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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 | 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中的“建筑隐喻”

欢迎关注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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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中的“建筑隐喻”


作者：姚远，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责任编辑：苗炎）

摘 要


马克思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经典论述中，采用了“建筑隐喻”的表述（“基础”和“上层建筑”）。马克思对隐喻这一修辞形式的钟爱，与他的美学背景有关，也与隐喻本身的特性和施教效果有关。“建筑隐喻”在马克思1859年之前的文本中多有先例可循。他笔下的“上层建筑”一词没有固定的所指，不能就其本身获得理解，只是特定关系中的隐喻措辞，不可对其进行单独定义。在马克思熟悉的卢梭、圣西门、黑格尔的文献以及某些经济学文献中，可以找到他的“建筑隐喻”的直接灵感来源。从建筑的施工的客观限制、结构和功能、规划和变更、外在目的等角度，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可能涵盖的思想内容，有助于我们在不引入新隐喻的条件下有效回应基于经济决定论命题、还原论命题、结构分立命题、工具论-意志论命题和静止性命题的指责。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建筑隐喻


引言

 
主要作为类比思维产物的隐喻，在法学文献中可谓琳琅满目，比如母法和子法（亲子关系隐喻）、上位法和下位法（空间隐喻）、软法和硬法（硬度隐喻）、法律漏洞（容器隐喻）、法律爆炸（燃爆物隐喻）、法律移植（器官隐喻或植株隐喻）、橡皮图章（文具隐喻）、洗钱（衣物隐喻）、揭开公司面纱（人物隐喻）、贸易壁垒（高墙隐喻）、黑社会（颜色隐喻）、帝王条款（等级制隐喻）、罗马法上的家长权（手隐喻）等等。这些例子明确体现出隐喻由其希腊文词根义所诠释的本质，即“移转”———“不同的隐喻将带来不一样的精神景观”。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于伦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经典论述，就采用了“建筑隐喻”：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段论述所宣告的观点，亦即众所周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于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段论述中出现“结构”（Struktur）、“上层建筑”（Überbau，亦被译为“上部构造”“上部结构”）、“基础”（Basis）等建筑学术语表明，马克思在使用建筑隐喻来形容人类文明。这种隐喻早已渗透进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在政治和法律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构成要件”。我们只消留意时下报刊、新闻、报告、标语、著作和言谈中随处可见的字眼，如“建设”“构建”“建构”“共建”“建成”“重建”“支撑”“援建”“搭建”“平台”“大门”“走廊”“支柱”“改造”等，对此即可明察。若把这些字眼从我们的词汇表里清除掉，我们势必会在许多场合手足无措，“理屈词穷”。与此同时，这种建筑隐喻不仅意义非同小可，关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界限，而且实在太过普及，普及到“活的隐喻”已蜕变为“死的隐喻”的程度，也就是说，其精神意义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感性意义。我相信，正因为如此，对其重新进行问题化处理，发现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才变得更加必要———越是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东西越是深入骨髓，越是需要刨根问底的对待。作为事实的那些思想史素材虽已在过去永久定格，但每当我们携带着新的问题意识重访先贤留下的文本时都会发现，关于其意义的诠释空间始终敞开着。
 
已有一批学者明确谈及马克思的前述经典论述中的隐喻（或作为其上位概念的比喻）问题，比如国内的王子野、朱光潜、袁绪程、马天俊、王晓升、李立、胡为雄等，以及国外的考茨基（KarlKautsky）、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马尔库什（GyorgyMarkus）、里格比（StephenRigby）、伍德（EllenMeiksinsWood）、詹姆逊（FredricJameson，又被译为“杰姆逊”“詹明信”）等。部分由于欠缺隐喻理论的问题意识线索，部分由于没有充分展开文本梳理工作，学界尚未透彻解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筑隐喻问题本身，而是习惯于径直转入非此即彼的实体概念界定工作。这一方面没有阻却某些本可避免的误会，另一方面也没有充分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
 
“我们首先必须再度反思唯物史观解释史上正确的提问方式和根本的论述方法。”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法哲学为主线，并结合哲学、美学、语言学、建筑学等方面的材料，着力阐释马克思建筑隐喻的思想基础，以及建筑隐喻本身有可能表现的理论内容，从而澄清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原理，并在此过程中回应关于该原理若干频繁遭受知识界批评的理解。这里首先涉及经济决定论命题，即批评者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领域是自主运行且居于根本决定性的地位，法律（包括它的性质、内容、发展等方面）是受决定的、被动的、从属性的、反映性的领域，并且经济的这种决定作用经常显示出机械性和自动性。经济决定论命题进而派生出三项命题：其一是还原论命题，即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或者说允许）把人的实践和实践意识最终还原为经济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关系，要求（或者说允许）通过查明法学家的相应经济地位和阶级身份来判定其思想面貌。其二是结构分立命题，它是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成立的前提，即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原本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生活被假想地区分为“经济—非经济”二元结构，且此二元结构呈现为抽象与实体范畴的分立状态。其三是工具论-意志论命题，即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掌权的统治阶级，它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设计、操控甚或（如有必要的话）彻底重塑法律（立法者神话），把法律作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正式工具，其间可能涉及的理性因素和惯习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似乎被淡化。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有批评者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中充当核心喻体的建筑本身，通常使人联想到静态的、固定的、不可颠倒的、不可运动的东西，我们可将这种批评意见归纳为静止性命题。
 
这一系列批评意见无疑是以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某种过度简化处理为前提的。简化是批评者的特权，发扬则是捍卫者的本分。于此，我援引阿尔都塞在其自传《来日方长》里的一段叙述（同样是隐喻!），作为推进本项研究的座右铭：
 
我发现的或是搜集到的各种提法，根据它们的构成（以及对它们的分析），好像都一样可以让我用来作为“哲学的岩心”，我可以很容易地据以重构所涉及到的哲学的各个不同深层的性质。根据这种方式，而且只有根据这种方式，我才能开始阅读已采出其“岩心”的那些文本。


