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辉∣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

[编者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的“语言国情研究”专栏刊发了一组“语言与贫困/语言扶贫减贫”研究的专题文章。“语言与贫困”公众号将陆续刊发此组专题文章的核心内容摘编。本期推送王春辉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一文的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

零 引 言

建国七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扶贫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七十年的奋斗发展，中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底的3.1%，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建国七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扶贫事业成绩卓著。比如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从1982年的65%左右上升到了2015年的96.4%，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3%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当前，我们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正在全面实施，作为扶贫攻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我们的语言扶贫攻坚战也已经全面打响。”中国的语言扶贫事业正稳步开拓前行。

本文意在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语言扶贫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考察不同阶段语言扶贫的特点，提炼语言扶贫的经验和路径，以期为将来国内以及国际的语言扶贫事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语言扶贫事业

（一）  语言扶贫

语言扶贫是指以整体素质提高为导向，以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为中心，以各类语言因素和语言政策的高效协调配合为路径的扶贫开发过程。

作为一种内生发展机制，通过制定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扶贫语言政策，通过在贫困地区/社区面向贫困居民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教育，使贫困居民有机会接触并掌握他们所需要的语言文字能力，进而通过教育的提升、文化知识的获取，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根植发展基因，激活发展动力，并以此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

（二）  语言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思想和重点工作，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语言精准扶贫，就是要做到扶贫方式的精准抉择、扶贫对象的精准定位、扶贫内容的精准提升、扶贫策略的精准实施。（王春辉2019）

（三）  七十年语言扶贫事业阶段划分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性、救济式的扶贫模式以后（陈标平、胡传明2009，杨宜勇、吴香雪20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978-1985的体制减贫阶段，1986-1993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00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2010是扶贫新开发阶段，2011-2020是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李培林、魏后凯2016）如果翻阅这五个阶段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就会发现，一直到了第五个阶段才有了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表述，即201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五、行业扶贫（二十三）”中提到“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中首次出现语言文字的措施表述。本文就以此为界将中国七十年语言扶贫事业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49-2011和2012-2019。整体上来说，前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语言扶贫的效应是间接的、模式是分点发力，后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语言扶贫的效应是直接的、模式是系统推进。

二 中国语言扶贫事业：1949-2011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决定分批推行《方案》中的简化字、推广普通话；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由此，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语规范化等工作也就构成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直至今天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几大重点任务。1949年到2011年的语言扶贫事业在整体上正是聚焦于这几个点的工作，在间接效应上为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默默助力。

（一）普通话推广

普通话推广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的核心部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印发之后，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民群众的自愿学习、大规模下乡串联等形式的人口流动、广播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普通话的覆盖范围大幅拓展、普及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特别是为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更大释放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搭建了坚实的沟通桥梁、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宪法》，推广普通话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9月第3周设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法定地位。此外，教育、广播影视、旅游等系统与行业也都出台了与普通话相关的规定与文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2005）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热汗古丽·依米尔用她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在工厂里掌握技术技能各个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柴如瑾2017）用普通话扶贫，用扶贫推广普通话，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朱维群2017）

（二）汉字简化与规范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颁布和推广开启了简化和规范化汉字扶贫减贫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后延续了这一任务，比如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1988年1月26日，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联合通知；2002年6月7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在教育系统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通知；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3年6月5日正式颁布。

尽管有人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部分人摆脱文盲状态乃是义务教育的功劳，但显而易见的是使用规范的简体字是大幅提高中国人识字率、大幅降低文盲率的强大工具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的简化和规范为教育的发展和扶贫减贫事业贡献良多。

（三）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过程虽然很是艰辛，但是六十多年的历史表明，方案在给汉字注音、帮助学生学习、作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基础、降低文盲率、提升教育效率和效果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1984年5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开始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1986 年国家在制定新时期语言文字政策时明确指出；“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人们又逐渐开始认识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为《汉语拼音方案》作用的发挥开辟了一个应用的新天地。

