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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Michael Puett: How to Read a Text
“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系列讲座｜第二讲
新加坡/北京时间2021年2月27日9:30-11:40（美东时间2021年2月26日20:30-22:40），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第二场在Zoom平台上举行，讲题为“How to Read a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Early China”，由哈佛大学Walter C. Klein中国历史与人类学讲席教授Michael Puett（普鸣）主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曲景毅主持。185位观众登记了本次讲座，普鸣教授的讲座引发了出席学者们长久热烈的讨论，珠璧交辉，精彩纷呈。讲座以英文进行，我们以中文纪要，欢迎批评指正。
普鸣教授目前的研究致力于书写战国至东汉魏晋文本解读理论及实践的历史，他希望以此梳理早期传注传统（commentary tradition）及争论的发展脉络。普鸣教授从战国时期文本产生与解读争论切入，尝试回溯至争论本源，以观传注传统的发展，但他的研究不局限于传注本身，还关注一些代表性人物，如王充（27-97）、葛洪（283-343）等等，他们不仅是传注的写作者，在传注传统的发展中也有着深远影响。普鸣教授期待这一研究完成后，有助于我们看清文本解读实践早期发展的一些脉络。
《老子想尔注》对当时注释较为激进的批评，与东汉末期礼法与经学系统走向崩溃的背景有关。然而普鸣教授指出《老子想尔注》对经典诠释的反思与神学主张并非独有，他以《太平经》为例，指出《太平经》同样认为人们需要跟随圣人从上天得到的启示，普通人应当停止自诩为圣人与误读圣人的著作，然而《太平经》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却是停止对文本的注解，只要去搜集所有能找到的文本并进行整理，整合所有的文本最终形成一种连贯神圣的解读。因此，诠释经典的人并不会成为圣人，解读文本不应从注释入手，而是直接按原样阅读文本，从而获得对文本清晰的理解，没有一种诠释本身的含义是清晰和连贯的。
因此，普鸣教授进一步阐明公元1-2世纪传注传统中重要的趋势，即直接阅读经典文本，接受字面的含义价值，不对文本本身进行诠释。他们的解读并非建立一个宏大连贯的结构，而是通过非诠释性地整合文本得出连贯准确的理解。普鸣教授想更进一步将这一趋势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为此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反对诠释的趋势会出现？代表这种趋势的注者强烈批评人们自诩为圣与误读经典的现象，他们关注与反对的是什么？二是他们从早期文本中看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批评与争论从何而来？
普鸣教授首先从战国时期文献中反思“连贯”的存在。以“赋诗断章”的现象为例说明诗歌在战国时期从未被完整地解读与引用。普鸣教授指出经典文本中普遍存在对古代历史的讨论，却很少有人关心对历史的叙述是否正确，而更关注叙述历史的方式与修辞，这些叙述与修辞以某种方式定义、改变了故事本身，如以诗句来暗指诗句本意以外的内容。普鸣教授列举《荀子》作为典型案例，荀子常以诗歌引出故事与论述，他的阐释却与诗文的原意相悖。从中我们可以看文本解读的发展变化，我们对过去的叙述实则都是对过去其他叙述的变体。因此，当我们希望追求诠释的“连贯”，并非过去的文本是一致连贯的，而是我们以连贯的方式对过去文本进行整合与诠释。
回溯这几个世纪文本的发展，人们自诩为圣人，将越来越多的内容放入文本中，正是为了构建一种文本解读的连贯性，普鸣教授给出《淮南子》的例子进行说明。刘安（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编著《淮南子》作为当时所有知识的总结，将当时的各类知识放入一个构建起来连贯的体系中，为此他们自诩为圣人，声称《淮南子》是圣人的著作。普鸣教授介绍Paul Goldin教授有一篇精彩的文章介绍了《淮南子》不仅是简单地拼凑各类文本，而是将所有的内容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重新融合到一起，普鸣教授指出在西汉时期以《淮南子》为代表，自诩为圣的人们以连贯的方式编写宏大文本，实则与1-2世纪《老子想尔注》、《太平经》、郑玄等人追求解读文本的连贯有相似之处，那1-2世纪的注者们究竟看到了《淮南子》等早期文本中什么样的问题？
普鸣教授认为西汉以来对编写《淮南子》等宏大文本的作者的“圣人”推崇，是1-2世纪注者们关注的问题所在，这种推崇意味着作为“圣人”的作者对经典文本有着绝对正确的理解，从而不断衍生各种诠释。而从《老子想尔注》等注者看来，这些“圣人”的诠释已经偏离文本原意，解读文本中围绕“圣人”的激烈辩论就此展开。
