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7)：胡耀飞《从防御到割据：黄巢之变与唐末西北藩镇的转型》

摘  要：晚唐时期的西北长期防御型藩镇，作为长安城的保障，至黄巢之变始被打破。在黄齐政权立都长安期间，西北藩镇中的凤翔、邠宁两镇一度成为黄齐政权的间接政区。但不久即回到唐廷一方，并成为唐廷镇压黄齐政权的第四、五、六阶段行营的主力之一。经过黄巢之变，西北藩镇的武人化更为彻底，倚靠宦官的“宦官系武人”所控制藩鎮的和由部族勢力掌控的其余西北藩镇，都有各自单独的发展道路。原本可视为一体的西北长期御边型藩镇，已经褪去了原有的防御功能，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藩镇。

关键词：防御；割据；黄巢之变；西北藩镇

黄巢之变是唐末历史上的大事，其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巨大震荡，以及对唐朝灭亡的影响，唐史学界已有许多研究。不过就唐史学界的另一项重要议题藩镇而言，虽然前人经常把黄巢之变作为晚唐、唐末两个时间段的分水岭，并认为晚唐和唐末的藩镇形态各不相同，但具体对不同类型的藩镇如何经过黄巢之变从“晚唐藩镇”转变为“唐末藩镇”，却少有详细梳理。就西北地区的藩镇而言，由于涉及到长安这一唐王朝都城所在地的安危，以及一度以长安为都城的黄齐政权的兴衰，乃至唐末五代都城从长安向洛阳、开封的最终变迁，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与相关研究的薄弱，尚待进一步弥补。本文即聚焦于黄巢之变时期的西北藩镇，试图从黄齐政权的经营和西北藩镇自身的发展，这两方面来展示西北藩镇受到黄巢之变的影响后，产生的转型问题。

一  晚唐西北藩镇概说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问题是晚唐宦官、党争、藩镇、民族等诸多问题中的一环，其存在并不孤立，而是与其他相关问题息息相关。特别就西北地区的藩镇而言，由于主要肩负着防御西北方向回鹘、吐蕃等民族，不至于长安被攻陷，故而这一地区的藩镇被学者称之为御边型藩镇。关于晚唐藩镇的类型，学界关注颇多，以张国刚、王援朝两位学者的梳理最为详尽，可得如下列表：

表1：张国刚、王援朝藩镇类型对比表

张、王二氏的藩镇类型整理，都是从作用来进行四分法，即：割据、防遏、御边、财源。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

第一，王援朝把割据型藩镇分为“长期割据型”藩镇和“一度割据型”藩镇，而张国刚则统称之为“河朔割据型”藩镇，且并未包括王援朝所列“一度割据型”藩镇中的宣武、昭义、山南东道三镇。其中宣武、昭义二镇，张国刚归入防遏型，山南东道归属不详。

第二，张国刚把御边型藩镇分为“西北疆御边型”藩镇和“西南疆御边型”藩镇，而王援朝则仅把西北藩镇称之为“西北防边型”藩镇，并无所谓“西南防边型”藩镇。而张国刚的“西南疆御边型”藩镇在王援朝的归类中属于“南方财源型”藩镇。

这两点不同，虽无关宏旨，但对于所涉及的具体藩镇来说十分重要。因此，笔者倾向于在张国刚、王援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分藩镇类型，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分类：

1，河朔长期割据型：魏博、成德、卢龙（幽州）；

2，河朔一度割据型：义武、义昌；

3，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淮西、平卢淄青、昭义、宣武、武宁（镇压庞勋后改感化）；

4，中原长期防遏型：忠武、河阳、河中、义成、河东、大同、陕虢、山南东、东都畿汝，以及从平卢淄青分出来的天平、兖海（泰宁）；

5，西北长期御边型：凤翔、邠宁、鄜延（鄜坊）、泾原、振武、银夏（夏州）、天德、朔方（灵武）、天雄（秦州）；

6，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山南西、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邕管、安南；

