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 著

出版：甘肃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23-5582-9

定价：96.00元

1999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王郭村发现了虞弘夫妇合葬墓，精美的石椁图像，浓郁的西域和祆教风格，震惊了中外学界。当时，我已经在兰州大学教了两年书，并且考取了该校的在职博士生，暑假中撰写了一篇关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论文，推测敦煌曹议金家族为粟特人。9月博士入学后，我将论文修订后投给《历史研究》，后来在2001年第1期刊出。从那时起，我开始关心西域民族的迁徙问题。继太原虞弘夫妇合葬墓之后，紧接着在2000、2003、2004年，西安城北相继发现了安伽、史君、康业等粟特人墓葬，位置相去不远。不过，对于出自鱼国的虞弘的族属，学界众说纷纭，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粟特人。出于对西域民族的兴趣，我也一直关注着虞弘夫妇合葬墓及学界的研究成果。此墓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稍后又被评为“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之一，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论文一篇篇刊出，学术会议也讨论热烈，抛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学界争论的焦点是虞弘的族属与鱼国的地望，观点五花八门，相当歧异。对于这种现象，我当时觉得十分诧异，总感到学者们在研究虞弘夫妇合葬墓的时候，大多是从局部的角度去作探讨，作出各种猜测性的判断，想要全方位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时日。

虞弘夫妇合葬墓中的石椁（不含椁顶）（作者摄）

2007年2月15日，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著《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当时我正在大阪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得以先睹为快。书中专列一节探讨虞弘墓，也将其视为粟特人。森安老师虽然指出“虞”不属于粟特昭武九姓，但从虞弘家族的出身、虞弘字“莫潘”为粟特语Mākhfarn（月神的荣光），以及石椁图像的构造和拜火坛等出发，再参比安伽、史君、康业墓，最后判断虞弘为粟特人。读了以后，掩卷思索，觉得跟其他学者的论证模式颇相类似，都是在探寻虞弘身上的种族特征，但却总有一种没有落到要害之处的感觉。

从2010年起，我在兰大讲授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史料学”、研究生课程“魏晋隋唐史专题”时，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研读虞弘墓志；2016年调到浙江大学后，在本科生课程“中国史史料研读”“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和博士生课程“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以及“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读班”上，继续并扩展到虞弘夫妇墓志和石椁图像的研读。在课堂教学和研读班讨论中，经过反复研读，教学相长，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与收获。比如，对墓志中“鱼”字的挖改、“□奴栖”的判读、石椁图像中鱼冠的发现，都是在一次次研读中获得新知，这也要感谢一同读书的各位同学所给予的启发。与此同时，学界关于此墓的研究一直未有间断，直到今年仍有论文发表，但是始终没有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

虞弘墓志（局部）（作者摄）

时至今日，距离虞弘夫妇合葬墓的发现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间，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虞弘墓志中的“鱼国”一词，由此出发推测虞弘的族属与鱼国的地望。总的看来，我感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大多学者未将墓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对墓志的研读也不够细致。不要说将墓志与图像各自分开考证，即便是对墓志的研究，基本上也都集中在虞弘墓志，而很少涉及虞弘夫人的墓志；对于虞弘墓志，除了张庆捷、石见清裕教授外，无人关注两处“鱼”字的改刻，以及墓志中的其他细节性问题，这让人颇为惊讶；研究墓志的学者大多是引用相关史籍来诠释墓志，而研究石椁图像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对虞弘族属抑或鱼国地望，都显得较为笼统。第二，学界缺乏对中古时代鱼氏族群的全面观照，造成对鱼国胡人的探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除了虞弘之外，学者们几乎都会提到同时代原本姓鱼的虞庆则，有的学者还言及鱼遵、鱼俱罗家族及其他个别鱼氏人物。目前尚无人对中古鱼氏族群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而缺失这一背景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分析，也就很难广泛而深入地认识鱼国的真实面貌。另外，“鱼”作为一个小姓，时至今日北方各地仍有不少鱼姓村落，这些地域与古代东迁的鱼国胡人居住地颇相一致，甚至还留下了一些独特的痕迹，也为索解鱼国之谜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虞弘墓志（局部）（作者摄）

