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井冈山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即使在濒临绝境时也总能化险为夷。但自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以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决策权力越来越受到挑战或限制。

首先是在闽西，1929年5月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就发生了关于前委和军委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的争论，直接后果就是在红四军七大、八大上，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

二是1931年春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尽管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并代理过短时间(两个半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大部分时间受制于在许多问题上执行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

三是1933年春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不断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处于逆境，身心疲惫，精神受到极大压抑。

当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有舒心的时候。

这主要是在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之后到1931年10月赣南会议之前的一年间。尽管项英代理过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不大懂得军事，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那时的军事决策基本上还是由毛泽东决断的。

那段时间与他在井冈山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大体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两首词作《渔家傲》所填的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既讴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痛快淋漓消灭敌人的胜利场景，也反映了他运筹帷幄、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欢愉心态。

如果说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毛泽东在没有或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指挥战争取得的胜利，那么红军攻取漳州也是他的决策没有受到干扰，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的又一胜利，同时也是他在长征之前直接统率红军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第一，他率东路军转向闽西进军、直下漳州的动议，不仅得到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和批准，而且周恩来积极配合，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保障他率军攻打漳州前线需要。攻取漳州虽然不能与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相提并论，但政治影响巨大。

1932年4月22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

“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就此而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指挥三次反“围剿”斗争之后，亲率红军打的第四次大胜仗。

第二，毛泽东打了大胜仗不仅没有受到临时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评。临时中央认为，攻取漳州犯了影响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回师赣南不久，由于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同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作战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任用上不断发生争论，结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军职，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此后，他专事政府工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里，没有军权。因此，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泽东讲的有利于开辟闽南、粤东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有利于扩大中央苏区的政治影响，有利于通过筹款、筹物、扩充红军，增强中央苏区的物力、财力和兵员，使其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加认识到毛泽东胜人一筹的军事韬略，因而使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

这里要特别谈谈毛泽东直下漳州，对周恩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合作关系，此后，两人若干共同的经历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响。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

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的活动，到达中央苏区后，亦是如此。

在党的六大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负责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周恩来更是关注。但遗憾的是，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对红四军状况缺乏具体了解，提出让朱、毛二人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对于此事，两人后来很少提及，但无疑使彼此间多了一些了解。周恩来没有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而且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毛病。为解决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周恩来提出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中央汇报。这才有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报告，并带回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和经他审定的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给予充分支持和维护，以此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直接共事，还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从毛泽东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的一把手职务之后。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但主要负责军事领导。对于军事工作的决策，又发生了与1929年相似的情况，即第一次错了，第二次正确。

第一次决策是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

周恩来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但肩负着临时中央交代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毛泽东，首先向他征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打南昌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

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反对，认为赣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曾五打赣州都没有成功，现在赣州守军虽然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

但周恩来最后却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攻打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三千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这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周恩来(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

第二次决策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攻打漳州。

红军从赣州撤围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会议上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两路向北发展。毛泽东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泉。

周恩来这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闽西进军。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4月10日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

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毛泽东陈明情况后才拍板赞同的。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的胜利，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

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从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而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照和维护。具体有以下例证：

在漳州战役半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顽固坚持要撤毛泽东的军职，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申诉，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半个月后，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免去。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似无此必要”，但博古等仍坚持原议。

在红军突破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的十分危急时刻，负责指挥部队抢渡的周恩来，一直坚守在东岸渡口焦急地等待毛泽东。当看到毛泽东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

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

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当时，周恩来是上级领导，但周恩来对毛泽东没有丝毫怠慢，如同后来两人地位倒过来之后对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说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已将毛泽东视为比自己强的同志。这也就是“一挫一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领导层对于仗怎么打，红军向何处走，不断发生争论。一方为博古、李德，一方以周恩来、毛泽东为首。

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周恩来都明确赞同毛泽东主张，改变进军路线，转兵贵州，北上遵义。特别是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坚决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

二是张闻天。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他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

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又是他第一个发言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而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张闻天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就被张闻天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未予制止；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这个导向对会议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由于他的身份和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要高、要大，他的这个态度对于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参与军事领导的决定，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

第四，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