7，东南长期财源型：淮南、鄂岳、宣歙、浙东、浙西、江西、湖南、福建、岭南、荆南。

通过这样的分类，或可更能直观体现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形态。在此基础上，就晚唐时期，特别是黄巢起事之前的西北藩镇而言，即可归结为所谓“西北长期御边型”藩镇，包括凤翔、邠宁、鄜延（鄜坊）、泾原、振武、银夏（夏州）、天德、朔方（灵武）、天雄（秦州）等九个藩镇。此外，若把京兆府也当成一个小的政治地理单元，则还可以再加上防卫京城长安的神策军。但一般而言，神策军并不作为藩镇被对待。

二  黄齐政权立都长安时期的西北藩镇动向

通过对晚唐时期“西北长期御边型”藩镇的认定，则可以进一步讨论黄巢之变对西北藩镇的冲击。兴起于河南地区的王仙芝、黄巢之乱，延续了整整十年，根据其与唐廷之间的互动情况，特别是联系到唐廷镇压行动的行营设置，可分为七个阶段。在这七个阶段中，涉及到西北长期御边型藩镇的动向，大致可以列表如下（下划直线为明确参加者，下划曲线为不明确者）：

表2：西北藩镇参与行营表

 由上表可知，在第一阶段，由于左散骑常侍曾元裕被任命为招讨副使，镇守东都，故而唐廷“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在第三阶段，则是东都失守时，有凤翔节度使郑畋派军增援，据《新唐书·郑畋传》记载：“会巢陷东都，遣兵戍京师。”这些凤翔军，在潼关失守时，“还至渭桥”，可见不仅戍守京师，而且直接增援潼关。

但大体而言，西北藩镇对镇压黄巢的行动，以第四、五、六阶段为最。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北藩镇，基本可以从黄齐政权和唐廷两方面来考察：

（一）作为黄齐政权的政区

广明元年（880），黄巢集团渡淮北上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长安，并进一步建立了黄齐政权。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统治地域的大小和稳定十分关键。而既然立都于长安，对于在晚唐时期一度以防御功能为主的藩镇，势必需要加以征服，方能立足。因此，黄齐政权一度间接控制了两个西北藩镇，包括：

凤翔节度使辖区（广明元年十二月至广明二年正月）

据《资治通鉴》广明元年十二月条：“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甃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者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痹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间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又据《资治通鉴》中和元年正月条：“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巢遣其将王晖赍诏召畋，畋斩之。”可见，凤翔节度使郑畋虽然并未直接接受黄巢任命，但其监军袁敬柔依然接受黄齐政权赦书并宴请了黄齐政权使者。但一个月后，郑畋经过一番密谋，即直接拒绝了黄齐政权的诏书并斩杀使者王晖，从而“叛黄王”。因此，凤翔节度使辖区的岐州、陇州，归顺一月后脱离黄齐政权。

邠宁节度使辖区（广明二年二月至四月）

《新唐书·僖宗纪》曰：中和元（881）年二月，“邠宁将王玫陷邠州。……四月戊寅，王玫伏诛。”又据《资治通鉴》中和元年四月戊寅条：“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可知王玫于中和元年二月以邠宁将据邠州降齐，又于四月为朱玫所杀。邠宁节度使辖区邠州、宁州、庆州，在黄齐政权内存在两月。

相比于西北地区九个藩镇来说，对凤翔、邠宁两个藩镇的仅持续一两个月的征服，并不算成功。但是黄齐政权立都长安期间，不同时期一度控制了长安城周围东渭桥、咸阳、灞上、黑水、兴平县、梁田坡等据点，以及李公迪所屯三十个堡，可视之为长安城墙之外的第二道防御圈。而第三道防御圈，正是一度为黄齐政权政区的凤翔、邠宁、河中等藩镇。因此，由于黄齐政权对长安的攻占，导致了原本同时作为长期御边型的西北藩镇，开始在内部发生变化，各自因距离长安远近而产生不同的反应。

（二）身处唐廷镇压黄巢的行营

西北地区的藩镇中，凤翔、邠宁二镇一度为黄齐政权的间接政区，但不久即脱离黄齐政权。而为了反攻长安，西北藩镇相继加入了唐廷镇压的行营，特别是第四、五、六阶段的行营。以下按阶段梳理西北藩镇在行营中的动向：

