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海 |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作者简介】
张龙海，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导。全国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驻孟买总领馆领事；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印度政治经济和印度英语文学，在境内外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4部、译著2部，主持国家、省部级和其它横向科研课题8项，主讲《大学英语进阶课程》《美国诺奖作家经典赏析》《英国诺奖作家经典赏析》《世界诺奖作家经典赏析》等四门慕课，其中前两门入选福建省精品在线课程。
张龙海 教授
【前言】（张龙海教授写于2019年10月15日）
今日（即：2019年10月15日）早晨，我先从我的博士生得知、后从《纽约时报》得到证实——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教授仙逝——心中无比悲痛，迅疾给布鲁姆夫人发去唁文，表达心中悲痛之情。
2001年至2002年，我有幸到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每一学期选修教授的两门课。同时，每周四下午到教授家里喝咖啡，并向其汇报学习心得。2002年初布鲁姆教授携夫人到西班牙讲学一周，特让我到其家去住，帮忙看护家院，给花草浇水。一年的听课，一年的交流，无不感受到大师学富五车的博学和平易近人的和蔼，无不感受到大师专心治学的严谨和无欲无求的简朴。
张龙海教授（左）与哈罗德·布鲁姆教授
鉴于布鲁姆教授的文学成就，回国后我在原来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增加哈罗德·布鲁姆研究，以《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立项。经过几年的努力，系统地剖析布鲁姆的文学成就——浪漫主义批评研究、文学批评理论创建、宗教研究、西方古典研究——并运用布鲁姆“诗学影响理论”分析文本，发表系列论文，如“哈罗德·布鲁姆与对抗式批评”、“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哈罗德·布鲁姆论莎士比亚”等，最终形成专著《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平时与导师的互动比较频繁，特别是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咨询和节日问候，并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再去美国时一定要抽空去拜访导师。无奈天嫉英才，大师仙去，只能重读旧文，纪念恩师。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本文发表在《文艺报》2011年8月10日第7版。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可谓是发展过猛，如火如荼，从新批评到形式主义，从读者反应论到结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派，从心理分析到诗学影响理论等，都以某一视角为切入点，阐述文学活动的存在和意义，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各据一隅，分庭抗礼”之势。然而，21 世纪在承接这些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同时，我们可能要对其进行反思、总结，以便促进文学批评的新一轮发展。诚如俄罗斯批评家谢尔盖·森金在 2002 年所说，“今天，最有价值的，倒不是革命性的学说，而宁可是在理论史方面有学识很在行的工作——进行总结。应对那些具有观念性的关联与根基加以梳理，将大师们的未尽之言说透，将大师们未曾点破的东西说穿”。在理论创新和文本批评方面作出贡献的哈罗德·布鲁姆也有很多“未尽之言”。
文学的定义
历代文学宗师从其不同的时代、社会、文化等方面出发，对文学做了种种定义。布鲁姆以自己的诗学影响理论为基础，提出“文学不仅仅是由语言构成；它还是进行比喻的意志，是对尼采曾经定义‘渴望与众不同’的隐喻追求”。这个定义清楚地传递两层意思：文学首先是由语言构成的。那么，语言怎么构成文学？布鲁姆在《卡巴拉和批评》中指出，根据犹太教的卡巴拉，上帝和语言合为一体，别无二样，也就是说上帝从虚无之中创造世界，而语言也是从虚无之中创造意思。他接着在《误读之图》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只有运用语言才能说出和意指有新意的东西，而且要比喻地运用语言，要想走出语言的牢房，我们必须明白“说出”和“意指”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说出一些话，但是这些话绝非简单的字面上所承载的意思，而是另有所指。因此说，语言就是一种修辞，是用于交流各自不同的观点，而非只是陈述事实。所以，修辞的“错误”就是由各种东西组成的比喻。这说明，作家如果只是平铺直叙，毫无隐含，不会使用比喻，那么他的作品就会平淡无味，不值得一读；只有使用修辞手法即各种比喻，才能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理论中的关键——误读。误读本身就是一种比喻，就是一种创新。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引用歌德的一段话来阐述比喻：“对东方人来说，世间万物互相联系。他们惯于将互不关联的东西扯在一起，善于通过改变字母或音节等微小变化得出互相矛盾的意思。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本身具有生产力，只要它和想象力结合，就会产生诗歌。接着，我们如果顺着初始的、必要的比喻开始，标出那些更为随意发挥、更为大胆的比喻，直到最后看到那些最为大胆、最为任意，甚至包括笨拙的、常规的和陈腐的比喻，我们就会对东方诗歌有个总体印象。”由此可见，诗的本质就是比喻，而这种比喻是诗人“将互不关联的东西扯在一起”，是一种创造性“错误”，即产生出新的意思。从某一方面来说，比喻就是把一物当成另一物来表达，而这就是创造性“错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比喻的力量：把两种原先毫无联系的东西放在一起，形成巨大张力，产生新的意思。这就是语言的“错误”，是文学所必须的，是语言构成文学的方式。