普鸣教授指出定义孔子作为最后一个圣人整理五经的说法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自诩为圣的人们整理汇编了之前的文本后，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成为了新的重点。以《诗经》为例，为什么孔子会如此选择与汇编？实际上，这正是在试图理解这些文本中孔子所构建的连贯性。为了理解文本，东汉时期经典诠释应运而生，繁复的经典诠释成为自诩为圣的又一方式。普鸣教授认为这也正是郑玄所反对的，就像孔子所做的只是整理这些经典文献来重建周礼，并非像西汉时期以编写文本来自诩为圣，因此郑玄只是同样整理这些经典文本，稍加简明的注释，目标在于重建周代文化的连贯性。为此郑玄和《太平经》一样，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只将所有现存的文本进行整合，不对内容做复杂的诠释。并反对人们自诩为圣人，以及这些“圣人”的注释。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参考郑玄的注解理解五经，然而郑玄也定义了我们思考经典文本的方式，普鸣教授认为这是郑玄等人作非诠释性解读的力量，由于郑玄是我们在传注传统中研究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当我们以郑玄的解读方法来理解郑玄的注解，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已有既定的解读方式及对文本的理解了。
普鸣教授认为对文本解读策略进行思想史研究，并试图了解这些不同解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旦我们了解这些解读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中反思已经习以为常的解读方式，因为我们过分接受文本本身是连贯清晰的，正如接受郑玄的解读一样。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解读，却很可能忽视了不同解读策略之间激烈辩论的复杂性。普鸣教授正是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来了解这些辩论的复杂性，为我们打开解读文本不同的思路，当我们看到如此丰富多样解读经典文本的方式，其他解读的可能性也就变得清晰了。
普鸣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引发了热烈精彩的讨论。主持人曲景毅老师认为如何解读文本，摆在任何一位学者、任何一个人文学科面前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要面对文本是如何被编纂的，讲座中提及孔子如何汇编经典文献，普鸣教授的近作“Who is Confucius in Today’s China? ”，是否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阐释？普鸣教授表示关于孔子关键的辩论从汉代开始，关于他到底是一个编纂者还是创作者。如果他只是在编纂，那我们依然需要理解为什么他这样做。我们所关注的是孔子即便作为圣人，只是整理汇编了经典；与之相对的观点是西汉时期将他与董仲舒、汉武帝等都视作“圣人”，他编写《春秋》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自诩为圣的人们通过诠释经典使人们服从圣人的指引。在中国对孔子的讨论中，分歧比较明显的是朱熹（1130-1200）的观点，朱熹认为诠释经典的目标不在于重现周朝的历史文化，而是理解孔子的“道”，而他的主张是对孔子以非常特别的形式进行解读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教授Paul Goldin（金鹏程）指出“孔子为最后一个圣人”的概念源于公元前584年孟子对墨子的反击，他认为如何判断作品正确的含义与作者真正的想法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对于解读文本的辩论在更早的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出现，1-2世纪的辩论并非开端。普鸣教授表示由于时间有限没能给出更早的资料，但他非常同意在战国时期相同的辩论已经出现，随着文本的篇幅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自称为圣人，而这种圣人的神圣性（sagacity）建立在更正确地理解与连贯地解读经典，《淮南子》强调《老子》如此难以理解，所以给出了各种复杂的解读。但他再次强调这场辩论的确从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开始，这取决于我们追溯到多早以前的文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晨阳则留意到当代也有类似的讨论，他读到一篇如何阅读一篇声称权威的文章，似乎历史方向的学者更倾向于寻找一个统一的答案和正确的解释，强调对错的判断，而哲学方向的学者则更开放地接受不同的解释，寻求“立一家之言”，然而古代的思想家并不会区分历史与哲学的解读，因此他询问普鸣教授对此的看法。