第四阶段。

长安失守后，高骈依然在扬州任其都统一职，不过史料记载上已经变成了“东面都统”。唐廷的防御重心也转移到关中，围绕长安所设置的各面都统和招讨使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以凤翔节度使郑畋最积极，且从京西诸道行营都统升任京城四面行营都统。

郑畋于广明二年三月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诸书皆有记载，其中以《旧唐书·郑畋传》所载郑畋檄文中郑畋职衔最为精确，即“凤翔陇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方积六亦据《改元天复敕》中“故西面行营副都统、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的记载，证明在当年四月程宗楚战死之前，郑畋所任为“京城西面行营都统”。此外，又设副都统、行军司马等佐官。据《新唐书·郑畋传》载，“军中承制除拜，乃以前灵武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又据《资治通鉴》载，“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可知程宗楚为副都统，唐弘夫为行军司马。

但程宗楚是作为一镇节度使而为副都统，其本身仍具有独立性，唐弘夫则仅仅是前任节度使而已。因此，郑畋与他道的关系还只是结盟关系，可能并未得到实际的兵力支持。事实上，郑畋正是靠结盟来壮大声势，据《新唐书·郑畋传》载，广明二年三月：

时诸镇兵在寰内尚数万，无所归，畋招来之，厚加慰结。乃与泾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约盟，传檄天下。时王命不出剑门，四方谓王室微，不能复兴，及畋檄至，远近咸耸，各治兵思立功，奔问行在。巢大惧，不敢西谋。当此时，微畋，天子几殆。

虽然《新唐书·郑畋传》夸大了郑畋传檄的效果，但确实引起了诸道藩镇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思考。其中关于结盟的记载，则揭示了当时与凤翔镇联合的藩镇，包括泾原、秦州、鄜延、夏州，基本都是西北藩镇。唐弘夫因属前朔方节度使，似并无军队以取得结盟资格，仅能担任行军司马。

西北藩镇之外，尚有三月份，“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齐克俭与之前第一阶段为左武卫上将军、泰宁军节度使，第三阶段为汝郑把截制置使的齐克让，是从兄弟关系，同具禁军背景。另外，六月份西川黄头军使李鋋、巩咸，和神机营使高仁厚先后屯兴平，与凤翔接近，可能也受郑畋节制。

郑畋的行营在初期龙尾坡一役取得了胜利，但并未能保持下去。广明二年四月，唐弘夫和程宗楚败死，拓跋思恭和李孝昌（恭）战不利。仅有四月黄齐政权邠宁节度使王玫被杀、五月忠武节度使周岌被忠武监军杨复光反正并克服邓州，方能挽回一些局面。此外，河中王重荣于广明二年正月反正，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于三月疏远与黄齐政权的关系，东都留守辖区于三月反正，大部分都是在郑畋的任期内发生的，也可以说是郑畋传檄的效果。

至于郑畋于六月出任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名义上有南面行营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东面招讨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可受其节制。但除了王处存和王重荣结盟外，基本互不统属。

因此，就第四阶段而言，半数西北藩镇虽然在凤翔节度使郑畋的号召下加入其行营，但在取得龙尾坡一役的胜利之后，未能扩大战果。随着其他地区藩镇的加入，特别是第四阶段末期宰相王铎率其他藩镇入关，西北藩镇的处境也日益微妙。

第五阶段。

中和二年正月，唐廷正授已经抵达关中的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在都都统之下，则有各面都统，大致有以下几种材料：《旧唐书·僖宗纪》，中和元年七月，“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新唐书·僖宗纪》，中和二年正月“辛未，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李孝章为北面都统，拓跋思恭为南面都统。”前引《新唐书·黄巢传》，“王处存、李孝章、拓拔思恭为京畿都统，处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资治通鉴》，“又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方积六综合这几种材料，认为王处存为京城东（左）面都统，李孝章（昌）为京城北面都统，拓跋思恭为京城西（右）面都统，而王重荣实为行军司马。其说可从。此外，至中和二年七月，又有东方逵代替李孝昌为都统。《新唐书·僖宗纪》曰：保大军节度留后东方逵“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资治通鉴》胡注曰：“按李孝昌以鄜师勤王，去年为黄巢所攻，奔归本道。东方逵盖代李孝昌也。”《新唐书·僖宗纪》又记载，中和二年八月“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考鄜延在长安城东北面，胡注所提及李孝昌此前任北面行营都统，则东面、东北面或皆误，即东方逵在一月之内从北面招讨使升任北面都统。