一、马克思何以钟爱隐喻这一修辞形式
 
马克思精擅修辞，汪洋恣肆，常运用巧妙的隐喻向读者阐明原理和方法。《序言》中的建筑隐喻绝非孤立现象，更非马克思一时兴起。弗兰茨·梅林曾有这样的评价：“就语言的气势和生动来说，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大师媲美。他也很重视自己作品的美学上的协调性，而不像那些浅陋的学者那样，把枯燥无味的叙述看成是学术著作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在语言的惊人的形象化方面，也是可以和最伟大的‘譬喻大师’莱辛、歌德和黑格尔媲美的。莱辛说过，在完美的叙述中，概念和形象应当像夫妇一样地互相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点马克思是很懂得的。”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历史的戏剧隐喻、关于历史法学派的夏洛克隐喻、关于资本主义的魔鬼隐喻、关于资本的动物隐喻等等，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可谓俯拾即是，与他惯用的反讽、排比等修辞手法一道，产生极为传神的渲染效果。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究马克思对隐喻的钟爱。
 
（一）马克思本人的美学背景
 
一般认为，马克思学术生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他在柏林时期与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交往。马克思1837年“柏林法学计划”的起承转合、他与谢林和历史法学派的联系，以及他与黑格尔主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其具体过程已经得到较为详实的讨论和推断。但学界通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是在浓郁的美学氛围中接触黑格尔派和钻研法学理论的。1837年11月，他在家书里谈到好友布鲁诺·鲍威尔时，强调“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而且马克思谈论的语境是，他着意出版一本戏剧评论类的杂志。在友人的协助下，该杂志得到“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的撰稿承诺。与此相关，在赴柏林求学之前，马克思简直把美学搞成了他在波恩时期的主业（须知马克思的专业一直是法学），这从他的课程选修目录即可窥见一斑，其中包括韦尔克的“希腊罗马神话”、冯·施勒格尔的“荷马问题”和“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道尔顿的“近代艺术史”。马克思信马游缰地广泛研读经典美学著作，包括莱辛的《拉奥孔：或论绘画和诗歌的界限。兼论古代艺术史的几个问题》、佐尔格的《埃尔温。关于美和艺术的四次谈话》、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并自称，正是从阅读这些美学名著开始“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还“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依据他在1837年的家书中描绘的阅读体验，有一个人即赖马鲁斯（HermannSamuelReimarus）特别燃起了他的热忱。马克思说，自己“潜心研究”“高兴地细读”他的著作（出版于1760年的《关于动物的艺术本能》），这样的修饰词仅此一处。此外，马克思还从拉丁文节译奥维狄乌斯的《哀歌》，从希腊文节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后者正是西方隐喻理论的源头。
 
马克思对美学的热情并未随着其大学时代的终结而熄灭，我这里仅举三例。例证之一是，他把作于1837年的一组诗以“狂歌”为总标题，发表在1841年1月23日的《雅典神殿》上（有趣的是，该刊的刊名跟施勒格尔兄弟早先创办的浪漫派的机关刊物的刊名一样）。这是他公开见刊的处女作，其意义自不待言，时隔四年他仍然认为该旧作值得发表。马克思在其中第一首诗《小提琴手》（该标题后来成为有关马克思的著名隐喻）中这样写道：“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例证之二是，马克思在1844年8月17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的短论，从专业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和调侃了普鲁士国王的致谢诏。他围绕句式、同位语、单复数、主语、位格、标点等语法要点，就致谢诏中的“修辞范例”“修辞混乱”“危险的创新”“过分压缩”等问题侃侃而谈。可以说，美学的熏陶不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早年留下的大量诗歌以及若干小说和戏剧，更重要的是，有力塑造了他毕生精神创作中的修辞实践。马克思既然能对别人的文笔品鉴到这种精微层次，自然也允许甚至要求读者以相似的态度推敲他自己的文字，这正构成了本文的一项阐释原则。例证之三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结尾处，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古希腊艺术的神话土壤、社会条件同现代的关系，显示出以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对马克思的持久影响：“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二）隐喻本身的特性
 
马克思对作为重要修辞技艺的隐喻本身有着相当精深的认识。按照他在大学时代便已如数家珍的黑格尔的《美学》一书中的界定，隐喻作为“在形象化中从意义出发的”比喻，属于象征型艺术的高级形式，是一种自觉的象征表现。它通过“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向读者暗示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努力摸索甚至挣扎着追求“内在意义与外在形象的完满的统一”。意义和意义表现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它们本身固有的东西，而是“或多或少偶然拼凑的一种结合”，必须依托于作者的主观加工和创造。由于在形式上没有使用“如”“像”“似”之类的措辞，人们有时可能察觉不到隐喻的存在。
 
隐喻作为“创造性思维最有生机的产物之一”，在我看来，或许因为具备以下特性而得到马克思的青睐：言简意赅，便于向普通人宣传复杂的科学原理，或者说向知识背景悬殊的外行人作出预告。李卜克内西这样回忆马克思：“他力图用最少的字句来包含尽量多的内容。”“马克思是一位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资本论》（其副标题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前奏。为这部注定带来荣耀的重要作品撰写序言，当然需要煞费苦心，慎之又慎。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序言》仅有短短几页的篇幅，不难推知，其中所容纳的信息量必定超乎想象。科学意味着错综复杂而条理分明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充分体现在于科学体系的建构和推进，在于对业已被广泛占有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这意味着，严格来讲，通过《序言》来把握科学原理是不合适的。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捷径也没有坦途，读者唯有随着马克思进入材料分析过程的细节（可以将之形容为“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方可领悟真谛。尽管如此，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耐心和勇气。教育必然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需要得当的方法与合理的安排，需要与同时代的流行理论争夺对思想的支配权。建筑隐喻正是马克思为施教而对自己研究指南的“简要”表述。与此同时，马克思深知，隐喻之为隐喻，必在有所彰显的同时而有所遮蔽，这是任何简要表述的必然代价。他愿意承受这种代价，一方面是因为，隐喻这种修辞形式侧重普通人的感知，也就是说，对普通人比较友好，具有内在的民主气质，另一方面是因为，隐喻这种不甚确切的表达形式（着实令人诧异的是）经常成为传授科学概念的极有效手段。
 
任何一部著作都会有预设的受众。就马克思而言，除了与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展开论战以肃清其理论影响之外，“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面向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普通民众。这里暂且不谈马克思频繁向工人开展宣讲，我们只要看看他在《资本论》出版工作方面的态度转变，即可了解工人阶级在他心中的分量。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就先行发表已完成的手稿部分的提议答复恩格斯时说：“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
 
