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 | 翻译研究的新突破

2022年12月28日，“知识翻译学理论定位与学科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 隆重开幕。

本次会议受到国内翻译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来自全国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百余位知名专家云端齐聚，共话学术。

本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承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协办。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家、中英双语专家、资深翻译家潘文国以 “翻译研究的新突破” 为题作主旨报告。

潘教授认为，上海交大组织的这次知识翻译学理论定位与学科体系建构学术研讨跨年盛会，吸引了100多位国内主要翻译研究者进行聚焦研究。这是翻译界难得出现的一个现象级事件，值得引起重视并思考，看看这一现象以及这一理论的提出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有什么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在杨枫，也许是他多年来呼吁 “有思想的学术” 并身体力行、厚积薄发的结果；而对整个译界，恐怕也是翻译学发展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新突破。

这一新突破，其意义恐怕还不仅对国内，很可能波及到国际译坛。

潘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知识翻译学的 “新突破”。

第一，知识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新转向。

1990年提出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界在对翻译的总体认识上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突破，可说全世界的翻译研究者都在期待着这一新的突破，出现新的 “转向”。在我看来，知识翻译学没有 “转向” 之名，却有 “转向” 之实，也许会满足我们的期待。我的感觉，这一理论加以充实和完善之后，完全可以以 “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的提法，作为中国学者的创见，贡献给世界译坛，成为30年来最重要的 “转向”。

第二，知识翻译学是翻译学发展的新阶段。

国内的翻译学研究现在是百花齐放，出现了许多种不能以 “翻译学” 概括的翻译学。当然很多 “XX翻译学” 还是翻译学，只是学科间有交叉或切入点有不同而已。譬如 “认知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 等还是翻译学，只是从认知或生态学的角度切入罢了。但不可回避的是，大量的 “XX翻译学” 冲淡了翻译学的本体研究，在这情况下我们需要回归到翻译学本体，回归到对翻译本质的探索。而知识翻译学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它于2021年应运而生，可说是翻译学进入21世纪20年代新阶段的一只报春鸟。它在名称上虽然沿袭 “XX翻译学” 的老路，给人的感觉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实际上却与以往的 “XX翻译学”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可以说是 “名为XX翻译学实质超越XX翻译学的翻译学”。

第三，知识翻译学是翻译本质的新探索。

为什么说知识翻译学是 “名为XX翻译学实质超越XX翻译学的翻译学”？两者有什么不同？其不同就在于通常的 “XX翻译学” 只是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而知识翻译学是对翻译本身的探索。为什么说知识翻译学是对翻译本质的新探索？最重要的是它面对的是整个翻译、它的过程和全部，不像一般的 “XX翻译学” 关心的只是翻译的某一侧面或研究的切入点。知识翻译学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文化转向的直接继承，又是对文化转向的超越。除了文化转向，知识翻译学还含有对前人创造的其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对哲学翻译学的继承，把本雅明的 “后世生命说”（afterlife）从文艺作品扩大到所有知识，把伽达默尔的 “翻译即阐释说” 发展为 “知识的再加工和再生产”，无不具有新意。这说明知识翻译学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深入理解翻译的本质将产生新的动力。

第四，知识翻译学是翻译学发展的新期望。

知识翻译学突破了文艺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的局限，以 “知识的再生产和再传播” 为统领，重新构建了对翻译的新认识，提出了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目标。这使们对知识翻译学的发展充满了新的期望。这里就上面所述，提几点粗浅意见：

一、花大力气做好知识翻译学的本体建设。

二、知识翻译学并非凭空而生，是对前此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哲学翻译学和文化转向的继承。因此在新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三、知识翻译学也要继承中国这三十年译学发展的成果，在中国译学前几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知识翻译学的本体和相关理论建设。

四、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翻译学科建设。在2022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里，翻译学专业学位如愿以偿取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未来，翻译学如果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它必然不会只局限于翻译理论与技巧，而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知识翻译学没有文化转向派那样要把比较文学学科纳入麾下，但实际上气魄更大，杨枫说：“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古今中外，没有不是知识的翻译行为，人类翻译史就是知识翻译史”。

知识翻译学则应借着学科升级的东风，完善学科的体系，建立学科的分支。这恐怕是义不容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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