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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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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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苏关系40年的演变历程，我有一些体会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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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联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讨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寓意着苏联的确是近现代对华影响最深刻的一个大国。中共本身的成长壮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都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4年9月29日，毛泽东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革命胜利后，中苏关系从蜜月期走到相互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从苏方来说，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全面否定斯大林，大幅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中苏两党在各自国内政策和事关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重大判断上出现重大分歧。

从中方来说，显然，毛主席认为苏联开始搞修正主义了，是背叛革命，并且担心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出现修正主义，担心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随着波匈事件的爆发和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毛主席的焦虑感变得更加强烈，这就为中国后来的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可以说，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国内形势、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以及中苏关系的演变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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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对二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苏蜜月期间，两国最重大的外交和军事合作莫过于在朝鲜战争中的密切配合。

中苏联手和朝鲜一起努力，扭转了朝鲜半岛的战场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打回“三八线”以南，并最终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极大地巩固了中苏同盟关系，提高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声望，也决定了战后半岛及远东地区几十年的秩序。甚至直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种格局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场战争把中国和苏联更紧密地捏到一起，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界线更加清晰。

朝鲜战争发生后，西方误判，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支持金日成打仗，这是社会主义阵营要在东方推进的前兆。为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必须坚决遏制。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改造变成了一锅“夹生饭”。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国和西方没有充分地惩罚日本，而是拉上日本共同对付中、苏、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也找到了隐藏的空间。

显然，战后国际格局也与中苏关系以及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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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和中共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毛主席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但这条路走得很不顺，受到苏联的干扰。

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共要我党在若干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事情上都听他们的指挥，违背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背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造成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从一定程度上讲，毛泽东思想也是中共在与苏共的团结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参加《雅尔塔协定》的国家首脑是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中）、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左）和苏联的斯大林（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人民为抗击法西斯侵略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牺牲，但是，苏、美、英三国却背着中国搞《雅尔塔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二战后期，蒋介石派宋子文、蒋经国去莫斯科和斯大林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利益。

苏联担心毛泽东成为中国的铁托，对中共疑虑重重。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苏联却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出发，希望我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确保苏、美两国在中国各自占据势力范围，从而对中国分而治之。对于这些东西，毛主席是很恼火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中）率团秘密访问苏联期间，与同行的王稼祥（左）、高岗（右）在苏联的合影。

苏联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快就夺取了全国政权。1949年7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国内形势、中共有关建国和对外政策等大政方针的考虑，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对建立新中国是大力支持的，而且态度变得比较谦虚了。

会谈时，斯大林曾问刘少奇：“苏共是不是干扰了中共的工作，是不是曾经妨碍过中国革命进程？”斯大林还明确表示：“我看，由于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有时对你们造成了干扰。”

这些话报回北京后，毛主席很重视，认为斯大林实际上是承认了错误，算是给中方道了歉。

那时候，尽管毛主席内心深处对苏联还有气，但对苏联还是尊重的。后来，中苏两国发生分歧，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苏联方面以为这样做，中国就会听他的，两国关系就能够缓和。但毛主席有一副硬骨头，有民族气节，独立自主的精神很强，根本不可能任人摆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苏两党都没有经验，都陷入了“意识形态至上”的陷阱。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冲突，就会很快扩展到国家关系层面，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我们正是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方略，开辟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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