直到1866年2月，马克思才同意把《资本论》的第一卷单独出版，于是有了划时代的1867年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而到1872年行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时，马克思则在信中这样回复出版者莫里斯·拉沙特尔（并将此信作为《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广而告之）：“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不难推知，借助隐喻教育工人乃是马克思撰写《序言》的重要动机。工人阶级之所以值得马克思付出这样的心血，除了考虑到他们的历史使命外，也少不了马克思对当时工人阶级的道德状况和文化求知欲的乐观判断。当然，读者一旦真正掌握了原理的精髓，建筑隐喻这一形象化外壳也将随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正如我们一旦知悉细胞的生物学详情，就用不着再提“细胞是工厂”，一旦知悉原子的物理学详情，就用不着再提“原子是微型太阳系”。



二、马克思笔下的建筑隐喻用法
 
（一）马克思在《序言》之前运用的建筑隐喻
 
《序言》中的建筑隐喻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东西，早有先例可循。倘若将“上层建筑”这一术语视为马克思建筑隐喻的出场标志，那么我们可以发现，1859年之前，马克思至少曾在6份公开发表的作品（含合著作品）中运用了建筑隐喻，以理解《序言》表述的直接知识背景。
 
1.《“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47年）
 
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从效果上讲，若个体存有差异，则在实现同一目标时，人们应当对不同的调整对象施加不同的推力或压力，但在以往的法学研究与法律调整范式下，这种个体化的调整方式存在着法学认知成本和法律操作成本过高的问题。本文认为，虽然针对个体的差异化调整成本尚高，但人们对被类型化后的个体类型展开调整并非没有可能。其次，对每个个体施加不同的调整会面临公平的问题。本文认为，以公平之名所行的一体化调整并非不容否认的真理，这种调整方式面临着有违实质公平的问题。法律确实在很多情形下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裁量权或者对特殊群体实施倾斜保护，但执法裁量面临着主观化的问题，倾斜保护面临着机械化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此初步提出设置个体差异化激励机制的思路：
 
首先，要提升对激励对象的特征和类型的认识。传统的法学研究无法为个体化调整提供切入视角和智识支持，在引入跨学科的认知行为主义视角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所积累的关于个体类型的成果将成为法学、法制深入变革的前提性智识。比如，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基于对个体差异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将人格类型化为内倾型人格和外倾型人格，布里格斯母女则在荣格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格类型化为16种类型。按照亚当斯的挫折激励理论，不同人格的人在面对挫折时会呈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不同态度，面对相同的激励则会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性与敏感度。因此，根据个性化调整与激励的理念，人们可以对不同人格类型的人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
 
其次，要制定足够丰富、足够细致的规范评价基准。如果只有对激励对象的特征的认识，而没有细致的适用标准，则人们无法实现个体差异化的激励目的。目前，法律更多地关注违法性标准的内部分层，呈现出浓厚的监督与惩戒的色彩。根据挫折激励理论，监督与惩戒等方式只适合于对负向激励更加敏感的人，对于适应正向激励的人而言，则缺乏激励。从违法到合法，存在一个程度变化的过程，在合法的基线之上，合法性也存在内部的体系分层，如合法但存在形式瑕疵、基本合法但不尽合理、相对合法但不完全合理、实质合法合理、合法合理且人性化等。不同的合法性标准对人的激励效果不同，基于个性化调整机制与动态法的理念，人们有必要开展的前提性工作是细化合法性标准的内部层级。
 
最后，在场景中运用相对人反馈机制，具体落实个性化调整、激励机制。处于法律调整之下的守法者与执法者的关系可以被解构为一种由各方主体构成的公共产品服务交易关系。在经济市场中，人们通过支付更高的对价来获取更好的服务。在行政实践中，相对人无疑也存在追求更优服务的需求。基于行政的公共属性，这种追求目前不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而是由“公民—社会契约—国家机关”的民主机制调节的。
 
可见，一方面，在现实中，执法者与相对人发生关于公共产品、服务的交换关系，但相对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服务水平的定价程序中来。这使得执法者在提供满足合法性要求的产
 
2.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58年，原文是英文）
 
文中有云：“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竖立在上方的（rearedon）“国家全部上层建筑”（thewholesuperstructureoftheState）喻指俄国农奴制政权，位于下方的“阴暗社会基础”（suchadismalsocialbasis）喻指阶级压迫的悲惨事实。但19世纪的普通读者不可能知道的是，未刊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了“上层建筑”的措辞。这部手稿创作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其主体部分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合撰，直到1932年才首次以原文形式完整发表，它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奠基之作”。《序言》提到了这部手稿，称之为“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由于未能如期付印，只好“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有趣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谈及了作为特殊建筑形式的“住宅建筑”（Häuserbau）和“城市的建造”（Erbauung），并有两处经典论述值得我们留意。第一处论述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第二处论述是：“竞争所引起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把资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无产者的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而把上述一切‘神圣化的财富’变成买卖对象，并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摧毁了，这种剧烈的革命当然不是起源于德国。”
 
（二）关于马克思建筑隐喻用法的初步说明———兼议恩格斯晚年对《序言》原理的补充
 
诚然，1859年之后，马克思还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过“上层建筑”一词，但我们不需要毫无遗漏的文本考证仍可得出以下结论：“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笔下根本没有固定的指涉对象，充其量算作一种得心应手的临时假说。“上层建筑”不能就其本身进行理解，始终被必须作为关系性的或曰处在一定关系之内的概念，通常须与或显或隐的“基础”“下层”之类的对应概念联合使用，一旦脱离建筑隐喻中的原生关系，一旦被当作相对封闭的范畴或活动领域，也就自然丧失了解释力。因此，有人提议，应当议论的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非单纯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也可被视为对“结构分立命题”的初步回应。
 
进而言之，“上层建筑”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实体概念，它乃是用于传达真实情况的象征性修辞。重要的当然首先是喻体背后作为本体的事物或实事。诚然，我们不必像某些古典思想家那样贬低甚或敌视隐喻，把隐喻单纯视为“影子的世界”，仿佛它只是虚幻物或拟制物，从而是理性应予戒绝的东西。但是，正如我们不会因为见到“婚姻是一段旅程”这类隐喻，就紧紧抓住“旅程”的提法不放，进而将其当作具有固定外延的抽象实体，甚至在许多场合干脆将其作为“婚姻”的替代称谓（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我们也应当认真解析“上层建筑”的具体喻指，在努力澄清建筑隐喻所可传达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内涵的同时，尽量减少“上层建筑”一词在正式话语中出现的几率。不可认为，好像一旦贴上“上层建筑”的标签，问题立刻会有颠扑不破的答案似的。
 