尚可补者，当时有南面行营。前引《新唐书·黄巢传》曰：“西门思恭为铎都监，杨复光监行营。”又据《资治通鉴》载：“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可知，当时西门思恭为行营都监（都都监），而杨复光虽亦监行营，但所监为“南面行营”，即当时有南面行营的存在，方有南面行营都监的设置。至于南面行营都统的人选，或为此前的忠武节度使周岌，盖杨复光一直以忠武军随身。只是周岌一直没能亲赴关中，所以南面行营都统也从未见于记载。

关于南面行营的话题，还能解决一个问题，即凤翔节度使郑畋的继任者李昌言的都统之职。《旧唐书·僖宗纪》曰：中和元年九月，“凤翔节度使郑畋以病征还行在，以凤翔大将李昌言代畋为节度使，兼京城西面行营都统。”不过李昌言并未马上兼任京城西面行营都统。据《新唐书·郑畋传》：“行军司马李昌言者屯兴平，遣麾下求为南面都统。”可见当时李昌言首先想担任的是南面都统。中和元年九月正是王铎初任诸道行营都统之时，若因周岌迟迟不入关中而导致南面行营都统空缺可以坐实，则李昌言当时正是看中这点而向郑畋求为南面都统。盖当时王铎尚未入关，郑畋依旧担任京城四面行营都统，故向郑畋索求。不久，郑畋赴成都行在，李昌言代镇凤翔。中和元年十一月，李昌言正式被任命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这几个字可理解为以凤翔镇为单位的行营的招讨使，但如果断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则亦可理解为凤翔节度使兼行营招讨使，此行营不知是何面行营。然据《新唐书·僖宗纪》：中和二年二月，“丙戌，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邠宁节度使朱玫为河南都统、诸谷防遏使。”《资治通鉴》亦曰：“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玫为河南都统。”可知，在中和二年二月，李昌言被正式任命为京城西面都统，则此前的行营招讨使当亦西面行营招讨使，盖京城西面行营都统当时为拓跋思恭所居，直至此时方才正式取代拓跋思恭。至于拓跋思恭此后的动向，据《新唐书·僖宗纪》，中和二年八月，“拓跋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新唐书·党项传》亦曰：“中和二年，诏（拓跋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似沿袭了第四阶段郑畋的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不过此时诸面都统林立，此四面都统或与其他都统平权。

至于《新唐书·僖宗纪》和《资治通鉴》所提及的河南都统朱玫，据胡三省注：“朱玫时镇邠宁，安得出关东统河南诸镇！此河南，盖自龙门河东至蒲津一带大河南岸也。”不过自龙门至蒲津，仅能言河东、河西，无可言河南、河北。疑此河为渭河，“河南”即渭河南岸，也就相当于京城南面，或即以此补足京城南面都统之空缺乎？其所兼任的“诸谷防遏使”亦可证，盖诸谷当即长安城南秦岭一带各条谷道。此后，至中和二年六月，据《新唐书·僖宗纪》，“朱玫为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则又使朱玫以所在藩镇为据点镇守，且此职一直持续至收复长安。

通过以上梳理，可得到第五阶段参与行营的一些西北藩镇情况，综合而言，王铎之下的诸面都统有京城东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京城北面都统·鄜延节度使李孝章（昌）（后为保大节度使东方逵）、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实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后为凤翔节度使李昌言）、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邠宁节度使朱玫。其中鄜延（保大）、夏州、凤翔、邠宁皆为西北藩镇。

第六阶段。

因王铎去位，都监杨复光代为指挥行营，故第六阶段的行营基本是第五阶段的延续，参与行营的藩镇亦无大变化。但随着围城战的明朗化，特别是沙陀李克用势力的加入，一些此前持观望状态的藩镇纷纷派军参战，以图分享战果。因此，如天德军即在攻陷长安后，方能在杨复光的露布上找到痕迹。