其次，布鲁姆关于文学的概念投射出另一层意思——文学就是竞争。他在《卡巴拉和批评》中指出，“与众不同，身在他处”是对追求隐喻和终身对诗学执著追求的绝好定义。每位后辈作家发现自己无可避免地要与前辈作家来一场殊死搏斗，从而确立自己作品的文学地位。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各种论述中，以突出后辈作家能够成名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布鲁姆喜欢引用歌德晚年的一句名言：“一个人活着时，其他人也活着吗”，认为倒不妨将其改成“一个作家活着时，其他作家也活着吗”，以此突出一个伟大作家对后辈作家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作为晚辈作家，在成才或者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时地问这个问题，以提醒自己如何超越前辈作家。只有将其他作家的能力转成自己的能力，他们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实际上除了自身力量和意志，还有什么可称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呢”？只有自己下定决心和前辈作家决一雌雄，自己全身心投入创作，创作出强劲作品，作家才有可能胜出。这正表明了文学创作道路的艰辛，也解释了为什么代代都有文学巨匠出现，因为他们有着 “与众不同，身在他处” 的渴望，他们需要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
文本与审美
布鲁姆对文本的美学价值持肯定态度。我们不妨通过另一角度来理解这个话题——为什么不把文本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呢？目前社会进入多元文化阶段，在批评领域各种主义盛行，布鲁姆对此忧心忡忡，认为经典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主义千方百计质疑、解构经典。“经典否认知识和意见的界限，成为传承的工具，具有永久性，却不能抗拒理性，当然能被解构：如果人们认为经典不该存在，就会想方设法摧毁它。捍卫经典不能再通过中心机制的权力来进行，也不能再具有强制性，尽管很难看到学术机构，包括招生，可以抛弃经典而正常运行。” 布鲁姆之所以引用这段关于经典命运的警告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批评领域多元格局对经典的冲击。他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已经被文化批评所替代，批评界充斥着各种鼓噪的、浮噪的声音。
布鲁姆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化批评，不能压抑美学，“个人的自我是理解美学价值的惟一方法和全部标准”。其次，不能把美学当成意识形态或者社会能量。“批评是智慧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不是政治或者社会科学，也不是性别崇拜和种族鼓噪。”布鲁姆关于经典的理解由此可见一斑。“西方经典的存在是为了设置限制，建立一套既非政治也非道德的衡量标准。”换言之，经典是一种纯美学的追求。但是，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令布鲁姆大为不快，比如诗歌要依靠世俗力量才能生存；比如不同的社会都有过多的强劲诗人为某一阶级服务。这也是他为什么老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的原因。我与他谈话时，每谈到当下的批评现状，他总是摇摇头地说“完了，完了”。他认为把批评和政治社会放在一起的行为容易让作品失去诗的意味。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将其置于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分析，而不是从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布鲁姆强调想象力和语言的张力，反对社会能量说，即通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作为切入点。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布鲁姆认为，他必须致力于文学批评。“为什么文学研究者成为业余的政治家、半路出家的社会学家、不能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和武断的文化史学家？这虽然是个谜，但也并非不可思议。”这进一步说明他为什么讨厌憎恨学派，因为他们撇开文学批评，东拉西扯，什么都批评，什么都评论，结果变成什么都不是。换句话说，文学批评家要坚持操守，坚守阵地，一心一意，不要成为随风摇摆的墙上草。
在当下社会中，经典重读或者旧作新读成为时尚。哈罗德·布鲁姆关于文学的定义、文学的功能等方面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新方法。他对文学的洞见——文学是渴望与众不同的比喻综合体，是作者在诗学影响的过程中确立的经典，是原创性和陌生性的结晶，是审美功能的体现，是孤独的、面对死亡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肯定的意义。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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