有鉴于此，笔者尽量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寻求突破，希望能彻底揭开鱼国之谜，即便不一定正确，也希望打开一条新的探索路径。一方面通过上课、读书班的形式，与学生共同研读虞弘夫妇合葬墓，关注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特别注意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多方爬梳各种文献和石刻中的鱼氏资料，调查与鱼氏有关的文物，同时追踪至今仍存在的鱼姓人物及村寨，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整个鱼氏族群的状况，然后再去观察和思考虞弘的生活世界。这样对判明虞弘族属和鱼国地望确实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开拓了研究的视界，发现了更多的关联，也获得了不少原先意想不到的惊喜。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在去年开始动笔，撰写了一系列探索中古鱼氏族群的论文，并在一些讲座、会议及课堂上交流讨论，获益甚多。记得去年初夏时节完成了第一篇论文，题为《从西域到中土：中古粟特鱼氏研究》，长达4万余字。应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后调至中山大学）、陈大为教授的邀请，于2018年6月23日与复旦大学余欣教授（后调至浙江大学）同往讲座。这篇讲座论文首先考察了中古鱼氏族群分布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两岸的关中、河东，并且形成了冯翊、京兆、灵武、晋阳等郡望，此外在河北、河南、江南、岭南、剑南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其次，在这样的整体视野观照下，再看虞弘家族从西域到中原的迁徙流动，其轨迹也就显得更加清晰。在讲座中，我首次指出虞弘墓志中两处挖改重刻的“鱼”字原本为“漕”，以及虞弘所戴头冠中鱼的形状，并将鱼国与《隋书·西域传》中的漕国联系起来，漕国王姓昭武，为康国王之宗族，所以也把鱼国归入粟特说。这次讲座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赵贞、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上海师范大学董大学诸先生的宝贵点评，在场听众也对这些新的发现和解读极感兴趣，自勇兄甚至建议我在7月首都师大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也宣读这篇论文，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继续研究下去的动力。

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作讲座

这次讲座结束以后，我在暑假期间又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并到山西博物院实地察看了虞弘墓志与石椁。太原之行让我更加踏实地确认了虞弘头冠中鱼的形状，特别是鱼的眼珠对于判断鱼形至为关键；同时仔细察看虞弘墓志中两处改刻的“鱼”字，坚定了对该字左侧遗留的原字偏旁“氵”的看法。站在烈日暴晒、荒草萋萋的晋阳古城上，在蜿蜒流淌的汾河岸边，我似乎倾听到了1400多年前虞弘家族诉说的心声。

2018年7月19日与学生贺钢在山西博物院考察虞弘墓志与石椁

2018年下半年的学术会议特别多，除了西安、南充、杭州、武威和上海5个地方的会议，我提交的是敦煌学、西北民族史论文外，其他在北京、杭州的4个会议的参会论文全写的是鱼氏族群：（1）7月首都师大“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中古鱼氏研究——兼考鱼国为粟特漕国》；（2）9月浙江大学“旁观者——历史、文学、考古等视野中的图像”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上的冠饰图像解读》；（3）11月中央民族大学“时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史诸问题新探”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中古史上的四位鱼弘》；（4）11月浙江大学“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唐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虞弘族属考》。

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后壁内侧的虞弘头像（作者摄）

通过这些会议的交流讨论，我得到了许多启益和收获，特别是在首都师大会议上，台湾中正大学朱振宏教授用PPT展示的方式详细评议了拙文，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也提示我注意粟特与漕国的界限范围。随着阅读的深入及与学生们在课堂内外的讨论，我也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比如，虞弘墓志中的“□□奴栖，鱼国领民酋长”，学界较多关注所缺二字，提出“曾祖”“祖□”“祖鱼”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中以“祖□”最为恰切，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奴栖”的解读，我推断为突厥语“balïk”，意即为鱼，所缺之字即“ba”的音译汉字；又如，平时常读《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唐书·西域传》，但一直忽视了龟兹旁边的一个小国，即跋禄迦，通过跋禄迦与步落稽的勘同、顺天神的迁移轨迹、漕国王与虞弘均戴鱼头冠等的探索，我提出鱼国即跋禄迦国的观点，并指出鱼氏族人从跋禄迦国向西迁徙到漕国，又与龟兹人一起东迁至黄河两岸。这些新的发现与思考，不断地丰富着对鱼国问题的深入认识，同时也在持续更新和推进自己的观点。

除了外出讲座或参加学术会议，去年末、今年初，我还有两次机会给更多的听众讲述鱼国的故事。先是在去年12月，应浙大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给浙大东方论坛“典学堂”连续讲授4次公开课，时间安排在每周四的晚上，听众除了本校师生外，还有许多来自校外的听众，有的甚至从外县、邻省赶来听讲。课程名为“地域、族群与文化交流”，其中第一讲即为“黄河两岸：中亚鱼国人的后裔世界”，把我最近的研究心得与听众作了分享和交流。也许因为所讲内容与传统的历史教科书截然不同，很多听众对这段被史书“遮蔽”的历史极有兴趣，反响热烈，有位每周从上海赶来的听众为此还差点未赶上最后一班返回上海的高铁。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深刻地感到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问题说清楚，尽可能准确地告诉社会大众。其次是在今年1月2日，应浙江图书馆单骅老师之邀，在“文澜讲坛”作了一场社会公益讲座。考虑到主要面向社会大众，遂以“鱼国之谜”为题，更加贴切适合。果然，在场的听众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少年儿童，特别是一位跟随母亲前来听讲的小男童，好奇地向我提问，给了我巨大的心灵感触，觉得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确实责无旁贷。

