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服装生意，只做服装公益，刘柏顺：做有效公益，规模化发展
撰文 ▏刘洋
2009年，刘柏顺“为了多结交一些朋友”，在业余时间驾驶着一辆面包车，开进了公益世界。
温州人刘柏顺是一位小老板，在杭州做着服装生意。经朋友推荐，他成为了志愿者，参与衣物捐赠的公益活动。他并没有安于做志愿者，他看到了简单的衣物捐赠存在的问题，更看到了旧衣物无法回收带来的环境问题。
在中国，闲置旧衣物回收再利用率不足1%，每年大约有2600万吨旧衣服被扔进垃圾桶，最终被焚烧或填埋，既浪费资源也污染环境。
刘柏顺决心告别志愿者，成为公益创业者，探索创新、有效的衣物捐赠模式。
刘柏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校服变形记
刘柏顺一直避免“做无效公益”。为了做好旧衣物公益，他将部分目光锁定在乡村儿童校服短缺问题上。
在走访农村的过程中，刘柏顺发现，条件稍好的家庭，父母会把孩子带到城市，村里只剩下贫困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父母外出打工，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生活。没有钱买校服，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空心化的乡村同样也是一片校服真空。
留守儿童无校服可穿，令刘柏顺感到心酸，这也成了盘桓在他心中的社会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手段，是企业或个人购买并捐赠，但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他们可能今年有校服穿，明年就没有着落了。
刘柏顺算了一笔账：一套夏装校服价格约为60元，春装和秋装是150~200元，冬装则高达200~300元。一方面，成本太高，捐助规模扩大后，所需资金几乎是天文数字。况且所需金额越多，意味着筹集周期越长，不利于项目开展。
看到贫困农村学校学生校服短缺的同时，刘柏顺更发现城市学校学生每年会新增大量闲置校服：城市学校每个年级有1000多名学生，最多两年就会更换一批校服，15%~20%的闲置校服的品质非常不错，也就是说每个年级可以贡献150套可穿校服。一所乡村学校只有几十个孩子，最多100余人。
如此一来，两所学校便可以结对。刘柏顺发现了一个有效的模式。
2018年，益优公益正式发起校服变形记项目：与杭州城区学校合作，开展闲置校服回收活动，筛选出可再穿的进行清洗、消毒、logo更换，再按照受助学生的尺码进行同省捐赠。
收到校服而雀跃的孩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校服再加工环节，刘柏顺“再次”与当地残疾人中心合作。他很早就发起了天使衣坊项目。有的回收衣物不可穿，益优公益与残疾人中心合作，教残疾人筛选、拆解可用的部分，制成手工艺品。产品收益的很大一部分返送给残疾人，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度和尊严感——在做衣物捐赠的同时，刘柏顺还会捕捉其他社会问题，寻找合理的方式将它们串联解决。
“我们有合作背景在，校服变形记出来以后，就再给他们一个工作内容。”刘柏顺狡黠一笑，“如果拿到加工厂，成本会高出不少。”一件“变形校服”的成本不到传统购买方式的四分之一。
除了成本低，校服变形记还实现了捐赠可视化，“这个有结果。捐赠人知道在精准捐赠的学校。他也可以当志愿者，延伸出更多形式和意义。”
刘柏顺希望校服能在更多的城市“变形”。“有很多西部学校来申请，”刘柏顺无奈地摇摇头，“但是说实话，至少今年我们还满足不了全部需求，我们需要更充足的资源。”
接受《社会创新家》（公众号：social_innovator）采访时，刘柏顺说，“在新城市落地的话，前期我们需要投入资金建团队、准备仓储和运输环节。但良性发展起来后，项目就能实现自给自足，甚至会有利润产生。”除了用于捐赠的15%的校服，更大批量的旧校服会被环保企业采购，这部分收益可以支撑项目运营。
各省的资源供求是不平衡的，“甘肃是求大于供的，而浙江是供大于求的，就可以向周边的江西、安徽等地输出。”刘柏顺期待未来有一个稳健的网络覆盖全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公益的范围变小了
效果却变好了
上学时的刘柏顺内向，和男生很少交流，和女生更是一说话就立刻脸红。他最大的爱好是安安静静地下五子棋，并期待以后找一份坐在办公室不必和太多人打交道的工作——最好干脆成为一名职业五子棋手，默默下棋，下完棋默默回家。
但是命运偏偏喜欢开玩笑。因为高中学习成绩不够好，刘柏顺只考上杭州一所大专，入读保险专业。“毕业之后，完蛋了——”刘柏顺摇摇头，“办公室没得待，要出去大费口舌卖保险。”
自2006年开始，经历了3年卖保险的折磨，刘柏顺下定决心，“既然是温州人，就自己做生意吧。”
2009年，刘柏顺做起了服装生意。他将目光聚焦在回收和批发企业的库存产品上。由于需要运输大批库存衣物，他置办了一辆五菱宏光。