及至中和三年（883）四月黄齐政权退出长安，回到河南道，与西北藩镇之间的纠葛也就宣告结束。

三  黄巢之变后西北藩镇格局的转变

通过上文，可知在晚唐时期一直肩负防御功能的西北藩镇，在黄齐政权立都长安期间，一部分藩镇一度成为黄齐政权的政区，但大部分在广明元年末至中和三年四月之间，多参与了镇压黄巢集团的第四、五、六阶段行营。而当黄齐政权退出关中地区后，虽然唐僖宗不久回到长安，但此时的西北藩镇已经在经过战火之后，走向了各自独立的发展。大体而言，西北藩镇在唐末的发展道路可分两种：1，向“宦官系武人”控制的强藩、附藩方向发展，其中以凤翔节度使为核心；2，向由部族势力控制的独立藩镇方向发展，其中以党项人的夏州政权为代表。由于关于党项夏州政权的研究已经很多，故而本节主要关注前一种情况。

“宦官系武人”的出现，得益于黄巢之变期间战事频仍的状况，此前唐廷以文臣控制藩镇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武将势力开始上升。就西北藩镇而言，相关情况可以参见本文附表。这一类型的藩镇，因其职能在于西北方向的御边，故而以武将出镇的居多。然而自从吐蕃、回鹘势力退出关中地区之后，西北藩镇的御边功能不再突出，也导致唐末时期藩帅信息的缺失。在不多的信息中，除了武人外，也偶有文臣出镇者。在黄巢之变前，最著名的当属凤翔节度使郑畋。郑畋因与卢携争论是否招降在广州的黄巢而俱罢，但不久郑畋出镇凤翔，卢携也回任相位。表面上看，卢携胜利，但郑畋出镇之凤翔密迩长安，很容易让他回到朝廷。如果不是黄巢集团那么快攻入长安，也不会成就郑畋以凤翔镇为基地，出任第四阶段行营都统的功绩。不过，西北御边型藩镇在黄巢立都长安期间，确实完成了全面由武臣掌控的局面。再以郑畋为例，他虽然作为都统，团结了关中地区的藩镇，乃至关东的藩镇。但他本人毕竟并非武将，其军事行动主要由李昌言来完成，从而导致后者野心渐大，最终发展到公开驱逐郑畋，远在成都的唐廷不得不在大局面前承认事实，让李昌言合法占据凤翔。至于这一类型的其他藩镇，基本都被卷入与黄齐政权的战争中，由此导致大量武人势力占据。

而在这些武将势力中，又以“宦官系武人”多见。宦官向来被认为是晚唐政治史上的“痼疾”之一，不过对这一所谓“痼疾”的看法，学界近来已有不同的看法。如黄楼认为：“比照东晋‘门阀政治’，我们将中晚唐宦官集团全面参与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政治格局用‘宦官政治’一词加以概括似不致大误。”即抛开对宦官群体的正邪之争，转而全面深入研究所谓“宦官政治”的实态。对此，笔者此处提出的“宦官系武人”可以为尝试之一。潘子正以唐僖宗的即位为例，认为：“与其将刘、韩拥立唐僖宗视为神策中尉再次宰制天子的故事，不如视为保持帝国稳定的程序。‘拥立’所能包含的意义，应不只是两位中尉基于自身利益指派某位皇子成为皇帝，而是帝国需要两位中尉保护某位皇子成为皇帝，并辅助少不经事或说欠缺资本的新皇帝，能顺利地着手管理帝国的朝廷。”如此，宦官势力所依靠的军事权力仅有神策军即已足够。不过黄巢之变时期，随着神策军的消耗与瓦解，宦官开始倚靠地方藩镇的力量，发展出一批“宦官系武人”，从而加剧了政局的紊乱。若要仔细观察这一问题，则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旧有神策军将的离心。王黄乱前，神策军将多出镇地方，成为各藩镇节度使，比如最著名的就是宋威、高骈，多次迁转。及至黄巢之变爆发前后，相关神策军将出镇更多，如义武节度使王处存（879-895）、泰宁节度使齐克让（876-886）、镇海节度使周宝（879-887）、河阳节度使罗元杲（880-881）等等，皆是在此期间出镇地方。不过这些神策军将领，一旦成为某个藩镇节度使，很难摆脱着地化的进程。虽然王处存等，依然会在长安破城后入援关中，但与其说是尽忠唐室，不如说是能够给他带来忠义的名声，利于巩固对义武镇的统治，最后传给了其弟弟王处直。齐克让在初期作战积极，后期也不再有所动作，积极保据泰宁节度使，甚至欲通过婚姻结缘于天平军节度使朱瑄，可惜被朱瑄弟弟朱瑾给驱逐了出去，赔了女儿又折兵。而高骈、周宝的情况也差不多。总而言之，此时派驻地方的神策军将，已经有了离心，不再作为中央权威在地方的体现。此外，还有一些节度使，如罗元杲等，则很短时间内就被逐，更起不到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神策军的瓦解和禁军的重建。黄巢集团入关之时，虽然田令孜派“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驻守潼关，但此时的神策军成分复杂，多是纨绔之辈，战斗力低下。史称：“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于是，潼关很快不保，唐僖宗出逃蜀地，神策军留在关内者或入黄齐政权，或聚集在凤翔节度使郑畋周围。等到收复长安时，唐廷已经没有强大的禁军。于是经田令孜重新招募五十四都，以此为基础，唐末宦官恢复了旧日的军权。