既然“上层建筑”本身没有固定所指，那么由此推知，至少就基于马克思作品的文本分析而言，“上层建筑”不宜被作为单独的定义对象（与此同时，“基础”也不宜被单独定义）。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去简单地追问“上层建筑是什么”或者“某某东西是否属于上层建筑”，不能脱离隐喻情景而直接考察“上层建筑”本身的外延和内涵。实际上，如果说马克思对“上层建筑”的各处使用存在某种前后一致的东西，那便是：我们在能够合理采用建筑隐喻的多数场合，均可将其中被设想为居于上方空间或层级的某事物命名为“上层建筑”（当然，“上层建筑”对于事物的规模似有一定要求）。总而言之，不可对马克思各部作品里的“上层建筑”概念进行等同认定，“因为它们的具体语境不同，其含义各有区别，将其任意混淆、相互换用或相互印证都是不适当的（同样，把马克思各时期的上层建筑概念同其他‘经典作家’如列宁等人各时期的上层建筑概念相互混淆或交叉印证也不适当）”。当广松涉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证据，主张《序言》中的“社会意识形式”也算作其语境中的“上层建筑”，他就犯下了这个错误。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政治法律话语和学术话语惯例大多心照不宣地遵从《序言》设定的“上层建筑”的标准含义，一般不至于出现误会，但须知，国内知识界曾经围绕“上层建筑”的固有范围和要素问题，数次发生热烈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且都在马克思主义正统文献中引经据典，相似的探讨至今也不能说完全止息。仅此事实就足以证明，本文对于“上层建筑”隐喻性质的强调并非无的放矢。
 
《序言》中搭配使用的“结构”“上层建筑”“竖立”“基础”等词，属于建筑隐喻的高显示度标志，可称之为“强建筑隐喻”。但建筑隐喻并不限于上层建筑一词出现的场合。莱考夫和约翰逊告诉我们：“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正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使用隐喻，而是使用何种隐喻，以何种方式使用隐喻。隐喻所建立的意指方向，与隐喻使用者的文化背景直接挂钩。建筑隐喻作为一种常见隐喻，其实有许多不易被人觉察的表现形式。相关语言学证据包括“基础”“支持”“支撑”“成立/不成立”“确凿”“坍塌”“构建”“根据”“框架”“轮廓”“摇摇欲坠”“瓦解”“结构”“摧毁”等。相比于《序言》中的措辞，以上这类日常表达可被称为“弱建筑隐喻”。如果遵循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这套有趣解说，重新审视本文迄今援引过的马克思著作，我们将会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必定会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中遍布着或强或弱的建筑隐喻，并且这种现象很早就发生了。在这里，我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础”（对应原文中的Basis、Grund、Grundlage、Boden，或者zugrunde、basierende）为例略作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以多种形容词修饰“基础”，比如“物质的”（materiell）、“理论的”（theoretisch）、“现实的”（real或wirklich）、“世俗的”（irdisch）、“唯物主义的”（materialistisch），另一方面又用“基础”喻指一系列关乎经济关系的重要事物，比如公社所有制、大工业、私有制、人口增长、阶级、阶级冲突、“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从而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序言》中所谓的“经济基础”的理解。可以说，但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马克思笔下现身之处，建筑隐喻便如影随形。
 
为了对比理解马克思的建筑隐喻，以及为了方便展开后续讨论，在此，或许有必要考察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对《序言》原理的补充说明，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归根到底的经济决定性”命题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反作用”命题。若没有这两个命题，“法的双重本质学说”恐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经过恩格斯补充说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版本，成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正统信条，并担当后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推陈出新的理论起点。此处，我想从隐喻的角度或者坐标系，简要观察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开辟的新视阈。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在1890年的部分书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而这种颠倒……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
 
我们发现，恩格斯在维持原有的建筑隐喻表述的同时，似乎有意识地引入了力学隐喻和光学隐喻的措辞：“相互作用”“作用”“反作用”“同一方向”“相反方向”是前者的识别标志，“反映”“头足倒置的反映”“颠倒”是后者的识别标志。也就是说，恩格斯以物理隐喻补充说明马克思的建筑隐喻。非但如此，恩格斯还将三种不同性质的隐喻交错搭配，据此弥补先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死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补充比较成功地回应了当时业已出现的挑战。然而，他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隐喻概念系统注入新元素，固然为该系统开拓了新的思想发展方向（这是理论建构型隐喻的题中之义），但对其可能引起的两个问题不可不察：（1）物理隐喻或许进一步强化了建筑隐喻原本容易呈现的机械的、僵化的、决定论的形象；（2）物理隐喻与建筑隐喻之间存在连贯性问题或协调问题。恩格斯的上述补充说明，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已见端倪。在此，我仅指出，马克思始终不像恩格斯那样乐于和惯于使用物理隐喻，建筑隐喻乃是他的主导选项。



三、马克思建筑隐喻的思想渊源
 
可资利用的隐喻似乎蔚为大观，为何马克思青睐建筑隐喻?对该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涉及对思想史上各种先例的考察。需要预先交代的是，本部分在探究马克思建筑隐喻的灵感来源时，仅限于他的“强建筑隐喻”的表述。胡为雄教授认为，马克思以“上层建筑”一词表征的建筑隐喻，“只是受那时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受那时大的语言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有三处马克思摘录的文献可为佐证：伦敦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上的评论、威廉·配第的1667年版《赋税论》、约克郡的银行家威·利瑟姆的1840年版《关于通货问题的书信》。以下我拟对胡为雄的论断进行补充。当然，鉴于马克思天文数字般的阅读量，此类渊源归纳不可能做到完备，但求举出有代表性的例证。
 
（一）法国渊源
 
建筑隐喻在马克思所熟悉的法国思想脉络中有迹可循，对于成长于莱茵地区、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马克思来说，这显得顺理成章。在这方面，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显然不可绕开，它是马克思写作《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时重点摘录的文本，且对其构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产生明显影响。卢梭在该书中这样写道：“建筑师在修建一座大厦之前，要勘测和探查一下此地的土质，看它是否能承载大厦的重量，同样，明智的立法者也不先从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入手，而要先研究他要为之立法的人民是否能接受他制定的法律。”卢梭用建筑隐喻来形容作为政治体命脉之所系的立法和立法权。有鉴于此，建筑隐喻显然是卢梭著作的一种核心隐喻。
 
