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交》预告片

西蒙的攀登影片《生死之交》

将在《极限挑战》主题场次展映

武汉百丽宫影城（壹方店） 1号厅

11月10日 15:45-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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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认识影片《生死之交》的主角

——西蒙·莫罗（Simone Moro） 

他是一位富有争议的攀登者。

他选择在最严酷冬季和最极端条件，挑战全球最高海拔的山峰。

他的生死之交们，有的曾受全球攀登界非议后长眠雪山，有的可以对自己的攀登目标和生命完全放弃式的营救，有的似乎不那么擅长攀登……

在他的生命里，友谊究竟是怎样的定义？

Simone Mora 《生死之交》剧照

2013年4月，珠峰，C2。在一顶帐篷外，挤满了上百的夏尔巴，平日温和的他们，都在愤怒地叫嚷着，把巨大的石块用力掷向帐篷里，有一种毫无保留地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

最后，帐篷里的一个人走出来跪在所有夏尔巴的面前谢罪，被他们戳着脸大骂，并且狠狠地抽了几耳光。

这个人，就是西蒙·莫罗。 （Simone Moro）。激起如此剧烈的愤怒，源于他用夏尔巴的母语骂了对方一句“婊子”。

回到欧洲的西蒙受到了登山界严厉的指责，包括他的偶像梅斯纳。而他跪在地上被夏尔巴人甩耳光的视频，传遍了全世界。也被收录进了攀登纪录片《高度紧张》。于是西蒙树立起了一个傲慢粗鲁品质低下的“光辉形象”。

肯道尔往期展映登山影片《高度紧张》剧照

西蒙的新片《生死之交》，记录了西蒙和新搭档Tamara在冬季穿越整条线路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南迦帕尔巴特脊线时结下的友谊。

为这样一个粗鲁的人拍摄关于【友情】的影片，似乎是一件很做作的事情。

他想说“我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当时这样的语言显得很虚弱，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他。那些站在正义的角度高声斥责他的吃瓜群众，似乎并不了解他在高海拔的冬攀成就，也难感受他在攀登中收获的那些深厚友谊，同时或许也并不知道他对人的友善付出。

也许，我们要先跳出影片，看一看西蒙·莫罗其人。

西蒙出生于意大利美丽的贝加莫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个经济发达的北意省份至今还保存着非常完好而精美的中世纪风格建筑和艺术作品。他的爸爸本人就是一个水平极高的登山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自然从小就对儿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西蒙对登山有着强烈的热爱，但他仍然在大学里完成了学业才开始职业运动员的生涯。说是职业运动员，其实也并不准确，因为他还持有直升机飞行执照，是一位飞行员。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海拔8000米级别的山峰冬攀运动的兴起，来自于以彪悍的波兰人为代表的东欧众“神”。随着梅斯纳等人一座一座地将8000米收至麾下，不仅是无氧，甚至还有不少solo，十四座的军备竞赛似乎到了尾声，尤其是由于有比较平易近人的路线开了出来，有人引进了八千米商业攀登。于是一帮渴望攀登新难度的疯子们把目光转向了冬天。

正如西蒙所说，这些山在冬天的时候，终于恢复了原貌，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声音，只有山，无尽的山。

1980年2月17日，波兰人Leszek Cichy和Krzysztof Wielicki站上了珠峰的山顶，1984年的冬天，Maciej Berbeka 和 Ryszard Gajewski无氧冲上了马纳斯鲁，1988年元旦，Wielicki单人登顶洛子。然而波兰人此后连续损失了好几位精英选手，尤其是传奇人物库库奇卡——由他们开启的冬攀黄金年代，进入了低谷，十多年间都不再有人成功，直到2005年，西蒙，这个意大利人，和波兰同伴Piotr Morawski在冬季抵达了希夏邦马的顶峰。

