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锈钵

很遗憾，像往常的文章一样，我不得不使用一个热点话题作为开头。

这个热点话题就是最近引爆互联网讨论狂潮的996工作制。

看起来信息时代的确赋予了人类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我们有机会和马云这样的互联网大佬站在同一高度去思考问题，而且看起来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关联。

尽管在内心深处，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一场关乎我们未来命运的雄浑声浪，在往后的人们来看可能只是时间海洋里一片泛白的小小浪花。

历史总是这样，它的广博性使它先天的具有某种超越一切的相似性。

而对于我们脚下这片的古老的土地来说，这不过是身处转型与动荡时代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另一个方面讲，那些从工业革命时代就存在的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跨越浩荡绵长的时空，终于降临在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之上。

经验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场毫无预兆的争辩，而是一种常态在中国新兴市场上的投影。

在外面，那些你所看不到的角落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战争，正在永无休止的进行下去。

 01

历史记载的人类第一家现代化企业，是1769年诞生在英国诺丁汉的一家600人规模的水力纺织厂，它的创办人是理查德·阿克赖特。

然而在那之前，书籍所记载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早在4300年前，在公元前约2558年的埃及就已经发生了，建造胡夫金字塔的工人因为没有得到许诺的大蒜配给而发动了罢工（在那个时代，大蒜的医药性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工人们借助它改善身体状况，提高免疫力），人类第一次获得了拒绝工作的权利。

在资本主义最为兴盛的美国，距离建国仅仅101年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工人暴动和罢工事件，1877年，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政府改善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并缩短工作时长，改为8小时制。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所抗议的内容已经不简简单单只是那一两头大蒜，而是面包和私生活的合理保障。

而在工时方面，仅仅距离我们250年前阿克赖特的那家水利纺织厂，还在使用每天超过12个小时的工作制度。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贝弗里·J·西尔弗在他的著作《劳工的力量》中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社会中，资本和冲突往往总是相伴而行。”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几乎总是最终获胜的那一方。

原因很简单，劳工，尤其是从事即时性工作的劳工手中，掌握着一个企业的生产命脉，只要他们破坏了生产机器、选择怠工或者发动罢工，资本家们往往就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

02

这些在一两百年前发生的故事，时至今日仍然在深刻的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轨迹。

而对于本文来说，我们选取那些工业革命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作为案例，并不意在简简单单的陈述一段历史，而在于攫取古今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从而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

在开始这次讨论之前，我首先要承认，关于996这一工作制度的讨论热潮能够延续至今，这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的观点里，996从来不应当是一个推而广之的工作模式，而是只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维持经济效益的手段。

并且，这些行业多半有着以下几点共性：“工作即时、线性产出、疲劳阈值较高。”

事实上，这也是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员工与那个大工业时代的工人之间的相似之处。

你不会看到旅游行业或者做餐饮的实行996工作制，因为对于这两个行业来说，今天是淡季没有顾客，或者库存的食材卖完了，多工作一会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工作可做。

你不会看到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实行996制，因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工作产出并不是随时间成正比的，今天有灵感，今天多创作一些，明天没灵感，可能什么都出不来，对于这样的职业来说，996是看不到任何实际效益的工作制度。

你不会看到有人逼着医生天天加班加点熬夜做手术，尽管很多医生因为特殊情况都需要工作到很晚，但谁敢让一个连续做了几天手术没合眼的医生给自己提供治疗呢？

对于医生以及一系列从事高精度、容错率极低工作的职业来说，长期坚持996的工作方式，无疑也是弊大于利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引发如此巨大反响的996制度大讨论仍然抱有某种怀疑态度的原因，因为关于它的种种讨论很可能被过度参与了，一部分人和他们所处的行业可能与996之间并没有什么契合度。

而在这一职业背景下，讨论996有无必要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必要的。

什么样的行业才具备讨论996这一制度可行性的土壤，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三点。

纵观整个国际劳工运动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唯有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行业，资方和劳动者之间的斗争才是尖锐、突出，并且持久的。

03

我说过，在资本家和劳工的这场战争中，劳工几乎总是最终获胜的那一方。

随手一举，我们就可以找出很多案例。

1936年12月30日，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占领了通用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弗林特的费雪车身制造厂的第一和第二分厂。到1937年3月12日，通用汽车公司被迫向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屈服并与其签订了合同。