宦官的军事实力确实因此得以恢复，但并不表示局面的安定，反而造成更大的动荡。宦官与藩镇之间的纠葛，依然剪不断理还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即“宦官系武人”出任藩帅的情况。研究唐末宦官与政局，不得不首先关注这一批“宦官系武人”出身的藩帅。故以下先具列黄巢之变前后“宦官系武人”出任藩帅的情况，然后对笔者所概括的“宦官系武人”之概念稍加分析。

 表3：唐末“宦官系武人”出任藩帅情况略表

说明：此表根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王寿南《唐代中央与藩镇关系研究》、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等书制成。

这里给出的当然只能是一部分“宦官系武人”，很多比藩帅低一级的州刺史、镇将并未包括在内。由于很多藩帅资料缺乏，此表统计也不全面，尚待继续增补。

不过根据上表，黄巢之变前后出镇的“宦官系武人”的大致可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宦官的关系比其他一般的神策军将要紧密，或为宦官养子，或与宦官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或早年与宦官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有过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宦官在地方藩镇的利益，与宦官之间的合作比较稳定。这类藩帅在唐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北方，特别是西北、西南藩镇，这与宦官势力主要在唐廷活动有关，宦官们需要依靠这些近在咫尺的藩帅予以军事支持，而这些藩帅则需要倚靠宦官在唐廷的权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除了早期的李侃所倚靠的宦官名不见经传，且李侃本人后事不详外。余下的这些藩帅明显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身实力不强，需要更多倚靠宦官在朝中势力者，如吴行鲁和杨氏诸藩帅。另一部分则是田氏诸藩帅，他们不仅所出镇的藩镇比杨氏诸藩帅所出镇的藩镇更有实力，本人也极为强势，宦官反而需要倚靠他们的势力，如田令孜在唐廷失势后即投靠陈敬瑄。这两个很明显的分界，导致了在唐末围绕唐廷的争夺战中，前者势力日趋下降，后者势力日益上升。最终，前者被其他强藩日渐吞并，后者逐渐走上扩张和割据的道路。特别是镇压黄齐政权起家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日益扩张的道路上，逐个吞并杨氏诸藩帅，以凤翔镇为核心，西北诸藩镇为主体，建立起秦岐政权。而西川节度使王建则以西川为核心，三川诸藩镇为主题，建立的前蜀政权。此时的李茂贞、王建，其实都已经脱离了田令孜的养子身份，成为与朱温、李克用能够进行平等角逐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陈敬瑄、韩建等人则落后几步，陈敬瑄终为王建所灭，韩建则投降朱温。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即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最终吞并其他部分西北藩镇，建立起一个秦岐政权。根据王凤翔的梳理，秦岐政权盛时所控制的藩镇包括：