在法国思想之内，不能不提及位列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之首的圣西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里直接引用过他的《实业家问答》，在1845年3月拟定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中明确要求翻译出版圣西门的著作。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时也曾大量援引和对照圣西门的观点。甚至到了撰写《资本论》第三卷时，马克思还不忘讨论圣西门的贡献和局限，足见他对圣西门的学说抱有终生的兴趣。圣西门曾在《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1818年）中指出：“当然，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都好得多，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所有制的制宪工作才是基本。因此，这项制宪工作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他在《实业家问答》（1823—1824年）中认为：“授权最卓越的实业家总揽全民族的金融大权的行动，正是建设性行动，亦即是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措施。这项措施将是整个新社会大厦的基础，将使革命彻底完成和使民族摆脱一切新的动荡。”“实业界的主要领导人只要团结无间，采取适当的措施，就足以建立起实业制度，使社会放弃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封建大厦的废墟。”圣西门不仅用建筑隐喻描绘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还用它来形容科学理论体系。在《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1807—1808年）中，他曾在“科学是建筑”这一核心隐喻的基础上，进而采用“科学要素是建筑材料”这一派生隐喻，指出：“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国学者，应当在他的指挥下建造起一座空前绝后的雄伟庄严和富丽堂皇的科学大厦”。为达成此一目标，“必须拆除笛卡儿建立起的大厦，但要精心保存起他使用过的建筑材料；除了拆下来的材料外，还必须添加新的材料；必须致力于新事实的发现，等到材料备齐再重建这座大厦。总之，必须停止先天地观察事物，而是要后天地观察事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圣西门曾在这一类比的范围内，明确使用了“上部构造”（即上层建筑）这个术语：“我把旧体系比做一座大厦，它的高耸的上部构造正像教堂的钟楼。物理学家已在开始拆除钟楼。但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旧体系的整个下部构造仍然完整无缺。这里面住着群众，僧侣阶级也下降到这一部分，并继续在这里统治着人民大众。”圣西门的这一整套修辞手法非常值得留意，而且其具体所指对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极有助益。
 
对马克思颇有教益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德萨米，亦值得我们关注。马克思曾在1842年底至1843年初研读其著述，并多次引证过他的观点。比如，1843年9月，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致信卢格的时候这样写道：“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德萨米在其代表作《公有法典》（1842年）中，多次运用建筑隐喻。他有时在形容社会秩序，例如：“我所进行的工作，绝不单纯是一种破坏性的工作，而主要是一种建设性的劳动。……正因为我已听到这幢破旧的大厦正发出彻底倒塌的崩裂声，我作为一个热心社会秩序的建筑师，才从今天起把自己的一得之见献给共同的家庭。”又如：“迄今科学中始终存在着需要求解的未知数，社会大厦始终缺少牢靠的基石。只要这个未知数仍然存在，只要这块基石还未找到和奠定下来，不管是无知的人，还是一知半解的人，都将在邪路上打圈圈，野蛮行为将只是变换一个位置，采取新的形式而已。”他有时在形容法律制度，例如：“共同用膳……是我们公有制大厦的真正标记，像大厦的拱顶那样。”又如：“某些法律是整个社会大厦所应据以建立的最初基础，它又是中枢，其他法律都附于其上并围绕着它而安排，这样的法律我们称之为根本法。”他有时则在形容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和成果，例如：“正是由于过去几个世纪的脑力劳动，才发生了如此强大、如此热火朝天、如此威武雄壮的1793年的武装革命!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不嫌重复地说）之所以倒塌，只是因为当时的改革家们还不十分善于以人的机体为其社会哲学的基础，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十分坚决地把平等、真正而完全的平等的颠扑不破的教义写入并固定在自己共和国宪法的基础法规中。”德萨米的这些形象化的表达想必强化了马克思对建筑隐喻的青睐。
 
（二）德国渊源
 
让我们转向马克思建筑隐喻的德国渊源。众所周知，马克思深谙黑格尔法哲学的精髓和限度。他既在1842年一系列异彩纷呈的新闻评论文章里熟练运用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学说批判当时普鲁士庸俗甚或卑鄙的政治法律制度，又在1843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深刻剖析黑格尔法哲学这份“副本”，为现代性的分析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这样交代他的理论承诺：该书“就是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的尝试，除此以外，它什么也不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仰赖直接知觉和偶然想象（此乃“肤浅思想的要义”），必须凭靠思想和概念的发展，以便展现“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建筑结构———这种结构通过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它们的权能的明确划分，并依赖全部支柱、拱顶和扶壁所借以保持的严密尺寸，才从各部分的和谐中产生出整体的力量”。

相比于圣西门，黑格尔将建筑隐喻的类比深化到了内部的具体结构，并且强调和谐性与整体性。黑格尔还特别谈及了国家结构的上下分层问题（上下分层当然是普通建筑结构的题中之义）：“行政权的全权代表、担任执行的国家官吏以及最高咨议机关……成为和君主直接接触的最上层”，而他们的任务是“从下层（市民生活在这里是具体的）来具体地管理市民生活”。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法哲学称为严格的“理性国家建筑术”。马克思的授业恩师、黑格尔派的领袖爱德华·甘斯，在他编订的1833年版《法哲学原理》（马克思使用的版本）的编者序言里这样形容黑格尔的法哲学：“它的价值在于其论述、编排与对每个页面空间十分完美的结构设计，在于勤奋努力地扫清这座知识大厦的每个角落，在于一种均匀统一而又灵活多变的风格。这种风格从顶端到根基都很引人注目。”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79节的“补充”部分（与正文和“附释”并列）进一步确认了建筑隐喻：“国家必须被看做一个建筑学上的大建筑物，被看做显现在现实性中的那理性的象形文字。”这处确认的出场位置引起了我的特殊兴趣，因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现存手稿里关于第279节的评注，不仅因其有关民主和人民主权的理论发挥而闻名于世（从而引发学界关于马克思与卢梭思想关系的众多研判或遐想），而且表现出他非同寻常的反复斟酌、意犹未尽的态度，即马克思在几乎是草草地评注了《法哲学原理》第280—286节之后，迫不及待地再次回到第279节，两番评注的总篇幅相当可观；但是，令人诧异的是：马克思两次都没有对黑格尔的建筑隐喻作出批判，甚至根本没有评注第279节的“补充”部分!马克思所使用的1833年甘斯编订版的《法哲学原理》当然是有“补充”部分的，他对该书某些其他小节的评注也确曾援引了相应的“补充”部分。我认为，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他刻意省略或回避了黑格尔的建筑隐喻，换言之，他对黑格尔的建筑隐喻本身没有实质性的反对意见。我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马克思在评注（尤其是第二次评注）《法哲学原理》第279节时仿佛突然来了文艺灵感，一反前文四平八稳的风格，开始大量运用（有时是极具煽动性的）修辞技巧或美学术语。他根据内容与形式这对美学常用范畴展开分析，说“民主制是内容和形式，君主制似乎只是形式，然而它伪造内容”，以及某种内容获得了“哲学的形式、哲学的证书”。（当然，“证书”又涉及拟人化。）他使用了象征型艺术特别是比喻（包括明喻和隐喻）来描述或者讽刺对象间的关系，比如，君主本人只是人民主权的“代表、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就像对自己的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现代类型的政治国家“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马克思还对民主制运用了谜语修辞，称其为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而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中的分类，谜语与隐喻同属“在形象化中从意义出发的比喻”。他关于民主制的谜语之喻表明，国家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即谜面）扑朔迷离，甚至有时显得“不伦不类”，从而将自身的真正本质隐藏起来，激起人们探索和猜度的欲望。谜底一旦被解开，谜就自行消灭，也就是说，国家制度的形式不再成为问题。在关于《法哲学原理》第279节的评注行将结束之际，马克思唯恐读者没有领会他的分析思路的美学尺度似的，索性把这事点破：“由于所谈的本来只是比喻，只是把实现了的观念的意义加之于任何一种经验的存在，所以很明显，观念的这些容器一旦成为观念的某一生命环节的某种体现，它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在此明明白白地强调了美学背景，十分精当地表述了（作为隐喻上位概念的）比喻的本质和规律。而他这一切文风的突变，或许正是由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79节的“补充”部分所作的隐喻表述所激发的。