普鸣教授以孔子编写《春秋》为例，激烈的争论围绕着解读方式，而非鲁国的历史事实。而回归到是否有一种对过去正确的解读的问题，在关于文本解读的辩论中更像是争论哪位圣人对过去的解读是正确的，是关于重建过去的正确方式，以及这种重建对我们现在与未来的影响，而不是追问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1-2世纪郑玄为代表等解读经典的学者所反对的观点。曲景毅老师补充道文本解读可以是非常个性化的，但有一些文本的汇编和产生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来获得权威，因此这种解读可能违背了文本原意。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高级讲师Esther Klein向普鸣教授询问在过去传注传统中体现郑玄解读独特性的例子，普鸣教授以郑玄《礼记正义》为例进行说明。西汉礼学理论的一部分根据正是从《礼记》而来，为此学者们有着激烈关于礼的性质、礼仪章程等内容的讨论，然而郑玄毫不关心礼学理论，他目标在于重建周的礼仪，因此他的注释是在字面上填充与《礼记》原文相关的内容，因此郑玄的注释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礼仪的参照。这也正是郑玄解读经典的方式——整合不同的文献形成连贯的解读，摒弃不能贯通的部分。郑玄的注释主导了我们对礼仪的理解，他的解读是对周代礼仪的表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张传远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有关David Schaberg教授对普鸣教授第一本著作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的书评中提及战国时期的辩论实际上是否开始的问题，同样的问题置于1-2世纪的辩论中如何解决？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述”与“作”的传统中定义郑玄等人的解读方式？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高级讲师Michael Schimmelpfennig提出了两个问题，他从汉代的章句传统到郑玄注释的发展来看，郑玄在文字层面用了非常简化的方式进行解读，他的解读并没有体现明显的文献收集。此外，他认为汉代章句传统应该被考虑进来，而且章句传统的解读方法与郑玄有所不同，他向普鸣教授询问了他对此的看法。普鸣教授指出章句的解读方式是以文本的片段阐述更大的论点与意义，然而这正是郑玄所反对的解读方式，郑玄简化的解读之所以能够令人信服，正是因为他的解读将不同的资料融合到一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生黄晓芊向普鸣教授提问关于文本解读连贯性的问题，如何看待文本中表述不一致的问题。普鸣教授以《淮南子》与郑玄等人的解读对“连贯”理解的差异为例，前者视“连贯”于宏大文本的构建中，而后者则相信通过整合使文本解读服从于文本的“连贯”。当我们回顾战国时期非常零碎的文本，我们需要的解读恰好可能与《老子想尔注》的观点相反。《老子想尔注》坚持不对原文本进行改动，而实际上变化与改动正是战国时期的文本产生的本质，如赋诗断章等，这也正是《老子想尔注》所关注并反对的。
Paul Goldin（金鹏程）教授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认为有一些文本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但通过模仿、讽刺确实表达了观点，他询问普鸣教授能否对“辩论”（debate）与“主张”（claim）再进行说明。普鸣教授表示在他看来这些传达了观点的文本都参与到了关于文本解读的辩论中来，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在文本解读中看到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战国时期的文本开始看到解读文本的不同方式，并且在这些解读中有些内容值得我们重新理解。相同地，只有当我们将郑玄高度简化的解读与其他文本同时放在一起，才能看到它的意义。也许“辩论”与“主张”并非最好的词语，但确实可以看到这些模仿、讽刺来传达观点的文本都被包含其中，这也正是普鸣教授想要呈现的。
新加坡/北京时间：3月27日，早上9:30 - 11:30
美东夏令时间：3月26日，晚上9:30 - 11:30
“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 03
旧传统与新思潮：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
主讲人：张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及副系主任。
新加坡/北京时间：3月27日，早上9:30 - 11:30
美东夏令时间：3月26日，晚上9:30 - 11:30
责任编辑｜林琳、黄晓芊
审核者｜曲景毅