1，关内道：陇州保胜军（903-916）、泾州彰义军（899-925）、邠州静难军（887-915）、鄜州保大军（887-909）、延州保塞军（895-909）、华州镇国军（898-909）、同州匡国军（888-909）、耀州义胜军（906-914）；

2，陇右道：秦州天雄军（890-915）；

3，山南道：山南西道（892-902）、洋州武定军（887-902）、凤州感义军（892-902）；

4，剑南道：剑南东川（891-897）、龙剑镇（892-899）。

其中关内道、陇右道的藩镇即本文所谓西北藩镇，而山南道、剑南道的藩镇日后为前蜀政权所占据。

总之，“宦官系武人”这一现象在黄巢之变前即已经显现，但却在黄巢之变时，因旧有神策军体系的衰落而达到高峰。“宦官系武人”所控制的藩镇，构成了日后秦岐、前蜀两个政权的地域基础。其中秦岐政权更是完全以西北藩镇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

与凤翔镇发展为秦岐政权相似的，则是夏州政权，作为日后西夏政权的雏形，它在五代时期与朔方韩氏、府州折氏等以西北藩镇为基础的割据政权并存，最终吞并邻镇，发展为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政权。虽然这已经是百余年后的事了，其与黄巢之变的关系依然存在，因为正是借助对黄齐政权的征讨，拓跋思恭方能确立起对夏州的统治。这类似于李克用沙陀部族在河东统治地位的确立。至于占据振武镇的契苾璋势力，由于地理上更接近河东地区，故牵涉河东地区的政局更多一些，是笔者所整理的郑从谠担任河东节度使期间归属唐廷的“河东阵营”之一份子，故日后成为代州刺史李克用为核心的“代北阵营”所征服的对象，故本文并不详论。

结  语

晚唐时期肩负防御西北方向异民族的西北长期防御型藩镇，作为长安城的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情况直至黄巢之变始被打破。在黄齐政权立都长安期间，西北藩镇中的凤翔、邠宁两镇一度成为黄齐政权的间接政区。虽然这两个藩镇仅一两个月后即回到唐廷一方阵营，并成为唐廷镇压黄齐政权的第四、五、六阶段行营的主力之一。但长达数年的战争，依然对西北藩镇造成了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西北藩镇的武人化更为彻底，也体现在它们借助对黄齐政权的镇压之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宦官势力在失去了神策军的武力支持后，转而通过与藩镇建立联系来求得支持，而藩镇更是借助宦官的势力扩张自己的地盘，并最终抛弃宦官。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即所谓“宦官系武人”中的佼佼者之一，以大半西北藩镇为基础建立起了秦岐政权。其余的西北藩镇，则有坚持割据的夏州拓跋氏、朔方韩氏、府州折氏、振武契苾氏等势力，也有各自单独的发展道路。总而言之，经过黄巢之变的洗礼，原本可视为一体的西北长期御边型藩镇，已经褪去了原有的防御功能，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藩镇。

附表：黄巢之变期间西北藩镇藩帅表

说明：1，本表主要根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氏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制成。为简洁行文，此表注释中以“吴廷燮（第X页）”、“王寿南（第X页）”、“郁贤皓（第X页）”代表所据观点的出处。

2，本表中每格代表每年此镇所任藩帅，一人即一任，数人即数任，不详则以“～”代替并附考证于注释。一年以内涉及数人藩帅时，第二任藩帅后以阿拉伯数字表示此藩帅出镇的阴历月份。

3，本表仅列实际在任者，其遥领者，未赴任即卒者，受命后为现任所拒者从略。

4，本表以下划直线表示文人，下划曲线表示武人，以作区别，不详则阙。

5，本表中所涉时间范围内，从一个藩镇中分出另一藩镇者，于此藩镇下以括号附见新藩镇，分开后之藩帅隔栏显示。

6，本表中涉及黄齐政权占领时期，统一以“黄齐”代替。

原刊：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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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耀飞，1986年生，浙江德清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已出版专著一部：《杨吴政权家族政治研究》（2017）。古籍整理一部：《钱惟演集》（2014）。译著两部：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014）、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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