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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四个关键词

先知书店 李强好书伴读 2019-12-11


现代文明的四个关键词
文:那兰丨 编辑:千字君Kuange李强

我们常说现代文明这个概念,它和古代文明的区别是什么?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将此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6个字的概括看似简单,却内涵丰富,我们从四个方面解读。
 
个人自由
 
在现代语境下,自由意味着个人只受法律约束,而无需担心因某个人或一群人的专断,而使得个人的自由受限制。
 
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具体体现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选择以及从事某一职业的权利,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而迁徙的权利,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
 
法学有句谚语:一人自由的终点,是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是个人自由之限度的经典表达,在此限度之内,个人对自己的权利拥有充分自主权。
 
但同样是“自由”这个词,古代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在考察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时发现,即便在雅典那样的文明城邦,自由也仅仅意味政治上的自由,要以私人领域的自由被剥夺为代价。
 
贡斯当这样总结:
 
“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
 
换言之,古代人其实并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与传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制。个人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市所吞没。
 
贡斯当的观点与梅因遥相呼应。古代社会都是身份社会,个人不享有独立的权利,那些貌似“权利”的东西,实际上是集体的某种外延,在古代文明中,个人只是工具性的存在。

 
财产权
 
现代社会,独立的财产权不仅是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的保障。只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社会利益才能趋于多元和分散,制约权力的力量才能获得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古代社会虽然也有财产权,但往往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集体。这种集体有时表现为家庭,有时表现为宗族,有时表现为村落,但共同特征都是财产共有,不可分割。
 
梅因教授考察了原始印度村落传统后发现,尽管古代社会存在财产交易,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个人所属的团体为主体。集体共同财产的转移,往往需经过全部成员认可,因此财产让与往往伴随多种多样的象征性仪式,为的就是使整个交易,能够深刻印在每个集体成员脑海中。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即便集体或宗族的财产,也随时面临被抄没的风险。君主专制之下,个人命运浮沉,系与专制君主一念之间。因此,国王以外的每个人,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财产权的存在,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进步。但是,对财产权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解和不足。
 
比如,很多人会把把财富等同于财产权,以为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富人利益,侵害穷人利益;或者认为保有财产权等同于“财富平等”;还有的人认为,先有了法律,才有的财产权;财产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政府或者一个强大国家的产物;财产权意味......
 
这些看法都忽略,或者根本不知道财产权的本质。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说:“人是天生的财产所有者,因为他天生地需要维持自己生命的必需品,天生地具有满足这些需要而必须的器官和能力。能力是人自身的延伸,财产权是这些能力的延伸。”也就是说,财产权是人自身的延伸,无法与人分割开来。财产权等于,甚至重于人的生命权。
 
因此,法律、制度、政府、议会、国家等不是赋予人财产权的形式或组织,它们是为了保护财产权才出现的。
 
从这个根本的层面出发,奥地利经济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霍普将财产权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不同于过去经济学家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财产权的论证,霍普的理论把财产权前置于人类所有活动,成为具有统领地位的第一性原则。
 
霍普说:“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质疑私有财产,都会陷入自相矛盾。因此,《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这本书,是对于理解与捍卫权财产权,最深刻、最前沿的总结,能够帮助我们读懂现代文明的精髓。
 

商  业
 
古代文明几乎是农业文明的同义词。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扩大规模是增产的最主要手段,因而土地争夺十分激烈。这就必然导致尚武精神和好战主张的流行,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邻国或被邻国攻击。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安全、独立及存在本身。
 
但这一局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协作的扩展逐渐被打破,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进步,让交易费用变得越来越低,一个文明有机会与遥远的另一个文明进行贸易交换。大家逐渐发现,商业所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战争。这为现代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业发展必然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而商业发展的动力,必然是每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从本质上说,商业的价值就是对个人需求的满足,没有个人自由的拓展,也就不可能有商业的繁荣。
 
商业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满足了人们的欲望,也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权威的干预总是陷入一种窘境:每一次集体权力希望代替个人思考时,它便侵扰思考者。每一次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更昂贵。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在书中,斯密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在斯密看来,人的利己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
 
他说:“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目的。”
 
因此,商业足够繁荣的文明让权威没有插足个人领域的缝隙,这是商业保障个人自由的另一种体现。反过来,个人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和驱动力又能进一步推动商业文明的发展。
 
《国富论》给现代商业文明划定了最基本的原则,奠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基调,因此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但是,《国富论》的意义不止于此。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国富论》出版200年之际感叹,虽然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熟,分析也越来越复杂,但是在经济体系运行方面,仍然鲜有超越亚当·斯密的高明洞见。

 
法  治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国还是小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都在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将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融合成一个更大的、陌生人大规模协作的大共同体。与其说这是历史的使命,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既是商业发展的原因,也是商业发展的结果。
 
在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中国是第一个拿出完整解决方案的古代文明。办法是,以宗法结构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中央集权系统,让皇帝凌驾于一切,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对皇帝效忠。
 
这套系统的好处,是建立起超稳定的社会机构,为中国带来几个“盛世”,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了皇帝本人,没有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获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最终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创造性,民间也未能生长出有活力的商业制度。
 
西方人比起我们来说要“后知后觉”得多,在中国称雄东方时,西方在混乱中摸索了千年之久。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虽未能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体系,却无意中触及了另一种文明模式。
 
这种新式文明在身份关系解体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它假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互相之间通过一套确定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进行协作和交往,逐渐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拉进同一个协作网络。
 
西方模式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生长出了个人权利,也生长出了制约王权的力量。以商业繁荣带来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个人权利与制约王权的力量相生相伴,逐渐成长为我们所熟悉的法治。
 
“法治”两个字看起来很平常,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古代社会也有法,但往往是国王之下的法,更直白说,是管老百姓的法。百姓有服从的义务,却没有受保障的权利。从以“权力”为核心到以“权利”为核心,是现代法治区别于古代法最重要的标志。
 
“权力”仅仅让出核心的地位还不够,现代法治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将“权力”限制在契约的笼子里。“法无禁止即可为”在这里就变成了“法无授权不可为”,两者合起来,才是现代法治完整的内涵。
 
因此,王建勋老师在《驯化利维坦》一书中指出:“‘法治’的核心在于用规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包括掌握权力者,为其行动划定边界。这不仅要求规则经由正当的程序事先颁行,而且还要求规则得以有效执行,以及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公证的裁判。”

即便如此,法治还是会受到强权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变成“恶法之治”。为此,人类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提出有限政府理念,以此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赋予法治多一层保障。
 

法治不是任何人和组织意志的体现,而是共同体全部成员的“基本共识”;法治不是富国强兵或者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法治有且只有唯一的目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哈耶克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不会自动到来,也不能一劳永逸,因此需要我们对侵犯自由之举保持高度警惕。
 
现代文明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一路走来,个人自由、财产权、商业以及法治结伴而行,环环相扣,越发彰显其竞争力。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不仅关乎现代国家的发展,更关乎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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