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侧）图源: EPA

在登山中，“冬攀”的时间是指每年的12月21日到次年的3月21日，也就是农历的冬至到春分。

这时候的山上，就连大本营也已经到了零下20度，而7000米之上经常处于零下40-50度的超低温，时速超过100公里的狂风永不停息，不仅毫不留情地把帐篷扯成碎片，更是把积雪吹得一干二净，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和冰壁，于是夏季很容易的地段也都变成了难题。由于冬季气压更低，因而氧气更少。这些残酷的条件，反而激起了一些人更强烈的热情。

而西蒙对于冬攀的热爱，其实起源很巧合。1993年，25岁的西蒙和同伴去了秘鲁的阿瓜空加（南美洲最高峰）和Mirador峰，成功登顶。对于青葱嫩绿的西蒙来说，这是一次事故频发但是安全返回地面的冬季远征，但是他却深深的迷上了这个季节。

西蒙，完成希夏邦马的冬季首攀

“冬攀让你能尽情地享受高处的风景，仿佛处于另一个时空。四周没有其他人的唧唧歪歪，没有各种概念各种指导，没有别人的脚印、喧嚣和物品。在空荡荡的山里，虽然不再有平日的舒适，但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平庸繁杂。在这样的世界里，内心深处的声音重新变得有意义。“

在各处攀登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生最重要的导师和朋友，Anatolij Bourkreev。

Anatolij Bourkreev，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Anatolij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然而如果提起那本非常火以至于被改编成电影的《走进空气稀薄地带》，也就是记录了1996年珠峰山难的那本书，可能有人会有印象，Anatolij就是那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个不负责任、丢下客户回帐篷睡觉的前苏联向导。该书的作者不仅在书里严厉的批评了Anatolij在做向导工作时进行无氧攀登，他认为这是非常没有责任感的行为，而且在随后的一些媒体见面会上也不停追问、谴责Anatolij。

Anatolij是苏联人，出生于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之前，他属于国家经费支持的登山运动员，在天山山脉完成了很多无氧速攀首登。他被称作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最强的高海拔选手，他可以就拿着一根登山杖从珠峰的C4用时5小时无氧散步到顶峰。

苏联解体后，Anatolij忽然失去了经济来源，许多同伴迫不得已放弃了登山，改行去做其它工作谋生。而他不舍得，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了登山向导工作，但是收入并不稳定，很多时候他需要在喜马拉雅山区的登山结束后在加德满都的泰米尔区呆上好几天，把自己的装备二手卖掉，换得回程的机票钱。甚至他也在美国做过建筑工人，时薪5美元。

Anatolij信奉无氧攀登，因为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状况。他不想依靠氧气，因为一旦氧气的装备出了问题，那么自己就可能完全崩溃，这在山上是致命的。所以就算他担任向导的工作，依然也是如此。97年珠峰山难，死亡人数最高的队伍来自美国人Scott Fischer的公司，而Anatolij就是这支队伍的头号向导。

启程前，所有的人都很羡慕Scott拉来了Anatolij，因为这简直就像是买了保险。不想最后伤亡惨重，Scott Fischer直接死在了山上，而活下来的Anatolij就成了众矢之的。他性格内向，英语也很差，没有办法在对质的时候有理有节地解释或辩论，最后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从自己的角度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切。

事实是，他并不像《稀薄地带》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甩下客户回帐篷倒头就睡。在整个攀登过程中，他负责了全程的修路工作，并在冲顶的当天把路一直开到顶峰，那位作者也是踩着他开出来的路登顶的。大概遗憾的是，他的速度太快了，后面由夏尔巴陪同的客户完全跟不上，所以他在顶峰无氧坐了很长时间以后，冻的不行，只等到了一位客户。在征得Scott的同意后，他先下撤了。

而到了下午6点左右，当得知还有客户没有回来，他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到了半夜天气变得很差，气温骤降，能见度下降到几乎为零，风速已经接近100公里/小时。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人背了三瓶氧气重新上到8200米左右的地方去找人，但是毫无结果。