四、马克思建筑隐喻新解
 
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以建筑隐喻表述（并经恩格斯补充说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受到来自外部阵营的诸多指责，本文的引言中概括的五个命题即其中比较重要者。对此，我想以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的一句箴言作为答复：“平庸的头脑不习惯于分析事物，而习惯于根据传统而不是根据考察来接受强烈的印象。”本文关心的问题是：能否在不引入新的隐喻概念从而尽量避免隐喻概念系统紊乱的同时，有效回应关于建筑隐喻的流行批评意见?我认为，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建筑隐喻，我们可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但的确无法绝对达成）这一理论目标。在对隐喻的重新译解过程中发掘被遮蔽的思想内容，这在国内外都有可资借鉴的有趣先例。比如，刘风景教授通过将武器隐喻转换为医疗隐喻，改造我国政法界长期流行的“人民法院是刀把子”隐喻所引起的联想方向。又如，凯特（E.F.Kittay）和斯坦哈特（EricSteinhart）分别对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的“苏格拉底是接生婆”这一隐喻展开了结构化缜密解读。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第一，通过阐发喻体与本体的内在连贯性来理解本体的做法，存在着天然的逻辑极限，即建筑和法政毕竟不是一回事，喻体中的有些元素（比如建材问题）须在解释中过滤掉，否则就显得牵强了。第二，本文力求按照建筑隐喻本身的固有层次行文，把对于引言所概括的五种批评意见的回应化入其中。

在正式进入本环节的讨论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同样是建筑隐喻，与四十年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是大建筑物”之喻相比，与二十年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显具有模仿痕迹的建筑隐喻相比，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的表述有何差别或独到之处?第二，马克思以同位语加定语从句的处理方式，将经济摆在全句无可置疑的中心，在表达法律和政治的位置时，不采取介词短语的形式（例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和政治”），而采取暗示上层建筑主动性的动词“竖立”（erhebt）。鉴于恩格斯使用的是本质上具有被动性的“反作用”和“反映”，鉴于马克思本可以表述为经济基础“支撑着”上层建筑从而将主动性交给经济方面，该做法有何深意?第三，如果《序言》中的建筑隐喻真像一些学者以为的那样属于静止模型，为什么马克思紧接着谈论“社会革命的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谈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难道这不明显违背建筑隐喻的所谓静态本质吗?也就是说，这不等于立刻放弃或者说架空了建筑隐喻吗?第四，如果《序言》中的建筑隐喻果真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或者阶级还原论，为什么马克思不直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读者的误解，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相反，马克思仅仅用定语从句传达一种空间关系和层次关系。不仅如此，遍观表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那个篇幅长到比例失衡的自然段，马克思甚至对通常被看作唯物史观构成要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避而不谈!这一发现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亚于发现1789年《人权宣言》竟对国王、教会和贵族三种法国的传统权力支柱只字不提时令人震惊的程度。第五，如果马克思打算强调建筑的完全由人刻意设计的性质，那么《序言》中的建筑隐喻为何避开了人的因素（建筑师和施工者），而仿佛是在描述自动化的施工?如果他无意强调人为因素，为何不索性彻底采用有机体隐喻（比如他曾以同样起到支撑作用的“骨骼”喻指物质关系），正像上下文中的“解剖”“灭亡”“胎胞”等词所暗示的那样，而却在有限的篇幅内交替混合两种隐喻，给自己平添协调隐喻的麻烦?马克思对《序言》的语言表述令人敬畏的精心雕琢，使得这些精细的究问具备成立的前提。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马克思曾在1858年9月21日致信恩格斯说：“除了对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修辞上的润色外，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了，但是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仍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可以合理假定，马克思对于《序言》这种以简短篇幅浓缩重大原理的关键论述中的每一处措辞都是百分之百用心的，故而每一处措辞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以便揭示迄今隐藏在深处的理论意图。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善用建筑隐喻的马克思绝非建筑学的外行。他在大学时代已对该领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时他精读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温克尔曼即因该书而荣膺建筑史之父的美誉），至于他如数家珍的黑格尔的《美学》更是在“各门艺术的体系”环节详细讨论了建筑的三个阶段，即真正象征型的或独立的建筑、古典型建筑、浪漫型建筑。下面言归正传，我们来尝试重新解说建筑的四个方面，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建筑隐喻的把握。
 
