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和谈,1949

印闲生 江宁织造 2022-08-06



11月15日,香港《大公报》用头版刊登了一则“重磅消息”——


该报从权威渠道获悉,针对台湾岛内外“台独”势力活动猖獗、气焰嚣张,为予以有力打击,大陆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对那些涉“独”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的顽固分子及其金主,将采取严厉制裁措施,包括依据《反分裂国家法》及《刑法》、《国家安全法》有关“分裂国家罪”等条款绳之以法,终身追责。


这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登上了岛内的热门话题。


台湾媒体纷纷议论,到底哪些人能够“榜上有名”呢?


此情此景,不禁让我们回想起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 蒋介石等应列为头等战犯 全国身受战祸的人民均可酌情提名


【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电】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跟《大公报》一样,这篇报道也是来自“权威人士”。


恍惚间,有一种历史在重演的感觉。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命令》,提出“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1949年1月19日,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蒋介石约见副总统李宗仁商谈,表示自己愿意“引退”。


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和蒋介石一直不对付。


这个时候蒋介石把“总统”大位白扔给李宗仁,显然是有所图的。


话说就在一个月前,李宗仁的“小弟”白崇禧致电南京请求停战,主张邀请美、苏,联合调停冲突。


几天后,南方各省的多位大佬,像湖南程潜、湖北张轸等,均通电主和,要求蒋介石下野。


蒋骂着“娘希匹”、看着保密局呈送的情报,才得知这些大佬背后是美国人在支持。


原来在1949年初这个关口,对蒋介石失望透顶的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


形势比人强。


蒋介石一边考虑下野,一边安排亲信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277余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1月21日,蒋介石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引退。


当天下午,他和蒋经国一起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杭州,然后驱车回到奉化溪口故里。


在溪口,他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时光。


1949年,蒋介石在故乡溪口


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启与我党的和谈。


为表诚意,他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


面对国民党开启的这一波“舆论攻势”,我党先通过私下渠道告知李宗仁“底牌”——


如果你真有反蒋之心,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否则,“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虽然李宗仁和蒋介石的关系不好,但让他立即与蒋决裂,还是压力太大。


李宗仁的回应也很艺术,他精挑细选,派出了以“亲共人士”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启赴北平。


这个和谈代表团里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一干舆论界的大腕,由不得我党不接待。


4月1日,他们乘专机来到北平,与我党商谈和平。



南京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后,张治中(右二)、邵力子(右一)、李蒸(左二)偕同张丰胄(左一)同游中山公园


李宗仁当时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计划”。


他想以和谈的压力胁逼蒋介石“出国”,然后借此实现国共“隔江分治”的方案。


给李宗仁底气的除了当时对蒋极其不利的舆论环境,还有他手里的王牌——桂系亲军。


随着蒋介石的精锐在三大战役中全军覆没,当时国民党剩下的精锐兵力中白崇禧的三十余万“桂系军”占相当的分量。


4月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传话给李宗仁、白崇禧:


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


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


三、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


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


从当时周恩来给李宗仁提的“条件”来看,我党显然是希望彻底分化李、白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中央军。


最好李宗仁和白崇禧能来个“世纪大投诚”,直接实现全国解放。


作为李宗仁“私人代表”的黄启汉抓住这千载难得的机会,当即向周恩来表示:


“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我一定跟共产党走。”


(备注:黄启汉解放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广西邕江大学校长等职)


当天下午,黄启汉由北平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意见。


1949年,解放军装备的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在长江附近行军


李宗仁当时的角色非常尴尬。


尽管他是名义上的中华民国“代总统”,但在国民党内李宗仁并不是“中央常务委员”,且与行政院长孙科(孙中山长子)关系不洽。


短短几个月内,南京的“府院之争”、“党政之争”就此起彼伏。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李宗仁无法掌控南京城里的各派势力,真正能拍板的还是溪口老家下野中的蒋介石。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平香山接见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