回到C4后，他向呆在帐篷里的每一位夏尔巴求救，但是没有人愿意在那样的天气下和他出去。往返了一个通宵的他最终精疲力尽，只能回到帐篷里等待。这样的付出没有人看见，于是被人简单地描述成躲在帐篷里睡大觉。

过度的指责和谩骂让Anatolij身心疲惫，他只想迅速回到无人的山里，躲开一切。于是在1997年的冬天，他和西蒙决定去尝试安纳普尔那I峰。

图片来自Simone的facebook

在西蒙的眼里，Anatolij是令他敬仰的前辈。西蒙不是唯唯诺诺之辈，他有极其强健的体魄，独立的精神，对队伍里缺乏锻炼、体能不够的队员也会毫不留情的表示不满。但是他永远赶不上Anatolij在山里的速度。Anatolij还带他乘坐了米-17直升机，让他从此迷上了直升飞机这个大玩具，并且最终考取了执照，成为一名救援飞行员。

1997年的圣诞节，西蒙和Anatolij以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摄影师Dimitri Sobolev在安纳普尔那I峰的南壁上快乐的修路。一块房子大小的巨大的冰块从山上崩开，直直地砸到他们身上。Anatolij对着下面的人喊了一句警告，就此和摄影师一起消失不见。而西蒙被冰块冲下去了800米，很幸运地被整面冰壁上唯一的小平台拦住停了下来。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拉着上升器的手已经在绳子上磨到皮开肉绽，里面的筋骨全部都露了出来，浑身是血。

他忍着剧痛爬回了大本营，最终获救。然而Anatolij就此深埋在了安纳普尔那的冰川之下。在影片里，他说：“我想完成这条路线，因为今年是Anatolij逝世二十周年。”可以想像，当年他们曾经畅想过在这些山峰上奔跑、衔接、上上下下的各种可能性。而如今，他仍然记得当初的约定。对于西蒙而言，Anatolij是一位无法替代的朋友。

Denis_Urubko by Andrei Starkov

Anatolij去世后，西蒙认识了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高手，Denis Ubrubko。在他眼里，Denis就像一个弟弟，仿佛就是当年的他。而此刻，他可以略带骄傲的说，Denis不怎么能跟得上我啊，就像当年他一直在追随着Anatolij的脚印一般。西蒙对于友情的理解是如此的单纯，Denis之所以是好朋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是哈萨克斯坦人。

2000年，他们完成了珠峰冬攀。两人在一起攀登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有时候西蒙甚至看一眼Denis的眼神就知道他想说什么，包括想骂什么样的脏话。他们一起合作攀登了天山山脉的数座高峰。西蒙渴望去Anatolij的家乡看看，去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自己的好朋友的一切。

Simone 和 Denis 在马卡鲁高营地, 2009年冬季

2009年1月，他和Denis完成了马卡鲁的首次冬攀。而2011年2月，他和Denis以及美国人Cory Richards登上了加舒布鲁姆II峰。Cory用镜头记录了全部过程，电影就叫做Cold，因为的确是太冷了。画面里到处都结满了冰，包括他们的帐篷里，睡袋上，背包上，眉毛上和胡子上。下撤的路上三人遭遇了一次巨大的雪崩，所幸死里逃生。这是喀喇昆仑山脉的首个八千米冬攀登顶，意义重大。因为巴基斯坦的冬天比尼泊尔的冬天更冷，风更大，条件严苛许多。

1st winter ascent of Gasherbrum II by Simone Moro, Denis Urubko and Cory Richards. 来自影片cold

Denis不仅是登山能力超强，更有着伟大的人格。2018年，他和波兰人Adam完成了一次史诗级的营救。

2017年底，Denis加入了波兰队，前往K2进行冬攀冲击，而带队的，正是1980年完成首次8000米冬攀的Wielicki。和他的前辈Anatolij一样，Denis也承担了大部分修路工作。搭档Adam性格格外活泼，不停的在ins上直播每天的修路工作：比如我们今天已经修到C1啦，明天就可以到C2啦；或者：明天我们计划上到C3进行适应。图文并茂，是一场非常生动的现场直播。

