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诞生的街头艺术，为什么今日我们仍需要它？
传奇摄影师 Martha Cooper 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记录涂鸦艺术的辉煌岁月，以及世界各地涂鸦和街头艺术的变迁。Martha Cooper 曾对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Carlo McCormick 说：“街头艺术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行为；任何形式或者媒介，只要是在街头发生，这就是街头艺术。”
诚然，无论是怎样形式的涂鸦，都是社会底层的凡客们对世界发出的轻蔑。小至一张贴纸、一块涂鸦，大至一件雕塑或者一场即兴的行为艺术，任何改变了城市街道样貌的举措都被视为街头艺术的表现形式。多变的形式扩充了街头艺术的外延，街头艺术家们通过创作，向一汪深潭中投入石子，激起的涟漪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赞许。
黄马鼎（1946-1999），《夏普和多蒂》，1984，布面丙烯，152.4 × 121.9 cm。KAWS收藏。
今年 10 月，由 Carlo McCormick 和 UCCA 策展顾问Peter Eleey共同策划的“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籍此机会，NYLON 与 Carlo McCormick 也围绕“纽约下城区的街头艺术”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谈话。
当大量年轻人居住在同一个空间时，就会释放出打破常规的能量。
1980 年代，里根总统对美国的改革带来了经济上强劲的增长，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债务危机、经济体衰落和移民潮的出现，让纽约市中心的人口急剧下降，大量人口搬离市区，市中心步向贫穷衰落，变得奄奄一息。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金·凯斯、“妙手佛迪”、“忙碌蜂”等人》,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我们身无分文，四处游荡，如果单纯只是听听音乐，我们是没有未来的。”Carlo McCormick 说，“在当时，年轻人将自己的艺术作品画在墙上，或者音乐人们肆意大声演奏到深夜，这些行为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那时候的警察们却无暇管理。”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的焦虑，生活的无聊和资源的有限，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自己一套独特的表达方式。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李在下东区废旧大楼的工作室中》,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上）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着迷>音乐录影带拍摄现场的黛比·哈利和金发美女乐队成员，以及背景中正在创作的李·奎诺尼斯和“妙手佛迪”》,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下）
自由的创作氛围带来了最蓬勃的创作思潮：“如果 Jean-Michel Basquiat 与他的搭档 Al Diaz 一起，他们肯定会在 SOHO 区的墙壁上，贴上他们的‘SAMO’涂鸦，这一切绝非偶然——因为他们两个知道，所有有钱的当代艺术收藏家，都会在 SOHO 区那些街道上逡巡，他们两人希望得到艺术收藏家的注意。”
涂鸦艺术家、说唱歌手、实验音乐人、朋克和嬉皮士们啸聚在 SOHO 和 East Vilage，带来了横跨种族、地区及艺术形式的文化融合。“我们现在已经是将这一切的融合视为理所当然，将融合视为正统而按既定规则进行的一种活动。其实不然，这一切融合在产生之初，更多的是源于当时的人寻找一种打破常规的做事方式，我们大多数人对周围的各种发展开始逐步变得更开放。”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黛比·哈利、“妙手佛迪”、“闪耀大师”、金发美女乐队的克里斯·史坦与特蕾西·沃姆沃斯》，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上）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DJ爱虫”、“忙碌蜂”和“卡兹大师”在名人俱乐部》,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下）
在这场广泛开展的艺术实验浪潮中，艺术家们试图想找到一些新东西，来真正表达「我是谁」和自身的感受，这些东西正是社群中最被珍视的东西，同时，这也为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共同基础。
当一位概念艺术家开始思考“艺术可以是什么”；当一位训练有素的画家摆脱了美术历史流派的束缚，重新审视新兴媒体语境；当一位诗人抑或作家开始着手打造全新个人叙事的方法；当一位涂鸦艺术家在地铁上尝试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全新风格涂鸦；当侨居于此的音乐人开始用老旧的唱片创作出新的声音；当时装设计师用一种与穿着者身形无关的图像以及前卫的几何图形，来丰富着他们衣服的设计语言，这些街头艺术的先驱们都在扩大着街头艺术的可能性。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唐迪和 < 伴我闯天涯 > 的佐罗地铁布景》，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他们将各自艺术领域间细微或者巨大的差异，在彼此尊重的环境中，相互接近，实现交融。”Carlo McCormick 说。