为表诚意,我方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


其实就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张治中等南京代表团团员也没有什么“难处”。


他们的心态非常轻松。


因为从抵达北平的那一刻起,张治中等人就已经决定:无论和谈情况如何,都不会再回南京了。


他们将从此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62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傅作义、张治中、屈武商谈对台湾工作问题。自左至右: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


1949年4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最后修正案。


次日,由黄绍竑、屈武两位携带“协定”赴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签字。


“协定”开篇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


关于这份“协议”这里不做过多解释。读者朋友们仔细看看加粗体的字,就知道结果了。


南京高层紧急开会讨论后,认为该协议形同“无条件投降”。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告北平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拒绝签字,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拉开帷幕。



渡江战役发起仅仅两天后,南京即宣告解放。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虽然指挥不了蒋介石,但蒋介石也指挥不了他。


李并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也懒得处理国民政府那一摊子烂事。


他直接飞往了桂系的大本营桂林,与白崇禧一起组织“华南防线”。


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时候,李宗仁也没有随蒋一起迁往台湾,而是以“就医”为由经桂林、南宁飞赴香港,住进香港半山养和医院。


1949年12月4日,李宗仁借口胃疾复发须出国治疗,偕其妻及随员7人,乘包机一架,离港赴美。


就这样,国民政府不仅丢了江山,连自己的“总统”也丢了。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一直“代”到1954年第二届“国大”在台湾召开才被罢免,说来也是一桩趣事。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文章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曾经国民党将领们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将国民党高官分为三类:


1、主动率部起义

2、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投诚

3、顽抗到底被我军生俘


这三种情况对具体战役和整体战局的影响完全不同,其将领获得的待遇自然也会有很大区别。


第一类:起义


傅作义,1949年在北平率25万国民党军起义,建国后长期担任水利部长。


陈明仁:1949年在长沙起义,起义后保留原职务,改国民党1兵团为解放军21兵团,1955年晋升为上将。


另外诸如绥远起义的董其武、昆明起义的卢汉等人,基本都会在政协、地方政府担任要职。


当然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卫立煌。


他曾经出现在1948年底的“战犯名单”中,但一般认为那是为了保护他。


后来卫立煌官至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被很多人猜测是辽沈战役中立过大功。



第二类:投诚


投诚是一种相对折中的情况。


率部投诚的国民党军将领,基本上是出于为自己和残部留出路的考虑,一开始是不准备缴枪的,迫于形势才改换阵营。


对于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我军同样是足够优待的。


当然,待遇不能和起义将领相比。


比较典型的投诚将领有1948年辽沈战役时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中将、1949年西南战役时守成都的国民党5兵团司令李文(后又私自逃回台湾)中将。


这些将领都会获得人身自由,但不会被授予军衔,一般也不会有重要的职务安排。



第三类:被俘


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


战败被俘后的国民党将领很少有不经过改造便获得自由的,像区寿年、邱维达等都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类极少数的特赦战犯往往因为“输的比较干脆”、“几乎没有造成我军伤亡”,故此优待。


以豫东战役被粟裕俘虏的区寿年为例,他刚建国即特赦,且担任政协委员。


可见有的时候输的干脆利落也有好处……


绝大部分被俘国民党军将领都在北京、抚顺等地的管理所进行思想和行为改造,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获得释放。


比如:杜聿明、文强、廖耀湘、康泽、宋希濂、陈长捷等人,最早也要在1959年才能重返社会。


像黄维、刘镇湘等态度死硬人员,直到1975年才获释,属于少数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黄维,淮海战役被俘后,此人一直愤愤不平。


在战犯管理所里,他极力抵制“思想改造”,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科学研究之中,并在1968年得到狱方的赞助展开实验。


不过最终实验失败。


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出狱后,他仍然不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



晚年黄维,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以史为鉴。


是想做傅作义、陈明仁,还是做黄维,相信对岸的兄弟们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谨以此文,为今天的“台独顽固分子们”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全篇完)





这是我们的备用号,取自某位读者的留言。欢迎关注“江宁织造”——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