（一）施工的客观限制
 
所谓建筑，就是将本身没有任何精神意蕴的物质材料，按照重力法则建造出带有某种结构、合乎某种用途或表达某种意义的形状。那些根据《序言》杜撰“经济决定论”的学者，主要聚焦于自然规律对施工建造构成的显见且直接的制约。众所周知，在重力的客观作用下，施工建造总是自下而上、按部就班的：先修建基础，后修建上层建筑。俗话说得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直观把握基础在时间上的第一性（起源问题）和在空间上的决定性（本质问题）。这种状况主要涉及“承载”这一工程力学问题，尤其是上层建筑的重量和高度不能超出基础的承载限度，否则要么容易垂直坍塌，要么容易向外侧倾覆。这是铁一般的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能动性的施展范围受此束缚（当然也受到一定时期技术水准的束缚）。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法律史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不是个人随意创造的产物。但“经济决定论”的批评者无视建筑的其余元素，对建筑隐喻断章取义，并据此罗列种种不能单凭经济来解释的社会现象，以力证“经济决定论”的荒谬，这当然是跟稻草人的无聊较量。我们固然可像恩格斯那样借助“相对自主性”和“反作用”的思想给予反驳，但即便停留于建筑隐喻之内，我们也能够答复说，受建筑的客观规律制约，无法推导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严格对应关系：相似的基础可以承载不同的上层建筑，相似的上层建筑也可以建在不同的基础之上，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故而还原论命题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上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些产生争议的举措和决策，或可依据这里的原理作出说明。社会经济形态和法律制度并不必然一一对应，否则就不好解释此起彼伏的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现象。马克思直接受教于历史法学派的领袖萨维尼，深知德国法律界继受罗马法和整理日耳曼法的情况，不可能把“经济决定论”的公式简单地套用于法律发展那充满悖论的进程。更何况，所谓的社会经济形态，本就是马克思为了研究之便而建构出来的分析工具，真纯地道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现实的世界总是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混合物。最后，值得当代中国人关注的是，倒是可以从施工的客观制约引申出另一方向上的、有别于“经济决定论”的结论：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经济基础，难以负荷臃肿庞大的政治法律机器，此时，简政放权是必由之路。进而言之，政治法律机器的顺利运转、国民权利的真正落实和有效救济，总需要调动各种物质资源，这是以充足的税收作为先决条件的，而税收自然不能不跟经济发展状况挂钩。
 
（二）结构和功能
 
建筑通常具有体积庞大、层次分明的坚固结构。不论是相对早期的木质建筑，还是后来出现的砖石、钢铁、玻璃或混凝土建筑，都属于同时代人造物中比较坚固耐久的东西。建筑可以被用来表征人类法律文明的经久不息：除非遭遇灭顶之灾，法律文明通常能够继续维系下去。建筑不仅有地下部分还有地上部分，地上部分又可大致分为低处（低层）和高处（高层），通过构筑拱顶、墙壁、支柱、楼板、阶梯等，可以将物质空间在横向上和纵向上切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这或许是后世的结构功能主义从马克思建筑隐喻中汲取的重要灵感）。这些功能区域是创制和塑造行为规范的场所。在建筑结构中，基础的首要功能在于承载和限定，上层建筑的首要功能在于区隔和表现，制约前者功能的主要是自然规律，制约后者功能的主要是精神规律。这种关联着视域的二元划分，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独立地审视和对待这两部分，并赋予它们不同的地位，此乃历史唯物主义不容放弃的分析视角。尽管像自然科学般精确划定经济与非经济在现代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我们同时必须谨记，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同一建筑整体的两个部分，原本就是也不可能不是上下贯通的。有些人着力强调总体性，认为马克思割裂了统一而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这种观点是以结构分立命题这一关于建筑隐喻的狭隘理解为前提的。结构和功能可以用来表征包括法律系统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再者，“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上层建筑中的法律部分（或曰法律上层建筑）排在政治上层建筑之前（即空间关系中的下方），因而更加靠近经济基础。不仅如此，法律上层建筑本身可以继续分层：总的来说，私法在下，公法在上，进而言之，民法是法律上层建筑的最底层（毗邻经济领域），宪法是法律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毗邻政治领域）。当然，正如前述圣西门和黑格尔的论述所传达的那样，较为庞大的封闭式中空建筑适合以其结构和功能描绘理论体系的面貌。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提一提“外壳”和“内核”的问题。不是所有建筑都能在视觉上展示清晰的“外壳”和“内核”之分，比如生殖器形状的石柱、方尖碑、狮身人面像（它们混合了建筑和雕刻的因素，但主导方面还是建筑）。黑格尔这样品评金字塔：“金字塔虽是本身就值得惊赞，却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晶体，一种外壳，其中包裹着一个核心，即一种离开肉体的精神。”对埃及人来说，精神性开始和非精神性分离，金字塔是亡灵的宏伟居所，亡灵是主体，是具有独立意义的被崇拜的“核心”。这居所的体积大到难以度量，各种尺寸比例皆有考究的寓意，它作为单纯应用性质的“外壳”处处透出神秘的气息，但这居所本身一旦脱离其中的亡灵就将失去生气，成为抽象的、无机的东西。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把理性视为黑格尔法哲学的内核，《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根据他的这一判断来批评黑格尔的王权学说（即王权以君主肉体的自然生殖作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法哲学原理》的体系形式则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外壳。
 
（三）规划和变更
 
建筑不是自然形成的东西（比如有机体），而是由人创造的精神产品。按照古典哲学的概念谱系，建筑属于“制造”（poiesis，亦被译为“生产”），与“生成”（genesis）相对。建筑是“制造/生产”的经典表现，是极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活动，建筑一词的希腊文词根“arche”就是始基、原理的意思。于是，“建筑师”作为哲学家和立法者的主要原型，甚至一度成为上帝的世间形象，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建筑总涉及一定程度的预先设计或规划（即制定蓝图），需要一定范围内的分工协作，这恰好印证了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亦即“感性的人的活动”。有机体隐喻则缺失这一维度。马克思曾言，最蹩脚的建筑师自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施工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建筑隐喻由此暗含的无可置疑的人为性，一方面可以驳斥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扼杀主观能动性的指责，另一方面使建筑隐喻相较于有机体隐喻更能彰显人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劳作，从而可以凸显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非完全自然形成性，并预示着对于迄今自然形成的经济系统的合理调控。那么，建筑隐喻是否因此必然向工具论-意志论蜕变呢?它是否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听凭自己的刻意设计来掌控和变更法律格局，醉心于“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见且如此易懂”的计划而无视“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事实上，在规划建筑的过程中，建筑师不是仅仅预先提供蓝图就万事大吉了；相反，他必须协调和处理各种事项。一方面，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中叶，典型的建筑师要承揽一条龙的繁琐工作：“他的角色是为所有新建造物设计和提出明细计划单，负责广告招标，签订合同，测量建造物和督导建造工务，检查并验证建造账目，指导监督对公司建造事项所有的纠正和更改，收取租金，为公司资产及任一追加资产准备计划，为即将购买或出售的所有资产估价，出席委员会会议并报告所有业务。”所有这些工作的开展，当然一刻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约定俗成的传统和惯例，亦即所谓“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从拿出初始蓝图到建筑最终落成这或短或长的时间中，建筑方案会随着自然环境、客户需要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被调整。这后一因素是易被忽略的。事实上，“建筑师不与他者（顾客）交流就无法决定设计。建筑师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交流，而且毋庸赘言，是与没有共有规则者之间的交流”。此外，许多建筑历经漫长的岁月，在竣工之后人们仍会断断续续对其进行整修，并且，整修者通常是继续留居在该建筑之内的，这表明，彻底颠覆性的法律革命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结果是，我们有望在同一栋建筑里见到“不同时期留下的不同部分”，比如，某座从中世纪传承至今的大教堂可能拥有诺曼风格的中殿、装饰型风格的横厅和直立型风格的内殿。这意味着，静止性命题的法律想象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们的法律体系每每处于混合状态，早先的某些规则或原则完全可能在其原初理据被消灭之后“残留”下来（霍姆斯对法律中的残留物问题已有精湛的研究）；这还意味着，法律一旦脱离立法者，将有始料不及的事情介入其意义表达和后续发展，于是原意解释就可能失灵。
 
