物品，一针一线都要当面办清手续”、“照顾国际战犯的特点，以教育为主，不强行人身搜查”等等。

（2）太原战犯管理所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和审判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在侦讯工作中，始终恪守摆事实、讲道理和以理服人的原则。

他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对战犯进行讯问。每次讯问的纪录都要让翻此。根据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目前关押的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争犯罪者的处理决定》，1956年6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公开审判了被告富永顺太郎的战争犯罪案、特务间谍犯罪案和城野宏等8名被告的战争犯罪案。

尽管当时刚刚结束战乱的中国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以博大的胸怀，对日本战犯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怀。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国政府规定向每个日本战犯每月提供人民币18元左右的伙食费。这些钱在当时完全可以保证他们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和肉菜。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向他们提供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纸烟等生活日用品。患病的日本战犯还能得到我国政府提供的挂面、鸡蛋、饼干、牛奶、水果等营养品。

此外，我国政府每年还给每个日本战犯发放夏装、冬装各一套以及衬衣、衬裤和鞋袜等。

为了搞好日本战犯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卫生，太原战犯管理所除将监舍粉刷一新外，还建立了定期检查监房、定期对战犯的生活环境进行大扫除和消毒等卫生制度，向战犯们发放杀虫剂，设立澡堂、理发室、医务室、图书室、运动场等。

在医疗方面，为了保证患病的日本战犯能够及时得到诊治，山西省有关部门指定医护人员每周2-3次到战犯管理所出诊，凡属轻病号，就近在医务室予以治疗，凡属重症病人，则及时将其送往省城太原的大医院予以住院治疗。

据统计，在几年时间里，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19人接受过住院治疗。他们在得到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后，病情大多得到痊愈或好转。

同时，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联系和安排下，太原的有关医院或部门还为在押的99名日本战犯镶牙183颗，为39名日本战犯装配眼镜39副。此外，太原战犯管理所还常常组织日本战犯看电影、唱歌、演戏、开运动会等，以丰富他们的文娱、体育生活。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战犯中的一些人学会了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和打篮球等。

为了加强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和改造，1956年3月初，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总工会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指导小组，组织和领导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参观了太原钢铁厂、太原玻璃厂、山西师范学院、太原百货公司、晋祠公园、榆次晋华纺织厂、榆次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单位或场所。

同年3月中旬至5月上旬，该指导小组又将这些日本战犯分成两批，先后前往北京、武汉、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鞍山进行参观学习。他们在北京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织厂、颐和园、官厅水库、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在武汉参观了武汉第一棉织厂、武汉医学院、汉口体育场。

他们所到之处，亲眼目睹的都是喜气洋洋、充满自信的男女老幼，繁华热闹的大街，蒸蒸日上的工厂，丰收在望的农村，朝气蓬勃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日本战犯在参观学习过程中，不但未受到任何歧视和冷遇，相反，他们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照。

可以说，日本战犯在各地受到的礼遇，不亚于贵宾。这在世界战犯改造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奇迹。

根据我国政府的政策精神，太原战犯管理所于1956年春决定：允许日本战犯的家属来所探视。

同年7月25日至8月3日，经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和安排，城野宏的妻子城野绫子和女儿、富永顺太郎的妻子富永贵美子和女儿、永富博之的妻子赤松光野和女儿、大野泰治的妻子大野峰寿、住冈义一的姐姐住冈绢枝、菊地修一的女儿等9名日本战犯的家属来太原战犯管理所探视。

她们在太原逗留期间，先后会见战犯7次，每次3小时左右。会见时，彼此交谈的主要内容是战犯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国内形势、战犯所犯罪行及中国政府对战犯的政策，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等。

太原战犯管理所遵照我国政府关于“战犯家属以朋友对待”的指示，对前来太原探视的日本战犯家属予以热情接待和关照，并组织安排她们与战犯会见，向她们介绍战犯的改造情况，让她们实地参观战犯们的生活、学习环境和文体活动场所，带领她们到太原一些地方进行参观、游览等。

这些战犯家属在太原逗留时间虽不长，但其耳闻目睹，感触良多。

城野绫子在来华前听信某些传言，不相信中国政府的政策，来太原战犯管理所之后深有感触地说：“这真不像监狱！出乎我的意料！在这里，不仅允许我探监，而且允许我们夫妻同吃、同住，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管理干部的诚意使我深深感动。”

富永贵美子也说：“过去我丈夫在中国犯罪太深，（中国政府）不但对他宽大处理，还允许我来探望，除经济上予以帮助外，还希望我们多住几日，我衷心表示感谢！”她还劝其丈夫：“你还是换上一颗心，好好改造吧！”

赤松光野在得知丈夫的情况后亦说：“在日本听到对我丈夫判刑13年的消息，感到惊奇，但按他的罪行看来，又很宽大，我要多谢中国政府的宽大。”

住冈绢枝在同其弟会见时说：“我来前对你身体很挂心，但实际看到你比以前还健壮，这下我可放心了。”

由于太原战犯管理所允许战犯与亲属之间通信往来，故从1955年3月至1956年8月间，由日本战犯亲属寄给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战犯的信件共有452封，由战犯从太原寄给日本亲属的信件也有260封。同时，战犯亲属还给战犯寄来包裹36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