“Andy Warhol 和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对我这一代纽约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纽约先锋文化的代表，不论是 Lou Reed 还是 Andy Warhol，都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孤单英雄和少数群体的保护神。
以至于 Allen Ginsberg、Gregory Corso、Herbert Huncke、Taylor Meade 或者像 Sun Ra 和 Ornette Coleman 这样的自由爵士音乐家，这些曾经风靡于「垮掉的一代」群体里的人物，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纽约，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创作热情的高峰期就享受到这座城市和人民给予他们的拥戴。
凯斯·哈林（1958-1990），《无题（脸）》，1982，金属邮政车顶喷绘，213.4 × 190.5 cm。©凯斯·哈林遗产，Artestar授权，纽约。
“时间”成为这场艺术运动里最关键的因素。尽管如今的 Andy Warhol 背负盛名，享誉全球，但他在当时并不受艺术界待见，1980 年代他的职业生涯更是跌到了谷底；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唱片一经推出却无人问津，也没有人观看他们的演出——但是几乎所有看过他们演出、买过他们唱片的每个人都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新生代艺术家，尤其像 Keith Haring、Kenny Scharf 和 Jean-Michel Basquiat 一样受人尊敬的艺术家，是这群人，让 Andy Warhol 和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再次成为文化的里程碑。”先驱们的影响力，通过第二代年轻艺术家们的努力，逐渐开枝散叶。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与凯斯·哈林（1958-1990）、ERO（1967-2011）、“妙手佛迪”（生于1959）、富图拉（生于1955）、“粉红夫人”（生于1964）、艾瑞克·哈兹（生于1961）、LA II（生于1967）、曾广智（1950-1990）、肯尼·沙夫（生于1958）、拉梅尔兹（1960-2010）合作，《无题（趣味冰箱）》（局部），1982，冰箱上综合媒介、丙烯、喷漆、墨水记号笔，143.5 × 61 × 64.8 cm。©让-米歇尔·巴斯奎特遗产，Artestar授权，纽约。
在纽约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真实，城市里的每条街道都有属于它的艺术家，被上述提及的人物和他们自身蕴含的神秘力量吸引，通过这种代际交流和历史维度下的纵向跨文化交流，后世的创作者们拥有了享用不尽的灵感宝矿。
“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很多人永远都记得，当我们发现并认识到新艺术领域的时候，上述的这群人并非是活在遥远过去的英雄，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脉搏的同侪。”Carlo McCormick 感慨道。
“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2022。
“我这一代仍在坚持着 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的原则，强调不会变卖掉全部作品；同时，也在坚持着 70 年代朋克文化的原则，不接受外界强加的元素。这些原则，让我们在商业世界中寸步难行。”Carlo McCormick 说，然而这样的执念似乎在如今的街头文化场景中遗留甚少。
“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2022。
比起已经堙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希腊智慧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涂鸦、说唱或者其他街头艺术，本质上是短暂的，它们本身就不意味着长久留存。更短的保质期意味着更强大的爆发力，街头文化运动在千禧年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席卷了全球。Carlo McCormick 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一切只是一种暂时潮流。”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摇滚吧！（“忙碌蜂”）刮痕幻灯片》，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上）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慢拍（摇滚）刮痕》，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下）