（四）外在目的
 
对于建筑这种劳师动众的事情，不能不预设某种强有力的外在目的、需要、价值或理想。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有着巨大社会成本的法律活动亦然，它通常具有较为显明的物质表现（比如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之依托的法院、检察院、警察局、律师事务所、法学院），且物质表现经常要达到“庞大”的地步。这就要求法律具备经世致用的属性，时时留意自身的正当性，也要求法学观照公共生活，并且回归和回应公共生活。在建筑的要素中，直接满足外在目的者显然系上层建筑部分，基础是扶持或者说辅佐上层建筑的手段（尽管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手段）。可以这样说，建筑隐喻本身已经暗示：法律的目的主要来自外部的利益和决断。这提醒我们关注一种同“经济决定论”恰好相反的潜在思想方向，即经济是实现法律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物质保障。欠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孱弱的，而欠缺上层建筑的基础则是迷茫的。这一事实本不稀奇，但却可能令人震惊：原先关于马克思建筑隐喻的解说，从来强调的都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总是给“经济决定论”的指责留下口实，甚至恩格斯当年也感到有必要为此表示歉意：“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马克思通过建筑隐喻暗中传达的另一层意思，却在历史上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即基础要求存在上层建筑，否则就成了“烂尾楼”；上层建筑规定着基础的位置、材质、规模、样式、施工等。进而言之，原先强调的是基础立足于客观规律而决定着上层建筑，这里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立足于目的考量而规定着基础；原先强调的是客观力量的优先性，这里强调的是主观力量的支配性。可见，建筑隐喻本身或已比较妥善地统一了人类活动的双重属性：人的一只脚踏在必然王国之内，另一只脚踏在自由王国之内。此外，依特定目的落成的建筑，尤其以建筑群形态出现时，经常能够有力地（但未必是自觉地）彰显某种格局或形势，由此，建筑就可能成为表征时代主导势力的重要景观。例如，受到工业革命洗礼的19世纪，见证着工业中心区的崛起和无产阶级贫民窟的涌现，见证着工厂的烟囱纷纷凌驾于教堂的尖顶之上。套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至于在现代大都市，主宰天际线的显然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这体现出商业和金融业在当今世界已然跃升为统治力量。霍姆斯大法官的一段著名教诲，或许是对这种可以迁移到法律领域的时代象征性的最佳注脚：“把法律单纯视作伟大的人类学文件，并按此立场研究法律，这完全恰如其分。我们不妨通过法律来查明如下事情：哪些社会理想强盛到足以达成其最终表达形式的地步?各种主流理想随着时代更迭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在研究法律时，不妨将之视为人类观念的形态学操演和转变过程操演。出于诸如此类目的而追求的研究，便成为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牧师的真相检验（即神判的奇迹）、军人的真相检验（即决斗审）到陪审团的民主裁决，这一转变过程多么引人入胜!”建筑隐喻暗示我们，一般而言，法律的目的不是法律的内生物，具备自给自足体系形态的法律实为法学家之意识形态。或许有感于当时一批法学家正在或即将沉湎于法律科学的迷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加写了一段手稿，把法学家归入“意识形态家”的行列（当然，他指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法学家，此乃书稿名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



结语
 
关于何种隐喻更适宜描述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精通思想史的庞德有一段论述可以深化我们的思考：“我们决不能从一种有机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这种有机体得以发展的原因和手段乃是其内部固有的某种特性；我们还是应当……从一种建筑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该建筑物乃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求而建造的，尔后人类又为了满足其日益扩大或日益变化的欲求甚或日益变化的时尚不断地对它进行修理、改造、重建并不断地给它添砖加瓦。”马克思的建筑隐喻深具恰当的平衡感，引导着我们既关注客观规律和外部环境，又关注缔造过程，既关注传统和传承，又关注后人的新需要和续造，既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境况和把控，又关注结构和功能的安排。建筑隐喻让读者从原先理解事物的惯用参照系中惊醒过来，其有待挖掘的意涵这样丰富，的确印证了梅林的说法，即马克思在说明他所要说明的问题时，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让他们自己去进行有益的思考。
 
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和评价那些居于法学理论中的隐喻语言，剖析它们背后隐藏着的思维倾向，正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中固有的修辞现象。我们将发现，对法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思潮，往往在其核心地带采取隐喻形式的表述，比如“看不见的手”（斯密语）、“社会契约”（近代自然法学语）、“法律帝国”（德沃金语）。这种现象乍看起来令人错愕，但细细想来，每种法学隐喻都恰如其分地承载着一定的理论范式或者至少是观察视角，而这些隐喻连同其象征义一道，融化为我们思维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无形中深刻制约着我们的表达方式和话语偏好，进而以语言为中介和杠杆，决定着我们从何种角度观察和评判事物，决定着我们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决定着我们趋于达成的共识和容易犯下的错误。我期待，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将在多学科光芒的照耀下获得新的思想生长点，而本文关于马克思建筑隐喻的探索则是一段序曲，抛砖以引玉。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目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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