（四）创制文字

自 1956 年起，中国政府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基础上，陆续为壮、布依、侗、黎、苗、彝、纳西、傈僳、哈尼、羌、佤、土等 13 个民族创制了 17 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改革和改进了已有的傣、苗、景颇、拉祜等少数民族文字。（黄行2012）改革开放后，1980年国务院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1986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土文方案（草案）》，1991年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新创制和改革的少数民族文字在扫除少数民族成人文盲、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王爱云2013）

（五）扫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 5.4 亿人口中文盲总数高达 80%以上；在广大农村地区，文盲比例更是超过了95%。1949年到2010年，中国人口从 5.4亿人增长到 13.4亿人，全国文盲人口却从 1949年的 4.32 亿人减少到了2010年的0.55 亿人，累计扫除约2.73 亿文盲，使全国文盲率从80%以上降低到了4.08%。（吴雪钰2016）而正如上所述，上面（一）至（四）的几项语言文字工作无疑为扫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准备和学术支撑。

（六）规范标准

据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的统计，目前面向社会应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共6类47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2017：13-16）这些规范标准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使用提供了准绳，也为语言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参照。

（七）法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同时有一大批法律法规包含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条款规定。据统计，截至2016年总计有近2200项，覆盖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2017：123-130）比如法律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行政法规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地方政府规章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李俊宏、杨解君2015）语言文字法制建设为语言文字服务于扶贫减贫和国家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几十年来，上述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持续推进，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方针，为语言文字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及其他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为提高识字和教学效率、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现代通信，对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加速国家信息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条件。

三 中国语言扶贫事业：2012-2019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思想，开启了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新征程。语言扶贫事业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开始直接参与到了国家脱贫攻坚的整体规划中，自此也迈进了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直接参与、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送政策、送资金、送项目更好地提升到了语言扶贫的层面，把教授普通话纳入到工作系列当中去。比如云南省在这方面率先而为，对不通普通话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提供手机进行普通话学习，覆盖目标人群 7.4 万。四川省凉山州已经开办了 3744 所夜校，这些夜校教学课程的第一课就是要学好普通话。

新阶段语言扶贫的内容和特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党的领导和高层重视是根本保证

中国扶贫减贫事业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论及语言文字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工作在扶贫减贫事业中的重要性。2014年9月28日，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避免各民族学生到了学校还是各抱各的团、各走各的圈。”；2014年12月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7年3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二〇一六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对民族地区、游牧地区、‘直过民族’地区，对语言不通的地方和语言通的地方，对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工作要因地制宜。可以多提供一些脱贫攻坚工作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给大家启发。”；2017年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全面把握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中指出：“三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许多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封闭，同外界脱节。有的民族地区，尽管解放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但社会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医、难就医、乱就医，很多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大孩子辍学带小孩。”

上述论述一是道出了语言文字与扶贫事业之间的重要联系，二是为语言扶贫实践指明了路径和努力的方向。

• 政策扶持和精准方略是核心要义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扶贫新形势而制定的指导今后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语言扶贫的角度来说，比起《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新《纲要》最大的变化是在“五、行业扶贫”部分的第“（二十三）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条提到：“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扶贫政策中首次出现语言文字的措施表述。以此为开端，随后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的语言文字政策表述比重更为增强，部委层面更是出台了专门的语言文字扶贫规划和方案，比如《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

这里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于2018年1月15日联合发布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贫困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应全部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现有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具备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当地普通话普及率明显提升，初步具备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为提升‘造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吹响了三年语言扶贫攻坚战的号角，是助力打赢攻坚战的纲领性文件。

这一系列政策表述和方案的出台显示：（1）语言文字因素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了；（2）语言文字因素是一个后发因素，换句话说在扶贫开发着重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初始阶段，语言文字并非是一个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或者是因其习焉不察而为人所忽视的因素，但是到了加快脱贫致富阶段，提升语言文字能力的需求就慢慢凸显出来了。（王春辉2019）语言扶贫事业在数十年默默助力之后，在中国扶贫事业的新阶段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已经成为了中国整个扶贫减贫事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 五级联动和加大投入是基本保障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语言扶贫体现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工作模式。特别是在落实《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过程中，许多特困地区的五级政府互相配合、落实到位，把推广普通话纳入脱贫攻坚，把普通话普及率纳入地方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从而提升了语言扶贫的效率和效果。比如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三门峡市教育局、三门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海南省澄迈县仁兴镇人民政府等各级单位和部门对行动计划的落实。