彼时的通用，是美国拥有着巨额财源和反工会的密探网络的最大工业公司，然而他们在有组织有纪律性的工会面前不堪一击。

同样的事情还在我们隔壁的泡菜国发生着。

上个世纪70年代的韩国，为了“经济奇迹”的来临，独裁政权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进行罢工活动，逮捕劳工活动家并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帮助雇主压低工人工资并允许严酷而暴虐的劳动条件存在。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韩国，“被组织起来的劳工找不到合法的活动空间，劳工运动被迫进入表面上的沉寂状态”。

与此同时，沿着蔚山海岸线绵延40多公里的重工业产业区里，聚集着韩国的财阀们从全国招募的数十万工人，利润的压力像沉重的山峰一样压迫着他们。

在这个国家经济一路腾飞的表象下，是另一种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工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任何私人的时间，他们被强制着装、胸前挂上统一的铭牌，为了支撑体力，他们常常使用一种叫做“定时”的防瞌睡药片。

即使如此，所挣的微薄的工资还常常不能维持生计。

索性工人们的怒火是有限度的，距离那个时代仅仅过了10年，1987年8月18日，《纽约时报》就出现了“韩国现代工厂被工人占领”的头版新闻。

在那场战争里，超过2万名工人越过路障并占领了工厂建筑和现代集团经营的一家造船厂。

随后，距离这则报道之后的3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张照片，标题为：“现代集团创始人和名誉主席郑周永，穿白色套装者，昨天在汉城与新成立的工会领导人举杯祝贺协议的签订”。所附文章的标题是：“韩国公司同意承认工会”。

04

工人阶级的胜利固然是可歌可泣的，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屡战屡败的资本也从未束手待毙。

可以看到的是，过去的一百年间，劳工的地位、主体、组织正伴随着产业和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背后，是资本家为了抗衡劳工运动所做出的一系列改变，他们通过“竞次”的手段，完成了大幅的产业转移，将劳工需求密集的低端产业嫁接到了巴西、南非以及众多的东南亚国家，当然，一同嫁接过去的，还有潜在劳工运动的爆发。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的寻求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劳工的数量和密度。

反过来，对于那些依然选择留守高工价的本土的企业，变革也在悄然发生。

一方面，出于功利主义这一价值学说所提供的长远角度考量，以福特公司为首的企业大幅降低了商品的价格，并以远超出市面水准的薪资标准为员工发放报酬，这一举措尽管在当时被《华尔街日报》之类的媒体斥责为“犯罪”。

但后续的事实证明，它无疑提高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并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运动爆发的可能。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全新工种的创立也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短期产生劳工运动的可能。

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亚里士泰德·佐尔伯格所持有的观点那样：“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所发生的各种转变，带来的是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这个具有显著社会特征的群体事实上的消亡”。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为‘劳工权利’而斗争的工人正在快速消亡，仅存的斗争者也被看作今天的一个面临灭绝的残余物种”。

同样，西班牙著名的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也认为：“信息时代”的来临已经改变了国家主权和劳动者的工作体验，并且以不同方式削弱了劳工运动作为“社会凝聚力和工人代表性的主要来源”的能力。

换而言之，相比于一百年前活跃在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现代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呈现出了更加松散、更加独立的一种状态，而且显然，他们是缺乏一个“强大且充满战斗精神”的工会的。

幸运的是，劳动者们的悲惨命运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

并且从根本上来讲，这一缓解源于中西方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异。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员工所工作、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家，两者相比，不同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要求，企业的本质目的是以赚取利润为基础，从而实现长期经营，并最终达到正向回馈社会的效果。

在这一基础上，员工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被类比为劳工和资方之间的矛盾，而是二者关于公司利润与个人收益之间的一种博弈。

这一判断的佐证就是，在中国众多的许多互联网公司里，不少员工甚至是支持996工作制的，这背后的逻辑是，对于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在催动着他们不断的压缩工作时间，从而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并获得更高的报酬）。