Nanga Parbat: Denis Urubko, Elisabeth Revol and Adam Bielecki - Photo by Adam Bielecki

本来如此有条不紊的准备，加上天气给脸，登顶几乎在望，能在冬季登上K2是一个大新闻。然而就在此刻，在百公里以外的南迦巴尔巴特上，有两个人陷入了绝境。波兰人Tomaz和法国人Eli在登顶后下到7400米的时候，Tomaz忽然雪盲并且透支，Eli只得把他留在帐篷里继续向下。在两天众筹成功后，巴基斯坦军方答应提供直升机，于是Denis和Adam火速赶到南迦巴尔巴特，并在半夜黑透的环境里从5300米的地方沿着毫不熟悉路线一口气上升了1000米救回了Eli。

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攀登目标和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弃式的营救。

就在全世界都在交口称赞的时候，回到K2的Denis却和领队Wielicki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Denis对于路线的选择和建营的效率都有着不小的抱怨。和他的前辈以及密友一样，Denis也是一个才华出众但是并不擅长妥协来营造团队氛围的人，他们对所谓的权威也并没有特别的敬畏之心。所以在有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后，他消失了，选择独自一人冲顶。当然，由于天气原因他失败了。回到营地后，和Wielicki彻底决裂，场面极其丑陋，Wielicki甚至连大本营的Wi-Fi也拒绝再让Denis使用。

肯道尔往期影片《高度紧张》影片截图，适应性训练

回到2013年的珠峰。

这次突发事件后，西蒙体会到了当年Anatolij所遭受的那种大范围的指责，他的确是做错了，但是那些在媒体网络上放手大骂的人未必真的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西蒙和瑞士机器Ueli Steck计划好了速攀珠峰，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在瑞士的山里，经常能看到他们高速进行几十英里越野跑的身影。

到了珠峰，技术上一切顺利，因为传统路线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难，然而没想到的是和夏尔巴人起了冲突。

长期以来，夏尔巴人的定位就是攀登客户的助手，他们是这座山的无名英雄。在各国来客登顶后，拿着各种旗帜拍照，回去参加各项活动，赢得各种赞誉，但是夏尔巴人永远默默无闻，赚取并不丰厚的报酬。这其中的矛盾积累已久，而在这一次似乎到了临界点。

Ueli Steck, Jon Griffith, and Simone Moro (left to right) at Everest Camp 2 after the altercation on Saturday. Photo courtesy of Jon Griffith

争端起于修路。那一天，Ueli负责先锋，在洛子的冰壁上修路。同时进行的还有夏尔巴A队。所谓A队就是夏尔巴里技术最好的队伍，负责最难的部分，这是他们的骄傲。然而Ueli迅速地超过了他们，很快就到了他们上方。比起这种速度上的碾压，让夏尔巴更生气的是Ueli不断踢下来的冰。他们不断提醒瑞士机器不要踢冰下来，会砸到他们。然而掉冰是不可能避免的，就在双方火气都越来越大的时候，西蒙没有控制住自己，用夏尔巴的母语大声骂了一句“婊子”。效果相当于在中国的大街上，正在对峙的外国人对着中国人骂了一句中文的“草泥马”。

回到C2后，愤怒的夏尔巴全部聚集在一起，朝他们躲避的帐篷投掷巨大的石头。如果不是一位女性登山者出面阻拦劝解，他们真的有可能被打死。最后以西蒙跪地谢罪挨耳光大结局。

登山界铺天盖地的谴责压的三个当事人喘不过气来。西蒙也接受了不少采访，试图解释自己的做法。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有些孩子气的说，我老家那，也就是美丽的贝加莫，人人都是直着嗓门说话，大家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他当时纯粹是一时心急直接蹦了一句出来，并没有想太多。而事后被人扣上的“欺凌弱者”、“不尊重当地文化”等等数顶大帽子，他觉得比较委屈。