• 协调整合和凝聚合力是强大动力

与其他扶贫措施相配合、相协调，从而在整体上发挥作用也是当前中国语言扶贫的另一特点。《“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包括“旅游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产业发展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社会扶贫、开展职业培训”等在内的多种产业扶贫措施。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因素之一，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通用语语言能力，无疑可以为这些措施的传达和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保障。（王春辉2018）比如在广西恭城，普通话助力恭城百姓走上了农旅结合的新路子，不仅为生态旅游发展营造了良好语言环境，而且为年轻人开网店销售当地土特产提供了便利。（柴如瑾2017）

• 方式多样和确保质量是实施路径

当前中国的语言扶贫方式和路径呈现出了方式多样、系统配合、质量确保的特点。比如：①由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发起和指导的面向学前儿童的“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②农民利用“村级夜校”“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等学习包括普通话在内的知识和政策法规，助力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的实施；③充分考虑贫困地区不通普通话的青壮年劳动者的需求，为成年普通话学习者编写了《普通话1000句》的专门教材；④运用前沿科技，设计“语言扶贫APP”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学说普通话，学习生产生活技能；⑤开展“推普脱贫攻坚”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深入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欠发达地区，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推广、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深入开展推普脱贫攻坚活动，推动推普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⑥第21届推普周活动中，在11个西部省区对30个国家级贫困县给予重要支持；⑦把推广普通话纳入脱贫攻坚，把普通话普及率纳入地方扶贫工作绩效考核，列入驻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主要工作任务，力求实效。

• 深入调研和因地施策是工作策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各级部门在当前的语言扶贫工作中都非常重视一线调研。比如教育部语用司就先后赴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和喜德县、云南怒江州泸水市和福贡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了座谈会、发放问卷、实地走访等形式的推普脱贫攻坚专项调研，从而为推普脱贫攻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

比如基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的调研，提出了民族高度聚居地区语言扶贫的新路径：统一干部思想，提高群众认识；聚焦精准施策，建立工作台帐；广泛动员力量，汇聚工作合力；创新培训模式，建立长效机制。（袁伟2018a）再比如基于云南省的调研，总结出了语言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绩的经验：思想统一，认识到位；工作机制完善，职责明确；多方联动，大数据局脚精准；建立多层次、多类别的培训体系；全体总动员，开展推普结对帮扶等活动；宣传措施有效，营造良好气氛。（袁伟2018b）

其他部门的调研也有许多都涉及到了语言问题，比如全国政协扶贫调研小组的调研（朱维群2017），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的南疆调研等。这些调研工作为不同地区因地定策、因地施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学术研究和广泛研讨是理论支撑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方略的深入展开和实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语言扶贫等论题的系统性研究和探讨。比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刊发了李宇明和王春辉的两篇报告；《语言战略研究》杂志在2019年第一期刊出了由七篇文章组成的“语言与贫困”研究专题；江苏师范大学于2018年6月份承办了“推普脱贫攻坚研讨会”，并紧接着在《语言科学》杂志第四期推出了一组笔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文字报》等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学者的评论文章。这些研究和研讨就为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撑。

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大背景下，在上述几个方面各显神通、通力协作的基础上，中国的语言扶贫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比之以往更为丰硕的业绩。

四 余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扶贫减贫事业披荆斩棘、波澜壮阔、成就非凡。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4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语言文字工作是国家整体工作的重要构件，语言文字事业也有力地服务于国家战略。语言扶贫是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七十年来它经历了从间接效应到直接效应、从分点发力到系统推进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可以表示为下图：

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语言扶贫事业历史进程

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载入史册的伟大意义。但是，我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长期存在。2020 年后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的只是绝对贫困现象，中国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黄承伟2019）在这个新的阶段，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阶段。（李小云、许汉译，2008）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扶贫减贫事业、中国的语言扶贫事业也必将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七十年语言扶贫历史的梳理和经验的总结也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限于篇幅，略去了“附注”和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王春辉，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涉及社会语言学、汉语语法、语言文化国际传播。

（文献来源：王春辉（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33-39。）

（责任编辑：王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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