基于此，我个人的倾向是，目前互联网上关于996这一工作制度的种种话题，更多的是一种讨论和谈判的性质，它不能被简单粗暴的归类为某种“运动”，尽管我们可以从古往今来的劳工运动史中发掘出与之相似的一些表述和观点。

05

当然，关于这场博弈究竟谁是谁非，恐怕并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说清楚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为这一讨论提供一些全新的素材和视角，以期待在充分理解并吸收这些素材后，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获得一些全新的思考。

在996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出现了太多站在个体角度的声音，无论是作为员工的个体，还是作为企业的个体，然而我个人的建议，我们还可以尝试着用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去解读这一工作制度。

比如国家的视角，比如世界的视角。

两年前，我在阅读华为传记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2003 年，摩托罗拉与华为谈判，放弃自身的无线产品研发，贴牌生产华为的产品。谈判结束后，晚上大家去酒吧喝酒，摩托罗拉主持谈判的技术组长，也是 GSM 研发的总工程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问华为主持 GSM 谈判的组长：Jack，您今年多大？得到的回答是：32 岁。

对方黯然：“我进摩托罗拉时你还没有出生，我从事无线研发30多年了，却被你们一家做了10 年不到的公司超越了。”

这个故事确实让我感慨了很久，一方面，这份感慨之中有着对中国创造振兴的喜悦，另一方面，感慨之外更多的还隐藏着一丝疑问：“为什么华为能在短短10年时间里，作出别人30年时间都做不到的东西？”

是效率更高？工作模式更合理？还是中国人确实更聪明？

抱歉，这些答案都不能说服我自己。

直到后来，我在关于华为的另一个故事的细节里找到了一丝可以被称之为答案的可能性：华为超越竞争对手，不是用了10年，而是20年的时间，因为比较一下华为和摩托罗拉每天的工作时间，前者几乎是把一天掰成两天再用。

华为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离不开这种“狼性”的工作模式。

当然，这样的作法也或多或少地为华为带来了人道主义的公关危机，然而这一“不人道”做法的背后，《不眠的硅谷》这篇文章，可能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更为真实的世界。

这篇文章里写道：硅谷的这些编程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企业家及项目经理坚守“睡着了，你就会失败”的信条，凭着远大的理想，借助大杯大杯的咖啡，他们会坐在发出荧荧光线的显示屏前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有时甚至到 6 点，不断狂热地开发着互联网技术。

“工作到深夜几乎是今日硅谷中大约 20 万高科技大军统一的生活方式，那些按照传统日程工作的人们每天有两个交替的时段，而在高科技工业园的停车场里，可能在凌晨 3 点还依然拥挤不堪。而许多把黑夜当作白天的人们会在夜里把家中的计算机联到办公室的网络上……”

这是在21世纪人道主义发源地的美国，司空见惯地存在着的一种工作状态。

在所有人都在羡慕高通、三星、英伟达这些手中握有的庞大专利资源的企业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足够让他们躺着赚钱的技术专利，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馅饼，而是源自一代又一代技术工程师们劳动的结晶，

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技术的领先意味着什么，你有没有深入思考过，对于国家来说，高新技术的封锁和垄断，又意味着什么？

我并不是借助爱国的力量来实施道德绑架，而是那些存在于历史中的贫弱中国仍然在不断的激起我的恐惧。

那些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代差、观念层次的代差、10年甚至20年的代差，并不会在我们悠然自得的下午茶中自然而然的缩小。

巴西、日本、韩国的逐步繁荣，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技术垄断的突围上，没有这一点，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运行，乃至一个国家的国运就永远受制于人。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的历史观告诉我，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圈层壁垒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代人可以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当然，这些理由也并不能成为企业家恣意剥削员工的借口。

只不过，在这场关于996的大讨论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白，没有一种制度是各方面完美无缺的。

即使最光明的太阳，也有着因它而降生的阴影。

而我们所希望从这场讨论、以及以后的种种博弈中得到的，是一种有着更小阴影的选择可能——在这种选择下，利益诉求可以达成某种平衡和共识。

然而在平衡和共识之外，这片太阳下所存在的阴影和伤痕，依然需要借助我们的双手来不断地弥合。

我知道，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很像是鸡汤。

不过不同的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鸡汤，而在这片共和国的另一些角落里，有人正在把它作为激励自己前行的动力。

（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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