2018年12月6日在浙大东方论坛讲课

浙大东方论坛的授课和浙江图书馆的公益讲座，使我系统地思考了中古鱼氏族群的迁徙与生活世界，觉得这段被寻常史书“遮蔽”的历史，背后是鱼国胡人向西越过葱岭辗转迁徙至中亚腹地，又向东长途迁徙到漠北和黄河两岸，最终与中原社会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抑或是对于亚洲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于是，我萌生了要把鱼国故事写成一本小书的想法，题目就叫《鱼国之谜》，副标题为“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

其实，对鱼国问题的关注，也是我近十年间治学兴趣与范围的自然延伸和拓展。以前我主要研治敦煌学与河西史，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古代有许多西域民族来到敦煌及河西，并进一步向东迁徙至中原。因此，我比较关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交融，特别是月氏、粟特、波斯、步落稽等民族，并且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河西社会研究”、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粟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商业民族——粟特人在甘肃的基础数据调查与研究”，发表了20余篇关于河陇粟特人的论文。从2017年起，我在浙大创办“丝路文明论坛”，每年4期，每期邀请两位学者前来讲演交流，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13期，其中不少是关于丝路民族的讲演；同年10月还举办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物与历史”工作坊，邀集中、日两国的学者来到美丽的紫金港南华园，从文物的视角探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虞弘夫妇合葬墓无疑是最好的民族文物标本，虞弘出自西域鱼国，其族群辗转迁徙于漠北、中原及中亚腹地，在丝路民族中极具代表性。也正因此，我踏上了寻访鱼国故事的学术之旅，希望从中古时代整个鱼氏族群的角度开展探究，从细致研读鱼氏墓志、石椁图像及相关文献与调查鱼氏村落入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目的是更好地推进丝路民族史的研究，揭开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之谜。

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东壁内侧浮雕第2、3幅（作者摄）

应北京大学历史系叶炜教授的邀约，今年上半年我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研究，主要任务就是写作这本《鱼国之谜》。在4月4日文研院的内部交流会上，我以“读《隋书·虞庆则传》札记”为题作过报告，探析虞庆则、孝仁父子先后被诛的原因与隋代的民族融合及交流，得到尹吉男、刘志伟、藤田胜久、秦玲子、黄群、邱源媛、狄金华、鲁家亮、于溯等同期邀访学者的指点。我深深地感受到，史书中看似简单的文字记载，其实背后牵涉巨大的文化背景，感受到解读历史真的是充满无穷的魅力。又应首都师大郝春文、刘屹、游自勇教授之邀，于6月5日在该校历史学院作了题为“《隋书》阅读与研究示例”的讲座，其中也涉及《隋书·虞庆则传》及鱼国问题。6月12日，我在北京大学文研院组织举办“文研论坛”第95期，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邀请北大荣新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首都师大王永平三位教授与我一起讲演，以及北大陆扬、中国人民大学李肖、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三位教授共同与谈交流。我报告的论文是《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中古鱼国人的流徙及其文化联系》，算是对鱼国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呈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得到了诸先生及在场听众的宝贵指点。6月21日，我自京赴山西大同参加“一带一路”与山西对外开放暨明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与王永平教授乘坐同一趟火车。当日晚餐，王老师拉我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等诸先生同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他带了一瓶汾酒和一瓶竹叶青，热情地相邀共饮，恍如千余年前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图像中的宴饮光景。以前我在纪录片中无数次看到过张老师，如今真正亲眼见到他，近距离在一起，没想到竟然是那么的和蔼可亲、爽朗真诚、谦逊朴实。张老师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发掘虞弘夫妇合葬墓。两天会期，得以与张老师在一起，时时聆听教诲，幸何如之！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宣读的论文是《太原出土〈隋虞弘墓志〉中的“□□奴栖”考》。会后我去山阴、朔州、太原等地，在山西博物院再次观摩虞弘墓志和石椁，重新确认了虞弘头戴的鱼冠和墓志中两处“鱼”字的挖改痕迹，以及《北魏王黄罗等造像碑》碑阴所刻的“鱼公主”“鱼女王”等题名，如愿以偿地结束了这趟山西之行。这也是我利用在北大文研院的访学机会，专心从事鱼国研究并寻访山西相关遗迹，为撰写《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一书提供了便利。

2019年6月12日在北京大学“文研论坛”第95期作报告

从去岁春末提笔撰文，到今年夏天北大文研院访学结束，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也即将迎来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20周年。这次利用在北大文研院半年集中访学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希望在此墓发现20周年之际，把这本小书献给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各族先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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