当 Virgil Abloh 入主 Louis Vuitton、Nike 的球鞋销量被 Travis Scott 左右，Banksy 和 Jean-Michel Basquiat 的涂鸦作品在各大拍卖行拍出天价，主流的音乐榜单开始被 Roddy Ricch 或者 Pop Smoke 这样原本只属于少数坚实 Hip-hop 爱好者所喜爱的音乐人的作品攻占……就算是那些曾经对街头文化嗤之以鼻的「高级审美」们也不得不承认，如今的街头文化势不可挡。
朱利安·施纳贝尔（生于1951），《唉》，1987，歌舞伎剧幕上油彩和蛋彩，457.2 × 335.3 cm。©朱利安·施纳贝尔，图片由艺术家与维托·施纳贝尔画廊提供，摄影：汤姆·鲍威尔。
“只有这些原本一无所有的街头艺术家变得名成利就的时候，资本才注意到街头艺术的商业价值，无论这种变化对艺术本身而言，是好是坏，他们都会把街头艺术变成一个行业。”Carlo McCormick 提醒道，“然而，当奢侈品牌采用街头艺术作为设计语言时，许多人畏首畏尾，不敢评价——我不怪他们，毕竟很多艺术家为了卖出自己的作品作出过很多努力——我也会反对对这些艺术家们作出过于严苛的批评。”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富图拉刮痕》，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上）
查理·阿赫恩（生于1951），《摇滚吧！（“忙碌蜂”）刮痕幻灯片》，约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下）
“不求回报”是街头文化在这一时期野蛮生长的最深刻映像，然而，当大多数创作者不得不面临“生存”的难题时，与商业的结合不仅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转机，却也让他们由此进入了主流审美的视野。来自街头的穷孩子们中的一小部分逐渐意识到，其实艺术家并不需要挨饿。
“无论如何，这种转变的源动力，这种疯狂的冲动，构成了一种为艺术奉献的慷慨精神，对我而言，这种精神激昂而向上。”Carlo McCormick 说，“街头艺术真正令人兴奋的特质是它的开放性。”
“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2022。
这是精明且务实的一代人，饱尝贫穷与困苦的他们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艺术来赚钱：那就是通过联名合作，而非单向的被剥削的方式；他们通过新媒体大爆炸去探索更多可能性，并运用艺术家自身的文化资本，来维持自己对创作的控制力。
有些从 1980 年代至今的亲历者会说，他们见证了街头艺术成为流行文化核心的成功，但就算是他们中大多数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这一刻变得更加与别不同。直面商业的街头艺术，不只是妥协，而是开启了自下而上的征程。
“我们在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充斥的世界，如何凭借我们天生的群体矛盾心理，以及我们对多元化视觉采样的偏好做出反应呢？或者当我们对未来充满迷茫和怀疑，而我们对过去的怀旧之情成为前行的束缚，我们如何背负这两样包袱前行？”面对着时下动荡变革的时期，一如 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机构、艺术表达方式和发展策略在多个方向上都产生了爆炸般的增长，Carlo McCormick 将横跨 40 年的两个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便是他策划“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的动机。
“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2022。
纽约下城区艺术文化的发展经历，在 21 世纪的今天鲜活依然，这也成为世界上更多在发生同样剧变的地区最好的样本。
在亚洲，大部分国家从未经历过现代主义的完整发展轨迹，而在统治了艺术领域近一个世纪的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流动的领域，现代主义已经到达了后现代阶段，逐渐失去所有的矛盾、紧张和冲突，趋向平淡。“我非常好奇，好奇今天北京的人们会如何理解和接受这种艺术呢？”Carlo McCormick 说。
沃尔特·罗宾逊（生于1950），《小淘气鬼》，1984，布面丙烯，61 × 61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如今，很多艺术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街头艺术家已经能够在获得许可和授权之下，从容地进行街头创作，而不需要一边张望四处巡逻的警察，在街头角落非法涂鸦标志符号了，主流时尚品牌都在想方设法通过街头艺术获得更大的文化主导权。
“下城往事：1980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2022。
而谈及街头艺术在更远的以后，将会有怎样的表现，Carlo McCormick 却说：“我一般甚少去预测未来，因为预测未来，是绝望，傲慢而且愚蠢的行为。对我来说，只要不让自己被时代抛下，就已经让我身心俱疲。能够活在当下，往往就已经能让我喜出望外。我相信，未来同样会让人意想不到，充满惊喜。”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街头艺术不再是零零星星的孩子们，可怜巴巴地用仅有的资源，创作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当世界各地的新世代都参与到激进前卫的自我艺术创造时，他们就会有机会直面许多全新的思维和方式。
采访、撰文：曾海川
编辑：于妙妙
图片：展览现场图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孙诗摄影
排版：于妙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