Simone Moro - Photo by archivio S. Moro

Simone 早在2003年就联合意大利的一个基金会在尼泊尔的一个叫做Syadul的小村子修了一所学校，资助了396个夏尔巴儿童上学，目的是让他们尽量接受教育，不要早早的就变成失学儿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一张登顶照。

2009年，Simone自费购买了一架直升机，开始了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的救援活动。巧合的是，就在自己被打的第二天，他在山上成功营救了一支队伍，而其中一人，就是前一天揍过他的一位夏尔巴。当他登上飞机认出西蒙以后，场面一度极其尴尬。

Simore赞助的登山学校Shimshal Mountaineering School正在进行培训，这是巴基斯坦第一批女性高山向导

在2005年，西蒙在冬季登上了希夏邦马。然后他把阵地转移到了另一片高海拔乐园——喀喇昆仑山脉。

在巴基斯坦，他一面尝试着攀登，一面和TNF合作，在当地建立了一所攀登学校。他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希望能够改善背夫和向导的生活，而不是像有些西方的登山客那样，和当地人处于一种纯粹利用的对立关系。

西蒙和他的这些朋友一样，都在追求着纯粹的攀登、完美的友谊和真诚的个性。当他在希夏邦马寻找背夫时，藏族人领着牦牛来抢活干，甚至和同胞不惜翻脸动刀子，他很厌恶地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哪的人都一样，也没有哪里是特别纯净的。

西蒙总是心直口快，不懂得长袖善舞，所以在很多人眼里，他这样的人都是带刺的烦人精。他在自己的自传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本书是我自己写的，我才不像有些人，是找别人代笔的。这句自带语音的话让人仿佛能听见贝加莫人惯用的高喉大嗓，一不小心又得罪了其他有些人。所幸的是在失去了朋友和导师后，西蒙又找到了Tamara这个合适的搭档。

西蒙和现在的搭档Tamara，肯道尔影片 《生死之交》剧照

《生死之交》中2017年的南迦帕尔巴特穿越，从登顶的角度来看是一次失败的经历。西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高山反应，行动比以往缓慢很多，最后只能无奈的选择下撤。搭档Tamara是个年轻许多的女孩，西蒙妻子的学生。西蒙的妻子是一位体育老师，在班上发现了这个体能超强同时对登山有着强烈兴趣的姑娘，把她推荐给了西蒙，两人在山上合作的非常愉快。对于这次山上的挫折，她并没有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很耐心地照顾这个年长许多的老搭档，并且很干脆地同意了下撤的建议。

西蒙说，回顾这几年来他和Tamara的搭档的攀登，在登山社群里并算不上“成功”，但他们收获的能交付彼此的深厚信任是更伟大的成功。也许，这才是他们真正攀登的高峰。

《生死之交》剧照

山永远在那，当结束一次攀登回到地面后，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无论成功与否，大山根本不在乎。但是如果能带回一段无条件互相支持的友谊，应该是作为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是最宝贵的财富了吧。

虽然电影只有短短的三十分钟，但是友情，是贯穿了西蒙一生的重要的主题。他收获了稀有但纯粹的友谊，如同无坚不摧的盔甲，帮助他应对这个世界上的枪林弹雨。

他把自己的书、自己的攀登都献给了Anatolij，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他们对于登山的意义，对于人生的意义，有着高度一致的价值观，正如Anatolij所说：

“高山并不是我实现野心的竞技场，而是我锤炼信仰的教堂。”

当你在尼泊尔的山间行走时，经常会遇到呼啸而过的直升飞机。不要忘了仰头看看，因为很有可能是这个叫做西蒙(Simone Moro）的老头正和你擦肩而过，风风火火地赶往救援现场。

场次简介：总有人对探索地图尽头的未知乐此不疲，对挑战自我的极限坚持不懈——他们的探险过程被真实地记录成影像，用来向我们呈现生活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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