这门生意给人的空闲时间不少，刘柏顺想着自己作为一个“小老板”应该多交些朋友，便去义工组织参与了一些捐衣物的公益活动，借面包车之便，他在其中承担物流运输任务。
“西部的人会主动提出衣物需求，东部城市又有很多旧衣物亟待处理，这样看来双方正好匹配。”因此，刘柏顺做了三年粗糙的“东衣西输”。
但时间一长，刘柏顺发现简单的搬运工作存在很多弊端：一来路径太远，物流成本高，而公益组织筹钱非常困难；二来信息不对称催生无效公益，重复捐赠和盲目捐赠层出不穷。“我需要100件，你给我100件刚好；你给我1000件，我穿不完；你给我1万件，我还得考虑怎么处理，那样的话无异于花钱转移垃圾场。”
搬运工的角色暂时停止。2012年，刘柏顺开始探索“同城捐赠、精准匹配”的公益模式。此时，刘柏顺才意识到原来杭州也有很多急需衣物的贫困群体，而他早期仅将目光聚焦在遥远的西部，反而忽略了身边的人——从城市中的流浪者和乞讨者，到环卫工人和饭店里的阿姨，再到建筑工人，刘柏顺发现有需求的人群越来越广。“原来很多人都有衣物的需求，只是从来都没有一个渠道让他们去获得这个衣服。”而搭建好这个对接的渠道，就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衣物价值的最大化。
衣℃行动为杭州缺冬衣者送去温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自我造血
2016年，刘柏顺决心再做一次转型。
“一直捐捐捐，我们没有那么多经费，很难把事情做大，而且这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可持续的方式。”他对《社会创新家》（公众号：social_innovator）感慨，“通过第三方筹款有很大的风险，朝不保夕。另外我们的人手和项目越来越多，自身消耗的成本也会增加。”
益优公益迫切需要自我造血。校服变形记就是在这一诉求下诞生的社会创新项目。
刘柏顺还开发了商店板块，多家“益优公益店”已陆续建立起来，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刘柏顺通过公益店、手工坊、集市等方式，利用市场解决旧衣物问题，实现自我造血，让项目可持续运作。
但刘柏顺也始终提醒自己，莫让盈利消解公益性。
工友在“工友益站”里购买二手衣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凭借同处杭州的便利，益优公益也和阿里巴巴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公益店里有很多商品是天猫的抽检样品；菜鸟裹裹会为部分捐赠活动提供物流支持；阿里所有园区内都有衣物回收箱；阿里员工的“三小时公益”活动也常常由益优公益负责。刘柏顺认为益优公益和企业“合作的维度非常广”，他力求自己的想法能在企业内深入人心，让具有大能量的公司探索更宏大的公益与商业化结合的可能。
益优公益为阿里员工上公益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有想法的职业公益人
从倒腾服装的小老板，变成社会创新家，其原因是“看到了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机遇。”刘柏顺在其中嗅到了引领社会创新的味道。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刘柏顺向《社会创新家》（公众号：social_innovator）坦言，“公益是个新的行业，二手衣服的解决又是个新的东西。我们是在新的行业里做新产品，非常疲惫。”同城捐赠鲜有人涉足，没有成熟的框架可以依赖，走一些弯路、碰一些壁是必然；二手衣物公益在实际运作中还需要面临庞大的仓储、运输任务，“这是很累的一个内容，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的原因。”
刘柏顺花了十年时间——就像他坚持下五子棋一样——挖掘同城捐助的潜力，终于卓有成效。现在，他不能再孤军奋战，他需要更多伙伴和资源把这个模式推广开来。
无论是为了推动公益行业自身优化，还是囿于政策环境，刘柏顺都希望自己的理念、项目能在更多的平台上和城市中扎根。前行十年的行者依然在思索怎样走出杭州、走出小圈子。
专注自身之外，刘柏顺发现大部分公益机构都依靠第三方的支持或募捐来生存，他希望改变这种局面。
“我在做的时候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做行业的资源整合，把企业资源、公益资源、基金会资源之间的通道打通。”
每个月，刘柏顺都会组织沙龙等活动，定向邀约各方代表，既引导商业向善，也引导公益组织使用商业化手段。刘柏顺常常“刺激”公益组织，“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模式有问题，运营手段有问题，你在浪费社会资源，不是在做有效公益。”很多公益组织会因此反思，走出不怎么舒适的舒适圈，探索更可持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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